2010年2月9日 星期二

FT中文網:富士康的敵人

FT中文網:富士康的敵人

“如果我有一顆導彈,我先把富士康給炸了,如果我有一把槍,我就把富士康的高管們給斃了。”

“富士康,你們就等著倒閉吧!”

“惡毒的資本主義我們就應該再來一次革命!”
這些詛咒,仿佛來自地獄深處,但卻自由地存在於網路之中,某些人需要的或許就是這種聲音。

一個工人的死,大有成為燒毀富士康帝國的導火索之勢。

馬向前,這個年輕生命的離去,當然會引起物傷其類的悲傷,這是人性的本能反應。人們渴望得到其死亡真相,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並希望死者家屬獲得應有的賠償。

真相總是簡單的,好像就躺在死者躺過的角落裏。

但警方為何遲遲難以給出結論呢?猝死還是被殺死,雙方都希望有一個明斷。我不敢妄斷,死者姐姐前後不同的說法,就是企圖引導輿論達到使警方不敢下結論的目的,但顯然這目的已經達到了。我相信這是警方不給說法的重要理由。

一個猝死的結論已經不能滿足民眾的心理需求,警方在躊躇。被殺死這種結論也難以輕易給出,如果可以,他們早就笑嘻嘻向全世界宣告了。

兇手是誰?動機何在?警方難以“做實”一個兇殺或虐待致死的事實。這是他們真正的難處。

真相有兩種,一是自然存在的,一是在巨大壓力下臆造的。某些時候,善良的人們寧可相信或者一定要相信一個臆造的真相。

事情本來並不複雜,如果我們相信政府並且政府也及時負起責任的話。事實是,公權力似乎在等待時機,不願意這麼輕易出場。在他們的意識裏,人是單位的所有格,死在那裏其聘用單位應該著急,並妥善處置。富士康自感無力說服死者家屬,便表明渴望政府介入,期望由此得到一個公正的結論。而死者家屬,一開始就不相信富士康觀瀾分廠華南培訓部這個單位,在感覺無法指望政府給他們一個合乎情理的結論後,走上了媒體戰之路。他們要借助輿論和民意,向富士康宣戰。而且,要讓其屈服。

被動員起來的媒體,幾乎一邊倒地支持死者家屬。已經有人指出,在這場站隊運動中,政治正確就是:勞工神聖,弱者有理。

沒有完美的企業,但媒體一直在塑造那樣的偶像。與此同時,他們也需要製造敵人,尋找敵人,這是媒體的生存之道。總有一些媒體熱衷於扮演裁判者的角色,他們不相信企業,凡是企業員工和企業發生糾紛,那就一定是企業的問題;他們也不相信政府,預先設定政府與企業是穿一條褲子的,只有自己能主持正義,拯救無辜的羔羊——那些總被傷害的員工。本應促進公眾相信法律和司法的公器,反而製造著對整個社會的懷疑。

富士康為什麼會成為敵人?有行銷專家指出,根本原因在於它從不做廣告,因而難以得到媒體的寵愛。這或許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人們誤解了勞動的本義,把一個需要付出正常辛苦的行為詩意化,由此產生對企業的某種苛求。一些不能適應富士康准軍事化管理、心理承受能力較弱的人,通過口口相傳或寫文章披露,放大了企業壓抑人性的一面。另外,一些帶有獵奇眼光的記者,刻意渲染富士康的自殺他殺事件,臆想勞資衝突。再加上富士康老闆低調的行事風格,他們對媒體的戒備與防範,使其領地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外界以“紫禁城”加之于富士康園區便是最佳注腳。諸種合力,使其背上了“血汗工廠” 的惡名,一有事情,便陷入一場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難以自拔。

死者不是一個抽象的符號,他身上的地域屬性被媒體凸顯出來。這個河南小夥子在死後得到了家鄉媒體的特別關照。河南《東方今報》記者撰寫的報導傾向性異常明顯,在兩篇被廣泛轉載的報導裏,資訊源大都出自死者姐姐之口——忽而稱警方認定是刑事案件,忽而稱尚未最後確定。而且,行文裏刻意製造富士康不得人心的氛圍,大張旗鼓調查該省深圳務工者的生存狀態,公開呼籲在深圳的河南籍打工者支持死者姐姐。這已經超出記者的倫理底線了:以主持正義的姿態,挑起地域鬥爭。他們自以為如此便能博取道德制高點。

這幾乎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要脅,挾所謂的民意以及可以大批量製造的民意,脅迫政府和企業低頭,實現輿論霸權的利益訴求。這樣的報導,被幾十家網站轉載,正好說明了媒體從業者職業操守和道德立場的真實狀況。

民粹主義已經成功地製造了勞資對立。弱者似乎具有神聖感和道德赦免權。這是基於盧梭式平等觀所生成的意識形態幻覺,也正演變成一種世界觀。推倒重來的潑皮無賴式的流氓暴力主義基因,一有機會就會發飆,製造自己所需要的威懾力。

目下中國,因為道德和法律的雙重失效,人們似乎獲得了某種狂歡的權力。經由輿論與民意的發酵,往往能觸發政府的互動,從而獲得審判個別人事的主導權。這被自由主義者視為政治進步的徵兆,但他們忘記了,這種權力可以在幾秒鐘之內被剝奪殆盡,能給你的,也就可以全部拿走。這種互動蜜月,很快就會結束,最終必須由一方主宰。一個甲子中國社會的演變,並沒有產生包容的品性,蠻橫的力量總希望獨霸公共權力和公共空間,他們不願接受容納一個社會的反對力量,所採取的措施無一不是逼迫其鋌而走險。在這種政治傳統下,智力分子只能淪為看客,也只有成為看客才保有安全。民心浮動,大眾淪為哄客,比看客還要可怕。任何一個事情,都可以成為起哄的由頭,經由不可控的神秘的傳播,進而釀成事變。影響社會的正常進程。

另一方面,這種民意與輿論共振所取得的戰果,極易使民心驕橫,企圖替代司法行政的革命心態蠢蠢欲動——實際上也就是無政府主義勢力的崛起,這是中國最為可怕的跡象。在政府權力失效的地方,一定有形形色色的無政府主義者興風作浪,這對國家當然不是福音,對民眾又何嘗不是災難呢?這些勢力煽動以民意取代司法行政,骨子裏卻是唯我獨尊的法西斯主義邏輯。每一個看似光明的民意後面,都藏有一個或一批企圖支配社會進程的准法西斯分子。能讓這樣的人反復出現的社會,註定還要經受更嚴峻的考驗。

富士康希望訴諸法律,竟然被解讀為缺乏人性,以勢壓人。但“大鬧天宮”就能解決問題嗎?在南方某個標榜民心至上的民粹主義網站,四小時點擊數十萬,一夜之間橫掃互聯網,不經過精心策劃與運作,能做得到嗎?所謂自主發帖贏得民心是一個可愛的謊言,既可表明自己的正義性,又可為網站做宣傳,誘使更多的人前來控訴,提升人氣。對未經證實的攻擊性帖子的置頂做法,將其塑造成了全民上訪接收站的角色,也變相孕育了一個需要花費刪帖的揭黑產業鏈。

鬧事,為的是鬧出結果。已經有不良媒體散佈廠家請求和解卻被死者親屬拒絕的消息。這隱約透出要鬧出好價錢的玄機。我已經隱約感到,已經有人把磨得尖利的牙齒對準了富士康,但這次他們沒准會失望。

分別心讓我們對離自己遠的人執掌的企業很容易滋生不滿。被汙名化妖魔化了的富士康,胸前已經刺有猩紅的A字,這個羞恥的標記似乎已經註定——人們對你的玩弄不過是一個慣性消遣,對一個“髒”企業,誰也不會在乎自己踩上去的腳有多重。悲劇的導演在幕後,在閃爍的螢幕後面。

富士康的敵人在哪里?套用一句時髦的句型:在我們每一個尚未文明的人的心裏。

來源:FT中文網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老愚

馬向前之死起波瀾 富士康為何總成眾矢之的?

日前,員工馬向前之死,也讓富士康所屬的臺灣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表態,他強調,對於擁有70萬員工的富士康來說,總會有一些意外情況出現,並稱“這不是我們想看到的”。但是,每次富士康出現事端,總會有人問,為什麼又是富士康?而也總有富士康的人抱怨,別人出事時為什麼沒有這樣的關注度?此次富士康請來近百員工讓媒體直接採訪,公開性和誠意前所未有,然而這並不代表富士康本身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馬向前之死,從目前披露的情況看,在他死前三天裏,整個廠區幾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的存在,總讓人感覺生命在這裏的存在有些輕飄。

安全薄弱處 監管如何完善?

馬向前倒在宿舍樓下,最先發現他的並不是保安,而是一位工友。記者就此詢問富士康保安部門負責人時,他表示每棟宿舍樓下沒有安排保安,宿舍樓門口一般也沒有安裝監控,記者在觀瀾分廠內留意了一下各棟樓房門口,的確都沒有安裝監控攝像頭。

該保安部門負責人表示明確安裝攝像頭的地點是廠區各大門口,後來有工作人員補充在宿舍樓梯口亦有安裝攝像頭,但並未允許記者去查看。

富士康觀瀾分廠有數萬名員工,該廠區保安部門負責人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廠區一共有十幾名保安人員,他們的工作重點負責生產線上的安全。

宿舍樓內的安全誰來保證?馬向前所在的觀瀾分廠B3宿舍樓,有兩名宿管員,輪流值班。據他們介紹,宿管辦公室是在二樓的一個房間,並不是在宿舍樓門口。宿管員的職責是每天早上給員工提供充電方便,另一工作是每天查房,看一下宿舍有無異常情況,以及有無廠外人員在宿舍內。這樣的人員配置和功能,顯然無法保障宿舍樓內的人身安全,而視頻監控的缺失,更是讓宿舍樓的安全顯得相當薄弱。

網上傳言“工人被叫去保安室後就別想全身而回”,富士康觀瀾廠區一位行政主管對此斷然否定。但在監管欠缺的廠區,如何避免別人在這方面的猜疑?富士康前員工唐先生表示,如果能讓廠區一些別人認為“陰暗”的區域更公開和透明,傳言自然也就煙消雲散。

週末加班加點 員工負荷多大?

馬向前的姐姐馬慧曾屢次提出,她的弟弟經常加班加點工作,非常勞累。“過勞死”也成為被猜測死因中的一種。富士康一線車間的部門主管對馬向前夜班情況的說法是,一般從晚上8時到次日早上8時,其間有2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但他未提及週末加班時間的問題。

記者從馬向前12月的工資單上發現,他的加班費比基本工資還高。正常工作天數為21.75天,其中“平時加班小時數”是47小時,平均每天加班2小時多一點;而週六日加班小時數則是55小時,這意味著每個週末要加班約14小時,如果兩天週末每天加班7小時,整月中就沒有哪一天能休息。

記者私下問一些員工作息時間時,他們均不願告訴記者,至於平時有什麼休閒娛樂活動,他們也沒說。

舍友幾無交流 壓力何處排解?

馬向前所在的宿舍共有9名員工,當他們集體站到富士康集團高管面前接受記者詢問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馬向前有手機,而唯一知道馬向前有手機的,又不知道其手機號碼。

細問之下,他們互相之間都不知道對方的手機號碼,平時互相聯絡之少可想而知。以至於當場一位高管都覺得詫異,問他們“你們互相之間怎麼都不知道手機號碼?”一位寧姓員工確定了馬向前死之前的兩天晚上,他的床上都有人在“躺著”,但他不能確定那是不是馬向前。

當員工們千篇一律地體現為一副淡漠和機械化的臉孔時,很難讓人相信他們都只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員工之間在工作之餘互相幾無交流,也讓人好奇他們的壓力何處排解。

至少從馬向前死前三天行蹤細節的匱乏,可以知道在這裏他沒有體會到別人的關懷。他唯一主動去交流的物件是宿舍樓的宿管員,在辭職申請未通過的時候,去他那裏抒發一下苦悶。

在新聞發佈會上,一位富士康高管對此唏噓不已,似乎也意識到在內部企業文化上存在的問題。

來源:2010-01-29中國 《南方都市報》

從馬向前事件看富士康危機公關

2010年1月23日淩晨4點半,深圳富士康員工馬向前被發現倒於觀瀾實習工廠的B3宿舍樓下,觀瀾實習廠區值班警衛長於4點45分撥打120呼救,經深圳觀瀾人民醫院120醫生現場施救無效後於5點40分確認不幸死亡。近年來,隨著全社會對勞動者和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日益重視,類似華為這樣知名大型企業員工自殺引發的的員工待遇、工作強度、內部管理等方面話題一直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現在同樣作為全球知名企業的富士康出現了這樣一起員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一時間網路間熱議紛紛,對富士康的員工待遇、管理政策等方面的質疑也如影隨形浮於網間。

無疑,這一事件如果處理不好,對富士康的公司信譽、產品形象乃至市場接受度、未來發展都將產生不可晚會的損失。但就事態至目前為止的發展狀況來看,固然現在還無法斷言這一實踐最終將向什麼樣的後果發展,事實真相也呈現出撲朔迷離之勢,但富士康的危機公關確有可圈可點之處。處理好這一事件的焦點當然是在馬向前死亡事件之中富士康是否具有不可推卸的公司責任?如果問心有愧,富士康在後續的處理和表現中自然膽氣不壯、心氣不高;如果問心無愧,富士康則可心平氣和、理直氣壯地從容應對之。事實表明,富士康的表現正是後者之狀。

首先,高層態度鮮明,堅決查清真相。

據富士康內部人士透露,“我們對事情的進展都向董事長報告,並且公司已接到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一定要配合警方全力調查,要查出真相”的指示。這一指示的關鍵字一是對員警方的“配合”,即不得採取任何不配合的態度,更不得採取任何干擾、阻撓的方式;第二個關鍵字是“全力調查”,即公示出對事件真相一查到底的決心;第三個關鍵字是“真相”,表明了對查出事實真相的衷心期待。這一內部指示在面對媒體時的似時公開,可以很好地在公眾面前樹立起富士康最高層對這一事件的高度重視和鮮明態度,進而有利於樹立起富士康公司珍惜關愛生命、重視員工權益、遵紀守法的公眾形象。

其次,秉承公開透明原則,主動聯繫直面媒體。

事件發生之後,富士康迅速召開兩次媒體說明會,就媒體和公眾關心的問題面對面作出回答。一方面,富士康明確表態:“富士康十分理解家屬的心情,對馬姓員工的死亡感到非常痛心和惋惜”,“集團同家屬一樣迫切希望能夠查明死者的真實死因。”一方面,富士康決定懸賞50萬元發動員工和社會力量提供線索,並主動歡迎媒體監督。另一方面在1月27日晚間召開的第二次媒體說明會上,發佈了富士康集團工會對這一事件所做的調查報告,對公眾所關注的焦點、疑點問題有針對性地給予明確解釋說明。如針對事發之前馬向前可能與公司或公司員工發生衝突的說法,富士康沒有以一紙聲明來解釋,而是讓與馬向前一起工作過的員工來證實“在公司沒看到馬向前和誰吵過架,也沒有看到誰欺負過他”;針對馬向前在事發前曾被罰掃廁所的說法,由馬的工友介紹富士康廠區每個流水線上的工人都會安排輪流打掃廁所,以證實這是“分內事”而不是懲罰。甚至對所傳馬向前被乘法的原因——“打斷工廠的鑽頭”——也給出了說明,即馬向前“生前的技術等級沒有達到操作鑽孔機台的水準,沒有機會打斷鑽頭,也不存在因此受到懲罰。”由上述認真細緻的答復細節足以看出富士康真誠面對媒體、努力揭示真相的一番誠意和不懈努力,這都是可以為富士康的危機公關添分增彩的地方,堪稱名企危機公關相對較好的一個案例素材。

第三,講求方式方法,力爭應對有度。

值得注意的還有三個方面細節。首先是富士康在舉辦媒體說明會時的兩個小小細節,一是將說明會放在事發所在地觀瀾實習工廠舉辦讓媒體人士獲得第一現場的資訊以表達不封鎖不蒙蔽的態度,二是在說明會上將在內部做獨立調查的工會主席、與此案有關的警衛,以及觀瀾分廠精密加工一廠的數十名主管、保安、宿舍管理員、死者工友都請到現場,直面媒體盤問。在現場一位主管表態:“全世界最想知道真相的是我們。”類似這樣的表態,由事件相關人當面說出與由公司一紙書面說明發佈出去,兩者效果自然大不一樣。

其二是抓住機會宣傳公司的員工管理政策,以正視聽、去懷疑。如說明會上不失時機地強調 “富士康有一個職工投訴機制,包括大客戶也會對我們稽核,甚至每個員工工牌背後都投訴電話”、“ 富士康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員工投訴機制,甚至在每個員工工牌背面都印有投訴電話”,以澄清員工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疑問。

其三是對警方正在調查事項表現出必要的身慎態度。針對媒體說的馬向前身上有傷等情況,富士康的回應並未有具體內容,而是表示“該事件正處於警方調查中,我們認為任何一方都不應該透過公共管道發佈不確定資訊,雙方在沒有警方最終結論發佈前都應保持理性。” 這無形中保持了某種對警方正式而嚴肅的法律調查所應有的風度。

當然,事件進展至今還是疑雲重重,也沒有令人信服的第三方證據表明馬向前死於“猝死”還是“刑案”,至於現場狀況、法醫檢驗等方面的不同說法仍然芸芸於網上,但至少我們可以從富士康在公關應對的某些做法之中,感知一些值得借鑒的東西。

來源:博客--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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