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芳四高管被停職或因賄賂中國官員

雅芳四高管被停職或因賄賂中國官員

4月13日，有消息稱因涉嫌行賄，化妝品直銷巨頭雅芳已暫停4名高管職位，其中包括3名中國區高管。昨日下午，雅芳中國發布聲明證實，基於該項內部調查，4位員工被要求在結果出來前進行行政休職，這在很多類似的調查過程中是一貫做法。

《每日經濟新聞》了解到，此事件緣起2006年2月22日，雅芳獲得的中國第一張直銷牌照。據報道，雅芳4名停職高管分別是中國區總裁高壽康、首席財務長JimmyBeh和負責公司事務及負責政府公關的C.Q.Sun。此次調查從雅芳公司的中國業務開始，目前已經涉及十幾個國家。指控的賄賂金額一開始涉及數百萬美元，後來有所增長。

雅芳中國昨日聲明中說，雅芳2008年6月主動啟動了針對中國區業務的內部調查，該調查在審計委員會以及外部顧問的監督下進行。該調查仍在進行中，到目前為止尚沒有最終結果。

根據美國《反海外賄賂法》，對個人處以10萬美元的罸款和5年監禁的懲罸；對公司則是最高200萬美元的罸金，根據選擇性罸款的規定，實際罸金可能會是行賄所圖謀利益的兩倍。

2008年雅芳公司公開宣佈，基於雅芳CEO鐘彬嫻收到一名員工的舉報信，信中稱在中國境內的經營機構內有可能存在與經營相關的不適當的差旅費、招待費和其他費用，這些費用與中國政府官員旅遊相關。2008年6月，根據美國《反海外賄賂法》，雅芳公司展開內部調查，且已經主動知會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及美國司法部。

有消息稱，該調查與中國政府官員有關。這要追溯到中國第一張直銷牌照的發放。

2005年12月1日開始，直銷市場正式開放，但企業因不明申請程序細則，一度出現直銷牌照門庭冷落的局面。2005年12月中旬，商務部澄清牌照申報程序。兩個月後（2006年2月22日），雅芳突然獲得第一張直銷牌照，並在32個省的74家分支機構已獲得了審批，擁有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上千家服務網點。。

一時間，業界對雅芳獲得直銷牌照頗有微詞。雅芳怎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牌照？據國內直銷業內人士稱，雅芳直銷牌照的事情可能與前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鄧湛有關。據了解，鄧湛任外資司副司長期間，還曾在由雅芳、安利、完美、南方李錦記、玫琳凱、如新、康寶來7家直銷企業組成的“關注中國直銷開放小組”中任職，並力主“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直銷體系”，雅芳就是在其任內在中國內地獲得首例直銷牌照。2008年9月，鄧湛因涉嫌收受巨額賄賂被抓，知情人士稱，此事或與批准直銷牌照有關。

來源：2010年4月13日 《每日經濟新聞》

憂賄賂調查蔓延 雅芳股價大跌

雅芳(Avon Products Inc.)股票價格週二下跌8%，因投資者擔心該公司在拉美等重要市場的業務可能受到針對公司高管被指賄賂而展開的內部調查的影響。

《華爾街日報》週一報導，雅芳已有四名高管停職等待調查結果，其中包括三名中國分公司的高管，一名知悉調查內情的人士說，調查已經從中國擴大到十幾個國家。雅芳在週一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向員工宣佈了這四人停職的消息。

知情人士說，雅芳董事會下令公司調查人員全權調查整個公司範圍內的商業行為，包括最高管理層。這些知情人士說，長期擔任雅芳首席執行長的鐘彬嫻並不是調查的重點。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說，調查將持續多長時間還不清楚。與此同時，雅芳預計將收緊培訓和費用等方面的授權，以杜絕不合法的海外開支。雅芳發言人週二說，我們繼續強化在世界範圍內注重道德與合規的培訓，並強調公司主動發起了當前的調查。

週二下午四點紐約證交所綜合交易時段，雅芳股價下跌2.77美元至31.99美元，為幾乎一年來最大的百分比跌幅。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分析師施密茲(Bill Schmitz)說，人們最擔心的是問題不僅僅存在於中國。如果蔓延到中國之外，就會是災難性的。

自2008年6月以來，雅芳一直在調查中國的某些差旅、招待及其他費用是否存在不當。知情人士說，調查隨後擴展到包括拉美地區在內的更多國家，雅芳的很大一部分銷售額和利潤均來自拉美。上述知情人士說，所指的賄賂金額一開始涉及數百萬美元，後來有所增加。

雅芳的調查集中在員工是否遵守了《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這部法律規定賄賂外國官員為非法行為。知情人士說，這項調查的起因是一名員工致信鐘彬嫻，稱有與中國政府官員旅遊相關的不當開支。

雅芳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和美國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披露了這項調查。在雅芳力圖從衰退中恢復之際，這起調查可能令其分心。雖然失業狀況幫助擴充了雅芳的直銷銷售代表隊伍，但該公司銷售額因匯率起伏以及女性減少購買化妝品以節省開支而受損。雅芳去年的銷售額下滑3%，至104億美元，利潤下降29%，至6.258億美元。

這起調查可能還會影響雅芳的整體形象，雅芳一直聲稱自己致力於改善女性的生活，並宣揚自身的慈善之舉，以此苦心經營整體形象。

來源：2010年4月14日 《亞洲華爾街日報》

雅芳中國區高管行賄官員被停職 還原外企行賄路線圖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化妝品直銷巨頭雅芳已經在一次內部的賄賂調查中檢查出四名高管有問題,其中有三名是中國區高管。目前這四名高管均被停職。正在調查的可能過錯包括為與雅芳業務相關的中國政府官員出錢赴法國、紐約、加拿大及夏威夷旅遊。　　

不管是此前的西門子全球賄賂案，還是力拓、雅芳行賄事件，以及正鬧得沸沸揚揚的力拓案，都讓人們看到：一向號稱管理嚴格的外企，實質上卻是行賄的重災區。　　

一位元曾服務於大型跨國公司的地區銷售經理劉先生向記者還原了目前流行的幾種行賄方法。　　

行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方法很容易被追查，而另一些時候監察部門並不容易找到最後的受益者，因為這些方法從表面上看幾乎堪稱“完美”。　　

劉先生告訴CBN記者，一種做法是“銷售員—諮詢公司—客戶(即受賄人)”的形式進行。　　

也就是說，銷售員要把賄賂款送到受賄人的手裏，必須要有一個類似諮詢公司的“第三方”作掩護。　　

假設某外企銷售員想讓客戶購買一套1000萬元的設備，他會和客戶先談好，事成之後將給對方多少“好處費”。好處費的多少完全取決於雙方的協商情況，既可以按照1000萬元的比例來設定(1%到10%)，也可以約定一個數字，如5萬元或者10萬元。　　

隨後，銷售員會代表自己的公司與諮詢公司簽訂一份“諮詢服務”協定，其中涉及到一筆“諮詢費”。之前約定的好處費就堂而皇之地以“諮詢費”的名義打入諮詢公司的帳戶。“至於客戶怎麼拿到這筆錢，我就不知道了，他總有辦法。”劉先生說，一般這種事情他不會多問。　　

而目前扮演這種角色的諮詢公司其實也分為兩種：一類是有眾多諮詢服務合同的大型諮詢公司，其實際控制人是外資(即行賄方)，但從法人代表到職員安排，都很難讓人發現幕後人到底是誰。　　另一種則是由受賄人自己操盤、規模很小的諮詢公司，主要作用就是用來過賬。這種諮詢公司的負責人通常是受賄人的親戚、朋友、同學等等。　　

劉先生表示：“我當時所在的公司裏，沒有人提醒我們不要行賄。外企看重銷售額、銷售增長率。只要業績能按時按量完成，你到底如何與客戶合作，都不重要。”　　

另一種常見的辦法則是“承包工程”，路徑大致是“外企銷售—供應商—客戶”。　　

某外企銷售人員想從一位元客戶那裏獲得一個大型的房地產佈線項目，銷售人員就會利用各種關係先接近客戶，並約定事成之後付給對方一筆“好處費”。　　

劉先生告訴記者，銷售人員拿到合同後，會向一些供應商(如電線、電源等生產企業)購買配件並支付“採購款”。　　

約定好的“好處費”就會在“採購款”的掩護下，一併打入到供應商的帳戶上。“而這些供應商恰恰就是客戶指定的，款項到賬後，客戶會想辦法取出那筆錢，至此行賄過程也就完成。”　　

不管是“諮詢費”還是“承包工程”，做法都比較隱蔽，既不能認定外資公司洗錢，也不能說客戶“受賄”，因為這些做法很難被監察機構追查到。　　

能被列入企業“管理費用”的培訓、境外旅遊等方式也是另一些慣用的行賄手段。外企銷售從財務部門獲得幾萬元的旅遊(或培訓)費用之後，就能將其中一部分現金直接塞給客戶。這種做法相比“諮詢費”和“承包工程”而言，經手人更少，也更隱蔽。　　

當然，儘管不少銷售員已經將各類賄賂手段掌握的爐火純青，但監察機構想要徹查也並非無跡可尋。該銷售經理就表示，不管怎麼說，錢仍然要經過財務走賬，“不少案件追查的核心就是企業的財務賬目和財務經理本人。”

來源：2010年04月13日 《第一財經日報》

雅芳中國區高管行賄官員被停職 外企為何熱衷在中國行賄?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化妝品直銷巨頭雅芳已經在一次內部的賄賂調查中檢查出四名高管有問題,其中有三名是中國區高管。目前這四名高管均被停職。正在調查的可能過錯包括為與雅芳業務相關的中國政府官員出錢赴法國、紐約、加拿大及夏威夷旅遊。　　

不管是此前的西門子全球賄賂案，還是力拓、雅芳行賄事件，以及正鬧得沸沸揚揚的力拓案，都讓人們看到：一向號稱管理嚴格的外企，實質上卻是行賄的重災區。　　

這些跨國公司在其自己的國家內都是秉持公平競爭理念、遵紀守法的企業，否則它們也不可能成長為大企業，但是為什麼一進中國，就公然違背商業準則，大肆行賄？問題只能從我們自身來找。比較表面的結論是，我國的市場環境不太好，社會監督不力，法律和體制不完善，導致跨國公司的機會主義盛行。但是，如果這些機會主義作風“此路不通”，那麼，跨國公司必然會放棄這種行為，尋求正常的市場競爭道路。問題偏偏在於，跨國公司在中國大肆行賄，是因為從中嘗到了甜頭，這種商業賄賂能夠讓其輕而易舉提升業績。在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面前，跨國公司作為一個“經濟人”，當然會選擇以這種手段來打開“抄近道”的便利。　　

但是，這樣的結論並未觸及跨國公司在中國行賄這一問題的實質。這是因為，在一個高度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裏，企業只能依靠自身的實力來拓展市場，在一個競爭充分的市場裏，任何企業都無法對市場產生支配，因此對其行賄基本上不可能產生什麼作用。然而，中國在一些行業所實行的高度的國家壟斷卻使市場競爭未能得到充分發育，也給商業賄賂培育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行賄對象幾乎清一色都是大型國有企業，很顯然，壟斷使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舉步維艱，它們只有找出中國公司的縫隙，才能“出奇制勝”，我國國內對商業賄賂的打擊不力正是這樣一個可鑽的縫隙。由此可見，高度的壟斷不僅對市場的自由競爭造成破壞，而且已經對收受賄賂形成了一種難以抵制的強大習慣。透過一系列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行賄案，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現象，儘管行賄企業已經曝光並受到了國外司法機構的處理，但我國國內卻很少見到對相應的受賄人的監管與懲處，此次發生的UT斯達康公司行賄案，儘管在美國早已曝光，但國內的電信公司卻不為所動。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國方面已經將UT斯達康公司行賄的具體路徑公佈，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司法機構要查清受賄人已經不是一件難事。但是，從我國有關方面以往對跨國公司在中國行賄案的態度來看，此次由UT斯達康引出的我國電信公司受賄懸疑很可能仍會不了了之。　　

頻頻發生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行賄案，對這些跨國公司固然是一個沉重打擊，但也使中國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受到了巨大損害。因此，我國有關方面應該認真應對國外司法機構對跨國公司在中國行賄案的處理，加強監管力度，嚴厲打擊中國政府部門和大型國有企業中的受賄現象。而從根本上說，我國還應加大改革力度，減少行政力量在市場准入中的作用，努力構築起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平臺，讓跨國公司的行賄喪失市場。這樣，不僅可以杜絕賄賂事件的一再發生，從根本上說，將有效地維護市場秩序，促進經濟發展。

來源：2010年4月13日《南方都市報》

雅芳中國區高管行賄官員被停職 官員為何沒事?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化妝品直銷巨頭雅芳已經在一次內部的賄賂調查中檢查出四名高管有問題,其中有三名是中國區高管。目前這四名高管均被停職。正在調查的可能過錯包括為與雅芳業務相關的中國政府官員出錢赴法國、紐約、加拿大及夏威夷旅遊。　　

外企行賄，已經成為某些跨國公司在中國生存的“潛規則”。有些跨國公司甚至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適應本土市場的“異化”策略。正因為如此，有人發出了更應嚴格追查“洋腐敗”的呼聲，因為“洋腐敗”對於中國市場的佔領、對於民族企業的威脅、對於中國利益的掠奪都嚴重得多。　　

筆者認為，要嚴打“洋腐敗”，首先應該嚴打“土腐敗”。只有首先嚴打“土腐敗”，才是抓住了遏制“洋腐敗”的主動權。值得思考的是，一些跨國公司在其母國嚴明的法律制約下，還算規矩，一旦到了中國這樣一些發展中國家，就迅速轉變了行為方式，大肆行賄。當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中國市場視為戰略要地時，其行為特點就變得具有十足的中國味道。“本土化不僅是商業策略，還包括與人溝通、與社會環境相融合等很多方面。”由此可見，“土腐敗”是“洋腐敗”發生的基礎和條件。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土腐敗”，任何“洋腐敗”都不可能發生。當他們發現在中國的土地上，權力腐敗能使他們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空間，而我們的公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民主決策又不到位，運行過程又不透明時，政府機構中的權力人員成為單獨決策人，掌權的官員必然成為中外企業腐蝕的對象。　　

朗訊公司被處罰，說明美國出手反對“洋腐敗”了。此前，美國DPC公司天津德普診斷產品有限公司在1991--2002年期間,向中國國有醫院的醫生行賄，用來換取這些醫療機構購買其母公司的產品,德普公司從中賺取200萬美元，但後來被罰款404萬美元，同時繳納75萬美元的預審費等費用。美國依據的是《海外反腐敗法》有關“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的規定。而站在美國的角度說，它所反對的恰恰是“土腐敗”，而且連海外的“土腐敗”也一起反了。　　

現在，美國已經反“洋腐敗”了，有一個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我們怎樣反對“土腐敗”？從大處說，我們怎樣懲治在商品交換中的腐敗行為？從小處說，我們怎樣把接受朗訊公司314次旅行的中國官員查出來進行處罰？行賄的外企已經被美國方面處分了，受賄的中國官員卻安然無事，這不是一個世界性的笑話嗎？

來源：2010年4月13日 《新華網》

專題：富士康，你的員工為何總自殺

你應該為富士康“跳樓門”感到羞愧


今年以來，深圳富士康多次發生員工跳樓、墜樓事件。據不完全統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至少有6名富士康工人因跳樓致死或傷殘。這家著名的企業因此陷入爭議之中。近日，富士康集團管理人員接受媒體的採訪，婉轉地承認，對新生代員工的“人文主義關懷不夠”，在管理和企業文化方面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無論是什麼樣的企業，如此頻繁地出現員工跳樓的現象，當然是管理方面存在問題。這樣的“檢討”一點都不新鮮。去年7月，富士康員工孫丹勇從12層樓跳下身亡之後，富士康集團商務長就承認內部管理不足，在排解職工的心理困擾方面做得“不夠細膩和有條理”。現在看來，富士康這方面的問題暴露得更為嚴重，已經不能用“不夠細膩”來形容了。對自己的員工以死尋求解脫的獨特企業現象，富士康早就不該王顧左右而言他，而應當鄭重地向整個社會表示道歉。　　

對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和企業文化存在多種非議。孫丹勇跳樓之後，曾有人注意到其他員工的冷漠反應，並將那種沒有同情和憫惜的心理稱之為“狼性化管理”所導致的自私和偏激。也曾有媒體通過深入的採訪，直截了當地批評富士康是“血汗工廠”，結果遭到了富士康的天價索賠。雖然該案件以當事雙方“互致歉意”和富士康的撤訴而告終，但富士康對“血汗工廠”名頭的強烈不滿仍然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漫長的非議和爭議過後，人們多少對富士康這家企業的詭異內部景觀感到厭倦。以至於，當員工自殺的風潮如此密集地襲來時，只不過在社會層面激起了輕微的漣漪。不得不說，這是非常奇特的人文景象。　　


對富士康感到厭倦的，可能還不只是普通民眾。很容易就注意到，富士康發生多起員工跳樓事件之後，地方政府勞動部門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反應。沒有表示惋惜，沒有開展聆詢和調查，沒有對企業做出任何處罰。勞動部門的這種沒反應，在外界看來，就意味著地方政府已經默認那是企業的家事，無須政府插手。這種置身事外的態度凸現了“小政府”的無為而治策略，簡直有點匪夷所思的味道。　　


早在三年前，深圳市總工會就以創新的思路向富士康派駐了分支機搆，從那時起，富士康的工人就有了自己的工會組織。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有關人士曾表示，深圳市的做法“令人欣喜”。毫無疑問，以外部派駐的方式在富士康內部成立工會，能夠在企業職工維權和勞資談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幾年的實踐下來，富士康工會承認自己的救助系統“推進的力度不夠”。據介紹，富士康裏的許多年輕工人沉溺于網路虛擬世界，自我維權的意識更強，很少與同事溝通。自然，他們也就很少向工會尋求幫助。不用說，工會組織在富士康遭遇了外界所不瞭解的工作困難，他們在預防員工自殺方面很難起到有效的作用。如果工會的表現只能如此軟弱，則人們冀望工會改良富士康文化的路徑可能就會落空。　　


企業承認管理不足但沒有做出改進，工會一直在努力但捉襟見肘，地方政府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不肯出手，富士康的勞工權益維護由此走入了獨特的“富士康死結”。 數十萬工人勞動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王國裏，除了他們自己，似乎沒有人在意他們活得怎麼樣。只有當他們中有人以決絕的方式離開人世，人們才驀然發現，在安寧祥和的國度裏還有這樣一個龐大的群落。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法制社會而言，對於一個強調以人為本的時代而言，這難道不是一件足夠奇怪的事情嗎？　　


一個工人不是機器，也不僅僅是可以奉獻出利潤的勞動者，他還是某人的兒子、某人的父親或兄長。每一起墜樓事件的發生，所了斷的並不僅僅是當事人的生命，還有一個家庭的幸福和歡樂。它傷害的不僅僅是親人和朋友，也嚴重打擊了人們對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的美好想像，它在整個社會的文化肌體上留下了創傷。如果我們明知還會有人從富士康的樓上跳下去，卻不做任何努力去阻止和挽救，難道我們不該感到羞愧嗎？


來源：2010年4月11日 北京青年報 今日社評


富士康，你的員工為何總自殺


據中國青年網苑廣闊4月7日報導，兩名富士康員工死亡，警方經過現場勘查,目前兩起死亡事件已經排除他殺,不屬於刑事案件。此前已發生多起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4月8日《南方日報》）


在此前的3月11日、17日和29日，富士康已經有兩男一女三名員工因為墜樓死亡，也就是說，一家企業兩個月之內竟然發生了五起員工死亡事件，這絕對是不正常的。如果把時間往前推移，富士康的這個傷亡名單會更長，富士康就像啟動了一輛詭異的“死亡列車”，人們有理由發出疑問：富士康到底怎麼了？誰能刹住這列“死亡列車”？


在2009年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孫丹勇跳樓自殺事件，原因據說是因為他管理的蘋果牌手機丟失而遭到了廠方的調查。而在今年的幾起員工墜樓事件中，有的據說是加班費被偷，員工一時想不開，有的懷疑是工作壓力太大所致。


不管是哪種原因，富士康顯然都應該從自己這一方面進行認真的反思，積極尋找背後的原因。為什麼如此頻繁的員工非正常傷亡事件不是發生在別的企業？這顯然不能以員工眾多、管理困難來解釋。世界範圍內，擁有幾十萬人的大企業多的是，為什麼別的企業就沒有這麼多的員工“想不開”呢？到底是企業的管理出了問題，還是企業的文化出了問題？


員工因為生活有壓力，思想想不開而跳樓自殺，企業也是有責任的。員工是有血有肉的勞動者，不是機器上的螺絲釘，不是一件只能為企業創造財富的工具。企業和員工之間的勞動雇傭關係，絕對不僅僅是你付出勞動，我付你報酬這麼簡單。企業有責任和義務關心員工的生活狀態，心理感受，思想狀況，有責任為他們營造一種寬鬆、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當一家企業的員工接連出現非正常死亡的時候，顯然已經不能再用突發、偶然來概括了。除了需要涉事企業的自查自糾，當地的勞動保障部門也應該積極介入，對員工的非正常死亡原因進行調查，對企業的管理體制進行監督，以保證員工的各項合法權益。唯有如此，才能刹住富士康這列已經開動的“死亡列車”，不讓更多員工走上悲劇之路。


附：富士康員工死亡記錄(截至2010年4月12日)

2010年4月7日 富士康再亡兩員工 其中一男員工猝死家中
2010年4月6日15時許 富士康4墜樓事件 又一女工7樓跳下生死未知
2010年3月29日4時 富士康23歲員工墜樓身亡 1個月3人墜樓
2010年3月17日8時 富士康龍華園區,一名田姓女工從宿舍樓跳下摔傷。
2010年3月11日晚 富士康龍華基地內的生活區,一男子從五樓墜亡。
2010年1月23日4時許 19歲的員工馬向前在富士康華南培訓處的宿舍死亡。
2009年8月20日 富士康23歲員工鄭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 富士康25歲員工孫丹勇跳樓自殺。
2009年7月15日 富士康25歲員工孫丹勇跳樓自殺。
2008年3月16日 富士康煙臺工業園28歲員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內。
2007年9月1日 富士康員工21歲的劉兵辭工兩小時後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 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廁所上吊自殺。

來源：2010年4月12日 新華網


富士康“跳樓門”頻發:冷漠的企業文化


自“馬向前事件”後，今年3月以來富士康廠區接連發生六起跳樓、墜樓事件，這一全球500強之一的企業深陷“跳樓門”。富士康這艘龐大的工業“母艦”，究竟出了什麼“故障”？處於輿論漩渦中心的富士康首度打破沉默，9日下午，富士康集團媒體辦主任劉坤、富士康集團衛生部部長芮新明以及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巨集方，一起接受記者專訪。（據2010年4月11日）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自殺是個社會性的問題，員工日常生活經受的干擾並不單一，導致員工尋求自殺的因素有很多。但也有一點不容回避，尋死作為一種精神解脫，必然要經歷一番激烈而痛苦的艱難選擇過程，而在內心深處暴發的生與死的激烈鬥爭，常常會表現出許多異常的徵兆，為營救工作提供了機遇和空間。企業經營管理者和工友們的責任在於，當員工陷入生死困境而不能自拔的時候，能夠及時發現蛛絲馬跡，作出科學判斷，迅速伸出援手，將他們從死亡線拉回來，拯救脆弱的生命，化險為夷。　　


富士康集團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認為，富士康在深圳共有31萬是普工，其中大多數是80後、90後的。這部分群體自我維權意識很強，沉迷於網路的虛擬空間，很少與身邊的同事溝通。加之在分配員工宿舍時人員居住比較混亂，一個宿舍內的人員往往是好幾個部門的人，他們之間往往缺乏共同語言，缺少一個聯繫的紐帶。員工所面臨的孤獨與無奈，完全可以想像。　　


據介紹，最近頻發的跳樓傷亡事件中，事發員工年齡絕大部分在18到23歲之間，只有一名是28歲。這些員工上崗時間絕大部分在六個月之內，有一些進廠還不到一個月。新員工剛進廠沒多久就出事，暴露了富士康的之“冷”，管理制度是冷冰冰的，工作緊張得令人窒息，業餘文化生活簡單枯燥，員工缺乏必要的人文關懷和心理援助，再加上難事而又寡助無援，難免會一時想不開而尋短見，富士康在管理和企業文化方面確實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而眼下真正需要深刻“檢討”的則是，富士康內部管理制度的冷酷與人情世故的冷漠。孫丹勇跳樓之後，曾有人注意到其他員工的冷漠反應，並將那種沒有同情和憫惜的心理稱之為“狼性化管理”所導致的自私和偏激。也曾有記者通過深入採訪後，直截了當地批評富士康就是“血汗工廠”。而對於今年1月以來接連發生六起墜樓傷亡事件，富士康則一直選擇了沉默，直到4月9日下午，處於輿論漩渦中心的富士康才首度直面媒體做出檢討，與其說是反應遲鈍，不如說是對員工生命的冷漠。據富士康集團媒體辦主任劉坤證實，最近的多起跳樓事件，事先均有一定的徵兆。“其中某跳樓女工，因為老鄉朋友調到其他園區工作，之前已在宿舍哭了兩天，但其他舍友和朋友沒及時把這情況反映給公司。”當一些員工有某種傾向的時候，而企業沒能夠及時把悲劇阻止在萌芽狀態，這說明富士康集團內部的資訊通報體制目前還不完善，同時，也暴露出員工之間的人情冷漠，相互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彼此麻木不仁，缺乏必要的溝通與照料，這才是富士康“跳樓門”洞開的癥結所在。

讓員工把心留下，這歷來都是企業經營者孜孜以求的管理之道。事實上，企業經營是人心的經營，是創造家的溫馨。通用電氣公司在日本有個經營石油的子公司叫左光公司，該公司一直靠感情化管理占穩市場，年銷售額在通用電氣的所有海外子公司中獨佔鰲頭。該公司規定，即使是公司經營最困難的時候也絕不許辭退任何一個員工，公司要與員工共渡難關。二戰後，因日本石油經營權受到限制，左光公司在國外的分公司被迫關閉，在經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社長卻向各級主管下達了一個“死命令”:絕不允許開除任何一個員工。從社長到員工團結一心，到處打活幹，終於渡過了難關。社長說:“當員工進入左光公司後，每個人就如同我的兄妹子女一樣，我希望凡事都以父母的心情、兄弟的心情來處理、來解決。一個家庭絕沒有因家道疲乏敗落而趕家人出門的道理。”左光公司注重通過加強經營者與員工之間的情感和信賴，最大限度地減少公司內部人際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將企業做大做強，富士康是否能夠從中受到有益的啟迪呢？　　


肖伯納說:“人生有兩出悲劇:一是萬念俱灰，另一是躊躇滿志。”面對這兩種情況，都需要周圍的人們及時伸出援手扯扯袖子，動嘴規勸幾句，使其重歸理智。80後也好，90後也罷，都不是主要的，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經營者要切實以人為本，把員工當成具體實在的人，以父母之心，兄長之情，尊重員工、理解員工、關愛員工，時刻都知道員工在哪里、在幹什麼、在想什麼、需要什麼，把幫助及時送上，只有經營者把員工放在心裏，員工才會把企業高高舉起。


來源：2010年4月12日 新華網


員工生命莫作企業責任省略號

世界500強企業之一的富士康，今年連續發生六起跳樓墜亡事件。19歲的馬向前跳樓身亡經媒體曝光後，這家知名的企業深陷員工跳樓事件，另外5名20歲上下的員工先後跳樓，其中有4人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年紀輕輕而輕生，實在令人惋惜。惋惜之後認真檢視，就會發現這六名員工不幸的結局，很像一個省略號——企業社會責任的省略號。如果我們聯想到持續不斷的礦難，就會發現省略了部分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僅僅是富士康，還有很多企業也一樣能省就省。

按照聯合國2000年啟動的“全球協議”，企業必須約束自私的牟利行為，要在尊重員工人權、改善工作環境、保障福利待遇、提升教育水準和自我發展上承擔社會責任。企業不應當為富不仁，依靠壓榨員工的收入和福利為企業主謀求利潤。企業主不能墮落成資本的奴隸，員工不能被視為賺錢機器上的螺絲釘，而是有尊嚴的人。


很多企業，把對利潤的追逐當成唯一的動力，省略或部分地省略了社會責任。傳統的金錢本位和現時的金錢本位相疊加，使得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處在企業最基層、從事技術含量最低的那部分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農民工”，並沒有得到企業員工的待遇。企業不說“感謝你為我們的企業效力”，而是說“給你一份工作不錯了”。企業主這種普遍的思維慣性，導致弱勢群體只看作是來“打工掙錢”的。無論在工作環境的安全性、心理的健全性，還是在員工福利保障和再教育、自我發展上，企業都不認為是“自己分內的事”，總想省略，或者推給社會。


富士康的“六連跳”，是企業省略社會責任的一面鏡子、一個標本。看那6名跳樓傷亡的青年，都從事著最基層、最簡單的工作，他們的家庭背景看來多來自農村，他們的身份是“女工”或入職6個月以內的“新員工”。對這些輕生的員工，富士康給出的死因不是“感情糾紛”，就是“活著太累”，或者“加班費被盜”，逃避責任的跡象夠明顯了，檢討的結論是一句不能算話的話——“畢竟死在我們的廠區內”。說這“不能成為我們推脫的藉口”，但富士康就是在推脫，在找藉口。為什麼不能採取措施，對新入職的員工進行培訓，通過團隊活動來增加他們對自己負責、對企業負責的意識？為什麼不能在住宿管理上加以改革，積極營造讓員工舒坦、開朗的生活環境？


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越強，就越具有競爭力，越能得到發展壯大。世界上頂尖的企業管理專家最新的研究表明，對企業利害者負責的全面責任競爭時代，正在取代過去的那種以價廉物美為法則的時代。中國企業，要想在國際大市場上馳騁，首先要搞清楚企業的社會責任都有哪些，搞清楚企業管理同樣是“以人為本”，而不是利潤至上。


來源：2010年4月12日 京華時報

富士康員工坦言工作中最怕遲到和上級看法

●面對記者採訪，富士康員工講述日常工作和生活狀態　　
●坦言工作中最怕“遲到”和“上級看法”　　

天色漸晚，無論是富士康的南門抑或北門，每天重複著大同小異的現象——稠密的人流從廠區湧出，摩肩接踵的人群一批批走到路口。　　

走出廠門，他們對“外面的世界”感到迷茫　　

南門油松路口的情況會好些，這個十字路口有人行天橋，有廠區內派出的保安員維持著交通秩序。但即便如此，仍有員工走出人行道的界線，站在路面上三五成群地候著，有的搭的士走掉，有的則跟停靠在路口的小麵包車殺著價。　　

而從北門湧出的工人，則浩浩蕩蕩綿延不絕。從這裏到最遠的宿舍區總共約900米，共要經過3個“T”字路口，其中兩個路口沒有紅綠燈，要靠行人和車輛“比速度”、“比膽量”。穿過路口以及沿途的大小攤檔，到了清甯路與李朗路路口，有了紅綠燈卻沒人真的有耐心等，依舊是我行我素地跨上路面，哪怕有汽車鳴著喇叭、閃著大燈、踩著油門衝撞過來。這還不算近1公里沿途隨意橫穿的員工。他們穿上了整齊的制服，掛上了嶄新的證件，這些絕大多數來自于農村的工人卻不能適應新的行事方式；他們入廠學習了大量廠規和技能，出了整潔的廠區卻依然充滿著對新環境的迷茫。　　

從廠區北門到宿舍區的900多米路上，幾乎是不間斷地連接著各種為員工們提供服務的商家和攤檔，這裏最具人氣的攤檔依次是公話超市、小食檔和時尚飾品檔；全程最多的是食品、生活必需品和時尚飾品，其中卻沒有任何一家書店、書檔，甚至一個舊書攤。這些工人們手中最常把玩的，便是螢幕閃亮的手機，從操作的熟練度和頻率上不難看出，這是他們賴以同外界交流資訊的最重要管道。從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家到寬敞明亮卻充滿束縛的生產線，走出親情進入集體生活，由懵懂少年轉眼間面臨怎樣選擇感情的年齡，這一切，一如這沿途的風景與兇險，他們似乎還沒有做好接受的準備。　　

員工自身感受　新入職女員工：正在培訓，並無壓力感　　

在清湖商業廣場門前，一名身著灰色富士康制服的短髮女孩正在公話超市外等待她的同事。女孩稱，她剛剛入職一個月，還在接受培訓。目前女工宿舍是6人一個房間，雙層鋪，住宿條件還可以。至於培訓的內容，主要是工廠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以及生產線上的基本技能。至於入職後的這段時間裏有沒有壓力，她表示還沒什麼感覺。她附近的另一名新入職女工也在培訓階段，她說培訓並不會讓她焦慮，因為這種培訓不需要考試。　　

塑印中心男員工：“很累”、最怕兩件事　　

在商業廣場外的快餐桌旁，兩名年紀20歲上下的年輕男子正在等人，儘管他們沒穿制服，從聊天的內容中不難判斷，兩人也是富士康的員工。面對記者，他們坦言“很累”。兩人都是富士康公司塑印中心的員工，他們說自己從事的恐怕是全公司最累的工種，“進公司以前好羡慕進廠的人，現在才知道這裏有多辛苦。當然，這也要看運氣，不是每個部門的工人都像我們這麼累。”　　據這兩人介紹，他們負責生產的是產品的塑膠外殼，每天7時30分上班，16時下班，為趕工期經常需要加班。一般情況下，他們在下午下班後先吃飯，吃完飯18時再回到生產線上加班。加班時間多在兩個半到3小時之間。這樣一算，一天下來剩下的時間除了吃飯睡覺，也不剩什麼時間了。至於週末，他們說可以自願加班，許多人都會在週末選擇加班，因為週末每天可以多拿100元的加班工資。他們估算了一下，平均每人每個月的加班工時都在110個小時以上。這日復一日的正常上班和加班都做些什麼？普工就是搬運注塑原料，將50多斤、一人多高的原料一件一件搬過來，常年重複地做著同樣的動作。　　

兩人所在的組共有3層樓規模，每層樓約100人，由1個線長管理，這3個線長再歸1個組長管。再往上的管理層還有副經理、經理……提到他們最怕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遲到，一件是上級看法。富士康對遲到有著嚴格的懲戒措施，以遲到15分鐘以內情形為例，第一次給予警告處理，警告3次記過，記過3次開除。“硬杠杠”自己還可以把握，但上級評價就很難說了。這兩名工人稱，“生殺大權”的自由裁量，主要由組長控制，因而除了做好本職工作，不要得罪領導也很重要。　　

旁觀者眼中的富士康員工　小食攤主印象：“這裏的員工確實很辛苦”　　

在富士康北門正對的一片攤檔中，一家小食攤老闆對這些工人最直接的印象是“辛苦”。　　

據他講，為了能賺到錢，他的作息時間基本上和工人進出廠門的時間吻合。每天早晨6時前後，他就要出門擺攤，迎接第一批上班的工人。絕大多數工人會選擇在工廠食堂吃早餐，但總有吃膩了需要換換口味的員工，這些看似零星的生意卻足以支撐他以及其他小食攤檔的生意。過了9時，他就可以收檔休息，到了傍晚再把攤子支上，一直可以開到21時以後。　　

這名檔主在富士康周圍做了幾年的生意，先是在南門，後來搬到西門，等到金融危機生意難做時想回南門，已經找不到適合的位置擺攤，因此挪到了北門附近。這幾次挪動，他接觸了很多富士康的員工。他坦言，這裏的員工確實很辛苦。　　

水果攤主猜測：女工太多，容易戀愛受挫想不開　　

清甯路與李朗路路口毗鄰富士康的宿舍區，這裏也成了商販們的必爭之地。在拐角處的一個水果攤，記者同擺攤男子攀談起來。男子猜測，富士康接連不斷發生尋短見事件，恐怕與男女比例懸殊有些聯繫。　　

攤主指著浩浩蕩蕩返回宿舍的人群說：“一眼掃過去，女工占了大半。”據他講，富士康員工宿舍主要集中在“百花”、“百合”等3個區域，這3個區域中的兩個全部住著女工，只有他手指方向的一棟樓曾經以男工為主。但就這棟樓在年內也做了調整，A區和C區改為女工宿舍，只留B區作男工宿舍。　　

他分析，由於男女比例過於懸殊，戀愛問題成了一個很難疏解的結，因而引發了許多感情糾葛，“男工稀少，成了女工追逐的目標，線長、組長、經理則更加炙手可熱。而這些掌握著大量女工資源的男人們不能端正自己的態度頻繁更換女友，產生了大量本不該有的事端。這些女工們，很多還是第一次離開家出來打工，又正趕上談戀愛的年齡，經不起挫折，很容易走極端。”　　

記者手記　　對他們，一切都是“第一次”　　
■田語壯　　

論工作強度、心理壓力，富士康員工所面臨的情形並不見得比深圳其他行業嚴重許多，甚至可以說，許多深圳的白領、金領、小業主，乃至大企業的高管，都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勞動強度也十分巨大。但為什麼唯獨富士康頻頻曝出員工出事事件？在採訪過程中，記者隱約感覺到工作強度、心理壓力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除了外在因素，我們還應該關注這些工人們的自我心理調適能力。　　

這些工人絕大多數是第一次離開父母；絕大多數是第一次背井離鄉；絕大多數是第一次進入城市，而且這第一步便直接跨入高速運轉、工作壓力巨大的深圳特區；這是他們的第一份工作；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社會；甚至，這裏發生的情感故事也是首次萌發。這一切經歷，是多麼珍貴而又危險，美麗而又脆弱。　　

可以這樣說，同樣的工作強度，同樣的工作壓力，被壓垮的永遠不會是“老油條”，受傷的人總會是對新生活過高期待、對新面孔過分信任，對新問題束手無策的城市新成員。他們需要什麼，企業又該為他們做什麼？不是接連不斷的歎息，也不是於事無補的錢款補助。他們需要的是對他們“第一次”的關懷，是如何把他們從一個孤獨的漂泊者，變成有自信和歸屬感的強者。　　

對於他們每一個人，進入深圳，入職企業，就像首次來到一個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該怎樣引導他們安全地邁出第一步，這是富士康，乃至千千萬萬容納來深建設者的企業所該深思的問題。

來源：2010年4月9日 人民網

啟動綠色品牌力 消費也能愛地球

在啟動綠色品牌力　消費也能愛地球

綠色消費時代，每位民眾都能讓自己手中的鈔票變成綠色選票，表達自己對於綠色品牌的支持與肯定。《數位時代》今年首次舉辦綠色品牌大調查，儘管本土品牌的表現不像外資品牌一般亮眼，但仍舊有不少持續關注綠色議題的本土品牌先鋒，正為地球環境努力盡一份心力。

每天，在全世界各賣場的貨架旁，總是上演著一場又一場市占率的品牌肉搏戰。對於不少消費者來說，貨架上產品琳瑯滿目，千百種既熟悉又模糊的同質性產品一口氣出現在眼前，究竟該從何選擇？ 過去價格常是不少民眾選擇產品的重要因素，但隨著全球綠色消費意識逐步抬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寧願多花一點錢，也要購買具有環保概念的產品。「根據環保署的調查，國內有九七％的消費者願意優先選購具有環保概念的綠色產品，」環保署長沈世宏指出。

在綠色消費的遊戲規則下，不少品牌廠商開始推出各式宣稱低污染、省資源、可回收的綠色產品，甚至積極塑造綠色先鋒的公益形象，要讓「綠色品牌」的正面印象，成為消費者購物的重要決策。 鈔票就是選票 「如果消費者對於一家企業或品牌商，有著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印象，就能為該品牌帶來較強的品牌忠誠度，」國際世界展望會全球大使賀迪恩（Dean R. Hirsch）指出，當企業的綠色與公益形象提升後，公司的營業額與市占率就會跟著水漲船高。 在國外甚至有不少消費者開始倡導「綠色選民」的概念──在消費市場上，每個人都能讓自己手中的鈔票變成綠色選票。消費者可以用這樣的綠色選票，鼓勵那些對於環境友善的品牌商，並進一步對於某些說一套、做一套的「漂綠」品牌，投下不信任票。

為了找出最具有社會責任的綠色品牌，也為了發現真正的綠色好產品，《數位時代》透過網路問卷調查的方式，經由專家及民眾推薦票選，舉辦了全台灣第一次綠色品牌大調查，由六千一百七十九名網友與六位專家評審團，在一百三十個品牌、七個城市中，共同選出最具環保概念、最受消費者推崇的綠色品牌先鋒。在評選過程與最後出爐的三十強名單，可以觀察到國內、外品牌廠商對於綠色行動的不同作法，以及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結果。 首先，這次評選出十大類別前三十強的綠色品牌中，有近二十個都是外資品牌，台灣本土品牌表現普遍遜於外資品牌，這也顯示國內企業對於綠色品牌的養成與管理功夫還不夠成熟。 「許多具指標性的國際品牌與企業，都將環保、永續作為視為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胡憲倫指出，相較於許多走在環保法令之前的前瞻企業，不少國內品牌商卻時常「被動」地跟著國際環保法規跑，這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結果，也使得國內廠商的綠色作為欠缺「深度」與「廣度」。

「甚至有些號稱關注環保與永續發展的品牌大廠，在官網的首頁上卻找不到任何跟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連結，」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組長張育誠認為，這樣的細節，就是判別一個廠商是否用心經營綠色品牌的關鍵指標之一。 而且真正國際化的綠色品牌，不僅會訂定一套適用於全球市場的環境發展策略與準則，這些品牌進入到不同的國家、地區時，還會因地制宜，落實「全球化思維，在地化經營」的理念，以真實貼近在地需求。「真正能讓台灣消費者肯定的外資品牌，絕對不是把企業總部的環境報告書，直接從英文翻譯成中文那樣簡單！」張育誠強調。

全球關懷，在地落實 以全球綠色品牌先鋒豐田汽車（Toyota）來說，在豐田汽車的三大願景──永續汽車、永續工廠與永續社會，以及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等最高指導原則下，豐田總部會尊重當地的環保法令，讓代理商、製造商實踐「綠色行動在地化」。 像是國內負責代理、銷售豐田汽車的和泰汽車，就想出了不少節能減碳的妙招。舉例來說，和泰汽車不僅會為配送零件的車隊，安排最短路程的運輸路線，還會讓完成配送任務的「回頭車」，就近至附近的零件工廠，將和泰所需的零件運回總部。另外，全台各地服務廠設置的「中央給油」設備，還能減少機油罐的浪費，根據和泰的統計，平均每年可減少超過百萬個以上的廢機油罐。 儘管此次調查外資品牌表現普遍優於本土品牌，但還是有部分本土企業的表現，絲毫不遜色於國際品牌大廠。國內食品飲料龍頭廠商統一，就是最受網友青睞的綠色品牌，在網友票選階段榮登人氣品牌冠軍寶座。統一的綠色形象不僅已深植人心，它們對於環境與企業的永續發展承諾，還進一步落實在企業內部。

從二○○六年開始，統一導入「綠色會計制度」，不僅每年固定提撥占營業額一定比例的環保支出，還訂定「環境績效指標」，針對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水資源節省、廢棄物減量、包材輕量化、ＯＡ用紙減量、綠色採購、綠色產品與綠色能源開發等八大方向，從事綠色行動。統一不只是在綠色政策與綠色信譽上表現耀眼，旗下的茶飲料產品茶裏王近期已完成碳足跡盤查，未來統一還計畫推廣至礦泉水等飲料與食品。

相較於統一這樣資本額高達百億元以上的大型企業，規模不到統一百分之一的國內美髮品牌廠歐萊德（O'right），可說是國內中、小企業成功打造綠色品牌的典範。歐萊德主打美髮沙龍通路，雖然在一般開架通路市場的知名度不高，卻是國內第一家通過產品碳足跡認證的化妝品廠商。在產品包裝上，不但是以大豆環保油墨印刷包裝，還使用可回收材質包裝瓶，與以八○％回收紙製成的環保運送紙箱。 目前歐萊德正在龍潭打造全台第一座綠色ＧＭＰ廠房，不僅符合節能、減廢、生態的綠建築概念，廠房內的電力來源還是風力與太陽能發電，而廠房內的水資源也可以循環再利用。這座具有環保、永續概念的綠色廠房，預計將在今年正式完工、啟用。

全球策略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曾提出「綠色競爭力」觀點，他認為企業主必須充分掌握市場上的綠色潮流，並針對產業屬性，從公司的核心業務出發，從事綠色與永續作為，才能在環保與獲利間，創造雙贏局面。同樣的，如果想塑造一個成功的綠色品牌，並和消費者充分溝通，就得善用所屬產業的屬性，進行綠色品牌管理。 有創意的綠色行動 舉例來說，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綠色績優生滙豐銀行，就利用銀行業的屬性，積極推行「綠色信貸」。為了鼓勵對環保盡一份心力的中小企業，如果中小企業要購買環保機器設備，滙豐銀行除了將給予一○○％貸款額度，還會另外提供同樣額度的資金，讓企業主能夠利用這筆額外的資金，添購其他周邊配備。綠色信貸的推出，不但成功為滙豐銀行增加了不少貸款客戶，更讓它們的綠色形象深植人心。

另外，全球飲料市場領導品牌、也是這次食品飲料類別的冠軍可口可樂，同樣針對飲料產業的特性（對水資源的需求極大），主動且完整地回應相關綠色議題。去年年底，可口可樂就和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成立了「台灣水銀行」，以「水足跡」的概念共同研發出「水計算器」，讓民眾可以計算每日的用水量。可口可樂在台灣所提出的水銀行概念，不僅可做為國內水資源教育的重要平台，對於「用水大戶」可口可樂的綠色形象更加分不少。

然而，不少品牌商卻缺乏滙豐銀行、可口可樂這樣的綠色品牌管理策略，也因此在這次調查過程中，有一些網友反應在票選時覺得難以填答，因為他們「並不清楚這些品牌商究竟做了哪些綠色作為」。這樣的意見，並不代表這些廠商忽略了綠色作為，而是許多廠商並不擅長與消費者進行「綠色溝通」，甚至有些廠商過於低調，刻意不對外彰顯綠色作為。 英國標準協會總經理高毅民指出，如果一個品牌廠商揭露的環境資訊不夠全面，或是使用消費者不了解的專業語言進行溝通（像是宣傳產品符合歐盟RoHS環保指令，或是通過第三類產品環境宣告認證等專業術語），都會讓消費者難以理解。甚至有些品牌商為了搶攻深具潛力的綠色消費商機，僅僅透過綠色行銷與包裝，猛打對環境友善的口號，試圖將品牌「漂綠」。

知名作家《EQ》的作者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在他的最新著作《綠色ＥＱ》中就指出，政府與廠商應提供消費者「徹底透明化資訊」，讓消費者在選購綠色產品時能夠有所依據，漂綠品牌也可在政府監督下無所遁形。你的產品及品牌已站上這波新浪潮的浪頭了嗎？

來源：2010年4月號 《數位時代》

廣告誤導 沒有環保包裝水這回事

泰山企業請藝人盧廣仲代言新瓶裝水，強調瓶身使用的塑料減量，並在電視廣告中強打「台灣第一支環保包裝水」。但是環保署認為瓶身減量並不就絕對環保，和國際不喝瓶裝水潮流背道而馳；廣告可能誤導消費者、進而鼓勵喝瓶裝水，將行文業者「建議」修改廣告用詞，並呼籲民眾：喝白開水最環保。

深受年輕人歡迎的金曲獎得主盧廣仲，最近代言新的瓶裝水，身體扭個不停，為的是宣傳喝水也要環保。廣告訴求新瓶大瘦身，塑膠用量減少百分之四十三，水波紋的專利瓶身扭轉小於原狀的百分之七十，可被輕鬆壓扁，讓回收更容易，每支空瓶也因此減排五十克二氧化碳。

不過，產品廣告中強調它是「環保包裝水」，讓環保署和環保團體聽了都很不是滋味；另外，業者表示，每賣一瓶水就捐一元，目標要成立一千萬基金，參與各界響應的「綠色環保愛地球」行動，也讓環保團體認為是「藉環保之名鼓勵民眾多喝瓶裝水」。

「沒有環保包裝水這回事。」綠黨秘書長張宏林說，喝瓶裝水就是一件不環保的事，從瓶身製造、瓶裝水運輸、上架銷售，一路都在排碳，但業者聲稱「環保包裝水」，違反國際推動不喝瓶裝水的原意，也混淆消費者印象，誤以為喝瘦身的瓶裝水就算環保。

張宏林表示，業者減少瓶身塑料用量的作法值得肯定，但不代表瓶裝水是環保產品；環保署有責任出面釐清。但是在業者的產品記者會上，卻看到環保署副署長張子敬公開為產品站台，張宏林質疑，難道環保署是為業者所說的「環保瓶裝水」背書？

據了解，知名可樂大廠和國內包裝水業者近期將相繼推出「輕量」瓶裝飲料，都會以環保為名，爭取消費者的認同，因此引起環保署重視。

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副執行秘書沈志修表示，「環保包裝水」的名稱確有不妥，廣告有變相鼓勵民眾放心喝瓶裝水之嫌。他說，環保署鼓勵民眾喝煮沸的白開水，最好自備水杯、水壺。

環保署長沈世宏肯定業者改採薄壁、輕量瓶身的用心，符合源頭減量的精神，但也不認同業者用「環保包裝水」的名稱，他已指示所屬發文業者「建議」更改廣告和產品包裝的用語。

來源：2010年04月06日 台灣《聯合報》

泰山企業：廣告內容會調整

標榜「環保」的輕形瓶裝水引關注，泰山企業總經理鄒信南表示，感謝環保署的建議，表示「會設法調整廣告內容」。他說，瓶裝水改採輕量化瓶身，和傳統寶特瓶比起來「的確比較環保」，這是企業主動做「源頭減量」，可減少廢棄物和排碳。

他也解釋，光靠環保瓶身，不見得能賣更多瓶裝水，並不會增加環境負擔，外界可能多慮了。根據業者估算，瓶身減量之後，每支寶特瓶減排五十克二氧化碳，此外減重後在運送的排碳及使用塑料、堆放空間等，都發揮減量效益。

環保署官員說，其實業者做源頭減量有實質獲利，目前業者依法要依銷售瓶裝飲料的空瓶重量，繳交廢棄空瓶的代清除處理費，所以當業者把瓶身減重百分之四十三，也就會省下支出，就業者來說，是划算的經營策略，但行銷手法要消除「讓人誤以為這樣就是環保」的疑慮

來源：2010年04月06日 台灣《聯合報》

外帶杯年耗15億個 自備杯最好

環保署長沈世宏說，台灣外帶咖啡、泡沫紅茶等飲料量相當大，初估一年至少用掉十五億個紙杯、塑膠杯或保麗龍杯等用過即丟的免洗杯，對環境是一大負擔。環保署正和速食業、便利商店和連鎖餐飲業者洽談獎勵機制，希望業者提供現金折扣，讓自帶杯子的消費者享有優惠，養成自備杯、壺的習慣。

環保署科長許智倫指出，目前已和加盟連鎖業者協會溝通多次，希望業者誘之以利，讓消費者自備杯、壺。他以統一超商為例，自備咖啡杯者可享每杯三元折扣，幾家速食、便利商店也推出類似作法，但實施的層面還不夠廣。加盟連鎖業者協會還在整合業界意見，尚未回應。

許智倫說，除了給折扣優惠，環保署也和業者討論消費者回收外帶空杯、可給予退費的作法，但業者認為將增加人力成本、影響現場顧客服務流程，傾向拒絕。

至於南韓實施外帶杯飲料由消費者額外支付回收費（類似台灣早年公賣局押瓶費作法），由於「廢棄物清理法」未授權，環保署現階段並不考慮。

許智倫表示，如果業者願意提供實質折扣誘因，促成外帶杯源頭減量，將創造業者、消費者和環境三贏的局面。他說，環保署不會無限期等下去，如果業者對外帶杯源頭減量或資源回收都沒有配合意願，環保署將對餐飲業者課徵「回收獎勵金」，訂出每個外帶杯的回收費用，由業者支付。

來源：2010年04月06日 台灣《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