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中華慈善獎獲獎名單公示
中華慈善獎評選辦公室26日公佈，根據2009年度“中華慈善獎”公眾投票和評委投票結果，經“中華慈善獎”評選委員會評審通過，現對擬獲得2009年度“中華慈善獎”的個人、企業和慈善項目名單公示如下：
一、中華慈善獎·最具愛心捐贈個人：黃如論、許家印、沈小平、古潤金、陳逢幹、楊受成。
二、中華慈善獎·最具愛心內資企業：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新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家電網公司、遠東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阿裏巴巴(中國)有限公司、內蒙古鄂爾多斯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寶鋼集團有限公司、海信集團有限公司。
三、中華慈善獎·最具愛心外資和港澳臺資企業：安利(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華陽電業有限公司、真維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滙豐銀行、浙江貝因美科工貿股份有限公司、頂新國際集團。
四、中華慈善獎·最具影響力慈善項目：長江新里程計畫、恒愛行動、愛心包裹、格列衛患者援助專案、運達喜來登鄉村教師獎勵計畫、嫣然天使基金、福彩慈善圓夢大型助學專案、“重生行動——全國貧困家庭唇齶裂兒童手術康復計畫”、臺灣地區失學原住民學童計畫、“共用陽光”——來滬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就業援助行動、藍天春蕾計畫、強生助孤、慈善“陽光班”、晨露國際鄭州愛童園——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救助保護專案、慈安橋、遠航追夢專案、微笑母親——農村婦女病普查普治救助專案、愛心午餐、創建全民慈善城市專案、萬達慈善關愛行動救助專案。
五、中華慈善獎·最具愛心慈善行為楷模：曹德旺、劉猛、周森、李廣元、姜達敖、陳游標、張倩玉、樂愛妹、李永波。
此外，經“中華慈善獎評”選辦公室提議，評選委員會審核通過，擬授予鄭家純、丁書苗2人“中華慈善獎·榮譽獎”；擬授予廣東省福利彩票發行中心“中華慈善獎·特別獎”。一併予以公示。
來源：： 2010年3月26日 中新網
09年中華慈善獎參評企業須交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五日表示，二00九年度“中華慈善獎”計畫評出二十五至三十個獲獎機構、個人和慈善專案，其中包括為內地慈善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
王振耀在當天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說，二00九年度“中華慈善獎”設最具愛心慈善捐贈個人、最具愛心慈善行為楷模、最具愛心內資企業、最具愛心外資企業、最具影響力慈善項目五大類。
他透露，對參評二00九年度“中華慈善家獎”設立了基本標準，即最具愛心的捐贈個人，需要個人年度捐贈資金三百萬元人民幣以上；參評最具愛心的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年度捐贈資金需要在五百萬元以上，並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作為評審中的一項軟性指標；參評最具影響力慈善專案，專案資金規模需要五十萬元以上或特別具有示範推動價值。同時，所有獎項的評選還將從影響力、持續性、創新性、公信力等方面進行評審。
中華慈善獎是中國慈善領域最高政府獎，其目的是表彰在賑災、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學、助醫以及支持文化藝術、環境保護等公益慈善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機構及項目，大力弘揚社會各界扶貧幫困、奉獻愛心、回報社會的義舉，彰顯慈心為民、善舉濟世的慈善精神。
據介紹，自二00五年以來，中華慈善獎已舉辦四屆，全國先後有近百家媒體、累計三千余萬線民參與了評選投票活動。四屆共授予四百七十九(家、個)個人、機構和項目“中華慈善獎”。
來源：2010年1月05日 中新網
2010年3月31日 星期三
企業捐贈存在四種不理性行為
企業捐贈存在四種不理性行為
隨著慈善事業的迅速發展，多數企業捐贈的種種不理性行為也逐漸凸現。超出承受能力捐款，殺雞取卵；糊塗捐款，不重視捐款的使用方向，沒有捐贈協議；存在盲目從眾心理，導致諾而不捐等事件頻發
3月9日，由中華慈善總會、人民政協報社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企業社會責任高層論壇在京召開。
經過汶川地震救災和災後重建的洗禮，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慈善公益意識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創造財富是一種責任，使用和傳承財富也是一種責任”的積極價值觀被全面認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已經從單純追尋經濟價值發展到履行社會責任、參與慈善事業的企業公民。
與此同時，積極支持慈善慈善事業、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為企業品牌增值、長期繁榮發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企業與慈善之間雙贏的局面已經開始形成。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如何把慈善納入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乃至建立戰略性慈善機制？如何制定科學的公益事業發展計畫，如何實現企業參與慈善公益能長期化、系統化、可持續化已成為成為社會公益界、企業界共同關心的話題。中國企業家做慈善面臨著困惑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數億人民的慈善之舉讓中國慈善事業進入新的時代。有人說，中國慈善事業的春天已經到來。蓬勃發展的慈善組織、公民日益增強的慈善意識等都為慈善事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2007年，我國公眾和企業的慈善捐贈（款物）總額達到300億元，2008年，社會捐贈總量達到1000億元，而據目前的統計結果，2009年的社會捐贈量超過300億元。
在中國，一直存在這樣的觀點，認為，只要是國民經濟發展了，慈善事業也會隨之發展。“我一再講不是這個問題，經濟跟慈善文化不是成正比的，主要不是經濟問題，當然有經濟的問題。主要是文化問題。”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秘書長袁正光表示。
從經濟學的角度，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實際上是取決於三大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和消費結構。目前，美國是一個以知識產業為中心的國家，這個比重已經占GDP75%，說明美國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在這75%的服務行業當中，其中公益事業占了他GDP的7%，這才是一個國家先進的關鍵資料。
2007年，在美國，基金會有7500家，個人捐款達到了3071億美元，人均1000美元，占GDP的2.2%，而這一年國內基金會有900多家，其中有關慈善的基金會不到100家，公眾捐款307.6億人民幣，占GDP0.0012%，大約萬分之一，NPO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0.3%，“萬分之一跟美國的7%比較起來，我們0.3%跟美國10%比較起來，我們慈善文化的的確確還有待發展。”
“中國的慈善事業起步比較晚，儘管形勢好，發展快，但是我們慈善方面的政策法規還不夠健全，我們的經濟制度還不夠完善，我們有一些公益的公信度還不夠高，尤其是社會全民的慈善意識還有待進一步的加強。”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鄧銅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做慈善的時候面臨著一些困惑，面臨著一些困難。
但他也強調，“我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善款和善物來幫助弱勢群體渡過困難，但是我們也並不認為企業家捐的越多越好，對他們不能採取殺雞取卵的做法。慈善事業是一種快樂事業，他們的捐贈應該讓他們力所能及，讓他們捐得愉快，而不是讓他們捐得非常心痛，這是我們要有的共識。”
缺乏企業慈善指標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民營經濟的壯大，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捐款來支持公益事業，來實現企業的社會責任。這一方面能夠樹立企業的形象，另一方面企業的捐款也是公益事業資金的最大的來源和動力，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企業捐贈的意義非常重大。但與此同時，多數企業捐贈的種種不理性行為也逐漸凸現。
南都基金會副秘書長劉洲鴻總結了四條企業捐贈的種種不理性行為：第一，捐贈不是自願的行為，很多企業家被動的接受攤派。第二，企業本身經營還沒有做好，超出了自己承受的能力來捐款，殺雞取卵。第三，有很多企業一擲千金，糊塗捐款，不重視捐款的使用方向，也沒有捐贈協議，也不重視自己對捐款的監督權利。第四，存在盲目從眾心理，比如在公眾募捐場合跟著舉牌，最後導致出現諾爾不捐現象。
此外，還有很多企業捐款不懂得免稅政策，放棄應有的權利。在捐贈活動中，還會發現一些企業捐款重視硬體，不重視軟體，願意捐學校、醫院，但是不願意捐軟性的社會服務。甚至很多企業捐款願意捐物，不願意捐人，“公益事業需要有人去做，公益人士也需要吃飯，也需要生存，但是很多捐款不願意支付人員費用，這些東西都是不太理性的方面。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極端的，在非重大自然災害的時候給政府捐款，有權錢交易的嫌疑。”
他認為，企業的這些非理性捐款既沒有實現、樹立企業的形象目的，也沒有達到捐助公益的願望。其實公益捐款和做商業一樣，也都需要有好的經營，好的策劃和好的管理。 世華智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姜嵐昕作為企業代表，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認為做慈善跟做企業一樣，首先要找准定位。“一個企業做什麼，專業於做什麼，不做什麼，都要讓客戶知道。做慈善也一樣，你在參與慈善過程要讓人知道你關注於什麼，是醫療還是教育，在醫療還可以細分，只有這樣才能更專業，更徹底。”
他提出了企業慈善績效考核機制。在“企業做慈善過程當中，每年企業定的第一個目標是營業目標，第二個目標是利潤目標，第三個是增長目標。但是我覺得缺乏一個慈善指標，今年要賺多少錢，這個錢怎麼用，把它作為企業當中的一個既定的指標，考核的指標，推進的指標。”只有這樣才能更持久地從事公益。
企業與慈善是一體化關係
在企業慈善這條道路上，很多企業家已經不認為填寫一張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因為，聚財和散財同樣需要能力。 有人把企業家的價值觀總結為四句話，追求最大效益，把效益還源于股東，把利益還原于職工，對社會高度負責任。所以企業的社會責任和慈善事業合為一起，就創造了人類如此發達的慈善事業和慈善文化。
“我認為企業的慈善行為不應該是短期行為驅動下的做秀，應該是企業內在的慈善文化驅動的一種持續長久的自覺行為，只有這樣才不會因為經濟形勢的好或者壞來改變。”中國公共關係協會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吳浣苓表示。
福州市慈善總會會長方慶雲認為，企業與慈善是一體化關係。企業要把慈善列入發展規劃。 為了使企業參與慈善效果更加的持久，和捐贈、資金給某一個特定的慈善專案相比，很多專家建議，企業創辦基金會實際上創造了一種長效的慈善機制，避免了其他慈善方式下直接很快消耗的局面。
“首先能夠更好的實現企業的公益理念，如果企業不成立自己的基金會，而是通過其他基金會或者公益組織，因為各個基金會和公益組織優自己的使命和想法，有時候很難契合。如果企業自己成立基金會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實施公益專案或者資助別的公益組織實現自己的理念。”劉洲鴻強調說。
據瞭解，2008年汶川地震，民政部主管的18家非公募基金會一年支出就達到三個多億，為災後重建做出了很大貢獻。國家也認識到非公募基金會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據相關人士透露，最近相關部門正在修訂基金會管理條例，就要降低門檻，讓非公募基金會能夠更方便的註冊、成立。
来源：2010-3-15 公益時報
唐駿稱中國企業做慈善“壓力大”
“中國的企業做慈善承受著很大的壓力！”3月13日，新華都總裁兼CEO唐駿在江蘇省科技圖書館作了一場關於“中國式慈善”的演講，除了為兩年前陳發樹的捐款再次“正名”外，他還表示，被勉強要求而做的慈善，“不是在做慈善，而是在交租”！
自己曾為捐款發愁
唐駿透露了他為汶川大地震捐款時的困惑。當時他新任新華都CEO，有媒體稱其身價飆升至10億元。“當時媒體報導最多的就是這個人捐少了，那個人捐少了，最後像我唐駿這樣的人都不敢捐了。你說我捐多少合適？捐多了，我也心疼啊；捐少了，又拿不出手啊！”唐駿笑稱，“最後我發明了‘唐氏捐款法’”。
原來，唐駿當時參加江蘇段奧運火炬傳遞，當時共有248名火炬手參與傳遞，唐駿在募捐過程中要求第一個“捐款”。唐駿拿出自己的捐款袋，說：“這是我的捐款，都在這個袋子裏了，但是這個袋子是空的，我捐款的金額將是下面247位火炬手捐款金額的總和！”
唐駿認為，“不捐不行，捐了也不行，這違背了慈善的真正意義。慈善就是獻一份愛心，千萬不要在乎他捐多少，他今天捐少了，明天可以繼續再捐嘛”，“不能把慈善當作一個事件來看，應該把慈善當作是一種習慣，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慈善”。
企業捐款有“壓力”
唐駿表示，汶川大地震的捐款表明：中國的企業做慈善存在著很多“壓力”！“如果讓在座的每一位離開時每人留下一百元，你心裏是一種什麼壓力？你不是在做慈善，而是在交租啊！慈善是發自內心的東西，而不是你告訴我應該做多少，這根本體現不出自身的價值和我的一份心意。”
唐駿表示，其實很多中國企業很願意做慈善，但是他們擔心公眾不認可，反被指責炒作。對於兩年前陳發樹成立的83億元的“新華都慈善基金”，唐駿表示，新華都頂著很多壓力，“有人說，你們出什麼風頭啊？我就說，你說我愛做秀，那我就做秀，我沒覺得做秀有什麼不好。我希望這件事影響到周圍的人，改變大家對慈善的思維方式和方法”！
來源：2010-3-15 公益時報
隨著慈善事業的迅速發展，多數企業捐贈的種種不理性行為也逐漸凸現。超出承受能力捐款，殺雞取卵；糊塗捐款，不重視捐款的使用方向，沒有捐贈協議；存在盲目從眾心理，導致諾而不捐等事件頻發
3月9日，由中華慈善總會、人民政協報社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企業社會責任高層論壇在京召開。
經過汶川地震救災和災後重建的洗禮，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慈善公益意識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創造財富是一種責任，使用和傳承財富也是一種責任”的積極價值觀被全面認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已經從單純追尋經濟價值發展到履行社會責任、參與慈善事業的企業公民。
與此同時，積極支持慈善慈善事業、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為企業品牌增值、長期繁榮發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企業與慈善之間雙贏的局面已經開始形成。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如何把慈善納入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乃至建立戰略性慈善機制？如何制定科學的公益事業發展計畫，如何實現企業參與慈善公益能長期化、系統化、可持續化已成為成為社會公益界、企業界共同關心的話題。中國企業家做慈善面臨著困惑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數億人民的慈善之舉讓中國慈善事業進入新的時代。有人說，中國慈善事業的春天已經到來。蓬勃發展的慈善組織、公民日益增強的慈善意識等都為慈善事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2007年，我國公眾和企業的慈善捐贈（款物）總額達到300億元，2008年，社會捐贈總量達到1000億元，而據目前的統計結果，2009年的社會捐贈量超過300億元。
在中國，一直存在這樣的觀點，認為，只要是國民經濟發展了，慈善事業也會隨之發展。“我一再講不是這個問題，經濟跟慈善文化不是成正比的，主要不是經濟問題，當然有經濟的問題。主要是文化問題。”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秘書長袁正光表示。
從經濟學的角度，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實際上是取決於三大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和消費結構。目前，美國是一個以知識產業為中心的國家，這個比重已經占GDP75%，說明美國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在這75%的服務行業當中，其中公益事業占了他GDP的7%，這才是一個國家先進的關鍵資料。
2007年，在美國，基金會有7500家，個人捐款達到了3071億美元，人均1000美元，占GDP的2.2%，而這一年國內基金會有900多家，其中有關慈善的基金會不到100家，公眾捐款307.6億人民幣，占GDP0.0012%，大約萬分之一，NPO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0.3%，“萬分之一跟美國的7%比較起來，我們0.3%跟美國10%比較起來，我們慈善文化的的確確還有待發展。”
“中國的慈善事業起步比較晚，儘管形勢好，發展快，但是我們慈善方面的政策法規還不夠健全，我們的經濟制度還不夠完善，我們有一些公益的公信度還不夠高，尤其是社會全民的慈善意識還有待進一步的加強。”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鄧銅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做慈善的時候面臨著一些困惑，面臨著一些困難。
但他也強調，“我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善款和善物來幫助弱勢群體渡過困難，但是我們也並不認為企業家捐的越多越好，對他們不能採取殺雞取卵的做法。慈善事業是一種快樂事業，他們的捐贈應該讓他們力所能及，讓他們捐得愉快，而不是讓他們捐得非常心痛，這是我們要有的共識。”
缺乏企業慈善指標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民營經濟的壯大，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捐款來支持公益事業，來實現企業的社會責任。這一方面能夠樹立企業的形象，另一方面企業的捐款也是公益事業資金的最大的來源和動力，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企業捐贈的意義非常重大。但與此同時，多數企業捐贈的種種不理性行為也逐漸凸現。
南都基金會副秘書長劉洲鴻總結了四條企業捐贈的種種不理性行為：第一，捐贈不是自願的行為，很多企業家被動的接受攤派。第二，企業本身經營還沒有做好，超出了自己承受的能力來捐款，殺雞取卵。第三，有很多企業一擲千金，糊塗捐款，不重視捐款的使用方向，也沒有捐贈協議，也不重視自己對捐款的監督權利。第四，存在盲目從眾心理，比如在公眾募捐場合跟著舉牌，最後導致出現諾爾不捐現象。
此外，還有很多企業捐款不懂得免稅政策，放棄應有的權利。在捐贈活動中，還會發現一些企業捐款重視硬體，不重視軟體，願意捐學校、醫院，但是不願意捐軟性的社會服務。甚至很多企業捐款願意捐物，不願意捐人，“公益事業需要有人去做，公益人士也需要吃飯，也需要生存，但是很多捐款不願意支付人員費用，這些東西都是不太理性的方面。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極端的，在非重大自然災害的時候給政府捐款，有權錢交易的嫌疑。”
他認為，企業的這些非理性捐款既沒有實現、樹立企業的形象目的，也沒有達到捐助公益的願望。其實公益捐款和做商業一樣，也都需要有好的經營，好的策劃和好的管理。 世華智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姜嵐昕作為企業代表，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認為做慈善跟做企業一樣，首先要找准定位。“一個企業做什麼，專業於做什麼，不做什麼，都要讓客戶知道。做慈善也一樣，你在參與慈善過程要讓人知道你關注於什麼，是醫療還是教育，在醫療還可以細分，只有這樣才能更專業，更徹底。”
他提出了企業慈善績效考核機制。在“企業做慈善過程當中，每年企業定的第一個目標是營業目標，第二個目標是利潤目標，第三個是增長目標。但是我覺得缺乏一個慈善指標，今年要賺多少錢，這個錢怎麼用，把它作為企業當中的一個既定的指標，考核的指標，推進的指標。”只有這樣才能更持久地從事公益。
企業與慈善是一體化關係
在企業慈善這條道路上，很多企業家已經不認為填寫一張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因為，聚財和散財同樣需要能力。 有人把企業家的價值觀總結為四句話，追求最大效益，把效益還源于股東，把利益還原于職工，對社會高度負責任。所以企業的社會責任和慈善事業合為一起，就創造了人類如此發達的慈善事業和慈善文化。
“我認為企業的慈善行為不應該是短期行為驅動下的做秀，應該是企業內在的慈善文化驅動的一種持續長久的自覺行為，只有這樣才不會因為經濟形勢的好或者壞來改變。”中國公共關係協會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吳浣苓表示。
福州市慈善總會會長方慶雲認為，企業與慈善是一體化關係。企業要把慈善列入發展規劃。 為了使企業參與慈善效果更加的持久，和捐贈、資金給某一個特定的慈善專案相比，很多專家建議，企業創辦基金會實際上創造了一種長效的慈善機制，避免了其他慈善方式下直接很快消耗的局面。
“首先能夠更好的實現企業的公益理念，如果企業不成立自己的基金會，而是通過其他基金會或者公益組織，因為各個基金會和公益組織優自己的使命和想法，有時候很難契合。如果企業自己成立基金會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實施公益專案或者資助別的公益組織實現自己的理念。”劉洲鴻強調說。
據瞭解，2008年汶川地震，民政部主管的18家非公募基金會一年支出就達到三個多億，為災後重建做出了很大貢獻。國家也認識到非公募基金會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據相關人士透露，最近相關部門正在修訂基金會管理條例，就要降低門檻，讓非公募基金會能夠更方便的註冊、成立。
来源：2010-3-15 公益時報
唐駿稱中國企業做慈善“壓力大”
“中國的企業做慈善承受著很大的壓力！”3月13日，新華都總裁兼CEO唐駿在江蘇省科技圖書館作了一場關於“中國式慈善”的演講，除了為兩年前陳發樹的捐款再次“正名”外，他還表示，被勉強要求而做的慈善，“不是在做慈善，而是在交租”！
自己曾為捐款發愁
唐駿透露了他為汶川大地震捐款時的困惑。當時他新任新華都CEO，有媒體稱其身價飆升至10億元。“當時媒體報導最多的就是這個人捐少了，那個人捐少了，最後像我唐駿這樣的人都不敢捐了。你說我捐多少合適？捐多了，我也心疼啊；捐少了，又拿不出手啊！”唐駿笑稱，“最後我發明了‘唐氏捐款法’”。
原來，唐駿當時參加江蘇段奧運火炬傳遞，當時共有248名火炬手參與傳遞，唐駿在募捐過程中要求第一個“捐款”。唐駿拿出自己的捐款袋，說：“這是我的捐款，都在這個袋子裏了，但是這個袋子是空的，我捐款的金額將是下面247位火炬手捐款金額的總和！”
唐駿認為，“不捐不行，捐了也不行，這違背了慈善的真正意義。慈善就是獻一份愛心，千萬不要在乎他捐多少，他今天捐少了，明天可以繼續再捐嘛”，“不能把慈善當作一個事件來看，應該把慈善當作是一種習慣，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慈善”。
企業捐款有“壓力”
唐駿表示，汶川大地震的捐款表明：中國的企業做慈善存在著很多“壓力”！“如果讓在座的每一位離開時每人留下一百元，你心裏是一種什麼壓力？你不是在做慈善，而是在交租啊！慈善是發自內心的東西，而不是你告訴我應該做多少，這根本體現不出自身的價值和我的一份心意。”
唐駿表示，其實很多中國企業很願意做慈善，但是他們擔心公眾不認可，反被指責炒作。對於兩年前陳發樹成立的83億元的“新華都慈善基金”，唐駿表示，新華都頂著很多壓力，“有人說，你們出什麼風頭啊？我就說，你說我愛做秀，那我就做秀，我沒覺得做秀有什麼不好。我希望這件事影響到周圍的人，改變大家對慈善的思維方式和方法”！
來源：2010-3-15 公益時報
慈善事業法草案 送審稿已報國務院
慈善事業法草案 送審稿已報國務院
記者近日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瞭解到，民政部已將慈善事業法草案送審稿報送國務院。
近年來，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一些人大代表提出關於制定慈善法、慈善事業法、慈善事業促進法的議案。代表們在議案中提出，慈善事業作為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目前我國的慈善事業與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不相適應，亟待通過立法解決體制機制問題，規範慈善組織的運行，創造更好的捐贈環境，促進慈善事業更好更快發展。
據瞭解，制定慈善事業法已列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國務院2009年立法工作計畫。代表們在議案中提出的意見，已基本涵括在慈善事業法草案送審稿之中。
全國人大內司委認為，慈善事業是我國社會保障的有機組成部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及時制定慈善事業法，規範慈善活動，對於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內司委多次參與起草部門開展的慈善立法調研論證工作。內司委負責人表示，今後將與國務院有關部門加強溝通，並適時開展前期立法調研工作。
來源：2010年3月27日 法制日報
全國人大代表熱議慈善事業壯大發展 “要讓捐贈者善有善報”
制定慈善事業法防“詐捐”“奉旨化緣”影響捐助熱情
娛樂圈“詐捐門”事件餘溫未退，慈善事業該如何有效監管？又應如何壯大發展？本屆全國“兩會”上，多位全國人大代表針對慈善事業的完善發展踴躍建言。
“比爾·蓋茨幾乎把所有收入都捐給了社會，但他老了以後，各方面生活都會得到很好的保障。中國很多人拼命攢錢為什麼？防老、防意外、防以後沒錢。如果讓熱心慈善的人沒了這些後顧之憂，一定會有更多的人更主動、更積極地投身慈善事業。”
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實驗外國語學校校長李茵呼籲：完善配套保障的體制機制，比如稅收減免、社保等相關激勵政策，形成“我有能力時儘量幫人，我需要幫助時有人來幫我”的良性互動，從而實現社會財富的和諧流動。
李茵同時建議我國大力開展慈善文化進校園活動，將慈善文化教育內容列入教學大綱同時注重課本內容和實踐的相結合，從小塑造孩子樂善好施的人生觀。
制定慈善事業法防“詐捐”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移動總經理鄭傑建議制定慈善事業法，進一步完善我國慈善事業法制體系。
鄭傑指出，當前部分社會捐贈資金在管理、使用過程中存在問題，資金的安全性還存在隱患。有的部門把社會自願救助捐贈活動轉為變相攤派、挪用甚至侵佔捐贈款；有的社團組織以捐贈為名從事營利活動；一些企業借“慈善”之名，行“宣傳”之實，出現事前“承諾”、事後“賴賬”的捐贈，甚至出現借捐贈名義行騙、促銷等違法行為。
鄭傑認為，慈善法要重點建立一套透明、規範、細化的慈善事業工作程式，規範勸募、受贈、轉贈、捐贈、受益等行為的權利和義務，並建立相應的審計監督機制，對善款的來源和使用、慈善機構運作經費等進行有效監管。
“奉旨化緣”影響捐助熱情
“中國企業有數千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僅幾十萬家。”全國人大代表、恒大地產集團董事長許家印認為，中國慈善事業的整體環境有待改善，部分熱心慈善事業的企業先行者甚至遭遇“奉旨化緣”，受到行政勸募等壓力，影響其再次捐助的熱情。
“慈善事業是無償的，但如果能讓捐贈者善有善報，必將增強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的積極性。”許家印建議重點建立激勵機制，營造濃厚的社會氛圍。
一是實行普惠制，企業向任一合法慈善組織捐贈都可以享受相應稅收優惠。二是建立方便、快捷、易操作的免稅程式。三是考慮開徵遺產稅、贈予稅，提高奢侈品的稅幅，引導富人把部分資金投入社會公益事業。
來源：2010年03月14日 長江日報
中國《慈善法》立法進入新階段
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表示，簡稱為《慈善法》的《慈善事業促進法》已經送到國務院，
法律起草工作進入新階段。
他表示，現在的中國人不是不願做慈善，而是不會做慈善。
王振耀說，汶川大地震激發了中國全國人民的意識，草根組織在慈善事業中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曾經參與討論《慈善法》立法工作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非政府組織專家王名教授說，他希望這個法律能夠為民間慈善組織的認定訂出明確的標準。
王教授表示，民間慈善組織時常面臨的問題就是資格沒有保障，他希望法律出臺之後對資格的認定能夠依法做出。
資格認定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了之後，中國各地的民間捐款紛湧而至，但是卻苦於無處可收。
而從汶川大地震時的狀況來看，似乎民眾對具有官方背景的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並非相當信任。
此外當時線民還質疑為何中國的富人“不肯”捐款，但是當富人捐款之後，卻又質疑富人捐款的用心。
這些狀況顯示，對此沒有專項法律規定的中國的確也有必要出臺《慈善法》，保障捐款人權益同時妥善的管理慈善組織。
王名教授分析說，雖然現階段慈善組織的資格是由稅務部門來認定，未來《慈善法》出臺之後，將對資格認定更加有保障。
而且《慈善法》很可能會包括善款的追蹤以及使用的公開等規定。這對民間組織而言，都是走上正規化的必經之路。
發揮效果
中國官方也希望《慈善法》的立法能夠鼓勵成立專業化的民間慈善組織，消除臨時結伴搭夥而成的慈善團體。
這些臨時的慈善團體缺乏專業的援助能力和長遠的規劃，雖有慈善動力卻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從包括香港、臺灣等許多地方的經驗來看，當社會逐漸富裕之後，幫助人的心理也隨之提高，妥善地管理民間慈善組織，將有助於發展長期的民間援助機制，有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
來源：2009年 11月 2日 英國BBC中文網
記者近日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瞭解到，民政部已將慈善事業法草案送審稿報送國務院。
近年來，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一些人大代表提出關於制定慈善法、慈善事業法、慈善事業促進法的議案。代表們在議案中提出，慈善事業作為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目前我國的慈善事業與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不相適應，亟待通過立法解決體制機制問題，規範慈善組織的運行，創造更好的捐贈環境，促進慈善事業更好更快發展。
據瞭解，制定慈善事業法已列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國務院2009年立法工作計畫。代表們在議案中提出的意見，已基本涵括在慈善事業法草案送審稿之中。
全國人大內司委認為，慈善事業是我國社會保障的有機組成部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及時制定慈善事業法，規範慈善活動，對於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內司委多次參與起草部門開展的慈善立法調研論證工作。內司委負責人表示，今後將與國務院有關部門加強溝通，並適時開展前期立法調研工作。
來源：2010年3月27日 法制日報
全國人大代表熱議慈善事業壯大發展 “要讓捐贈者善有善報”
制定慈善事業法防“詐捐”“奉旨化緣”影響捐助熱情
娛樂圈“詐捐門”事件餘溫未退，慈善事業該如何有效監管？又應如何壯大發展？本屆全國“兩會”上，多位全國人大代表針對慈善事業的完善發展踴躍建言。
“比爾·蓋茨幾乎把所有收入都捐給了社會，但他老了以後，各方面生活都會得到很好的保障。中國很多人拼命攢錢為什麼？防老、防意外、防以後沒錢。如果讓熱心慈善的人沒了這些後顧之憂，一定會有更多的人更主動、更積極地投身慈善事業。”
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實驗外國語學校校長李茵呼籲：完善配套保障的體制機制，比如稅收減免、社保等相關激勵政策，形成“我有能力時儘量幫人，我需要幫助時有人來幫我”的良性互動，從而實現社會財富的和諧流動。
李茵同時建議我國大力開展慈善文化進校園活動，將慈善文化教育內容列入教學大綱同時注重課本內容和實踐的相結合，從小塑造孩子樂善好施的人生觀。
制定慈善事業法防“詐捐”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移動總經理鄭傑建議制定慈善事業法，進一步完善我國慈善事業法制體系。
鄭傑指出，當前部分社會捐贈資金在管理、使用過程中存在問題，資金的安全性還存在隱患。有的部門把社會自願救助捐贈活動轉為變相攤派、挪用甚至侵佔捐贈款；有的社團組織以捐贈為名從事營利活動；一些企業借“慈善”之名，行“宣傳”之實，出現事前“承諾”、事後“賴賬”的捐贈，甚至出現借捐贈名義行騙、促銷等違法行為。
鄭傑認為，慈善法要重點建立一套透明、規範、細化的慈善事業工作程式，規範勸募、受贈、轉贈、捐贈、受益等行為的權利和義務，並建立相應的審計監督機制，對善款的來源和使用、慈善機構運作經費等進行有效監管。
“奉旨化緣”影響捐助熱情
“中國企業有數千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僅幾十萬家。”全國人大代表、恒大地產集團董事長許家印認為，中國慈善事業的整體環境有待改善，部分熱心慈善事業的企業先行者甚至遭遇“奉旨化緣”，受到行政勸募等壓力，影響其再次捐助的熱情。
“慈善事業是無償的，但如果能讓捐贈者善有善報，必將增強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的積極性。”許家印建議重點建立激勵機制，營造濃厚的社會氛圍。
一是實行普惠制，企業向任一合法慈善組織捐贈都可以享受相應稅收優惠。二是建立方便、快捷、易操作的免稅程式。三是考慮開徵遺產稅、贈予稅，提高奢侈品的稅幅，引導富人把部分資金投入社會公益事業。
來源：2010年03月14日 長江日報
中國《慈善法》立法進入新階段
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表示，簡稱為《慈善法》的《慈善事業促進法》已經送到國務院，
法律起草工作進入新階段。
他表示，現在的中國人不是不願做慈善，而是不會做慈善。
王振耀說，汶川大地震激發了中國全國人民的意識，草根組織在慈善事業中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曾經參與討論《慈善法》立法工作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非政府組織專家王名教授說，他希望這個法律能夠為民間慈善組織的認定訂出明確的標準。
王教授表示，民間慈善組織時常面臨的問題就是資格沒有保障，他希望法律出臺之後對資格的認定能夠依法做出。
資格認定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了之後，中國各地的民間捐款紛湧而至，但是卻苦於無處可收。
而從汶川大地震時的狀況來看，似乎民眾對具有官方背景的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並非相當信任。
此外當時線民還質疑為何中國的富人“不肯”捐款，但是當富人捐款之後，卻又質疑富人捐款的用心。
這些狀況顯示，對此沒有專項法律規定的中國的確也有必要出臺《慈善法》，保障捐款人權益同時妥善的管理慈善組織。
王名教授分析說，雖然現階段慈善組織的資格是由稅務部門來認定，未來《慈善法》出臺之後，將對資格認定更加有保障。
而且《慈善法》很可能會包括善款的追蹤以及使用的公開等規定。這對民間組織而言，都是走上正規化的必經之路。
發揮效果
中國官方也希望《慈善法》的立法能夠鼓勵成立專業化的民間慈善組織，消除臨時結伴搭夥而成的慈善團體。
這些臨時的慈善團體缺乏專業的援助能力和長遠的規劃，雖有慈善動力卻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從包括香港、臺灣等許多地方的經驗來看，當社會逐漸富裕之後，幫助人的心理也隨之提高，妥善地管理民間慈善組織，將有助於發展長期的民間援助機制，有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
來源：2009年 11月 2日 英國BBC中文網
2010年3月26日 星期五
百事公佈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新目標
百事公佈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新目標
3月22日，世界第二大食品飲料公司百事公司在其投資者會議上宣佈了為實現"可持續增長"制定的有關營養、環境和工作場所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新目標。
據介紹，這些目標將適用於百事全球的食品、飲料業務，包括菲多利薯片、桂格麥片、百事可樂、純果樂果汁、佳得樂運動飲料等。百事公司將此承諾稱為"目的性績效"。
百事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盧英德說，為了鼓勵人們過上更健康的生活，同時滿足消費者對更健康、美味產品的期望，百事公司致力於達到行業領先的營養目標，包括：提高以全穀類、水果、蔬菜、堅果、種子和低脂肪乳製品為原料的產品在產品組合中的比重；2015年之前，在關鍵市場中，實現全球主要食品產品的平均單位鈉含量降低25%；2020年之前，在關鍵市場中，實現全球主要食品產品的平均單位飽和脂肪含量降低15%；2020年之前，在關鍵市場中，實現全球主要飲料產品的平均單位添加糖含量降低25%。
她說："我們相信，人類及地球更健康的未來意味著百事公司更成功的前景"， "這些承諾貫穿於我們的所有業務，也反映出我們注重可盈利的長期增長。它們將引導我們繼續為全球消費者推出更美味、健康的產品。"
2008年，十家全球主要食品飲料企業共同簽署了《關於飲食、體育活動和健康的全球戰略行動承諾》，並將其提交世界衛生組織。百事公司是這十家企業之一。此次百事公司推出的全球目標是向世界衛生組織所作承諾的具體行動。
百事公司近年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承諾：
人類可持續發展/ 健康與保健
2012前，減少3億5千萬磅（注：約1.588億公斤）的包裝重量，從而避免產生10億磅（注：約4.536億公斤）的土地填埋廢棄物 致力於消除百事生產設施所產生的所有土地填埋固體廢棄物 承諾在全球範圍內減少運營過程中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
3月22日，世界第二大食品飲料公司百事公司在其投資者會議上宣佈了為實現"可持續增長"制定的有關營養、環境和工作場所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新目標。
據介紹，這些目標將適用於百事全球的食品、飲料業務，包括菲多利薯片、桂格麥片、百事可樂、純果樂果汁、佳得樂運動飲料等。百事公司將此承諾稱為"目的性績效"。
百事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盧英德說，為了鼓勵人們過上更健康的生活，同時滿足消費者對更健康、美味產品的期望，百事公司致力於達到行業領先的營養目標，包括：提高以全穀類、水果、蔬菜、堅果、種子和低脂肪乳製品為原料的產品在產品組合中的比重；2015年之前，在關鍵市場中，實現全球主要食品產品的平均單位鈉含量降低25%；2020年之前，在關鍵市場中，實現全球主要食品產品的平均單位飽和脂肪含量降低15%；2020年之前，在關鍵市場中，實現全球主要飲料產品的平均單位添加糖含量降低25%。
她說："我們相信，人類及地球更健康的未來意味著百事公司更成功的前景"， "這些承諾貫穿於我們的所有業務，也反映出我們注重可盈利的長期增長。它們將引導我們繼續為全球消費者推出更美味、健康的產品。"
2008年，十家全球主要食品飲料企業共同簽署了《關於飲食、體育活動和健康的全球戰略行動承諾》，並將其提交世界衛生組織。百事公司是這十家企業之一。此次百事公司推出的全球目標是向世界衛生組織所作承諾的具體行動。
百事公司近年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承諾：
人類可持續發展/ 健康與保健
- 2012年之前，在食物和飲料包裝上標示能量值和主要營養資訊
- 2012年之前，在世界各地停止對中、小學直接銷售全糖軟飲料
- 增加百事基金會和百事公司的企業捐贈項目，以促進構建更健康的社區，包括改善飲食和加強體育活動項目
- 投資於業務發展和產品研發，為弱勢和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價格低廉、營養豐富的產品
人才可持續發展
- 通過不斷降低失時工傷率，保證工作場所的安全性，並努力通過最優實踐來提高其他職業健康和安全標準
- 在全球範圍內提供工作場所保健計畫，鼓勵員工過更健康的生活
- 通過百事基金會，為符合標準的員工公益捐款進行等額匹配捐贈
來源：2010年03月25日 新華網
康師傅獲生產管理國際大獎 為節能減排做重大貢獻
康師傅獲生產管理國際大獎 為節能減排做重大貢獻
在2004年導入TPM（Total Productive Management，全面生產管理），經過5年的努力，康師傅旗下的瀋陽頂益食品有限公司、廣州頂益食品有限公司、重慶頂益食品有限公司在2010年3月11日日本京都獲得2009年度TPM優秀獎。TPM獎以改善企業體質為目標，追求生產系統效率化之極限，由日本設備維護協會評選，代表了國際製造業的最高標準。今年康師傅榮獲優秀獎，不僅是對康師傅品質、工藝的認可，更是對康師傅在節能減排方面貢獻的褒獎。
TPM獎設立於19世紀60年代，吸引了全球眾多著名企業的參選，如沃爾沃、聯合利華、菲亞特、TNT、拜耳、博世、ABB、利樂、松下電器、住友化學、三菱、富士重工、三洋電機、箭牌糖果、中華汽車等，已經成為國際製造業公認的至高榮譽之一。TPM追求生產系統效率化之極限，上自經營層下至第一線的員工全員都參與，以改善企業體質為目標，在現場現物架構下，以生產系統全體壽命週期為物件，追求“零災害、零不良、零故障”並將所有損失在事先加以防止。
TPM獎項的評選非常嚴格，沃爾沃、博世、利樂、箭牌糖果、聯合利華等國際知名企業都曾獲得過TPM獎項，每一個獲獎企業都代表在成本、品質、效率、環保等方面達到了世界級的標準。 康師傅2004年導入TPM，在重慶、瀋陽、廣州、天津、杭州、武漢、西安的工廠成立TPM推動委員會，下設事務局負責日常的推動工作，截止2010年6月，僅用於外聘專業顧問的輔導費用投入就近600萬元，用於提升員工素質。公司自上而下全員參與，自主維護設備，以提前預防為主，對所有的缺陷進行識別並消除，追求“零災害、零不良、零故障”。公司每年舉辦改善提案成果發表大會，從品質、效益、節能環保等方面考核，對提案人進行重獎。
導入TPM後康師傅不僅獲得了高效的生產效率，更在節能減排方面取得顯著的成果。僅以康師傅旗下重慶頂益公司為例，通過對設備的管理和改善，年節約用水約4萬噸，可供約340個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年節約用電量約20萬度，可供重慶頂益36天的正常運轉；節約蒸汽約3萬噸，相當於重慶頂益90天的用汽量。通過對生產線不斷升級，使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化學耗氧量，表示水質污染度的重要指標）達標排放率到達100%，且COD排放濃度均低於重慶市100mg/L的排放標準，並逐年降低。公司還開展減廢、利廢活動，通過對汙水處理設備的改造，將污水通過中水系統直接澆灌草坪，減少了自來水的使用。
節能減排、保護環境作為今年全國政協的“一號提案”，不僅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也是中國政府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溫總理在今年的兩會中指出，要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節能減排的產業。康師傅作為大陸食品行業楚翹，應當順應時代主題，回應國家政策，踐行企業社會責任。康師傅會一直秉持“回饋社會、永續經營”的精神，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人才培養，引進更節能環保的設備，保護環境、保證產品品質、保障員工人身安全。
來源：2010年3月25日 人民網食品頻道
在2004年導入TPM（Total Productive Management，全面生產管理），經過5年的努力，康師傅旗下的瀋陽頂益食品有限公司、廣州頂益食品有限公司、重慶頂益食品有限公司在2010年3月11日日本京都獲得2009年度TPM優秀獎。TPM獎以改善企業體質為目標，追求生產系統效率化之極限，由日本設備維護協會評選，代表了國際製造業的最高標準。今年康師傅榮獲優秀獎，不僅是對康師傅品質、工藝的認可，更是對康師傅在節能減排方面貢獻的褒獎。
TPM獎設立於19世紀60年代，吸引了全球眾多著名企業的參選，如沃爾沃、聯合利華、菲亞特、TNT、拜耳、博世、ABB、利樂、松下電器、住友化學、三菱、富士重工、三洋電機、箭牌糖果、中華汽車等，已經成為國際製造業公認的至高榮譽之一。TPM追求生產系統效率化之極限，上自經營層下至第一線的員工全員都參與，以改善企業體質為目標，在現場現物架構下，以生產系統全體壽命週期為物件，追求“零災害、零不良、零故障”並將所有損失在事先加以防止。
TPM獎項的評選非常嚴格，沃爾沃、博世、利樂、箭牌糖果、聯合利華等國際知名企業都曾獲得過TPM獎項，每一個獲獎企業都代表在成本、品質、效率、環保等方面達到了世界級的標準。 康師傅2004年導入TPM，在重慶、瀋陽、廣州、天津、杭州、武漢、西安的工廠成立TPM推動委員會，下設事務局負責日常的推動工作，截止2010年6月，僅用於外聘專業顧問的輔導費用投入就近600萬元，用於提升員工素質。公司自上而下全員參與，自主維護設備，以提前預防為主，對所有的缺陷進行識別並消除，追求“零災害、零不良、零故障”。公司每年舉辦改善提案成果發表大會，從品質、效益、節能環保等方面考核，對提案人進行重獎。
導入TPM後康師傅不僅獲得了高效的生產效率，更在節能減排方面取得顯著的成果。僅以康師傅旗下重慶頂益公司為例，通過對設備的管理和改善，年節約用水約4萬噸，可供約340個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年節約用電量約20萬度，可供重慶頂益36天的正常運轉；節約蒸汽約3萬噸，相當於重慶頂益90天的用汽量。通過對生產線不斷升級，使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化學耗氧量，表示水質污染度的重要指標）達標排放率到達100%，且COD排放濃度均低於重慶市100mg/L的排放標準，並逐年降低。公司還開展減廢、利廢活動，通過對汙水處理設備的改造，將污水通過中水系統直接澆灌草坪，減少了自來水的使用。
節能減排、保護環境作為今年全國政協的“一號提案”，不僅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也是中國政府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溫總理在今年的兩會中指出，要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節能減排的產業。康師傅作為大陸食品行業楚翹，應當順應時代主題，回應國家政策，踐行企業社會責任。康師傅會一直秉持“回饋社會、永續經營”的精神，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人才培養，引進更節能環保的設備，保護環境、保證產品品質、保障員工人身安全。
來源：2010年3月25日 人民網食品頻道
2010年3月24日 星期三
2010年：在華外企的新元年？
分析：如何解讀力拓與中國的關係？
力拓(Rio Tinto)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需要用一種全新的專屬漢學來解讀。
如果說，去年中國拘留力拓鐵礦石談判首席代表胡士泰(Stern Hu)，使這家英澳礦商與中國的關係降至冰點，那麼按照常理分析，胡士泰承認受賄的消息應該把雙方關係凍得瓷瓷實實。
然而，力拓與中國鋁業(Chinalco)剛剛證實，計畫在幾內亞合作開採鐵礦石。若放到去年，這種交易簡直是不可能的——當時力拓放棄了這家中國國有鋁業生產商的注資承諾，而選擇配股發行。
昨天，力拓首席執行官艾博年(Tom Albanese)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CDF)演講時表示，“現在我希望展望未來”。再沒有哪位演講嘉賓能把這句俗套話講得如此充滿感情了。
整篇演講聽上去就像標準的外交辭令，首席執行官在敏感問題上如履薄冰，但濃墨重彩地強調力拓與中國的合作機會及相互依存。
但艾博年實際上是直擊問題的核心。這個問題就是如何理清中國與力拓（或眾多與中國合作、在中國運營以及為中國工作的西方公司）之間關係的方方面面。這種關係剪不斷，理還亂。一方面，力拓可以和最大的客戶（中國）就鐵礦石定價這樣的問題產生分歧，同時在另一方面，它也能和最大的股東（還是中國）就鐵礦石開採達成協議。
昨日來自上海法庭的最新消息並未影響力拓股價——事實上，倫敦股價還出現上漲。投資者們以典型的頑強方式認識到，一說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通常是陰晴不定，豐歉不一。正如法庭書記員可能採用的描述：審判（考驗）還在繼續。
作者：安德魯希爾
來源：2010年3月23日 《金融時報》中文版
更多美企感到在華不受歡迎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China）周一（3月22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感到在中國不受歡迎。
在被調查的203家美國公司中持這種看法的有38%。雖然距離上次調查僅僅三個月，但增幅卻高達12%。
有關公司稱，令他們對中國經商環境悲觀的原因是中國政府對外國公司的歧視政策和中國司法缺乏一貫性的問題。
調查表明，在華美國公司最為擔心的是中國當局對法律的隨意詮釋以及從不給出明確的法律定義。
許多受調查公司認為，中國當局鼓勵政府部門購買本國電腦軟件產品的有關規定是企圖把外國公司擠出中國市場。
在從事高科技與信息技術的公司中有57%認為中國有關政策給他們帶來了負面影響。有37%表示，中國的政策使他們的銷量下降。
中國美國商會的調查報告發表之際，正好是澳大利亞力拓案在上海開庭審理和谷歌威脅要撤出中國之時。
這兩件事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尤其是力拓案件。許多外國公司都希望了解該案件可能會對自己產生的影響。
來源：2010年 3月 22日 英國BBC中文網
調查：在華外企怨言增加
週一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政府將外資企業排除在中國部分蓬勃發展的市場之外的做法，已經導致各跨國公司對中國的不滿大大增加，有關中國實行保護主義的抱怨越來越大。
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這項調查顯示，受調查的美國企業中，認為外企在參與中國市場並投入競爭方面越來越不受歡迎的比例，在2月份上升到38%，而兩個月前的比例為26%。
這一結果是美國商會四年前開始對其會員調查以來，會員擔心程度最高的一次。
美國企業之間的不滿情緒高漲之際，正值中美兩國關係日益惡化。華盛頓正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讓人民幣升值。
但這種情緒並不僅限於美國公司。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表示，來自世界各地和眾多行業的企業，都對在中國經營越來越感到失望。
“情緒在幾大領域明顯惡化，”伍德克在週一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企業感到市場在增長，但進入管道越來越窄。”
他表示，這甚至導致一些跨國公司考慮將一些投資轉移到中國以外，在亞太其他地方落腳。這種說法在6個月前很少聽說。
外資企業不滿情緒的激增，部分與中國關於“自主創新”的新規定有關。該規定在去年底提出，它要求政府在採購時，優先考慮包含中國知識產權的產品。
在回應美國商會調查的美國高科技和資訊技術公司中，57%的公司表示，預計將因這一新規定而在中國喪失業務。
一些中國地方政府已經編制了獲得批准的政府採購產品目錄。基於自主創新規定，其內容嚴重偏向本國公司。
上海市去年8月公佈的政府採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中，獲得批准的產品有500多種，但只有兩種由外商投資企業生產，而且這兩家企業都是合資企業，外資為少數股股東。
“對許多跨國公司來說，中國是目前全球經濟中的一個亮點，但我們的調查顯示，會員公司認為這些（自主創新）規定是一種新的保護主義，將用於在這個日益重要的市場把它們排除在外，”中國美國商會會長柏邁高(Michael Barbalas)週一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是希望日益融入全球體系，還是希望日益孤立。”
來源：2010年3月23日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
2010年：在華外企的新元年？
谷歌即將離去，力拓案正在審判之中，浙江聲討洋品牌，國企呼喚民眾的尊重。在“國進民退”的經濟大勢下，在華外國企業的地位在可預見的將來似乎只會走下坡路，各種限制外資的壁壘也正在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出現。毫無疑問，在無法舍棄中國這個大市場的前提下，外企需要在中國內地市場重新踏上漫漫的新長征路，審時度勢，制定新的發展策略。
今年的兩會也許會被歷史界定為這個趨勢的里程碑，盡管外企在這方面的舉步維艱在部分行業早就彰顯無遺。最近，我的一個跨國公司客戶就決定在中國熄火，賣掉了前些年收購的一家本地公司。這家公司所在的行業屬於企業軟件，面向的客戶也主要是國營公司，黯然離開的原因既有銷售文化和產品理念的不同，也不排除客戶群和有關政府部門對其國內競爭對手的政策性偏向。
失去谷歌的中國將會如何只有讓時間去慢慢解讀。不過，谷歌事件的重要意義更在於中國政府借此發出的信號，那就是如今離開任何外企，中國市場一樣照轉。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如此，在谷歌選擇和中國政府分庭抗禮的同時，中美兩國的關系也再次進入周期性冰點，貿易和貨幣冷戰一觸即發。盡管溫家寶總理在兩會新聞發布會上承諾多增加和外商溝通的機會，但也承認和外商的接觸還不夠緊密，而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本月召見20多家跨國公司的中國高管，亦再次反映了外企的普遍性憂慮情緒。
谷歌或許是個特例，但大多數外企在對待中國體制和意識形態上的或無力或無心，以及由此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其實是在華外企“不諳國情”的持續性根源，也應該成為這些公司在中國新長征路上制定新戰略的重中之重。畢竟，隨著政府逐漸加大扶植國有企業的力度，以往用“市場換技術”而給予外企的所謂“超國民待遇”已是昨日黃花，一向以加強本地銷售力量為核心的洋企業所面臨的挑戰也需重新審視和定義。
基於我個人和在華外企打交道的經驗，即使某些外企有所謂的政府關系部門，也基本上是輔助性部門，操作起來也是以關系型公關為主，政策分析和引導的成分很少。這就造成了大多外企對中國政策的理解一般都局限在本行業，對宏觀政策的走向缺乏結構性了解和積極應對的意識，在政府關系的處理上也是被動多於主動，單兵作戰的銷售式行為為主，缺乏跨公司、跨行業的橫貫聯合式策略。
今年早些時候，在接受美國某媒體採訪時，比爾•蓋茨就谷歌的中國糾結發表了批評谷歌的言辭，展示了蓋茨作為美式商人對競爭對手秋風掃落葉般的無情，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本人乃至微軟在中國政治和商業關系大局觀方面的稚嫩。《華爾街日報》對此的評論很值得回味，說“中國可能喜歡受人磕頭，但卻看不起磕頭之舉”，認為“拍馬屁”是一種拙劣的商業策略。
在用人方面，市場銷售能力固然依舊重要，對中國政策語境的感悟能力也在成為一個癒發關鍵的變量，而來自大陸以外的外企華人買辦們在這個方面顯然缺乏天然的優勢。記得前幾年和生意場上的幾位朋友在北京一起吃飯，其中一位是香港人，負責某外企的大中國區業務，人相當八卦，對內地的不少流行事物也很熟悉。席間幾個大陸人興沖沖地聊起了和“學雷鋒做好事”有關的童年趣事，我看他半天沒插上話，隨即問道：“你知道雷鋒是誰嗎？”這位老兄搖搖頭，一臉的茫然。看來，盡管大家都是使筷子吃飯，但想在內地市場爬雪山過草地就另當別論了。
在華的美國商會經常會把美籍高管們聚集在一起，做些關於中國商業和政治文化的基礎教育和討論。關於中國，他們中間有一句很流行的話：沒有什麼事是容易的，任何事都是可能的（Nothing is easy, anything is possible）。這話依然靠譜。
來源：2010年3月23日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
艾博年演講稿稱尊重中國法律對力拓案的判決
新浪財經訊 3月22日上午消息，力拓礦業集團總裁艾博年在今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做了《重新構建長期夥伴關係》的演講。在這份演講稿中他不但一再強調中國及中國鋁業是力拓重要的合作夥伴，並且表示力拓也是中國的重要採購方。他還特別強調，尊重中國法律程式對“力拓案”作出的裁決。
艾博年認為，儘管與中國的合作遇到挑戰，但雙方正在努力解決。
首先談到了和中國鋁業公司的關係。他表示與中鋁公司的關係對力拓非常重要。中鋁公司是中國重要的資源企業，也是力拓最大的股東，在西芒杜這個項目上中鋁公司是力拓最理想的合作夥伴。
去年中鋁全額認購了力拓配股，使中鋁在力拓的股份仍保持在9%，這一舉措給了力拓極大的支持。他對於去年力拓未能與中鋁集團達成一種戰略夥伴關係表示遺憾，“儘管遭遇挫折，但我們尋求深化與中鋁合作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對我們之間合作的前景依然充滿樂觀。”
艾博年特別強調中國是力拓最重要的市場，與中國市場密不可分的聯繫對力拓的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力拓也是中國產品的重要採購商。
“力拓每年都從中國採購大量產品和設備。”他舉例說：“比如，把鐵礦石從我們的礦山運往澳大利亞各港口的火車車皮，很多都是來自中國，去年我們向中國購買了2500 輛礦車，相比其他市場這是我們當年最大的一筆訂單。今年，我們預計還要向中國企業購買價值4億多美元的產品和設備。”
艾博年還主動提起了力拓員工在上海被拘留事件。他表示力拓在密切關注此事並尊重中國法律程式對此作出的裁決。(王霄)
以下為刊登在其網站上的原文。演講並未包含該文章全部內容。
感謝您邀請我參加“中國發展論壇”。我很高興能夠再次來到中國，這是我本月的第二次訪問。
兩年前我就參加了“中國發展論壇”，今天我很榮幸能有機會再次在如此高規格的論壇上發言，進一步闡述我的一些觀點。
我今天來到這裏，就是想借這個機會向我們的夥伴們表明，我們與中國長期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力拓與中國的商業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50年前。
在過去的大部分時間裏，我們之間的良好合作使我們雙方都受益。儘管在去年我們的合作遭遇到了一些不可預見的挑戰，目前我們正在努力解決。
就這一點而言，我們非常高興的宣佈，本周我們將與中國鋁業公司組建合資公司，共同開發西非幾內亞西芒杜鐵礦專案。中鋁公司是中國重要的資源企業，也是力拓最大的股東。在西芒杜這個項目上中鋁公司是我們最理想的合作夥伴，因其具有運營重大專案的技術和能力。
回顧歷史，力拓和中國之間的夥伴關係經受了時間的考驗。60 年代力拓就向中國供應鋁，1973 年力拓又成為第一家向中國供應鐵礦石的國際公司。
十年後我們又在北京設立了第一個代表處。當年擔任該代表處首席代表的鮑誼安(Ian Bauert)先生今天也來出席此會，他現在的職位是力拓中國區總裁。1987 年，鮑先生幫助中國第一次在西澳大利亞進行了投資，促成了與中鋼集團合作的恰那鐵礦合資公司；2002年，他又促成了力拓與寶鋼合作成立的寶瑞吉鐵礦合資公司。
如今，中國已是力拓最重要的市場。力拓多年來提供的礦產資源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發展提供了穩定可靠的保障。
我們的鐵礦、銅礦、鋁和其他礦產資源為中國的建設作出了貢獻，同時與中國市場密不可分的聯繫對力拓的持續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
另一方面，力拓也是中國產品的重要採購商，我們每年都從中國採購大量產品和設備。比如，把鐵礦石從我們的礦山運往澳大利亞各港口的火車車皮，很多都是來自中國，去年我們向中國購買了2500 輛礦車，相比其他市場這是我們當年最大的一筆訂單。今年，我們預計還要向中國企業購買價值4億多美元的產品和設備。
我們與中鋁公司的關係對我們非常重要。去年中鋁全額認購了力拓配股，使中鋁在力拓的股份仍保持在9%，這一舉措給了我們極大的支持。
我們組建合資公司的意向證明了中鋁和力拓對礦業的來和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都保持著非常樂觀的態度。
先生們，剛剛閉幕的“兩會”檔上傳達的資訊是，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中國政府優先考慮的問題，而安全穩定的原材料供應是保障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環節。我相信力拓與中國建立穩固地合作夥伴關係將對中國實現這一目標有所貢獻。
去年我們與中鋁集團本來可能達成一種戰略夥伴關係，以從根本上加強我們與中國夥伴的合作。然而，我們失去了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此，我本人深感遺憾。儘管遭遇挫折，但我們尋求深化與中鋁合作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對我們之間合作的前景依然充滿樂觀。
去年的另一事件是我們四名員工在上海被拘留。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家雇傭大量員工的公司都有可能遇到類似事件。我們也在密切關注此事。對此我不便發表任何言論，我尊重中國法律程式對此作出的裁決。
今天，我更想展望我們的未來。我想談一談如何加強力拓與中國夥伴之間的關係，並用兩點集中闡述雙方存在的潛在合作機會。我想通過力拓與中國夥伴之間的合作，我們一起來幫助中國實現原材料長期穩定供應這一目標。
我的第一點想法是如何配合中國在海外資源開發戰略的實施，這一點我兩年前在這個論壇上的發言中就曾提到過。組建西芒杜鐵礦合資公司這一計畫就是很好的例子。
毋庸置疑，中國已成為目前全球海外資源開發的主要參與者，礦產投資已占到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拓展海外資源的過程中，中國需要展示其對全球的影響，以建立其自己的品牌形象。中國大型國有企業之間在海外項目中的互惠合作將大大加強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礦產資源的開發不光涉及資金和技術，還必須重視可持續發展，這意味著必須獲得當地居民的同意或者稱“經營許可”。公司必須遵照環境、安全和社區責任等方面的規定來行事。
而力拓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我們已在全球運營各種項目，並且深知不論從人文還是商業的角度，瞭解採礦活動從社會、環境、經濟方面對當地社區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比如，在過去的50年中，我們對非洲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我們一直力圖為當地人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再比如我們在澳大利亞是雇傭最多土著居民的私營企業。
與中鋁公司在西非幾內亞鐵礦專案中的合作將使我們有機會共同管理專案、應對社會及環境的挑戰。我們正在進行大量的基準研究工作，建立影響評估體系，以指導我們進行礦山和基建開發方案。
同樣，我們在馬達加斯加、秘魯和印度的項目中都遵循同樣的原則，即與各利益相關方緊密合作以尋找最佳的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這就是我們可以與中鋁組成合作夥伴關係，中國海外投資類似的專案中可以開展的工作。
我深信，通過這種以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為思路的合作，中國企業能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獲得成功。反過來，這種實踐可以幫助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真正的領導者。
我的第二個想法是如何配合中國企業在本土尋找世界級的礦產資源。我知道中國在勘探開發方面已經有相當好的專業知識，目前正在開展很多的勘探工作，並且正不斷成功地發現很多新的礦源。
然而我相信，力拓長年在世界範圍勘探開採礦產的經驗將會使中國已有的能力“如虎添翼”，力拓非常願意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在過去的60年中，力拓已在全球勘探出 20多個世界一流的礦山。它們都是規模最大、可開採時間最長的礦體。在勘探領域的成功是我們能夠長期在礦業領域保持領先地位的保障。
我們知道，地質勘探沒有“秘訣”，成功來自于富有經驗的專業人才、浩瀚繁雜的資料分析、對地質構造的深入理解、強大的研發團隊、精確的勘探技術以及良好的現場管理經驗等等。
我們相信，力拓擁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能夠幫助中國礦業企業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世界一流的礦產寶藏。對這個問題，我很願意在此次論壇後與各位業內同行展開深入討論。
各位先生們，正如我開頭所講的，力拓將致力於重建並強化與中國的關係，不僅因為中國是我們最大的客戶，也因為我們看到雙方存在長期共同的商業利益。
籌建的西芒杜合資公司就是第一步。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上，我們是澳大利亞館的白金贊助商。我們相信，這將幫助我們繼續建立我們與中國的夥伴關係，重建我們與中國的友誼。
我們將在我們擅長的礦產資源勘探、開採及冶煉等領域繼續努力，生產出更多的金屬和礦產品來滿足中國社會對各種金屬製品的需求，為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作出貢獻。
我衷心祝願，與中國夥伴的合作能使力拓與中國共同繁榮發展！
謝謝。
來源：2010年03月22日 新浪財經
力拓(Rio Tinto)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需要用一種全新的專屬漢學來解讀。
如果說，去年中國拘留力拓鐵礦石談判首席代表胡士泰(Stern Hu)，使這家英澳礦商與中國的關係降至冰點，那麼按照常理分析，胡士泰承認受賄的消息應該把雙方關係凍得瓷瓷實實。
然而，力拓與中國鋁業(Chinalco)剛剛證實，計畫在幾內亞合作開採鐵礦石。若放到去年，這種交易簡直是不可能的——當時力拓放棄了這家中國國有鋁業生產商的注資承諾，而選擇配股發行。
昨天，力拓首席執行官艾博年(Tom Albanese)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CDF)演講時表示，“現在我希望展望未來”。再沒有哪位演講嘉賓能把這句俗套話講得如此充滿感情了。
整篇演講聽上去就像標準的外交辭令，首席執行官在敏感問題上如履薄冰，但濃墨重彩地強調力拓與中國的合作機會及相互依存。
但艾博年實際上是直擊問題的核心。這個問題就是如何理清中國與力拓（或眾多與中國合作、在中國運營以及為中國工作的西方公司）之間關係的方方面面。這種關係剪不斷，理還亂。一方面，力拓可以和最大的客戶（中國）就鐵礦石定價這樣的問題產生分歧，同時在另一方面，它也能和最大的股東（還是中國）就鐵礦石開採達成協議。
昨日來自上海法庭的最新消息並未影響力拓股價——事實上，倫敦股價還出現上漲。投資者們以典型的頑強方式認識到，一說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通常是陰晴不定，豐歉不一。正如法庭書記員可能採用的描述：審判（考驗）還在繼續。
作者：安德魯希爾
來源：2010年3月23日 《金融時報》中文版
更多美企感到在華不受歡迎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China）周一（3月22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感到在中國不受歡迎。
在被調查的203家美國公司中持這種看法的有38%。雖然距離上次調查僅僅三個月，但增幅卻高達12%。
有關公司稱，令他們對中國經商環境悲觀的原因是中國政府對外國公司的歧視政策和中國司法缺乏一貫性的問題。
調查表明，在華美國公司最為擔心的是中國當局對法律的隨意詮釋以及從不給出明確的法律定義。
許多受調查公司認為，中國當局鼓勵政府部門購買本國電腦軟件產品的有關規定是企圖把外國公司擠出中國市場。
在從事高科技與信息技術的公司中有57%認為中國有關政策給他們帶來了負面影響。有37%表示，中國的政策使他們的銷量下降。
中國美國商會的調查報告發表之際，正好是澳大利亞力拓案在上海開庭審理和谷歌威脅要撤出中國之時。
這兩件事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尤其是力拓案件。許多外國公司都希望了解該案件可能會對自己產生的影響。
來源：2010年 3月 22日 英國BBC中文網
調查：在華外企怨言增加
週一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政府將外資企業排除在中國部分蓬勃發展的市場之外的做法，已經導致各跨國公司對中國的不滿大大增加，有關中國實行保護主義的抱怨越來越大。
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這項調查顯示，受調查的美國企業中，認為外企在參與中國市場並投入競爭方面越來越不受歡迎的比例，在2月份上升到38%，而兩個月前的比例為26%。
這一結果是美國商會四年前開始對其會員調查以來，會員擔心程度最高的一次。
美國企業之間的不滿情緒高漲之際，正值中美兩國關係日益惡化。華盛頓正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讓人民幣升值。
但這種情緒並不僅限於美國公司。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表示，來自世界各地和眾多行業的企業，都對在中國經營越來越感到失望。
“情緒在幾大領域明顯惡化，”伍德克在週一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企業感到市場在增長，但進入管道越來越窄。”
他表示，這甚至導致一些跨國公司考慮將一些投資轉移到中國以外，在亞太其他地方落腳。這種說法在6個月前很少聽說。
外資企業不滿情緒的激增，部分與中國關於“自主創新”的新規定有關。該規定在去年底提出，它要求政府在採購時，優先考慮包含中國知識產權的產品。
在回應美國商會調查的美國高科技和資訊技術公司中，57%的公司表示，預計將因這一新規定而在中國喪失業務。
一些中國地方政府已經編制了獲得批准的政府採購產品目錄。基於自主創新規定，其內容嚴重偏向本國公司。
上海市去年8月公佈的政府採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中，獲得批准的產品有500多種，但只有兩種由外商投資企業生產，而且這兩家企業都是合資企業，外資為少數股股東。
“對許多跨國公司來說，中國是目前全球經濟中的一個亮點，但我們的調查顯示，會員公司認為這些（自主創新）規定是一種新的保護主義，將用於在這個日益重要的市場把它們排除在外，”中國美國商會會長柏邁高(Michael Barbalas)週一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是希望日益融入全球體系，還是希望日益孤立。”
來源：2010年3月23日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
2010年：在華外企的新元年？
谷歌即將離去，力拓案正在審判之中，浙江聲討洋品牌，國企呼喚民眾的尊重。在“國進民退”的經濟大勢下，在華外國企業的地位在可預見的將來似乎只會走下坡路，各種限制外資的壁壘也正在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出現。毫無疑問，在無法舍棄中國這個大市場的前提下，外企需要在中國內地市場重新踏上漫漫的新長征路，審時度勢，制定新的發展策略。
今年的兩會也許會被歷史界定為這個趨勢的里程碑，盡管外企在這方面的舉步維艱在部分行業早就彰顯無遺。最近，我的一個跨國公司客戶就決定在中國熄火，賣掉了前些年收購的一家本地公司。這家公司所在的行業屬於企業軟件，面向的客戶也主要是國營公司，黯然離開的原因既有銷售文化和產品理念的不同，也不排除客戶群和有關政府部門對其國內競爭對手的政策性偏向。
失去谷歌的中國將會如何只有讓時間去慢慢解讀。不過，谷歌事件的重要意義更在於中國政府借此發出的信號，那就是如今離開任何外企，中國市場一樣照轉。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如此，在谷歌選擇和中國政府分庭抗禮的同時，中美兩國的關系也再次進入周期性冰點，貿易和貨幣冷戰一觸即發。盡管溫家寶總理在兩會新聞發布會上承諾多增加和外商溝通的機會，但也承認和外商的接觸還不夠緊密，而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本月召見20多家跨國公司的中國高管，亦再次反映了外企的普遍性憂慮情緒。
谷歌或許是個特例，但大多數外企在對待中國體制和意識形態上的或無力或無心，以及由此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其實是在華外企“不諳國情”的持續性根源，也應該成為這些公司在中國新長征路上制定新戰略的重中之重。畢竟，隨著政府逐漸加大扶植國有企業的力度，以往用“市場換技術”而給予外企的所謂“超國民待遇”已是昨日黃花，一向以加強本地銷售力量為核心的洋企業所面臨的挑戰也需重新審視和定義。
基於我個人和在華外企打交道的經驗，即使某些外企有所謂的政府關系部門，也基本上是輔助性部門，操作起來也是以關系型公關為主，政策分析和引導的成分很少。這就造成了大多外企對中國政策的理解一般都局限在本行業，對宏觀政策的走向缺乏結構性了解和積極應對的意識，在政府關系的處理上也是被動多於主動，單兵作戰的銷售式行為為主，缺乏跨公司、跨行業的橫貫聯合式策略。
今年早些時候，在接受美國某媒體採訪時，比爾•蓋茨就谷歌的中國糾結發表了批評谷歌的言辭，展示了蓋茨作為美式商人對競爭對手秋風掃落葉般的無情，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本人乃至微軟在中國政治和商業關系大局觀方面的稚嫩。《華爾街日報》對此的評論很值得回味，說“中國可能喜歡受人磕頭，但卻看不起磕頭之舉”，認為“拍馬屁”是一種拙劣的商業策略。
在用人方面，市場銷售能力固然依舊重要，對中國政策語境的感悟能力也在成為一個癒發關鍵的變量，而來自大陸以外的外企華人買辦們在這個方面顯然缺乏天然的優勢。記得前幾年和生意場上的幾位朋友在北京一起吃飯，其中一位是香港人，負責某外企的大中國區業務，人相當八卦，對內地的不少流行事物也很熟悉。席間幾個大陸人興沖沖地聊起了和“學雷鋒做好事”有關的童年趣事，我看他半天沒插上話，隨即問道：“你知道雷鋒是誰嗎？”這位老兄搖搖頭，一臉的茫然。看來，盡管大家都是使筷子吃飯，但想在內地市場爬雪山過草地就另當別論了。
在華的美國商會經常會把美籍高管們聚集在一起，做些關於中國商業和政治文化的基礎教育和討論。關於中國，他們中間有一句很流行的話：沒有什麼事是容易的，任何事都是可能的（Nothing is easy, anything is possible）。這話依然靠譜。
來源：2010年3月23日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
艾博年演講稿稱尊重中國法律對力拓案的判決
新浪財經訊 3月22日上午消息，力拓礦業集團總裁艾博年在今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做了《重新構建長期夥伴關係》的演講。在這份演講稿中他不但一再強調中國及中國鋁業是力拓重要的合作夥伴，並且表示力拓也是中國的重要採購方。他還特別強調，尊重中國法律程式對“力拓案”作出的裁決。
艾博年認為，儘管與中國的合作遇到挑戰，但雙方正在努力解決。
首先談到了和中國鋁業公司的關係。他表示與中鋁公司的關係對力拓非常重要。中鋁公司是中國重要的資源企業，也是力拓最大的股東，在西芒杜這個項目上中鋁公司是力拓最理想的合作夥伴。
去年中鋁全額認購了力拓配股，使中鋁在力拓的股份仍保持在9%，這一舉措給了力拓極大的支持。他對於去年力拓未能與中鋁集團達成一種戰略夥伴關係表示遺憾，“儘管遭遇挫折，但我們尋求深化與中鋁合作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對我們之間合作的前景依然充滿樂觀。”
艾博年特別強調中國是力拓最重要的市場，與中國市場密不可分的聯繫對力拓的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力拓也是中國產品的重要採購商。
“力拓每年都從中國採購大量產品和設備。”他舉例說：“比如，把鐵礦石從我們的礦山運往澳大利亞各港口的火車車皮，很多都是來自中國，去年我們向中國購買了2500 輛礦車，相比其他市場這是我們當年最大的一筆訂單。今年，我們預計還要向中國企業購買價值4億多美元的產品和設備。”
艾博年還主動提起了力拓員工在上海被拘留事件。他表示力拓在密切關注此事並尊重中國法律程式對此作出的裁決。(王霄)
以下為刊登在其網站上的原文。演講並未包含該文章全部內容。
感謝您邀請我參加“中國發展論壇”。我很高興能夠再次來到中國，這是我本月的第二次訪問。
兩年前我就參加了“中國發展論壇”，今天我很榮幸能有機會再次在如此高規格的論壇上發言，進一步闡述我的一些觀點。
我今天來到這裏，就是想借這個機會向我們的夥伴們表明，我們與中國長期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力拓與中國的商業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50年前。
在過去的大部分時間裏，我們之間的良好合作使我們雙方都受益。儘管在去年我們的合作遭遇到了一些不可預見的挑戰，目前我們正在努力解決。
就這一點而言，我們非常高興的宣佈，本周我們將與中國鋁業公司組建合資公司，共同開發西非幾內亞西芒杜鐵礦專案。中鋁公司是中國重要的資源企業，也是力拓最大的股東。在西芒杜這個項目上中鋁公司是我們最理想的合作夥伴，因其具有運營重大專案的技術和能力。
回顧歷史，力拓和中國之間的夥伴關係經受了時間的考驗。60 年代力拓就向中國供應鋁，1973 年力拓又成為第一家向中國供應鐵礦石的國際公司。
十年後我們又在北京設立了第一個代表處。當年擔任該代表處首席代表的鮑誼安(Ian Bauert)先生今天也來出席此會，他現在的職位是力拓中國區總裁。1987 年，鮑先生幫助中國第一次在西澳大利亞進行了投資，促成了與中鋼集團合作的恰那鐵礦合資公司；2002年，他又促成了力拓與寶鋼合作成立的寶瑞吉鐵礦合資公司。
如今，中國已是力拓最重要的市場。力拓多年來提供的礦產資源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發展提供了穩定可靠的保障。
我們的鐵礦、銅礦、鋁和其他礦產資源為中國的建設作出了貢獻，同時與中國市場密不可分的聯繫對力拓的持續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
另一方面，力拓也是中國產品的重要採購商，我們每年都從中國採購大量產品和設備。比如，把鐵礦石從我們的礦山運往澳大利亞各港口的火車車皮，很多都是來自中國，去年我們向中國購買了2500 輛礦車，相比其他市場這是我們當年最大的一筆訂單。今年，我們預計還要向中國企業購買價值4億多美元的產品和設備。
我們與中鋁公司的關係對我們非常重要。去年中鋁全額認購了力拓配股，使中鋁在力拓的股份仍保持在9%，這一舉措給了我們極大的支持。
我們組建合資公司的意向證明了中鋁和力拓對礦業的來和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都保持著非常樂觀的態度。
先生們，剛剛閉幕的“兩會”檔上傳達的資訊是，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中國政府優先考慮的問題，而安全穩定的原材料供應是保障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環節。我相信力拓與中國建立穩固地合作夥伴關係將對中國實現這一目標有所貢獻。
去年我們與中鋁集團本來可能達成一種戰略夥伴關係，以從根本上加強我們與中國夥伴的合作。然而，我們失去了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此，我本人深感遺憾。儘管遭遇挫折，但我們尋求深化與中鋁合作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對我們之間合作的前景依然充滿樂觀。
去年的另一事件是我們四名員工在上海被拘留。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家雇傭大量員工的公司都有可能遇到類似事件。我們也在密切關注此事。對此我不便發表任何言論，我尊重中國法律程式對此作出的裁決。
今天，我更想展望我們的未來。我想談一談如何加強力拓與中國夥伴之間的關係，並用兩點集中闡述雙方存在的潛在合作機會。我想通過力拓與中國夥伴之間的合作，我們一起來幫助中國實現原材料長期穩定供應這一目標。
我的第一點想法是如何配合中國在海外資源開發戰略的實施，這一點我兩年前在這個論壇上的發言中就曾提到過。組建西芒杜鐵礦合資公司這一計畫就是很好的例子。
毋庸置疑，中國已成為目前全球海外資源開發的主要參與者，礦產投資已占到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拓展海外資源的過程中，中國需要展示其對全球的影響，以建立其自己的品牌形象。中國大型國有企業之間在海外項目中的互惠合作將大大加強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礦產資源的開發不光涉及資金和技術，還必須重視可持續發展，這意味著必須獲得當地居民的同意或者稱“經營許可”。公司必須遵照環境、安全和社區責任等方面的規定來行事。
而力拓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我們已在全球運營各種項目，並且深知不論從人文還是商業的角度，瞭解採礦活動從社會、環境、經濟方面對當地社區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比如，在過去的50年中，我們對非洲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我們一直力圖為當地人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再比如我們在澳大利亞是雇傭最多土著居民的私營企業。
與中鋁公司在西非幾內亞鐵礦專案中的合作將使我們有機會共同管理專案、應對社會及環境的挑戰。我們正在進行大量的基準研究工作，建立影響評估體系，以指導我們進行礦山和基建開發方案。
同樣，我們在馬達加斯加、秘魯和印度的項目中都遵循同樣的原則，即與各利益相關方緊密合作以尋找最佳的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這就是我們可以與中鋁組成合作夥伴關係，中國海外投資類似的專案中可以開展的工作。
我深信，通過這種以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為思路的合作，中國企業能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獲得成功。反過來，這種實踐可以幫助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真正的領導者。
我的第二個想法是如何配合中國企業在本土尋找世界級的礦產資源。我知道中國在勘探開發方面已經有相當好的專業知識，目前正在開展很多的勘探工作，並且正不斷成功地發現很多新的礦源。
然而我相信，力拓長年在世界範圍勘探開採礦產的經驗將會使中國已有的能力“如虎添翼”，力拓非常願意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在過去的60年中，力拓已在全球勘探出 20多個世界一流的礦山。它們都是規模最大、可開採時間最長的礦體。在勘探領域的成功是我們能夠長期在礦業領域保持領先地位的保障。
我們知道，地質勘探沒有“秘訣”，成功來自于富有經驗的專業人才、浩瀚繁雜的資料分析、對地質構造的深入理解、強大的研發團隊、精確的勘探技術以及良好的現場管理經驗等等。
我們相信，力拓擁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能夠幫助中國礦業企業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世界一流的礦產寶藏。對這個問題，我很願意在此次論壇後與各位業內同行展開深入討論。
各位先生們，正如我開頭所講的，力拓將致力於重建並強化與中國的關係，不僅因為中國是我們最大的客戶，也因為我們看到雙方存在長期共同的商業利益。
籌建的西芒杜合資公司就是第一步。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上，我們是澳大利亞館的白金贊助商。我們相信，這將幫助我們繼續建立我們與中國的夥伴關係，重建我們與中國的友誼。
我們將在我們擅長的礦產資源勘探、開採及冶煉等領域繼續努力，生產出更多的金屬和礦產品來滿足中國社會對各種金屬製品的需求，為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作出貢獻。
我衷心祝願，與中國夥伴的合作能使力拓與中國共同繁榮發展！
謝謝。
來源：2010年03月22日 新浪財經
2010年3月23日 星期二
動漫圖書發行新里程 強強聯手只為打造中國原創動漫品牌
動漫圖書發行新里程 強強聯手只為打造中國原創動漫品牌
2010年3月10日，黑皮文化與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動畫大王在旺旺集團總部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定。代表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動畫大王出席簽約儀式的是上海文藝出版集團社長張曉敏、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黨委書記兼動畫大王董事長唐寶順、上海動畫大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樂堅，代表黑皮文化出席的人員是旺旺集團副總裁林鳳儀、黑皮文化總經理李鳴春、黑皮文化總監許培育、黑皮文化副總監管敏波。
整個簽約儀式在輕鬆友好的氣氛中進行，雙方領導在致詞中都對雙方能夠合作抱有很高的期望，張曉敏社長表示探索動漫的發展及開拓動漫產業是文藝出版集團新的方向，並在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全力支持動畫大王，林鳳儀副總裁談到能同國內頂尖出版集團合作是緣分，同時表達了強烈的信心，並表示：黑皮就是快樂，動漫作為快樂的產業，借動漫帶給小孩子們快樂，這是支持黑皮文化動漫事業的源動力。以下是簽約現場圖片：
根據合作協定，上海黑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上海動畫大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就雙方各自擁有的文化資源、動漫產業資源和出版資源進行全方位合作，以形成資源分享、事業共贏的格局，塑造強強聯手的品牌效應，為共同打造中國原創文化品牌、推進中國原創文化建設做出貢獻並在動漫領域加強深入合作。
另悉，在此次簽約之前，雙方就已經開展了實質性的圖書出版合作規劃。黑皮系列圖書第一波上市預計在3月底啟動，最勁爆的賣點口袋書大批量、全方位演繹漫畫世界，讓大朋友重溫兒時的記憶，也讓小朋友隨時隨地欣賞和分享漫畫的快樂，更為勁爆的是，口袋書將以小朋友都能輕鬆選購的超低價策略進行銷售，將是漫畫市場上最具爆炸性亮點！第一波即將出版的黑皮圖書包括有受到廣大漫迷追捧的《黑皮便利店》口袋書、最最時尚的《黑皮偵探社－暗黑魔術師》多格漫畫口袋書、絕對精美充滿奇妙歷險故事的遊戲益智類圖書《黑皮遊戲大迷宮》，以及清新可愛的少兒繪本《完美打造寶典》。隨著雙方合作的深入，黑皮系列圖書會陸續出版問世，以饗廣大青少年讀者。按照計畫，2010年黑皮系列圖書出版發行量累積達到150萬冊，另外黑皮新動畫片《哎喲！黑皮》（暫定名）2011年也會在兩岸三地同時播出。
黑皮文化在圖書策劃、原創動漫開發、包裝推廣方面極具優勢，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在圖書策劃、編輯出版發行、市場宣傳方面具有絕對實力，相信在中國原創動漫時代即將到來的大背景下，黑皮文化與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作為有較強實力和競爭力的文化企業和企業集團，一定會在文化合作領域開創新的里程，打造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原創動漫品牌，為中國原創動漫事業做出貢獻。
2010年3月10日，黑皮文化與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動畫大王在旺旺集團總部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定。代表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動畫大王出席簽約儀式的是上海文藝出版集團社長張曉敏、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黨委書記兼動畫大王董事長唐寶順、上海動畫大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樂堅，代表黑皮文化出席的人員是旺旺集團副總裁林鳳儀、黑皮文化總經理李鳴春、黑皮文化總監許培育、黑皮文化副總監管敏波。
整個簽約儀式在輕鬆友好的氣氛中進行，雙方領導在致詞中都對雙方能夠合作抱有很高的期望，張曉敏社長表示探索動漫的發展及開拓動漫產業是文藝出版集團新的方向，並在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全力支持動畫大王，林鳳儀副總裁談到能同國內頂尖出版集團合作是緣分，同時表達了強烈的信心，並表示：黑皮就是快樂，動漫作為快樂的產業，借動漫帶給小孩子們快樂，這是支持黑皮文化動漫事業的源動力。以下是簽約現場圖片：
根據合作協定，上海黑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上海動畫大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就雙方各自擁有的文化資源、動漫產業資源和出版資源進行全方位合作，以形成資源分享、事業共贏的格局，塑造強強聯手的品牌效應，為共同打造中國原創文化品牌、推進中國原創文化建設做出貢獻並在動漫領域加強深入合作。
另悉，在此次簽約之前，雙方就已經開展了實質性的圖書出版合作規劃。黑皮系列圖書第一波上市預計在3月底啟動，最勁爆的賣點口袋書大批量、全方位演繹漫畫世界，讓大朋友重溫兒時的記憶，也讓小朋友隨時隨地欣賞和分享漫畫的快樂，更為勁爆的是，口袋書將以小朋友都能輕鬆選購的超低價策略進行銷售，將是漫畫市場上最具爆炸性亮點！第一波即將出版的黑皮圖書包括有受到廣大漫迷追捧的《黑皮便利店》口袋書、最最時尚的《黑皮偵探社－暗黑魔術師》多格漫畫口袋書、絕對精美充滿奇妙歷險故事的遊戲益智類圖書《黑皮遊戲大迷宮》，以及清新可愛的少兒繪本《完美打造寶典》。隨著雙方合作的深入，黑皮系列圖書會陸續出版問世，以饗廣大青少年讀者。按照計畫，2010年黑皮系列圖書出版發行量累積達到150萬冊，另外黑皮新動畫片《哎喲！黑皮》（暫定名）2011年也會在兩岸三地同時播出。
黑皮文化在圖書策劃、原創動漫開發、包裝推廣方面極具優勢，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在圖書策劃、編輯出版發行、市場宣傳方面具有絕對實力，相信在中國原創動漫時代即將到來的大背景下，黑皮文化與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作為有較強實力和競爭力的文化企業和企業集團，一定會在文化合作領域開創新的里程，打造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原創動漫品牌，為中國原創動漫事業做出貢獻。
光明公益行銷“綠動”世博
光明公益行銷“綠動”世博
5月1日，上海世界博覽會將正式開門迎賓，由200多個參展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的這場盛會預計參觀人次將達7000萬。圍繞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綠色主題，坐擁“天時地利人和”的光明乳業早早就策劃了系列綠色公益行動，以發展綠色經濟、保證乳品安全、提供更多綠色乳品的實際行動服務世博、回報消費者
2010年的陽春三月，光明乳業早早春光進駐，“披紅掛綠”相映成趣。
最新資訊顯示，今年光明乳業開局的銷售業績連續第4年飄紅：1—2月的光明總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5%，暢優、AB100、莫斯利安、優+、優倍等王牌產品銷售均全線保持最佳水準。
與市場業績開門紅交相輝映的，是光明2010年公益行動的“綠色開局”。
綠色開局今年5月1日，上海世界博覽會將正式開門迎賓，由200多個參展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的這場盛會預計參觀人次將達7000萬。圍繞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綠色主題，坐擁“天時地利人和”的光明乳業早早就策劃了系列綠色公益行動，以發展綠色經濟、保證乳品安全、提供更多綠色乳品的實際行動服務世博、回報消費者。
元月17日，光明乳業迎世博“綠色盛會一起來”大型綠色公益活動正式啟動，上海全市百名志願者代表與光明乳業員工共同宣誓承諾，通過宣導綠色理念、打造綠色產品、體驗綠色生活來服務綠色世博。
2月27日，作為“綠色盛會一起來”的第一道風景線，光明乳業“回收奶盒快行動”先期進駐上海社區，步入尋常百姓家，宣導大家一起來參與世博綠色盛會，從自己做起，關注環保、關注健康，實現奶盒的回收利用，建設綠色生活環境。“回收奶盒快行動”將從2月底一直持續到4月底，其標誌性的光明“綠領結”將現身上海各個角落。
“綠色是環保、安全、優質、健康的象徵，也是考量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感與科技實力的重要衡尺。作為立志履行全面社會責任的乳品企業，在‘從牧場到餐桌’的整個產業鏈中，光明都努力踐行對自然與人的充分尊重、對綠色與健康的不息守望。”光明乳業總裁郭本恒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每一位光明人、每一款光明乳品，都要共同履行這份關於綠色的承諾～“我們願以豐富、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讓城市與生活更加美好，讓整合力驅動新食力，引領健康未來和綠色生活”。
“‘回收奶盒 綠色迴圈’是光明2010年綠色公益行動的開局之作，也是光明‘綠動’世博行銷的內容之一，同時還是光明企業形象建設和品牌形象建設的組成部分。”據光明乳業新聞發言人、公共事務總監龔妍奇表示，在現代社會，企業不再是一個以盈利為惟一目的的經濟組織，作為現代企業公民，光明每年都會策劃推出系列公益活動回報社會。
據介紹，此次公益活動主要由“奶盒回收快行動”及“社區環保型秀”兩個部分組成。在“奶盒回收快行動”環節，光明將會在全市數百個光明新鮮屋及便利店、中小學校園放置奶盒回收箱，鼓勵消費者進行空奶盒回收，並進行一定的物質獎勵。在“社區環保型秀”環節，光明將會組織環保人士走進社區路演，在全市40個社區進行空奶盒環保利用型秀，結合空奶盒回收活動加深消費者環保認知。
相關資料顯示，每年在中國市場上銷售的利樂磚/枕產品多達105.5萬噸，新鮮屋產品達4.3萬噸，百利包產品有22.2萬噸，僅在上海每年使用的奶盒就超過2億個，但它們的命運卻以“不可回收”的身份被運往垃圾場付之一炬。但實際上很多奶盒都是由高級紙漿及鋁合成的可回收資源，其纖維品質超過普通報紙和紙張，具有很好的回收價值。
據悉，消費者收集奶盒或袋至全市480個光明新鮮屋參加活動，根據回收的奶盒數量會得到相應的光明產品作獎勵。奶盒回收以後，不僅可以將其重新加工迴圈利用，還可以用來巧手製作奶盒袋子、奶盒藝術品等，上海折紙藝術家協會會員就曾現場利用回收的奶盒進行藝術品創作展示，並由專業模特身著由奶盒材料所DIY出的服裝及生活用品，近距離向民眾展示環保的時尚和實用概念。與此同時，光明還宣佈將於6月推選出“校園環保達人愛心大使”，把收回的奶盒再生加工成課桌椅捐贈給希望小學，並展開對口1+1幫困助學活動。
“有些公益活動並不直接轉化為銷售收益，但它也是企業形象和品牌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寶貴的無形資產。”郭本恒表示，一個願意並認真全面履行社會責任的公司，它的品牌和產品肯定也值得消費者信賴，也能贏得其青睞。
三步戰略步步為營對於光明而言，“綠動”世博公益行銷只是2010年的初春，是其眾多行銷創新舉措中的一個剪影。而行銷創新，又只是光明“三步曲”戰略變革的一個組成部分。
3年前（2007年）郭本恒就任光明新帥之初，行銷和管道仍是公司的兩大短板，也是他的心頭之痛。
他面臨的困境並不限於此：在中國乳品行業飛速發展、競爭對手一日千里的情況下，光明2004、2005、2006年銷售一直低徊不前，增長速度僅有2%左右，行業地位由龍頭老大一路下挫，乳業三甲的地位已被三鹿所擠佔，乃至從一線陣營中出局；品牌地位也由一個全國性品牌幾乎萎縮成一個區域性品牌，公司上下也信心低迷士氣消沉。
光明乳業的未來還能重現光明嗎？3年前，已有部分高管相繼悄然投了棄權票另謀出路，但郭本恒就是不信這個邪。
“光明的產品、技術、奶源品質都在業內遙遙領先，品牌也有多達半個世紀的積澱和美譽，為什麼在市場終端反而只下不上呢？”已在光明研發、生產等崗位就職10餘年的郭本恒反思：光明步履沉重的問題癥結不在於外，而在於內；要想重現光明，必須對牽絆桎梏的因素實施全面革新大手術。
“復蘇-成長-騰飛”，光明“三步曲”戰略規劃由此而生。從復蘇到成長再到騰飛，起初郭本恒給自己和光明只留了3年時間。後因2008年三聚氰胺行業危機的影響，“三步曲”戰略週期中的成長之年也僅延長一年。
在系列變革中，郭本恒第一刀切就向光明的戰略定位。一向固守新鮮陣地的光明由“聚焦新鮮”被他變革為“聚焦乳業，做強新鮮，突破常溫，實現百億”，曾被邊緣化的常溫和奶粉與新鮮終於一同被納入為公司發展三大支柱品類，而乳酪在3—5年內將被培育崛起成為第4個支柱。
為確保這一戰略的實現，郭本恒又將手術刀對準了組織架構：顛覆麥肯錫為光明設置的矩陣模式，新建常溫奶事業部，設置了與總部職能部門平級，由他直管的華東、華北、華南、華中和西南五大地區事業部以及18個省部。
對於調整後的這一架構，郭本恒笑稱為“一大將軍（常溫）、兩小天鵝（乳酪和奶粉）、五虎上將（五大地區事業部）、十八羅漢（十八個省部）”。在他看來，這種扁平化與金字塔式的“混搭”只有一個標準：實用就好。
“其實這些變革最根本的是人的變革，團隊的變革，釋放其中被束縛、被潛伏的生產力。”郭本恒為此祭出“三板斧”：以重獎重罰為標誌的業績文化、以股權激勵為標誌的風險共擔機制、以“金字塔梯隊”為標誌的“火箭人”計畫。
據他介紹，如果事業部或大區總經歷完不成預算目標降薪降職，完成預算則超一獎二。例如，超過預算目標2億元就獎勵200萬元，其中50萬元直獎總經理，150萬元分給全體團隊成員。“去年光明11個經營單位的總經理中就有2位降薪、1位下崗，但也有6位拿到了重獎。如果大家都能拿到獎勵，說明預算目標太低；如果都拿不到說明目標又太高，有一半左右能拿到說明剛剛合適。”
就任光明掌門人當年，郭本恒就確立了重獎重罰計畫，但大範圍的股權激勵則直到今年年初才得以實施。根據規劃，光明乳業將向公司各管理層共104人授予不超過869.53萬股的限制性股票。早在2004年，光明曾從二級市場購入897497股流通A股獎給4位高管，獲得獎勵最多的是時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王佳芬，但由於激勵物件過少效果不明顯。光明的新股權激勵計畫雖然擴大了範圍，但解鎖條件也更為 “苛刻”：公司營業總收入必須滿足2010年、2011年分別不低於94.80億元和113.76億元，而2013年不低於158.42億元。中投顧問食品行業首席研究員陳晨認為，此舉或將成為光明乳業發展的轉捩點，對於公司的發展起到了催化劑作用，對於光明未來的發展是一件利好。
“推進光明不斷發展的最終主體不是價格、不是體系、也不是產品，而是在新一輪發展中能夠發現和運用新知識、新能力、新意識的高潛質人才。”郭本恒的應對舉措是“金字塔梯隊”為標誌的“火箭人”計畫，凡是業績優秀有發展潛力的各級光明人都有機會獲得培養，並逐步完成從“追隨型參與者”到“戰略型參與者”乃至“領導型參與者”的重大轉型。
“‘火箭人計畫’就是要幫助這些高潛質員工成為光明火箭速度發展的最主要支撐。”郭本恒認為，“火箭人”是一種身份，是一種職能，也是一種責任。其職能就是創新發展，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市場要素和業務條件的“新組合”引入到業務體系中，帶動光明市場競爭力的增長和年度預算指標的達成，因為光明的近期百億目標和未來發展需要全體光明人的共同努力。據悉，光明規劃每1—2年將舉辦一輪 “火箭人計畫”培訓，去年已有26位優秀光明人進入其中並通過首輪培訓。去年有7位“火箭人”被提拔到省總經理的層面，有望潛在提拔的還有6—7位。
“這幾年我們重點培養的就是光明團隊和負責人的判斷力、決斷力和執行力，這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郭本恒稱，光明直接採用目標管理，同時有效放權賦予責任，言必行，行必果，這樣人心聚攏了，士氣高漲了，生產力就開始釋放了，自然就守必固、攻必克，這就是光明接連打贏復蘇和成長兩大戰役的最關鍵的要素。”
戰略要義既定，在戰術策略層面上光明就有了更多騰挪創新、施展身手的足夠空間。據悉，在3年間，光明以產品領先和區域領先為目標的“聚焦策略”已迅速彰顯出卓然的突破力。
郭本恒2007年上任之初，在產品策略上便一改昔日的“廣種”，鐵腕砍掉100多個附加值和效益偏低的產品，集中優勢兵力聚焦于“明星產品”。在常溫戰術上，光明先期開始收縮戰線，從全國撤回江浙滬，集中資源打造具有穿透力的 “尖錐子”，在聚焦的區域，要麼不做，要做就和主要競爭對手並列乃至超越。
與此同時，管道和行銷這兩塊短板也開始不斷實現突破：3年前光明常溫管道僅12萬個，截至去年已增長至35萬個有效網點，“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管道佈局同時下沉至二三級市場和鄉鎮；在行銷方面，光明參考“工廠千分”和“牧場千分”品質管制標準，擬定了行銷管理千分標準，“暢優七天大挑戰”、 “莫斯利安神秘之旅”等個案手段的創新不僅在市場上斬獲頗豐，也屢屢捧回行銷領域大獎，卡通形象代言人“萊特牛”不負眾望，順利完成了光明主品牌時尚化轉型的重任，贏得了更多年輕消費群體的青睞。
3年後，光明乳業的市場資料和增長速度無疑為“不信邪”的郭氏自信提供了最佳注腳:在自身遭遇2007年“可的連鎖店轉讓”、2008年“達能退出”、2009年“禁宣無抗奶”等衝擊、行業遭遇“三聚氰胺”集體危機的情況下，光明3年來乳製品銷售收入仍然實現了累計60%左右的增長，且每年增幅均超過行業整體增長速度。
登頂“百億俱樂部”
“這3年光明練了‘奶源革命’和‘牧場千分’的硬功夫，也練了釋放生產力、行銷管道創新的柔術，都是在做備戰之戰。”郭本恒表示，3年來光明厲兵秣馬強筋健骨，正是為了打贏2010年登頂百億的“騰飛”之戰。
“騰飛之年我們要尋求和實現新的跨越，實行大佈局，開展大協作，打造大產品，發展大市場，挖潛大管道，向‘百億俱樂部’衝刺。”2010年伊始，郭本恒即為光明人做了“虎年虎威 登頂百億”的新春動員令。
據透露，在佈局方面，2010年光明將改變“打補丁”式的傳統做法，建設和完善承載新的3年戰略目標的奶源、加工基地和供應鏈系統，同時完善區域供應鏈。
據悉，今年光明將要在天津和上海建設新的生產基地，在整合光明乳品二廠和八廠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再有提升。“我們的原則是奶源建設一定配套先行，無論是自建牧場、合資合作牧場還是奶牛租賃社區，管理經營權一定是掌握在光明的手裏，從凍精、飼料、防疫、檢測等全線管控，在銷售旺季也堅決100%拒收散奶，確保奶源品質持續領先。”
據瞭解，光明今年還花費550萬元諮詢費建立了 WCM系統 （世界級製造WorldClassManufacturing），其精髓是通過不斷優化業務流程進行彈性製造，應用資訊技術和服務來解決瓶頸問題，例如新品投放市場時間、提前期、物料成本、運輸可靠性、生產協調、流程可見性和財務分析等，節源開流並進，從而幫助公司成為行業中最強有力的競爭者，擁有更迅速的增長速度和更豐厚的利潤。
在協作方面，2010年光明要進一步加強各事業部在區域內的協作，由單兵作戰變成集團作戰。“這主要是統一區域戰役的指揮權，在組織架構上也調整，有主攻的，有側翼包抄的。”郭本恒舉例說，比如在江蘇，“送奶上門”為主攻，這部分也就掌握了指揮權，常溫、奶粉等品類要緊密配合，但無論哪個品類，增長速度是一樣的標準。
在產品方面，光明要致力形成若干個單品年銷售規模達1億元、5億元、10億元以上的拳頭產品和明星產品。他解釋說，常溫單品要實現10億元，優酪乳單品要實現5億元，1億元產品群組則僅指那些當年新上市的產品，或如頂級鮮奶“致優”等雖屬小眾品類但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目前暢優、莫斯利安、優倍、AB100、優+這幾大王牌產品的銷售額已經占總銷售額的約20%，這些單品銷售均過億，其中暢優單品銷售去年已經接近6億元，AB100接近4億元，莫斯利安上市當年就實現2億元，生產線滿負荷運營；常溫產品去年全國銷售實現了30億元，但單品銷售10億元這一目標還有待繼續發力。
在市場方面，光明今年將開闢“第二華東”戰線，並重點攻堅南京、合肥、鄭州、成都四大戰役，吹響區域進軍號角。市場資料顯示，在整個華東，光明全線產品也已經佔據絕對優勢：其鮮奶和優酪乳3年來穩步增長，其2009年市場份額分別為84%和46.8%，依舊遙遙領先。在郭本恒看來，建設“第二華東”的意義在於像華東戰場那樣全品類全線產品均處於領先地位，銷售增長同比要達到50%。
在管道方面，光明將逐步完善常溫奶、奶粉產品的全國性行銷網路，並首先在“第二華東”建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全覆蓋網路。“以華東為例，我們以前的管道結構是以大賣場、現代商超為主，雖然在這部分占絕對優勢，但出了中心城區，到了郊縣和農村城鎮就不行了，如今我們的目標是在保持大賣場、現代商超優勢的基礎上，建立起批發店、夫妻店、餐飲、團購、網店等全線覆蓋的優勢。”他設計的先收縮後擴張的路線是，先上海，後華東，再“第二華東”，繼而才是全國“一片光明”。
“到了二三級市場和鄉鎮層面，管道模式就基本上由直銷為主替代為經銷為主，在品牌拉動、產品拉動的支援下，如何保障經銷商得到合理回報是關鍵。”郭本恒的意圖是，“這些網點不僅要存活率高，還要活得很好才行，光明的管道還有很大的挖潛和增長空間。”
来源：2010年3月22日 中國企業報--中國企業新聞網
5月1日，上海世界博覽會將正式開門迎賓，由200多個參展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的這場盛會預計參觀人次將達7000萬。圍繞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綠色主題，坐擁“天時地利人和”的光明乳業早早就策劃了系列綠色公益行動，以發展綠色經濟、保證乳品安全、提供更多綠色乳品的實際行動服務世博、回報消費者
2010年的陽春三月，光明乳業早早春光進駐，“披紅掛綠”相映成趣。
最新資訊顯示，今年光明乳業開局的銷售業績連續第4年飄紅：1—2月的光明總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5%，暢優、AB100、莫斯利安、優+、優倍等王牌產品銷售均全線保持最佳水準。
與市場業績開門紅交相輝映的，是光明2010年公益行動的“綠色開局”。
綠色開局今年5月1日，上海世界博覽會將正式開門迎賓，由200多個參展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的這場盛會預計參觀人次將達7000萬。圍繞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綠色主題，坐擁“天時地利人和”的光明乳業早早就策劃了系列綠色公益行動，以發展綠色經濟、保證乳品安全、提供更多綠色乳品的實際行動服務世博、回報消費者。
元月17日，光明乳業迎世博“綠色盛會一起來”大型綠色公益活動正式啟動，上海全市百名志願者代表與光明乳業員工共同宣誓承諾，通過宣導綠色理念、打造綠色產品、體驗綠色生活來服務綠色世博。
2月27日，作為“綠色盛會一起來”的第一道風景線，光明乳業“回收奶盒快行動”先期進駐上海社區，步入尋常百姓家，宣導大家一起來參與世博綠色盛會，從自己做起，關注環保、關注健康，實現奶盒的回收利用，建設綠色生活環境。“回收奶盒快行動”將從2月底一直持續到4月底，其標誌性的光明“綠領結”將現身上海各個角落。
“綠色是環保、安全、優質、健康的象徵，也是考量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感與科技實力的重要衡尺。作為立志履行全面社會責任的乳品企業，在‘從牧場到餐桌’的整個產業鏈中，光明都努力踐行對自然與人的充分尊重、對綠色與健康的不息守望。”光明乳業總裁郭本恒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每一位光明人、每一款光明乳品，都要共同履行這份關於綠色的承諾～“我們願以豐富、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讓城市與生活更加美好，讓整合力驅動新食力，引領健康未來和綠色生活”。
“‘回收奶盒 綠色迴圈’是光明2010年綠色公益行動的開局之作，也是光明‘綠動’世博行銷的內容之一，同時還是光明企業形象建設和品牌形象建設的組成部分。”據光明乳業新聞發言人、公共事務總監龔妍奇表示，在現代社會，企業不再是一個以盈利為惟一目的的經濟組織，作為現代企業公民，光明每年都會策劃推出系列公益活動回報社會。
據介紹，此次公益活動主要由“奶盒回收快行動”及“社區環保型秀”兩個部分組成。在“奶盒回收快行動”環節，光明將會在全市數百個光明新鮮屋及便利店、中小學校園放置奶盒回收箱，鼓勵消費者進行空奶盒回收，並進行一定的物質獎勵。在“社區環保型秀”環節，光明將會組織環保人士走進社區路演，在全市40個社區進行空奶盒環保利用型秀，結合空奶盒回收活動加深消費者環保認知。
相關資料顯示，每年在中國市場上銷售的利樂磚/枕產品多達105.5萬噸，新鮮屋產品達4.3萬噸，百利包產品有22.2萬噸，僅在上海每年使用的奶盒就超過2億個，但它們的命運卻以“不可回收”的身份被運往垃圾場付之一炬。但實際上很多奶盒都是由高級紙漿及鋁合成的可回收資源，其纖維品質超過普通報紙和紙張，具有很好的回收價值。
據悉，消費者收集奶盒或袋至全市480個光明新鮮屋參加活動，根據回收的奶盒數量會得到相應的光明產品作獎勵。奶盒回收以後，不僅可以將其重新加工迴圈利用，還可以用來巧手製作奶盒袋子、奶盒藝術品等，上海折紙藝術家協會會員就曾現場利用回收的奶盒進行藝術品創作展示，並由專業模特身著由奶盒材料所DIY出的服裝及生活用品，近距離向民眾展示環保的時尚和實用概念。與此同時，光明還宣佈將於6月推選出“校園環保達人愛心大使”，把收回的奶盒再生加工成課桌椅捐贈給希望小學，並展開對口1+1幫困助學活動。
“有些公益活動並不直接轉化為銷售收益，但它也是企業形象和品牌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寶貴的無形資產。”郭本恒表示，一個願意並認真全面履行社會責任的公司，它的品牌和產品肯定也值得消費者信賴，也能贏得其青睞。
三步戰略步步為營對於光明而言，“綠動”世博公益行銷只是2010年的初春，是其眾多行銷創新舉措中的一個剪影。而行銷創新，又只是光明“三步曲”戰略變革的一個組成部分。
3年前（2007年）郭本恒就任光明新帥之初，行銷和管道仍是公司的兩大短板，也是他的心頭之痛。
他面臨的困境並不限於此：在中國乳品行業飛速發展、競爭對手一日千里的情況下，光明2004、2005、2006年銷售一直低徊不前，增長速度僅有2%左右，行業地位由龍頭老大一路下挫，乳業三甲的地位已被三鹿所擠佔，乃至從一線陣營中出局；品牌地位也由一個全國性品牌幾乎萎縮成一個區域性品牌，公司上下也信心低迷士氣消沉。
光明乳業的未來還能重現光明嗎？3年前，已有部分高管相繼悄然投了棄權票另謀出路，但郭本恒就是不信這個邪。
“光明的產品、技術、奶源品質都在業內遙遙領先，品牌也有多達半個世紀的積澱和美譽，為什麼在市場終端反而只下不上呢？”已在光明研發、生產等崗位就職10餘年的郭本恒反思：光明步履沉重的問題癥結不在於外，而在於內；要想重現光明，必須對牽絆桎梏的因素實施全面革新大手術。
“復蘇-成長-騰飛”，光明“三步曲”戰略規劃由此而生。從復蘇到成長再到騰飛，起初郭本恒給自己和光明只留了3年時間。後因2008年三聚氰胺行業危機的影響，“三步曲”戰略週期中的成長之年也僅延長一年。
在系列變革中，郭本恒第一刀切就向光明的戰略定位。一向固守新鮮陣地的光明由“聚焦新鮮”被他變革為“聚焦乳業，做強新鮮，突破常溫，實現百億”，曾被邊緣化的常溫和奶粉與新鮮終於一同被納入為公司發展三大支柱品類，而乳酪在3—5年內將被培育崛起成為第4個支柱。
為確保這一戰略的實現，郭本恒又將手術刀對準了組織架構：顛覆麥肯錫為光明設置的矩陣模式，新建常溫奶事業部，設置了與總部職能部門平級，由他直管的華東、華北、華南、華中和西南五大地區事業部以及18個省部。
對於調整後的這一架構，郭本恒笑稱為“一大將軍（常溫）、兩小天鵝（乳酪和奶粉）、五虎上將（五大地區事業部）、十八羅漢（十八個省部）”。在他看來，這種扁平化與金字塔式的“混搭”只有一個標準：實用就好。
“其實這些變革最根本的是人的變革，團隊的變革，釋放其中被束縛、被潛伏的生產力。”郭本恒為此祭出“三板斧”：以重獎重罰為標誌的業績文化、以股權激勵為標誌的風險共擔機制、以“金字塔梯隊”為標誌的“火箭人”計畫。
據他介紹，如果事業部或大區總經歷完不成預算目標降薪降職，完成預算則超一獎二。例如，超過預算目標2億元就獎勵200萬元，其中50萬元直獎總經理，150萬元分給全體團隊成員。“去年光明11個經營單位的總經理中就有2位降薪、1位下崗，但也有6位拿到了重獎。如果大家都能拿到獎勵，說明預算目標太低；如果都拿不到說明目標又太高，有一半左右能拿到說明剛剛合適。”
就任光明掌門人當年，郭本恒就確立了重獎重罰計畫，但大範圍的股權激勵則直到今年年初才得以實施。根據規劃，光明乳業將向公司各管理層共104人授予不超過869.53萬股的限制性股票。早在2004年，光明曾從二級市場購入897497股流通A股獎給4位高管，獲得獎勵最多的是時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王佳芬，但由於激勵物件過少效果不明顯。光明的新股權激勵計畫雖然擴大了範圍，但解鎖條件也更為 “苛刻”：公司營業總收入必須滿足2010年、2011年分別不低於94.80億元和113.76億元，而2013年不低於158.42億元。中投顧問食品行業首席研究員陳晨認為，此舉或將成為光明乳業發展的轉捩點，對於公司的發展起到了催化劑作用，對於光明未來的發展是一件利好。
“推進光明不斷發展的最終主體不是價格、不是體系、也不是產品，而是在新一輪發展中能夠發現和運用新知識、新能力、新意識的高潛質人才。”郭本恒的應對舉措是“金字塔梯隊”為標誌的“火箭人”計畫，凡是業績優秀有發展潛力的各級光明人都有機會獲得培養，並逐步完成從“追隨型參與者”到“戰略型參與者”乃至“領導型參與者”的重大轉型。
“‘火箭人計畫’就是要幫助這些高潛質員工成為光明火箭速度發展的最主要支撐。”郭本恒認為，“火箭人”是一種身份，是一種職能，也是一種責任。其職能就是創新發展，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市場要素和業務條件的“新組合”引入到業務體系中，帶動光明市場競爭力的增長和年度預算指標的達成，因為光明的近期百億目標和未來發展需要全體光明人的共同努力。據悉，光明規劃每1—2年將舉辦一輪 “火箭人計畫”培訓，去年已有26位優秀光明人進入其中並通過首輪培訓。去年有7位“火箭人”被提拔到省總經理的層面，有望潛在提拔的還有6—7位。
“這幾年我們重點培養的就是光明團隊和負責人的判斷力、決斷力和執行力，這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郭本恒稱，光明直接採用目標管理，同時有效放權賦予責任，言必行，行必果，這樣人心聚攏了，士氣高漲了，生產力就開始釋放了，自然就守必固、攻必克，這就是光明接連打贏復蘇和成長兩大戰役的最關鍵的要素。”
戰略要義既定，在戰術策略層面上光明就有了更多騰挪創新、施展身手的足夠空間。據悉，在3年間，光明以產品領先和區域領先為目標的“聚焦策略”已迅速彰顯出卓然的突破力。
郭本恒2007年上任之初，在產品策略上便一改昔日的“廣種”，鐵腕砍掉100多個附加值和效益偏低的產品，集中優勢兵力聚焦于“明星產品”。在常溫戰術上，光明先期開始收縮戰線，從全國撤回江浙滬，集中資源打造具有穿透力的 “尖錐子”，在聚焦的區域，要麼不做，要做就和主要競爭對手並列乃至超越。
與此同時，管道和行銷這兩塊短板也開始不斷實現突破：3年前光明常溫管道僅12萬個，截至去年已增長至35萬個有效網點，“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管道佈局同時下沉至二三級市場和鄉鎮；在行銷方面，光明參考“工廠千分”和“牧場千分”品質管制標準，擬定了行銷管理千分標準，“暢優七天大挑戰”、 “莫斯利安神秘之旅”等個案手段的創新不僅在市場上斬獲頗豐，也屢屢捧回行銷領域大獎，卡通形象代言人“萊特牛”不負眾望，順利完成了光明主品牌時尚化轉型的重任，贏得了更多年輕消費群體的青睞。
3年後，光明乳業的市場資料和增長速度無疑為“不信邪”的郭氏自信提供了最佳注腳:在自身遭遇2007年“可的連鎖店轉讓”、2008年“達能退出”、2009年“禁宣無抗奶”等衝擊、行業遭遇“三聚氰胺”集體危機的情況下，光明3年來乳製品銷售收入仍然實現了累計60%左右的增長，且每年增幅均超過行業整體增長速度。
登頂“百億俱樂部”
“這3年光明練了‘奶源革命’和‘牧場千分’的硬功夫，也練了釋放生產力、行銷管道創新的柔術，都是在做備戰之戰。”郭本恒表示，3年來光明厲兵秣馬強筋健骨，正是為了打贏2010年登頂百億的“騰飛”之戰。
“騰飛之年我們要尋求和實現新的跨越，實行大佈局，開展大協作，打造大產品，發展大市場，挖潛大管道，向‘百億俱樂部’衝刺。”2010年伊始，郭本恒即為光明人做了“虎年虎威 登頂百億”的新春動員令。
據透露，在佈局方面，2010年光明將改變“打補丁”式的傳統做法，建設和完善承載新的3年戰略目標的奶源、加工基地和供應鏈系統，同時完善區域供應鏈。
據悉，今年光明將要在天津和上海建設新的生產基地，在整合光明乳品二廠和八廠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再有提升。“我們的原則是奶源建設一定配套先行，無論是自建牧場、合資合作牧場還是奶牛租賃社區，管理經營權一定是掌握在光明的手裏，從凍精、飼料、防疫、檢測等全線管控，在銷售旺季也堅決100%拒收散奶，確保奶源品質持續領先。”
據瞭解，光明今年還花費550萬元諮詢費建立了 WCM系統 （世界級製造WorldClassManufacturing），其精髓是通過不斷優化業務流程進行彈性製造，應用資訊技術和服務來解決瓶頸問題，例如新品投放市場時間、提前期、物料成本、運輸可靠性、生產協調、流程可見性和財務分析等，節源開流並進，從而幫助公司成為行業中最強有力的競爭者，擁有更迅速的增長速度和更豐厚的利潤。
在協作方面，2010年光明要進一步加強各事業部在區域內的協作，由單兵作戰變成集團作戰。“這主要是統一區域戰役的指揮權，在組織架構上也調整，有主攻的，有側翼包抄的。”郭本恒舉例說，比如在江蘇，“送奶上門”為主攻，這部分也就掌握了指揮權，常溫、奶粉等品類要緊密配合，但無論哪個品類，增長速度是一樣的標準。
在產品方面，光明要致力形成若干個單品年銷售規模達1億元、5億元、10億元以上的拳頭產品和明星產品。他解釋說，常溫單品要實現10億元，優酪乳單品要實現5億元，1億元產品群組則僅指那些當年新上市的產品，或如頂級鮮奶“致優”等雖屬小眾品類但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目前暢優、莫斯利安、優倍、AB100、優+這幾大王牌產品的銷售額已經占總銷售額的約20%，這些單品銷售均過億，其中暢優單品銷售去年已經接近6億元，AB100接近4億元，莫斯利安上市當年就實現2億元，生產線滿負荷運營；常溫產品去年全國銷售實現了30億元，但單品銷售10億元這一目標還有待繼續發力。
在市場方面，光明今年將開闢“第二華東”戰線，並重點攻堅南京、合肥、鄭州、成都四大戰役，吹響區域進軍號角。市場資料顯示，在整個華東，光明全線產品也已經佔據絕對優勢：其鮮奶和優酪乳3年來穩步增長，其2009年市場份額分別為84%和46.8%，依舊遙遙領先。在郭本恒看來，建設“第二華東”的意義在於像華東戰場那樣全品類全線產品均處於領先地位，銷售增長同比要達到50%。
在管道方面，光明將逐步完善常溫奶、奶粉產品的全國性行銷網路，並首先在“第二華東”建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全覆蓋網路。“以華東為例，我們以前的管道結構是以大賣場、現代商超為主，雖然在這部分占絕對優勢，但出了中心城區，到了郊縣和農村城鎮就不行了，如今我們的目標是在保持大賣場、現代商超優勢的基礎上，建立起批發店、夫妻店、餐飲、團購、網店等全線覆蓋的優勢。”他設計的先收縮後擴張的路線是，先上海，後華東，再“第二華東”，繼而才是全國“一片光明”。
“到了二三級市場和鄉鎮層面，管道模式就基本上由直銷為主替代為經銷為主，在品牌拉動、產品拉動的支援下，如何保障經銷商得到合理回報是關鍵。”郭本恒的意圖是，“這些網點不僅要存活率高，還要活得很好才行，光明的管道還有很大的挖潛和增長空間。”
来源：2010年3月22日 中國企業報--中國企業新聞網
企業社會責任之路，路在何方？
企業社會責任之路，路在何方？
日前，一年一度的兩會在北京召開，在這關係國計民生的大會上，一個“將企業社會責任列入國企績效考核”的議題引起了與會代表和委員們的熱議。事實上，在經濟騰飛的今天，無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企業，還是植根神州的外資公司都明確意識到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而此刻，更需要企業決策者們思考的恰恰應該是，什麼才是企業回饋社會的有效方式？如何才能保證這樣的回饋健康持續？而我們的社會責任之路，又該路在何方？
長期以來，我們始終都在關注著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發展，因為我深信這不僅是一個企業成熟的標誌，更是社會大環境在不斷完善的風向標。放眼全球，在商業化的歷史進程中，那些擁有著良好社會聲譽的企業不僅擁有一條足跡鮮明的發展軌跡，他們在激烈競爭的反復錘煉中，亦在其企業成長道路上經歷著不斷的自我完善與突破：無論是將上下游產業鏈緊密結合、共創可持續性發展的沃爾瑪，還是在中國捐建了上百所希望小學的寶潔，抑或是通過中國牛奶愛心行動已讓中國千余所小學受益的蒙牛，都有其公益發展的特點。
我曾參加過企業所組織的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動，在對他們的公益投入方式、關注重點、以及實際成效等方面進行比對分析時，梅賽德斯-賓士的公益發展之道引起了我們的興趣。近年，隨著中國汽車市場的不斷擴大，賓士在華發展勢頭也非常迅猛，特別是2009年這個汽車的井噴之年裏似乎顯得格外打眼：銷量上一路領跑，被視為中國市場增長最快的豪華汽車品牌，而在各大公益獎項的評選中也屢見其身影。那麼，是卓越的市場表現助推了其公益投入，還是積極的付出幫助它贏得了口碑？作為一個在中國的跨國企業、中國的企業公民，賓士在其社會責任的承擔方面是否具有代表性？有何獨到之處？在企業投入與收益的權衡中，賓士又有何與眾不同的戰略眼光？
核心所在：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戰略體系
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今天，企業所要擔負的是一種全面的責任，這要求企業對社會責任這個命題的思考要具有全局性以及長遠的戰略眼光，要將之納入到戰略體系的框架中去做整體規劃。正如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蔣姮女士在一次關於企業社會責任之路的論壇上所講到的那樣：“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其競爭力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戰略問題，更應該是一個體系，包括“知”，即在戰略上認識該問題、“行”，即以科學機制保證戰略落實、以及“言”，即進行有效傳播等三個有機部分。”
縱觀賓士這樣有著百年成功發展經驗的企業，我們發現他們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方面有著全球統一的戰略要求，其中對環境領域的可持續發展最為關注。正如梅賽德斯－賓士（中國）汽車銷售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麥爾斯先生所講說，“身為汽車的發明者和汽車行業發展方向的引領者，有124年歷史的賓士之所以長盛不衰，就是因為它在不同的階段都扮演著引領潮流的角色；對於當今社會所熱切關注的環保，賓士當然義不容辭。就此，我們制定了多元化的可持續發展交通運輸戰略路徑圖，並在實踐中始終堅持梅賽德斯-賓士的核心價值觀——在科技發展與自然保護之間尋求平衡”。也許正是出於對“人、車、自然和諧統一發展之道”的深刻認知，這位效力於賓士近二十年的企業舵手在到任中國的第一年，就宣佈攜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一項名為“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自然保護項目。這使得賓士成為首家向中國世界自然遺產地捐資的汽車廠商。與此同時，賓士在向中國引入綜合環保科技，以及推出系列環保車型等方面不斷加大力度，這一有機的戰略部署成就了賓士所特有的綠色競爭力。
我認為，當一個企業意識到，社會責任已經不再是其企業版圖擴展時博得市場好感的行銷手段，亦不是企業戰略中可有可無的外延部分，而是成為其核心競爭力的要素之一的時候，這個企業便已經將對社會的回報納入到其戰略體系當中，完成了一個意識上的認知。而僅僅認知是遠遠不夠的，在這樣的基礎上，如何真正去踐行這些理念，便成為了做一個真正負責任的企業公民需要認真考慮的課題。
完善的管理體系+科學的運作模式=實效
孟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這句古訓至今仍不過時，其簡樸的內涵不僅適用於個人，更是企業在推進各項事業的發展，包括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過程中所應恪守的重要原則。
“大熊貓是大自然饋贈給我們人類的珍貴禮物，而它們所生長的家園更是歷經億萬年沉澱的珍貴遺存，脆弱而不可複製。我們感謝“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項目三年來為大熊貓棲息地所做出的從未間斷的投入。我們相信，在賓士對專案長期密切關注與投入的背後，有著一整套相應的管理體系，在確保著這一專案的穩步前行；他們那種良好有序的運作模式以及穩紮穩打的工作方式，的確使我們印象深刻！”——這是四川省雅安世界遺產辦公室主任蒲正祥先生親歷項目三載後所發出的感慨。
四川雅安大熊貓棲息地是梅賽德斯-賓士“自然之道賓士之道”自然保護項目的首個受捐地，也是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大熊貓棲息地，在賓士與合作夥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當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當地的自然保護工作取得了越來越多令人欣喜的成績，這得益於賓士在這一項目上所堅持的長期性基本原則。
事實上，“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專案的捐贈模式是：自項目設立開始，每年向一個中國境內的世界遺產地進行捐助，而在每一期新項目開展之際，會針對上一期專案的開展情況和具體需要對其進行增資，保持不間斷的投入，以幫助這些遺產地完善其保護體系，並為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應該說，這是企業在進行公益投入時的一個卓有成效的運作形式，即以項目為平臺，並以此為一個支點形成一整套管理體系，在專案實施過程中，與權威部門強強聯手，借助他們的專業力量，對項目進行指導和評估，並設立專門的組織部門嚴格跟進，以保證成效。在“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這個專案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強大的專家團隊以及當地遺產辦公室有機的組織網路都使得這一專案的開展科學、有序。
自2007年至今的三年時間裏，賓士“自然之道賓士之道”的捐助對象共有三個，即四川雅安大熊貓棲息地，中國南方喀斯特和江西的廬山自然保護區，累計捐款總額達到1400萬元。在去年9月於廬山舉行的項目第三期捐贈儀式上，賓士宣佈專案第三期的捐款額為300萬元人民幣，其中100萬元用於廬山遺產地的保護工作，而根據當地需求，以及與專案合作夥伴的反復探討和論證，專案的工作重點鎖定在了當地的污水治理，以及對那些具有極高美學與歷史意義的別墅、教堂等建築進行修復上。
而另外的200萬元將對於包括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和中國南方喀斯特在內的前兩期捐助地進行持續投入，進一步鞏固遺產地的保護成果。
其中，以四川大熊貓棲息地以及大熊貓保護為例，保護區內不僅已建立先進的GIS資料庫系統，這是全球首次在大熊貓棲息地使用該系統；還設立了包括GPS、氣象監測儀、溫濕度計以及水質酸鹼度測試儀等在內的8個野外監控站及資料庫系統，以及總長度約為49公里的3條“大熊貓生態走廊”，為野生大熊貓及珍惜物種的生存提供了有效救助。
在項目例行增資投入的基礎上，賓士去年又特別斥資100萬元人民幣，與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展開合作，將對熊貓的保護由野外延展到了人工培育的領域：隨著梅賽德斯-賓士大熊貓樂園正式開園，"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在力爭為國寶鑄起360度的全方位保護。今年一月初啟程赴滬的10只“世博大熊貓”便是從這溫暖的“家”中走出來的。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v.s. 反映自身品牌價值
誠然，以長期、可持續發展觀為基石，以戰略體系為保障的企業社會投入會在平穩地推進中取得良好的成績。然而，如何能夠使這種長期投入不變成被動的順延，而是充滿生機和活力呢？
我認為，要選擇能夠反映自身品牌價值的企業社會責任專案，因為這有助於企業在貢獻力量時發揮自身優勢，從而助推專案不斷向縱深發展。同時，鑲嵌在企業品牌裏的人文精神有滋養社會的力量，而來自社會的積極回饋又可以反過來折射品牌的光芒，從而形成一種循環往復的良性互動。
可以說，賓士擁有悠久的歷史，其品牌歷經百年的沉澱，是底蘊豐厚、內涵豐富的。無可否認，脫胎於藝術搖籃德國的賓士將藝術的優雅與經典之美鐫刻在它的每一款產品中，精雕細琢裏凝聚的是一種靈魂的東西。換言之，文化藝術，以及體育早已隨著一個多世紀的歷程深植于梅賽德斯-賓士的血脈，成為其核心價值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基於此，賓士在對各項文化藝術活動的支持上一直表現得很活躍，努力將許多不同類別的藝術形式以及具有世界級水準的演出帶到中國公眾面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賓士與頂級藝術殿堂中國國家大劇院的戰略合作，用國家大劇院副院長楊靜茂的話說，“藝術可以啟迪靈魂、激勵人生，國家大劇院的辦院宗旨一直強調藝術性與人民性相結合，此次與梅賽德斯-賓士的深入合作，正是這一宗旨精髓的最佳體現。”
自此，作為中國國家大劇院首家戰略合作夥伴，梅賽德斯-賓士連續兩年贊助了國家大劇院新年音樂會，以高水準的音樂享受向觀眾致以新年的問候。同時，借助這樣的平臺，梅賽德斯-賓士還與中國國家大劇院攜手奏響了“週末音樂會”系列公益演出的序曲。自2008年底啟動以來，這一系列公益演出已成功舉辦了26場，近5萬人次聆聽了中外經典交響樂作品。
其間，梅賽德斯-賓士不僅通過免費贈票為1500名音樂教師創造近距離接觸高雅藝術的機會，通過他們將所感所悟與身邊的人分享，促進高雅藝術的普及；更將高雅藝術與弱勢群體溫暖地結合在了一起：其中，無論是為盲童和宏志班學生特別安排的“聆聽莫札特”六一兒童節專場音樂會，還是為特殊學校教師們舉辦的教師專場演出——“足尖魅力——法國、美國芭蕾舞音樂鑒賞”，都令這些特別的觀眾感受到了光明、快樂以及人們的關愛，同時也汲取了人生的動力。 正如一位前來參加音樂會的特殊學校老師所說：“能夠在國家大劇院欣賞這樣高水準的音樂，感覺非常輕鬆和美好。我知道我和我的學生們並未被社會遺忘，感謝賓士公司對我們的關愛，我們也會更加努力工作，將這種愛傳遞給學生們。”
時隔一年，與氣勢恢弘的國家大劇院遙相呼應，一座頗具時尚氣息的地標性建築在絢麗的浦江之畔拔地而起。據悉，自2011年起，這座將被冠名為“梅賽德斯-賓士文化中心”的建築物會成為一個集演藝、展示、娛樂於一體的時尚文化聚集區——無疑，這是賓士公司在中國文化藝術領域的又一次全情投入。
此外，賓士與汽車運動亦可謂緣分天成。早在114年前，它就開始了對汽車運動的全情投入，成為世界上最早投身賽車運動的汽車企業。在1950年後的半個世紀中，成為了F1車迷心中永遠流傳的“銀箭”傳奇，今天的“銀箭”複出，更讓萬千車迷翹首以盼。
發展至今，賓士始終通過與體育結緣，來展現其品牌DNA中的運動激情。其中，網球運動高雅、動感與激情的氣質同梅賽德斯-賓士的品牌風範非常一致，網球選手們積極進取、力爭上游的精神也與賓士所宣導的生活理念相吻合。同時，中國網球運動非常具有發展潛力，有良好的運動基礎。在這樣的理念支援下，賓士決定對中國網球事業進行長期投入，希望通過一系列的網球活動來培養網球人才，促進中國的網球發展。
其中，意在培養中國網球後備力量、針對12歲以下青少年網球選手的梅賽德斯-賓士“明日之星”青少年網球發展項目，便是賓士在網球投入上所打造的一個明星專案，如今該專案成果豐碩，不僅誕生了美國青少年網球大師杯比賽的世界冠軍，還在專案規模及構成上不斷取得實質性發展。
對於梅賽德斯-賓士在中國青少年網球發展上所做出的努力，中國網球協會副主席孫晉芳女士給予了高度評價：“梅賽德斯-賓士公司正是用著眼未來的戰略眼光，選擇了與‘明日之星’青少年網球發展專案合作，而該專案對於中國青少年網球選手在未來相當長時期裏的發展將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不難看出，賓士在公益專案的設計上非常注重與品牌內涵的契合，品牌為公益助力，亦在公益事業的推進過程中得以更為深刻的詮釋，這種交相呼應使得品牌與公益的力量彼此激蕩，發出最強音。
讓社會聽到你的聲音
通過上面的例證不難看出，賓士的公益投入獲得了積極的成果，然而，社會就好像一部龐雜的機器，順暢的運作僅靠一己之力是難以實現的。作為企業，要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即如何讓更多人聽到自己的聲音，加入到社會公益事業的行列中，因為只有全社會都在關注、都在行動，問題才能夠得以解決。
在這方面，賓士搭建了非常好的平臺。舉例來講，當賓士在最初萌生“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這個綠色構想的時候，便有一個清晰的意識，那就是一定要使其形成一條公益的紐帶，將社會各界的有生力量緊密、有效地聯繫在一起，以實現全社會對中國境內的自然遺產地以及其他公益事業的廣泛關注。
這其中來自企業內部的力量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事業如果得不到廣大員工的認可與支持在根本上是不會取得成功的。在賓士，公司內部有一個叫做"綠色星行動"的專案，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員工的環保意識，鼓勵大家參與到保護大自然的事業中來。另外，賓士非常巧妙地借助“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的平臺，把員工參與環保與公益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例如，他們今年8月認養的那對雙胞胎熊貓兄弟，哥哥叫“星徽”，弟弟叫“星睿”，這兩個可愛的名字就是從賓士員工所提交的上百個提議中脫穎而出的。此外，他們還會和員工志願者一起深入到遺產地考察，讓這些在員工中產生的志願者把考察中發現的有趣故事帶回去和家人們、還有其他同事一起分享。賓士相信，這種方式會讓更多的人意識到這項保護工作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賓士廣大經銷商的熱情回應更是使項目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在經銷商通過專項資金建立以及深入遺產地考察等活動積極投入項目兩年後，梅賽德斯-賓士舉辦了首屆經銷商合作獎。這是梅賽德斯-賓士公司首次借助“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這一公益平臺，對於廣大賓士經銷商在自然保護及社會公益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予以認可及表彰。8位經銷商夥伴獲得了賓士提供的專項公益基金，藉此鼓勵並切實幫助經銷商在環保等公益事業方面做出更大貢獻。 對此，賓士的經銷商利星行之星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營運官廖志強先生感觸頗深：“梅賽德斯－賓士現在所做的事情非常有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公益模式的影響力，它帶動了賓士大家族的上百個經銷商，經銷商去帶動員工，員工再去影響客戶，這樣，一個健康的迴圈就建立起來了，而且輻射面將會越來越廣。我覺得在這方面，賓士公司給予我們經銷商的是一個平臺、一個公益事業的出口，讓我們能夠通過這個出口去引發更多社會反響，從而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
綜上，作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主體，企業履行經濟責任，將會直接促進社會物質和文化的繁榮，創造社會穩定和發展所需的物質基礎，形成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以賓士為例，一個真正成功的企業，應該怎樣來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應該怎樣來承擔社會責任，應該怎樣來做一個市場經濟社會裏稱職的“企業公民”。然而，金無足赤，任何企業都要在發展中不斷探索並檢視自身，通過不斷深化、完善的管理體系以及科學、系統的運作模式恪盡職守地履行一個企業公民的義務。2010年裏，賓士的企業社會責任之路會有什麼新的方向，又會提出哪些新的主張，讓我們拭目以待…
來源：2010年3月23日 第一財經日報
日前，一年一度的兩會在北京召開，在這關係國計民生的大會上，一個“將企業社會責任列入國企績效考核”的議題引起了與會代表和委員們的熱議。事實上，在經濟騰飛的今天，無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企業，還是植根神州的外資公司都明確意識到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而此刻，更需要企業決策者們思考的恰恰應該是，什麼才是企業回饋社會的有效方式？如何才能保證這樣的回饋健康持續？而我們的社會責任之路，又該路在何方？
長期以來，我們始終都在關注著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發展，因為我深信這不僅是一個企業成熟的標誌，更是社會大環境在不斷完善的風向標。放眼全球，在商業化的歷史進程中，那些擁有著良好社會聲譽的企業不僅擁有一條足跡鮮明的發展軌跡，他們在激烈競爭的反復錘煉中，亦在其企業成長道路上經歷著不斷的自我完善與突破：無論是將上下游產業鏈緊密結合、共創可持續性發展的沃爾瑪，還是在中國捐建了上百所希望小學的寶潔，抑或是通過中國牛奶愛心行動已讓中國千余所小學受益的蒙牛，都有其公益發展的特點。
我曾參加過企業所組織的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動，在對他們的公益投入方式、關注重點、以及實際成效等方面進行比對分析時，梅賽德斯-賓士的公益發展之道引起了我們的興趣。近年，隨著中國汽車市場的不斷擴大，賓士在華發展勢頭也非常迅猛，特別是2009年這個汽車的井噴之年裏似乎顯得格外打眼：銷量上一路領跑，被視為中國市場增長最快的豪華汽車品牌，而在各大公益獎項的評選中也屢見其身影。那麼，是卓越的市場表現助推了其公益投入，還是積極的付出幫助它贏得了口碑？作為一個在中國的跨國企業、中國的企業公民，賓士在其社會責任的承擔方面是否具有代表性？有何獨到之處？在企業投入與收益的權衡中，賓士又有何與眾不同的戰略眼光？
核心所在：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戰略體系
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今天，企業所要擔負的是一種全面的責任，這要求企業對社會責任這個命題的思考要具有全局性以及長遠的戰略眼光，要將之納入到戰略體系的框架中去做整體規劃。正如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蔣姮女士在一次關於企業社會責任之路的論壇上所講到的那樣：“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其競爭力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戰略問題，更應該是一個體系，包括“知”，即在戰略上認識該問題、“行”，即以科學機制保證戰略落實、以及“言”，即進行有效傳播等三個有機部分。”
縱觀賓士這樣有著百年成功發展經驗的企業，我們發現他們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方面有著全球統一的戰略要求，其中對環境領域的可持續發展最為關注。正如梅賽德斯－賓士（中國）汽車銷售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麥爾斯先生所講說，“身為汽車的發明者和汽車行業發展方向的引領者，有124年歷史的賓士之所以長盛不衰，就是因為它在不同的階段都扮演著引領潮流的角色；對於當今社會所熱切關注的環保，賓士當然義不容辭。就此，我們制定了多元化的可持續發展交通運輸戰略路徑圖，並在實踐中始終堅持梅賽德斯-賓士的核心價值觀——在科技發展與自然保護之間尋求平衡”。也許正是出於對“人、車、自然和諧統一發展之道”的深刻認知，這位效力於賓士近二十年的企業舵手在到任中國的第一年，就宣佈攜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一項名為“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自然保護項目。這使得賓士成為首家向中國世界自然遺產地捐資的汽車廠商。與此同時，賓士在向中國引入綜合環保科技，以及推出系列環保車型等方面不斷加大力度，這一有機的戰略部署成就了賓士所特有的綠色競爭力。
我認為，當一個企業意識到，社會責任已經不再是其企業版圖擴展時博得市場好感的行銷手段，亦不是企業戰略中可有可無的外延部分，而是成為其核心競爭力的要素之一的時候，這個企業便已經將對社會的回報納入到其戰略體系當中，完成了一個意識上的認知。而僅僅認知是遠遠不夠的，在這樣的基礎上，如何真正去踐行這些理念，便成為了做一個真正負責任的企業公民需要認真考慮的課題。
完善的管理體系+科學的運作模式=實效
孟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這句古訓至今仍不過時，其簡樸的內涵不僅適用於個人，更是企業在推進各項事業的發展，包括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過程中所應恪守的重要原則。
“大熊貓是大自然饋贈給我們人類的珍貴禮物，而它們所生長的家園更是歷經億萬年沉澱的珍貴遺存，脆弱而不可複製。我們感謝“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項目三年來為大熊貓棲息地所做出的從未間斷的投入。我們相信，在賓士對專案長期密切關注與投入的背後，有著一整套相應的管理體系，在確保著這一專案的穩步前行；他們那種良好有序的運作模式以及穩紮穩打的工作方式，的確使我們印象深刻！”——這是四川省雅安世界遺產辦公室主任蒲正祥先生親歷項目三載後所發出的感慨。
四川雅安大熊貓棲息地是梅賽德斯-賓士“自然之道賓士之道”自然保護項目的首個受捐地，也是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大熊貓棲息地，在賓士與合作夥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當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當地的自然保護工作取得了越來越多令人欣喜的成績，這得益於賓士在這一項目上所堅持的長期性基本原則。
事實上，“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專案的捐贈模式是：自項目設立開始，每年向一個中國境內的世界遺產地進行捐助，而在每一期新項目開展之際，會針對上一期專案的開展情況和具體需要對其進行增資，保持不間斷的投入，以幫助這些遺產地完善其保護體系，並為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應該說，這是企業在進行公益投入時的一個卓有成效的運作形式，即以項目為平臺，並以此為一個支點形成一整套管理體系，在專案實施過程中，與權威部門強強聯手，借助他們的專業力量，對項目進行指導和評估，並設立專門的組織部門嚴格跟進，以保證成效。在“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這個專案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強大的專家團隊以及當地遺產辦公室有機的組織網路都使得這一專案的開展科學、有序。
自2007年至今的三年時間裏，賓士“自然之道賓士之道”的捐助對象共有三個，即四川雅安大熊貓棲息地，中國南方喀斯特和江西的廬山自然保護區，累計捐款總額達到1400萬元。在去年9月於廬山舉行的項目第三期捐贈儀式上，賓士宣佈專案第三期的捐款額為300萬元人民幣，其中100萬元用於廬山遺產地的保護工作，而根據當地需求，以及與專案合作夥伴的反復探討和論證，專案的工作重點鎖定在了當地的污水治理，以及對那些具有極高美學與歷史意義的別墅、教堂等建築進行修復上。
而另外的200萬元將對於包括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和中國南方喀斯特在內的前兩期捐助地進行持續投入，進一步鞏固遺產地的保護成果。
其中，以四川大熊貓棲息地以及大熊貓保護為例，保護區內不僅已建立先進的GIS資料庫系統，這是全球首次在大熊貓棲息地使用該系統；還設立了包括GPS、氣象監測儀、溫濕度計以及水質酸鹼度測試儀等在內的8個野外監控站及資料庫系統，以及總長度約為49公里的3條“大熊貓生態走廊”，為野生大熊貓及珍惜物種的生存提供了有效救助。
在項目例行增資投入的基礎上，賓士去年又特別斥資100萬元人民幣，與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展開合作，將對熊貓的保護由野外延展到了人工培育的領域：隨著梅賽德斯-賓士大熊貓樂園正式開園，"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在力爭為國寶鑄起360度的全方位保護。今年一月初啟程赴滬的10只“世博大熊貓”便是從這溫暖的“家”中走出來的。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v.s. 反映自身品牌價值
誠然，以長期、可持續發展觀為基石，以戰略體系為保障的企業社會投入會在平穩地推進中取得良好的成績。然而，如何能夠使這種長期投入不變成被動的順延，而是充滿生機和活力呢？
我認為，要選擇能夠反映自身品牌價值的企業社會責任專案，因為這有助於企業在貢獻力量時發揮自身優勢，從而助推專案不斷向縱深發展。同時，鑲嵌在企業品牌裏的人文精神有滋養社會的力量，而來自社會的積極回饋又可以反過來折射品牌的光芒，從而形成一種循環往復的良性互動。
可以說，賓士擁有悠久的歷史，其品牌歷經百年的沉澱，是底蘊豐厚、內涵豐富的。無可否認，脫胎於藝術搖籃德國的賓士將藝術的優雅與經典之美鐫刻在它的每一款產品中，精雕細琢裏凝聚的是一種靈魂的東西。換言之，文化藝術，以及體育早已隨著一個多世紀的歷程深植于梅賽德斯-賓士的血脈，成為其核心價值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基於此，賓士在對各項文化藝術活動的支持上一直表現得很活躍，努力將許多不同類別的藝術形式以及具有世界級水準的演出帶到中國公眾面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賓士與頂級藝術殿堂中國國家大劇院的戰略合作，用國家大劇院副院長楊靜茂的話說，“藝術可以啟迪靈魂、激勵人生，國家大劇院的辦院宗旨一直強調藝術性與人民性相結合，此次與梅賽德斯-賓士的深入合作，正是這一宗旨精髓的最佳體現。”
自此，作為中國國家大劇院首家戰略合作夥伴，梅賽德斯-賓士連續兩年贊助了國家大劇院新年音樂會，以高水準的音樂享受向觀眾致以新年的問候。同時，借助這樣的平臺，梅賽德斯-賓士還與中國國家大劇院攜手奏響了“週末音樂會”系列公益演出的序曲。自2008年底啟動以來，這一系列公益演出已成功舉辦了26場，近5萬人次聆聽了中外經典交響樂作品。
其間，梅賽德斯-賓士不僅通過免費贈票為1500名音樂教師創造近距離接觸高雅藝術的機會，通過他們將所感所悟與身邊的人分享，促進高雅藝術的普及；更將高雅藝術與弱勢群體溫暖地結合在了一起：其中，無論是為盲童和宏志班學生特別安排的“聆聽莫札特”六一兒童節專場音樂會，還是為特殊學校教師們舉辦的教師專場演出——“足尖魅力——法國、美國芭蕾舞音樂鑒賞”，都令這些特別的觀眾感受到了光明、快樂以及人們的關愛，同時也汲取了人生的動力。 正如一位前來參加音樂會的特殊學校老師所說：“能夠在國家大劇院欣賞這樣高水準的音樂，感覺非常輕鬆和美好。我知道我和我的學生們並未被社會遺忘，感謝賓士公司對我們的關愛，我們也會更加努力工作，將這種愛傳遞給學生們。”
時隔一年，與氣勢恢弘的國家大劇院遙相呼應，一座頗具時尚氣息的地標性建築在絢麗的浦江之畔拔地而起。據悉，自2011年起，這座將被冠名為“梅賽德斯-賓士文化中心”的建築物會成為一個集演藝、展示、娛樂於一體的時尚文化聚集區——無疑，這是賓士公司在中國文化藝術領域的又一次全情投入。
此外，賓士與汽車運動亦可謂緣分天成。早在114年前，它就開始了對汽車運動的全情投入，成為世界上最早投身賽車運動的汽車企業。在1950年後的半個世紀中，成為了F1車迷心中永遠流傳的“銀箭”傳奇，今天的“銀箭”複出，更讓萬千車迷翹首以盼。
發展至今，賓士始終通過與體育結緣，來展現其品牌DNA中的運動激情。其中，網球運動高雅、動感與激情的氣質同梅賽德斯-賓士的品牌風範非常一致，網球選手們積極進取、力爭上游的精神也與賓士所宣導的生活理念相吻合。同時，中國網球運動非常具有發展潛力，有良好的運動基礎。在這樣的理念支援下，賓士決定對中國網球事業進行長期投入，希望通過一系列的網球活動來培養網球人才，促進中國的網球發展。
其中，意在培養中國網球後備力量、針對12歲以下青少年網球選手的梅賽德斯-賓士“明日之星”青少年網球發展項目，便是賓士在網球投入上所打造的一個明星專案，如今該專案成果豐碩，不僅誕生了美國青少年網球大師杯比賽的世界冠軍，還在專案規模及構成上不斷取得實質性發展。
對於梅賽德斯-賓士在中國青少年網球發展上所做出的努力，中國網球協會副主席孫晉芳女士給予了高度評價：“梅賽德斯-賓士公司正是用著眼未來的戰略眼光，選擇了與‘明日之星’青少年網球發展專案合作，而該專案對於中國青少年網球選手在未來相當長時期裏的發展將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不難看出，賓士在公益專案的設計上非常注重與品牌內涵的契合，品牌為公益助力，亦在公益事業的推進過程中得以更為深刻的詮釋，這種交相呼應使得品牌與公益的力量彼此激蕩，發出最強音。
讓社會聽到你的聲音
通過上面的例證不難看出，賓士的公益投入獲得了積極的成果，然而，社會就好像一部龐雜的機器，順暢的運作僅靠一己之力是難以實現的。作為企業，要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即如何讓更多人聽到自己的聲音，加入到社會公益事業的行列中，因為只有全社會都在關注、都在行動，問題才能夠得以解決。
在這方面，賓士搭建了非常好的平臺。舉例來講，當賓士在最初萌生“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這個綠色構想的時候，便有一個清晰的意識，那就是一定要使其形成一條公益的紐帶，將社會各界的有生力量緊密、有效地聯繫在一起，以實現全社會對中國境內的自然遺產地以及其他公益事業的廣泛關注。
這其中來自企業內部的力量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事業如果得不到廣大員工的認可與支持在根本上是不會取得成功的。在賓士，公司內部有一個叫做"綠色星行動"的專案，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員工的環保意識，鼓勵大家參與到保護大自然的事業中來。另外，賓士非常巧妙地借助“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的平臺，把員工參與環保與公益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例如，他們今年8月認養的那對雙胞胎熊貓兄弟，哥哥叫“星徽”，弟弟叫“星睿”，這兩個可愛的名字就是從賓士員工所提交的上百個提議中脫穎而出的。此外，他們還會和員工志願者一起深入到遺產地考察，讓這些在員工中產生的志願者把考察中發現的有趣故事帶回去和家人們、還有其他同事一起分享。賓士相信，這種方式會讓更多的人意識到這項保護工作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賓士廣大經銷商的熱情回應更是使項目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在經銷商通過專項資金建立以及深入遺產地考察等活動積極投入項目兩年後，梅賽德斯-賓士舉辦了首屆經銷商合作獎。這是梅賽德斯-賓士公司首次借助“自然之道 賓士之道”這一公益平臺，對於廣大賓士經銷商在自然保護及社會公益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予以認可及表彰。8位經銷商夥伴獲得了賓士提供的專項公益基金，藉此鼓勵並切實幫助經銷商在環保等公益事業方面做出更大貢獻。 對此，賓士的經銷商利星行之星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營運官廖志強先生感觸頗深：“梅賽德斯－賓士現在所做的事情非常有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公益模式的影響力，它帶動了賓士大家族的上百個經銷商，經銷商去帶動員工，員工再去影響客戶，這樣，一個健康的迴圈就建立起來了，而且輻射面將會越來越廣。我覺得在這方面，賓士公司給予我們經銷商的是一個平臺、一個公益事業的出口，讓我們能夠通過這個出口去引發更多社會反響，從而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
綜上，作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主體，企業履行經濟責任，將會直接促進社會物質和文化的繁榮，創造社會穩定和發展所需的物質基礎，形成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以賓士為例，一個真正成功的企業，應該怎樣來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應該怎樣來承擔社會責任，應該怎樣來做一個市場經濟社會裏稱職的“企業公民”。然而，金無足赤，任何企業都要在發展中不斷探索並檢視自身，通過不斷深化、完善的管理體系以及科學、系統的運作模式恪盡職守地履行一個企業公民的義務。2010年裏，賓士的企業社會責任之路會有什麼新的方向，又會提出哪些新的主張，讓我們拭目以待…
來源：2010年3月23日 第一財經日報
惠普黑屏風波始末
惠普黑屏風波始末
這次，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是全球PC業老大——惠普。
數月以來，面對消費者發起的聯合投訴，惠普能推則推，能拖則拖，甚至以“蟑螂門”來掩飾。此次惠普的表態可說有了一定的鬆動，從“V30xx”等型號無法上網、黑屏、死機等四方面制定出方案，並已開始著手改善客戶體驗和售後服務，開通客戶支援專線。此舉與以往強硬的姿態相比多少算是個進步。 但是為何消費者不買帳呢？主要原因在於：惠普實行的是頭腦醫頭，腳痛醫腳，維修可以，換零件可以，但是要召開全換不行。此種解決方案很不徹底，很難從根本上維護消費者的利益。
消費者購買一本筆記本電腦起碼得好幾千，花了這麼多得錢，就是希望物有所值，用得舒暢，用得時間長一些。而惠普筆記本出問題不是個別零部件出問題，出得也不是一般的問題，如：溫度高的可以煎雞蛋；大件品質嚴重不過關，常常停擺；螢幕象花臉，花屏、黑屏等等，這些問題說明整個機都不正常，不少部件潛在隱患，不是保修就能解決的了的。再說保修的時間總是有限，保修期間可以壞一個換一個，可是過了保修期怎麼辦？免費維修主件最多也就是兩年，而一台電腦少說也得用上過五六年，顯然其壽命將大折扣，影響消費者的長遠使用。
消費者要求的是長遠解決筆記本的隱患，也就是召回，這個要求並不過份，如今汽車有召回，食品有召回，即使同是惠普筆記本也有召回，記者調查發現，惠普針對中國消費者實施差別待遇，在美國共召回24個型號的筆記本電腦，而在中國只對的電腦進行有限保修增強，為什麼在中國就不能召回，此種“內外有別”的待遇消費者會答應嗎？
要說線民，中國線民人數世界第一，要說市場，中國電腦擁有量排列其他國家前列，按說應以最好的品質，最好的服務提供給消費者，不斷的發展，佔領市場置高點，可是惠普卻無視國內消費者合理的要求。
消費者要求召回的要求合情合理，符合通常的國際做法並不過分，惠普對此種要求制定不痛不癢的解決方案，不公平，不公正。其結果不僅難以使“惠普門”事件得以解決，而且將堵住自己的路，此種負面廣告影響更廣，損失更大。
來源：2010年3月22日 《人民網》
惠普“品質門”只道歉不召回 洋品牌背後是何在作祟
“品質門”、“召回門”、“沉默門”……曾經是高品質代名詞的洋品牌突然之間深陷品質泥潭。擺在外資品牌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提高產品品質和售後服務水準
惠普這個全球最大的PC廠商，因為其筆記本品質問題，站到了風口浪尖上。央視3·15晚會上，曝光了惠普V3000和DV2000筆記本兩個“明星產品”。在央視的調查中，惠普一個月3000張維修單中，這些產品的修理單占到一半。惠普深陷品質門,消費者要求召回惠普電腦的呼聲越來越大,質檢總局也介入調查,但惠普表態只道歉不召回。
在我國不少消費者眼中，洋品牌就是“高品質”的代名詞。然而，在一些洋品牌不斷被曝出各種品質問題之後，人們開始發現，洋品牌並非都是“中國製造”的楷模。
惠普“雪花屏”惹眾怒，洋品牌頻陷“品質門”
作為世界500強企業以及個人消費電腦的龍頭老大，惠普一直以來在中國消費者眼中都具有較好的形象和口碑。然而，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消費者關於惠普筆記本電腦的投訴激增。
早在2008年，惠普筆記本就頻繁出現問題，之後陸續被曝光了花屏、顯卡晶片燒毀、黑屏死機、無線網卡無法使用等問題，並被惠普用戶稱為“顯卡門”、“閃屏門”事件。
在今年的“315消費者維權日”到來之際，飽受惠普電腦品質問題困擾的消費者們終於吹響了“集結號”，走上集體維權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網站牽頭的“惠普電腦集體維權事件”的聯合行動。據中國之聲13日報導，目前，加入到訴訟隊伍中的受害消費者已達1700多人。
其實，跨國公司已經不是第一次在中國遭遇來自互聯網的維權聯盟。2009年初，40多名中國消費者在使用的東芝液晶電視螢幕上發現彩色或黑色豎線並遭遇每台換屏費用上萬元的事件後，建立QQ群，集體要求東芝召回有缺陷的該款液晶電視。
時下，越來越多聲名顯赫的洋品牌，從食品、化妝品、服裝到電器、汽車，不斷陷入“品質門”事件。短短兩個月內，豐田、本田、現代和通用發佈各類召回公告，全球正在掀起汽車召回熱潮；東芝、富士通、NEC、HP等4個國際知名品牌的5個型號筆記本電腦被責令停止銷售，並予以立案調查；全球制藥巨頭強生公司正面臨著“召回門”和“商業賄賂門”的雙重夾擊；此外還有三星對開門冰箱的“爆炸門”、西門子冰箱“賄賂門”、“品質門”、“訂單門”等等，讓人擔憂。
由此，不少中國消費者已開始警醒，這些舶來品並非都是“中國製造”的楷模。
洋品牌售後難如人意，消費者遭遇維權難
對於大多數消費者來說，品牌的服務和品質同樣重要，這也是不少消費者願意不惜重金購買國外品牌的原因。然而，當洋品牌頻頻出現售後服務不到位問題時，消費者才發現，這些國際品牌的售後服務比“品質門”更讓人揪心。
據騰訊科技援引一位名叫莊明的用戶的遭遇報導稱，該用戶在惠普筆記本故障發生後，聯繫惠普售後服務中心，但一直被“踢皮球”：致電惠普總部，客服熱線讓找工程師，工程師讓找金牌服務，金牌又推回到惠普總部，如此循環往復……
維權網針對惠普金牌售後服務做的一項調查顯示，線民認為其是“玩太極功夫的高手”的看法很集中，有38．0％的網友認為“金牌服務態度推諉”，僅有1．0％的網友對惠普的服務表示滿意。
無獨有偶。最近，蘋果連續第三年被《財富》雜誌評為最受尊敬的公司。不過，與銷售的高歌猛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蘋果旗下產品的品質和服務也倍受質疑。
據315消費電子投訴網報導，四川攀枝花的張先生買了台蘋果手機，一般情況下使用半天就沒電了，不僅如此，沒電後還要充電1分鐘左右才能開機。讓他更為不滿的是，蘋果的售後網點太少，維修起來相當麻煩。浙江的朱先生也于2010年2月21日反映了iphone的品質問題。朱先生認為產品設計存在缺陷，而蘋果公司則將之歸為用戶的人為損壞，不予保修。
調查顯示，去年，消費者對外資電腦和品牌數碼的售後服務不滿呈明顯上升趨勢。其中，消費者對筆記本電腦品牌的售後反應速度最為不滿，50％的被訪者認為外資電腦品牌的售後反應速度需要提高；而對於數碼相機來說，維修費用仍然是消費者最關注的話題，不滿意度高達八成。
洋品牌跌落“品質神壇”，去除“汙點”迫在眉睫
“品質門”、“召回門”、“沉默門”……曾經是高品質代名詞的洋品牌突然之間深陷品質泥潭。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國市場日益受到跨國公司重視的今天，這些知名品牌擺出的卻是極端傲慢的處理舉動。表現如下：
其一，“洋品牌今天的傲慢，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寵’出來的。”主張對洋品牌進行重點監管的浙江省工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洋品牌屢屢出現“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現象，與一些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國內消費者一直對其“高看一眼、厚愛三分”的態度不無關係。
其二，是市場准入和監管給洋品牌提供了一些“超國民待遇”。如從2002年開始，雙城雀巢公司生產的“雀巢”牌和其他品牌奶粉就名列國家質檢總局公佈的免檢產品名單。有效期內，雀巢奶粉“可免受各地區、各部門各種形式的品質監督檢查”。
從某種程度上說，洋品牌在市場佔有率中的強勢，實際上是運用了消費者們對於這個品牌的信賴度。但這種信賴卻是可消耗的，當消費者的品質問題一直得不到滿意的解決方案時，他們的品牌忠誠度最終也會隨之耗盡。而這時，損失最大的則是這個品牌。
近日，美國技術支持公司Rescuecom發佈了一項“電腦可靠性”調研報告。報告顯示，蘋果電腦連續三年位居首位，聯想排名第三。但值得注意的是，蘋果與第二名對手的差距已經由去年的200分縮小至今年的60分，可見聯想等廠商已經在品質上下足了功夫，奮起直追。
洋品牌的現狀確實令人堪憂，“品質門”的汙點讓他們深陷品牌危機，國內廠商的奮起直追更是讓他們飽嘗“內憂外患”之苦。
中國消費者對國際品牌的迷信態度正在轉變，他們的維權意識也在日益加強。擺在外資品牌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提高產品品質和售後服務的水準。不重視產品品質忽略售後服務必將失去人心，而喪失人心對於洋品牌在中國的立足和發展只能是雪上加霜。
來源：2010年03月22日 通信資訊報
中國惠普總經理張永利反思：我們已經醒過來了
3月23日上午消息，陷入品牌信任危機的中國惠普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已經醒過來了。”在央視的鏡頭前，中國惠普資訊產品集團總經理張永利以罕見的謙卑姿態再三道歉，並承諾會直面惠普決策機制出現的問題並加以改善。
解決方案覆蓋所有問題筆記本
在央視3•15晚會曝光惠普問題筆記本未嚴格執行三包規定的7天后，張永利現身央視二套《消費主張》欄目，努力用並不流利的普通話請求消費者“給惠普一個機會”。
此前的3月20日，惠普公佈了一份“嚴格執行三包規定”的措施，根據不同筆記本型號列出了詳細解決方案，包括延長保修乃至退換機以及針對部分曾支付過維修及郵寄主板費用消費者的補貼。不過，這一方案被部分消費者質疑為“不夠坦誠”。
“我們還可能把我們非常廣面的用戶要求照顧到，所以我們就花了很長時間，出臺一個覆蓋面比較好的方案，真真希望給用戶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張永利說，“現在出臺的這個具體方案，實施部位包含在受影響的型號，包含DV2000,V3000五個有受影響的型號，也包括DV2000，V3000沒有受影響的型號。”
“我們還提出一個方案，如果你的現有機器出現了問題，如果不含在這兩個方案裏面，我們也有具體的方案，我們希望把我們具體計畫覆蓋面覆得更廣。”張永利說，希望“真的把用戶能感覺到的問題，惠普筆記本出現的問題解決好。”
承認服務體系出現問題
對於此前惠普筆記本出現問題後消費者遲遲未獲滿意解決的原因，張永利解釋說，一是由於DV2000、V3000這兩個型號的產品問題出在晶片，而晶片已經嵌入在主板中，因此常常是更換主板後仍無法解決問題。“另外，那個時候我們完全沒有按照三包法律去執行我們的維修。”
在被問及怎麼看消費者砸機器，組建QQ群等維權行動時，張永利說，聽到這些，其對自己的整體服務有一個非常大的問號。“我們為什麼會出現這個事情？”
“一個是我們這個型號本身的品質出現的問題。第二個是我們整個服務體系在很多方面出現了一個問題。第三是雖然我們的保修條款按照三包是一致的，但執行上出現了差異的結果。”張永利為此再次道歉。
承諾改進決策機制
“在我們高速增長的時候，我們的服務體系沒有按照發展去改變，去支持這個業務。惠普在中國已經二十五年，過去用戶對我們非常支持，這次包括用戶對我們的回饋，媒體對我們的回饋，把我們叫醒了。”張永利說。
張永利坦言，惠普的決策機制在過去一段時間出現了問題。“我們過去碰到在決策層面出現混亂的情況。結果很多時候亮紅燈的時候，沒有人去關注。”
“用戶是我們最要關注的，不要單單只看生意的增長。我們有今天生意的增長，也是用戶帶給我們的。”張永利表示，惠普今後將建立定期搜集用戶回饋的機制。“將來我們會更快聆聽用戶。將來你打800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很用心去聽你們的問題。當我們定期搜集結果的時候，如果發現問題。我們就用最快的時間，在發生問題最初步的時候，就幫助用戶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就希望消費者認同我們的努力，希望消費者給我們一個機會，重新把我們惠普的服務提升，重新把我們的信心帶給用戶。”張永利說，“通過我們的行動，可以把過去不好的地方改善。通過我們的行動，可以讓消費者看到，我們將來會好好為他服務，把品質提升。”
張永利最後重申，對於問題筆記本，惠普的政策是“應該延保的延保，應該維修的維修，應該退機的退機，應該換機的換機。”
來源：2010-03-23 新浪科技訊
惠普：決策層混亂導致問題
在經歷了客服錄音曝光、品質門、蟑螂門和召回風波後，惠普在中國市場的用戶滿意度和信任度受到了巨大挑戰。相比過去因為市場份額的絕對優勢而無暇旁顧的情況，惠普第一次意識到，在中國，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意識已經上升到了一個全新階段。
3月23日，惠普公司全球副總裁張永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過去由於決策層的混亂，導致紅燈亮起時卻沒有人去關注，於是問題就出現了”。雖然沒有詳解所謂“混亂”的原因，但業內認為，這是惠普筆記本品質問題被曝光以來，惠普高層領導向社會各界公開反省的開端。
隨著公關危機的升級，用戶、媒體甚至相關法律界和有關部門都開始向惠普討要說法。
此前，在與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工業和資訊化部、國家工商總局、中國消費者協會等有關部門的交涉中，惠普就被要求嚴格按照中國法律，落實《微型電腦商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以下簡稱“三包”）。
對產品施行“三包”服務與惠普全球的服務體系有些不同。但對惠普而言，在中國搞“特殊化“並不是第一次，在進入中國之初，惠普就第一次嘗試與中國的企業合資，以便符合中國政府部門允許其登錄中國市場的條件。
從很多層面上看，更新一下保修條款以符合中國的收穫服務條例，並不比改變分公司的體制困難。
張永利並未回避惠普在公司體系和服務上存在問題，“這次危機事件，不僅關係到產品品質和服務水準，也是對決策和執行能力的一次考驗。”他表示，“公司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沒能照顧好用戶，這是成長中的一個教訓。”
在3月20日發佈的《致惠普筆記本電腦中國用戶的信》中，惠普也宣佈開始實施延長所有惠普筆記本服務中心的運營時間，並開通客戶支援專線；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武漢、南京、瀋陽等16個城市已經陸續設立的全國服務中心。
據瞭解，惠普方面已經就問題主板進行了調查，顯示產品出現主板過熱問題是由於所採用的顯卡在長時間玩遊戲和長時間使用造成顯卡虛焊，僅靠維修主板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目前，惠普推出了相關維修辦法不但包括兩個系列的問題筆記本，也包括該系列中沒有出現問題的型號。
但是對整個售後服務進行反省並非易事。惠普有關方面表示，今後要在業務發展的同時，設法去改變售後服務來支持業務。具體內容包括：加強內部服務人員培訓和指導、完善用戶服務記錄追蹤系統、完善甄別保修範圍的全新決策支援機制、加強並完善合作夥伴審查機制和建立更有效的卓越用戶服務激勵計畫等。
張永利說，整個舉措裏面關鍵的是以後將形成一個機制，定期去搜集用戶的回饋。希望消費者繼續監督，也希望這次的解決方案能夠為消費者解決問題。“應該維修的維修，應該延保的延保，通過我們的行動把消費者的信息挽回。”
在面對進入中國市場25年來最大的一次公關危機時，惠普的一位高層表示：“這是一次警鐘，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公司發展的同時，基層方面的工作也要做足，不能只看到生意的增長，因為生意的增長也是用戶帶給我們的。”
來源：2010-03-23 經濟觀察網
這次，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是全球PC業老大——惠普。
中央電視臺“3·15”晚會用了長達12分鐘的時間，全面曝光了惠普中國多款多個型號筆記本電腦的品質問題。節目披露稱，對這些問題產品，惠普單方面按照自己定的規則來做售後，其服務細則與三包法相違背。
高潮到來之前，暗流湧動已久。《中國經營報》記者在調查中瞭解到，早在2007年惠普筆記本電腦就曾發生多起消費者投訴閃屏、黑屏事件，此後關於惠普問題筆記本電腦的評論和消息一直頻現網路，到了2009年11月，這些用戶們正式集結起來組成了大規模的維權聯盟。
這其中涉及到近四十個針對惠普筆記本電腦品質問題的騰訊QQ群、至少三千名消費者，此外，通過互聯網，上百名律師進行聲援並加入了公益訴訟團隊。
作為全球最大的PC生產商，惠普緣何身陷如此聲勢浩大的“品質門”旋渦？
1 遲到的致歉
被央視“3·15”晚會高調曝光後的第二日，即3月16日下午16時30分，惠普在北京召開了一場緊急新聞發佈會。這是問題筆記本電腦事發後惠普第一次公開直面媒體。
在發佈會上，惠普中國(含香港)資訊產品集團總經理張永利稱，惠普正式向中國消費者道歉，並承諾惠普會對存在品質問題的部分筆記本電腦提供主板延長保修乃至退機服務。
惠普公司公關經理叢明在隨後向《中國經營報》記者發來的補充郵件中稱，惠普預備在未來30天內，開展一項綜合整頓計畫，如加強內部服務人員的培訓和指導、完善合作夥伴審查機制等。
然而，這場“緊急”致歉會，無論發佈時間敲定還是解決問題的徹底程度上，顯然都未能有效平息外界的質疑。
首先是時間的選擇。3月15日，消費者權益保護日。該日上午，惠普在官方網站上推出 “客戶關懷增強計畫”，稱將對購買了HPPavilion和CompaqPresario筆記本電腦的中國內地用戶適度延長保修期；當晚，惠普遭央視“3·15”晚會全面曝光，披露其部分型號筆記本電腦顯卡存在嚴重品質缺陷；第二日，惠普首次走到公眾面前，正式致歉。
在此次用戶維權律師團發起人、法易網CEO王豐昌看來，整個過程中，惠普的反應消極而被動，“從2007年問題出現，到近三個多月用戶集體維權抗議，惠普沒有認真重視過這件事情。”他說。
此外，王豐昌認為，儘管惠普此次公開表示了道歉，但是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的解決方案。他認為，如此多惠普筆記本電腦出現閃屏和黑屏，基本可以推斷其筆記本電腦設計以及部件品質存在嚴重缺陷，而惠普目前只表示可延長保修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和解決其筆記本電腦的散熱系統。
“就算用戶更換了新的主板，下次照樣燒壞。”他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在聯盟搜集整理的惠普筆記本電腦問題單中，不少消費者已多次更換主板，都是“燒了就換，換了再燒”。
延保只是暫時之計，而用戶希望惠普能夠主動承擔責任、召回目前市場上的問題筆記本電腦。“這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和關鍵。”王豐昌說。
然而，根據惠普3月16日發佈會的口徑，顯然，惠普對此事目前的處理方式是：承認售後出現問題；未明確承認其產品存在品質硬傷；避談召回。
3月12日，王豐昌和他的聯盟正式向國家品質監督和檢驗檢疫總局提起行政申訴，要求對“惠普筆記本電腦的品質展開調查，並下令該公司購回或更換原告購買的據稱存在問題的筆記本電腦，以及賠償原告的損失”。兩天后，國家品質監督和檢驗檢疫總局正式受理申訴並組織開展調查。
王豐昌介紹，這次事件涉及惠普四十多個型號的筆記本電腦，目前聯盟每天新增投訴消費者高達400人。
2 “品質門”背後
事實上，惠普筆記本電腦品質問題由來已久。
早在2009年11月，國外著名售後質保提供商SquareTrade在長期跟蹤3萬台筆記本電腦(包括輕薄型上網本)之後，曾發佈過一份筆記本電腦的故障率報告。該報告稱，在過去兩年內，華碩筆記本電腦的故障率不足10%，東芝、索尼、蘋果筆記本電腦的故障率也都低於平均值。而惠普、宏碁 、戴爾等品牌筆記本電腦的故障率高居前列。其中，惠普筆記本電腦的2年與3年故障率均為第一，分別為16%和25.6%。
再來看看中國市場的情況。易修(中國)筆記本電腦維修連鎖機構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專門從事筆記本電腦保外維修的企業。其總經理李浩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在其每月經手維修的筆記本電腦中，惠普的絕對數量是最大的，“2008年、2009年，尤其是夏天，基本都是顯卡溫度過高、主板被燒。”
“筆記本電腦顯示幕黑屏或閃屏可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機型設計缺陷引起核心部件過熱，就有可能引發上述現象。”他說。
顯然，對於惠普這樣的大廠商來說，技術問題按道理不應該是它的“瓶頸”和門檻。但是，如果不是客觀技術不達標，那麼問題又出現哪里？
上述人士對記者透露稱，目前像惠普、戴爾、華碩這樣的PC巨頭，儘管它們都擁有自己的生產基地，然而，除了一些中高端產品自己設計研發並負責生產外，越來越多的中低端產品線已經挪移給代工廠商。尤其個別系列的低端產品和貼牌產品，從研發、設計、配件採購，到最後的生產，幾乎由代工廠商全權負責。
這些生產商為了壓縮成本，常常傾向於選擇使用較為廉價的材料和配件。而產品設計出現紕漏的情況也屢有發生。一款新品最終上市誠然要經過樣機檢測，但是短短幾天的檢測期很難讓這些設計缺陷和品質缺陷徹底暴露。
顯然，作為PC業老大的惠普在此方面也未能倖免。相反，由於自身較大的市場份額和出貨絕對數目巨大，這些問題暴露得更加集中。
鴻海、廣達、仁寶、緯創、英業達都是惠普的代工廠，相關配件廠多達千家。惠普稱這些問題都在其綜合整頓計畫中。
這家成立於1938年的公司，在進入中國市場的二十多年來發展迅速，業績斐然。惠普2009年Q4財報顯示，在中國市場，惠普整體銷售額同比增長20%， PC銷售額更是增長40%，增幅高居同行首列。
不僅如此，2008年底，惠普正式在重慶投建一座2萬平方米的電腦生產基地，主要生產臺式機和筆記本。未經證實的消息稱，這座工廠的產能為500萬~1000萬台，預計年產值可達300億~500億元。如果這一產能數位屬實，堪稱惠普在亞太地區重要的製造工廠。
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國市場，惠普最大的競爭對手聯想，在收購IBM旗下PC業務，以及掌門人柳傳志回歸後，新戰略開始奏效並實現扭虧。此外，宏碁和華碩市場份額也一路攀升，老勁敵戴爾更是下大力氣狠改管道，在中國市場上欲一爭高低。
“蘿蔔快了不洗泥”，在惠普中國的擴張之路上，這句俗語又有多少道理呢？
3 八天黑洞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消費電子類產品在售出後一般都是遵循15天無條件免費退換貨的服務標準。但這些歐美國際品牌在進入中國市場後，並未把國際流行的15天無條件免費退換貨引進來，而是採取了國內7天無條件退貨15天內包換的行業規則。
這相差的八天黑洞期，則在業內諱莫如深，眾多電腦廠商均對電腦產品退換時間“模糊處理”。在惠普3月10日曝出品質問題前數日，3月6日，國產電腦廠商清華同方推出15天無條件免費退換貨服務，捅破了這層窗戶紙。
在以惠普為代表的國際品牌遭遇信任危機的時刻，國產品牌能從中找到突破口嗎？
記者走訪了國美、大中、蘇寧等3C賣場，和以前相比，一些本土品牌的銷售櫃檯熱鬧了許多，“品質門”事件讓消費者的購買意向發生了轉變。
同樣，來自百度搜索指數的資訊顯示，短短幾天的時間，一些本土品牌的關注度上升幅度就超過了150%，其關注度可見一斑。
商場競爭向來激烈而殘酷，惠普在焦頭爛額地進行“危機”公關之時，它的競爭對手同樣進行一場“危機”公關。在和消費者“親密接觸”之時，表現得更為成熟和冷靜。
一位資深PC業內人士對記者透露，隨著硬體技術的不斷升級，為了搶佔市場份額，包括惠普在內的PC巨頭推出新產品的步伐正在不斷加快。
“以前一個型號的筆記本電腦可以熱賣一兩年，而近幾年來，隨著市場定位需求的細分，大廠商推陳出新的力度明顯加大了。”這位人士說。
產品的豐富使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但對於廠商來說，則是綜合實力的考驗。以作為個人筆記本電腦“心臟”和“眼睛”的中央處理器(CPU)和顯卡系統為例，新一代產品的引入，給了用戶更高效和舒適的體驗。然而，隨著功耗的相應上升，如何在狹窄空間內實現有效散熱，成為不少廠商面臨的“瓶頸”。
易修(中國)筆記本維修連鎖機構總經理李浩坦陳，目前筆記本電腦普遍故障頻出、返修率高，正是由於整個行業的急速發展導致，例如，幾乎大多數品牌筆記本電腦都不同程度的出現顯卡和散熱問題。
早在2009年下半年，類似惠普的閃屏事件就在某知名品牌一個系列產品中集體爆發，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近來斷斷續續仍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而該企業採取了積極的回應態度，而且還向客戶保證，無償更換新的顯示器。此後的事實說明，所有購買該系列筆記本電腦的客戶，凡是品質上出現問題的，都得到了這個服務。
其實對於競爭門檻越來越低的電腦行業來說，技術和品質已經不是唯一的競爭力，誠信和優質的售後才是贏得消費者信賴的重要環節。
不過，對於國產電腦廠商主動清除八天黑洞的行為，目前為止沒有得到其他廠商的回應。這究竟是一場短暫的表演，還是永久的承諾，還需要看廠商後續的表現。
中國的電腦市場在迅速膨脹，惠普等國際知名品牌在中國的規模也在迅速膨脹。但是，越來越國際化的中國電腦市場，相應的售後服務保障並沒有以相同的速度國際化。
“7天包退15天包換的售後服務，雖是長期以來所執行的標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電腦市場的逐漸成熟，制定更人性化、更能體現消費者利益的新標準十分迫切。”上述業內人士指出。
來源：2010年03月20日 《中國經營報》
惠普退款退機，消費者為何不買賬
昨天(20日)，惠普方面再次推出新的解決方案細則，針對的電腦型號有所增多，而且表示將退還維修費，並承諾可退換機。數月以來，面對消費者發起的聯合投訴，惠普能推則推，能拖則拖，甚至以“蟑螂門”來掩飾。此次惠普的表態可說有了一定的鬆動，從“V30xx”等型號無法上網、黑屏、死機等四方面制定出方案，並已開始著手改善客戶體驗和售後服務，開通客戶支援專線。此舉與以往強硬的姿態相比多少算是個進步。 但是為何消費者不買帳呢？主要原因在於：惠普實行的是頭腦醫頭，腳痛醫腳，維修可以，換零件可以，但是要召開全換不行。此種解決方案很不徹底，很難從根本上維護消費者的利益。
消費者購買一本筆記本電腦起碼得好幾千，花了這麼多得錢，就是希望物有所值，用得舒暢，用得時間長一些。而惠普筆記本出問題不是個別零部件出問題，出得也不是一般的問題，如：溫度高的可以煎雞蛋；大件品質嚴重不過關，常常停擺；螢幕象花臉，花屏、黑屏等等，這些問題說明整個機都不正常，不少部件潛在隱患，不是保修就能解決的了的。再說保修的時間總是有限，保修期間可以壞一個換一個，可是過了保修期怎麼辦？免費維修主件最多也就是兩年，而一台電腦少說也得用上過五六年，顯然其壽命將大折扣，影響消費者的長遠使用。
消費者要求的是長遠解決筆記本的隱患，也就是召回，這個要求並不過份，如今汽車有召回，食品有召回，即使同是惠普筆記本也有召回，記者調查發現，惠普針對中國消費者實施差別待遇，在美國共召回24個型號的筆記本電腦，而在中國只對的電腦進行有限保修增強，為什麼在中國就不能召回，此種“內外有別”的待遇消費者會答應嗎？
要說線民，中國線民人數世界第一，要說市場，中國電腦擁有量排列其他國家前列，按說應以最好的品質，最好的服務提供給消費者，不斷的發展，佔領市場置高點，可是惠普卻無視國內消費者合理的要求。
消費者要求召回的要求合情合理，符合通常的國際做法並不過分，惠普對此種要求制定不痛不癢的解決方案，不公平，不公正。其結果不僅難以使“惠普門”事件得以解決，而且將堵住自己的路，此種負面廣告影響更廣，損失更大。
來源：2010年3月22日 《人民網》
惠普“品質門”只道歉不召回 洋品牌背後是何在作祟
“品質門”、“召回門”、“沉默門”……曾經是高品質代名詞的洋品牌突然之間深陷品質泥潭。擺在外資品牌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提高產品品質和售後服務水準
惠普這個全球最大的PC廠商，因為其筆記本品質問題，站到了風口浪尖上。央視3·15晚會上，曝光了惠普V3000和DV2000筆記本兩個“明星產品”。在央視的調查中，惠普一個月3000張維修單中，這些產品的修理單占到一半。惠普深陷品質門,消費者要求召回惠普電腦的呼聲越來越大,質檢總局也介入調查,但惠普表態只道歉不召回。
在我國不少消費者眼中，洋品牌就是“高品質”的代名詞。然而，在一些洋品牌不斷被曝出各種品質問題之後，人們開始發現，洋品牌並非都是“中國製造”的楷模。
惠普“雪花屏”惹眾怒，洋品牌頻陷“品質門”
作為世界500強企業以及個人消費電腦的龍頭老大，惠普一直以來在中國消費者眼中都具有較好的形象和口碑。然而，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消費者關於惠普筆記本電腦的投訴激增。
早在2008年，惠普筆記本就頻繁出現問題，之後陸續被曝光了花屏、顯卡晶片燒毀、黑屏死機、無線網卡無法使用等問題，並被惠普用戶稱為“顯卡門”、“閃屏門”事件。
在今年的“315消費者維權日”到來之際，飽受惠普電腦品質問題困擾的消費者們終於吹響了“集結號”，走上集體維權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網站牽頭的“惠普電腦集體維權事件”的聯合行動。據中國之聲13日報導，目前，加入到訴訟隊伍中的受害消費者已達1700多人。
其實，跨國公司已經不是第一次在中國遭遇來自互聯網的維權聯盟。2009年初，40多名中國消費者在使用的東芝液晶電視螢幕上發現彩色或黑色豎線並遭遇每台換屏費用上萬元的事件後，建立QQ群，集體要求東芝召回有缺陷的該款液晶電視。
時下，越來越多聲名顯赫的洋品牌，從食品、化妝品、服裝到電器、汽車，不斷陷入“品質門”事件。短短兩個月內，豐田、本田、現代和通用發佈各類召回公告，全球正在掀起汽車召回熱潮；東芝、富士通、NEC、HP等4個國際知名品牌的5個型號筆記本電腦被責令停止銷售，並予以立案調查；全球制藥巨頭強生公司正面臨著“召回門”和“商業賄賂門”的雙重夾擊；此外還有三星對開門冰箱的“爆炸門”、西門子冰箱“賄賂門”、“品質門”、“訂單門”等等，讓人擔憂。
由此，不少中國消費者已開始警醒，這些舶來品並非都是“中國製造”的楷模。
洋品牌售後難如人意，消費者遭遇維權難
對於大多數消費者來說，品牌的服務和品質同樣重要，這也是不少消費者願意不惜重金購買國外品牌的原因。然而，當洋品牌頻頻出現售後服務不到位問題時，消費者才發現，這些國際品牌的售後服務比“品質門”更讓人揪心。
據騰訊科技援引一位名叫莊明的用戶的遭遇報導稱，該用戶在惠普筆記本故障發生後，聯繫惠普售後服務中心，但一直被“踢皮球”：致電惠普總部，客服熱線讓找工程師，工程師讓找金牌服務，金牌又推回到惠普總部，如此循環往復……
維權網針對惠普金牌售後服務做的一項調查顯示，線民認為其是“玩太極功夫的高手”的看法很集中，有38．0％的網友認為“金牌服務態度推諉”，僅有1．0％的網友對惠普的服務表示滿意。
無獨有偶。最近，蘋果連續第三年被《財富》雜誌評為最受尊敬的公司。不過，與銷售的高歌猛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蘋果旗下產品的品質和服務也倍受質疑。
據315消費電子投訴網報導，四川攀枝花的張先生買了台蘋果手機，一般情況下使用半天就沒電了，不僅如此，沒電後還要充電1分鐘左右才能開機。讓他更為不滿的是，蘋果的售後網點太少，維修起來相當麻煩。浙江的朱先生也于2010年2月21日反映了iphone的品質問題。朱先生認為產品設計存在缺陷，而蘋果公司則將之歸為用戶的人為損壞，不予保修。
調查顯示，去年，消費者對外資電腦和品牌數碼的售後服務不滿呈明顯上升趨勢。其中，消費者對筆記本電腦品牌的售後反應速度最為不滿，50％的被訪者認為外資電腦品牌的售後反應速度需要提高；而對於數碼相機來說，維修費用仍然是消費者最關注的話題，不滿意度高達八成。
洋品牌跌落“品質神壇”，去除“汙點”迫在眉睫
“品質門”、“召回門”、“沉默門”……曾經是高品質代名詞的洋品牌突然之間深陷品質泥潭。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國市場日益受到跨國公司重視的今天，這些知名品牌擺出的卻是極端傲慢的處理舉動。表現如下：
其一，“洋品牌今天的傲慢，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寵’出來的。”主張對洋品牌進行重點監管的浙江省工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洋品牌屢屢出現“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現象，與一些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國內消費者一直對其“高看一眼、厚愛三分”的態度不無關係。
其二，是市場准入和監管給洋品牌提供了一些“超國民待遇”。如從2002年開始，雙城雀巢公司生產的“雀巢”牌和其他品牌奶粉就名列國家質檢總局公佈的免檢產品名單。有效期內，雀巢奶粉“可免受各地區、各部門各種形式的品質監督檢查”。
從某種程度上說，洋品牌在市場佔有率中的強勢，實際上是運用了消費者們對於這個品牌的信賴度。但這種信賴卻是可消耗的，當消費者的品質問題一直得不到滿意的解決方案時，他們的品牌忠誠度最終也會隨之耗盡。而這時，損失最大的則是這個品牌。
近日，美國技術支持公司Rescuecom發佈了一項“電腦可靠性”調研報告。報告顯示，蘋果電腦連續三年位居首位，聯想排名第三。但值得注意的是，蘋果與第二名對手的差距已經由去年的200分縮小至今年的60分，可見聯想等廠商已經在品質上下足了功夫，奮起直追。
洋品牌的現狀確實令人堪憂，“品質門”的汙點讓他們深陷品牌危機，國內廠商的奮起直追更是讓他們飽嘗“內憂外患”之苦。
中國消費者對國際品牌的迷信態度正在轉變，他們的維權意識也在日益加強。擺在外資品牌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提高產品品質和售後服務的水準。不重視產品品質忽略售後服務必將失去人心，而喪失人心對於洋品牌在中國的立足和發展只能是雪上加霜。
來源：2010年03月22日 通信資訊報
中國惠普總經理張永利反思：我們已經醒過來了
3月23日上午消息，陷入品牌信任危機的中國惠普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已經醒過來了。”在央視的鏡頭前，中國惠普資訊產品集團總經理張永利以罕見的謙卑姿態再三道歉，並承諾會直面惠普決策機制出現的問題並加以改善。
解決方案覆蓋所有問題筆記本
在央視3•15晚會曝光惠普問題筆記本未嚴格執行三包規定的7天后，張永利現身央視二套《消費主張》欄目，努力用並不流利的普通話請求消費者“給惠普一個機會”。
此前的3月20日，惠普公佈了一份“嚴格執行三包規定”的措施，根據不同筆記本型號列出了詳細解決方案，包括延長保修乃至退換機以及針對部分曾支付過維修及郵寄主板費用消費者的補貼。不過，這一方案被部分消費者質疑為“不夠坦誠”。
“我們還可能把我們非常廣面的用戶要求照顧到，所以我們就花了很長時間，出臺一個覆蓋面比較好的方案，真真希望給用戶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張永利說，“現在出臺的這個具體方案，實施部位包含在受影響的型號，包含DV2000,V3000五個有受影響的型號，也包括DV2000，V3000沒有受影響的型號。”
“我們還提出一個方案，如果你的現有機器出現了問題，如果不含在這兩個方案裏面，我們也有具體的方案，我們希望把我們具體計畫覆蓋面覆得更廣。”張永利說，希望“真的把用戶能感覺到的問題，惠普筆記本出現的問題解決好。”
承認服務體系出現問題
對於此前惠普筆記本出現問題後消費者遲遲未獲滿意解決的原因，張永利解釋說，一是由於DV2000、V3000這兩個型號的產品問題出在晶片，而晶片已經嵌入在主板中，因此常常是更換主板後仍無法解決問題。“另外，那個時候我們完全沒有按照三包法律去執行我們的維修。”
在被問及怎麼看消費者砸機器，組建QQ群等維權行動時，張永利說，聽到這些，其對自己的整體服務有一個非常大的問號。“我們為什麼會出現這個事情？”
“一個是我們這個型號本身的品質出現的問題。第二個是我們整個服務體系在很多方面出現了一個問題。第三是雖然我們的保修條款按照三包是一致的，但執行上出現了差異的結果。”張永利為此再次道歉。
承諾改進決策機制
“在我們高速增長的時候，我們的服務體系沒有按照發展去改變，去支持這個業務。惠普在中國已經二十五年，過去用戶對我們非常支持，這次包括用戶對我們的回饋，媒體對我們的回饋，把我們叫醒了。”張永利說。
張永利坦言，惠普的決策機制在過去一段時間出現了問題。“我們過去碰到在決策層面出現混亂的情況。結果很多時候亮紅燈的時候，沒有人去關注。”
“用戶是我們最要關注的，不要單單只看生意的增長。我們有今天生意的增長，也是用戶帶給我們的。”張永利表示，惠普今後將建立定期搜集用戶回饋的機制。“將來我們會更快聆聽用戶。將來你打800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很用心去聽你們的問題。當我們定期搜集結果的時候，如果發現問題。我們就用最快的時間，在發生問題最初步的時候，就幫助用戶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就希望消費者認同我們的努力，希望消費者給我們一個機會，重新把我們惠普的服務提升，重新把我們的信心帶給用戶。”張永利說，“通過我們的行動，可以把過去不好的地方改善。通過我們的行動，可以讓消費者看到，我們將來會好好為他服務，把品質提升。”
張永利最後重申，對於問題筆記本，惠普的政策是“應該延保的延保，應該維修的維修，應該退機的退機，應該換機的換機。”
來源：2010-03-23 新浪科技訊
惠普：決策層混亂導致問題
在經歷了客服錄音曝光、品質門、蟑螂門和召回風波後，惠普在中國市場的用戶滿意度和信任度受到了巨大挑戰。相比過去因為市場份額的絕對優勢而無暇旁顧的情況，惠普第一次意識到，在中國，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意識已經上升到了一個全新階段。
3月23日，惠普公司全球副總裁張永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過去由於決策層的混亂，導致紅燈亮起時卻沒有人去關注，於是問題就出現了”。雖然沒有詳解所謂“混亂”的原因，但業內認為，這是惠普筆記本品質問題被曝光以來，惠普高層領導向社會各界公開反省的開端。
隨著公關危機的升級，用戶、媒體甚至相關法律界和有關部門都開始向惠普討要說法。
此前，在與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工業和資訊化部、國家工商總局、中國消費者協會等有關部門的交涉中，惠普就被要求嚴格按照中國法律，落實《微型電腦商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以下簡稱“三包”）。
對產品施行“三包”服務與惠普全球的服務體系有些不同。但對惠普而言，在中國搞“特殊化“並不是第一次，在進入中國之初，惠普就第一次嘗試與中國的企業合資，以便符合中國政府部門允許其登錄中國市場的條件。
從很多層面上看，更新一下保修條款以符合中國的收穫服務條例，並不比改變分公司的體制困難。
張永利並未回避惠普在公司體系和服務上存在問題，“這次危機事件，不僅關係到產品品質和服務水準，也是對決策和執行能力的一次考驗。”他表示，“公司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沒能照顧好用戶，這是成長中的一個教訓。”
在3月20日發佈的《致惠普筆記本電腦中國用戶的信》中，惠普也宣佈開始實施延長所有惠普筆記本服務中心的運營時間，並開通客戶支援專線；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武漢、南京、瀋陽等16個城市已經陸續設立的全國服務中心。
據瞭解，惠普方面已經就問題主板進行了調查，顯示產品出現主板過熱問題是由於所採用的顯卡在長時間玩遊戲和長時間使用造成顯卡虛焊，僅靠維修主板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目前，惠普推出了相關維修辦法不但包括兩個系列的問題筆記本，也包括該系列中沒有出現問題的型號。
但是對整個售後服務進行反省並非易事。惠普有關方面表示，今後要在業務發展的同時，設法去改變售後服務來支持業務。具體內容包括：加強內部服務人員培訓和指導、完善用戶服務記錄追蹤系統、完善甄別保修範圍的全新決策支援機制、加強並完善合作夥伴審查機制和建立更有效的卓越用戶服務激勵計畫等。
張永利說，整個舉措裏面關鍵的是以後將形成一個機制，定期去搜集用戶的回饋。希望消費者繼續監督，也希望這次的解決方案能夠為消費者解決問題。“應該維修的維修，應該延保的延保，通過我們的行動把消費者的信息挽回。”
在面對進入中國市場25年來最大的一次公關危機時，惠普的一位高層表示：“這是一次警鐘，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公司發展的同時，基層方面的工作也要做足，不能只看到生意的增長，因為生意的增長也是用戶帶給我們的。”
來源：2010-03-23 經濟觀察網
2010年3月18日 星期四
2010 中國CSR案例：大成 食品安全競爭力
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雞肉特許供應商，也是國內肯德基、德克士等速食連鎖店的最大雞肉供應商之一的臺灣大成食品（亞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成），正在用這種令人驚異的、類似矯枉過正的追溯體系，去推進國內整個雞肉行業的食品安全升級。
所謂大成的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統，是每一塊大成所出售的雞肉，上面都有安心碼，登錄大成旗下的“姐妹廚房”互動網站,可以馬上查到這只雞的“完整的一生記錄”：包括養殖農場、飼養人、入雛與出欄時間；所使用的批次飼料生產資訊；電宰工廠、批次鮮肉生產及質檢資訊；食品深加工資訊等內容。這當然不是為了“讓你去對這只美味家禽的飼養者表示讚賞”，大成希望的是，讓消費者可由此放心享用可追溯系統帶來的安全食品。
也許你覺得這個追溯體系是一種炒作？但是，回想大陸白酒業目前已經成為普遍標準的電話防偽體系，當年也是被看作一種“炒作”。其實，面對大陸食品領域此起彼伏的安全問題，一種新行業標準的建立時機或許正在逐漸成熟。
雞肉大王的新方向
說起大成，可能大陸人不是很熟悉，但是在臺灣地區可謂家喻戶曉。大成是靠做沙拉油起家，1957年創辦，專營黃豆、榨油和豆餅的生意；1965年，大成首先推出了完全飼料，並自建畜牧廠進行飼養試驗。大成趕上了臺灣畜牧業發展的大好時機，當時臺灣的飼料基本全部靠進口，大成“完全飼料”的誕生填補了此項空白。1978年後，大成還學到了飼養管理和獸醫服務的理念，並不單純地銷售飼料，而是轉變為一個為飼養農戶綜合性服務的機構。
1990年，今天的大成董事局主席韓家寰上任，並開始通過“飛鷹計畫”逐漸塑造了大成今天的雞肉大王地位。當時，其計畫主要包括4個方面：把觸角伸向島外，以進軍大陸為第一跳板，再向東南亞輻射；成立肉品電宰廠，發展雞肉一條龍；大幅度加強飼料業，促進生產量和銷售量雙雙處於領先地位；全力發展高科技動物營養產品的飼料公司。
其後3年中，大成集中精力發展了養雞產業，韓家寰力排眾議兼併了一家電宰廠，韓家寰的雞肉一條龍的構想開始付諸實施，“公司+農戶”的模式也日趨壯大。憑藉飼料、服務以及先進的與農戶合作模式，雞肉生產一條龍的發展步入快車道。
據今年的中報，目前大成公司的業務主要包括：為肯德基、德克士等企業提供生鮮雞肉的B2B業務，51.4%的收入來自這部分；向外部客戶銷售飼料的業務， 43.6%的收入來自這部分；還有就是加工食品，即熟食銷售，這部分業務僅僅占總收入的5%，其中大陸銷售的熟食僅占其總收入的2.9%。不過，大成似乎不滿足於做一個B2B業務的老大。韓家寰上任伊始的“飛鷹計畫”其實也暗合了大成的發展目標，他認為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姐妹廚房”終端品牌的建設，不僅是應對競爭形勢的需要，而且也是大成水到渠成的選擇。
對於“姐妹廚房”這個品牌，其實包含了三方面的內容，韓家寰比喻為“三位一體”──首先是“姐妹廚房”品牌的熟食，大成擁有成熟產品線做熟食加工，而且是日本雞肉熟食的常年供應商；其次是“姐妹廚房”品牌的生鮮產品，這對於作為肯德基核心生鮮產品供應商的大成來說也有基礎；最後，還有“姐妹廚房”終端餐飲店的建設。在終端店面的建設上，大成食品種類的選擇看來也是頗費心機，沒有選擇麥當勞、肯德基的油炸類食品，而是選擇烤雞、烤串、鹵雞等類別。“我發現在中高端做烤雞等類的食品基本沒有，這是一塊空白的市場。”韓家寰計畫11月在北京開5家店，今年底的目標是開到十幾家店。
B2B業務與B2C業務有著大相徑庭的區隔，特別是過去幾年來食品安全正在日益成為大陸消費者關注的焦點，這也讓消費市場的風險和成本持續上升。大成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殺進消費市場？韓家寰的解釋是，自己相信“傳統行業與高科技的結合，將為消費者帶來了新的體驗”。或者說，他其實就是希望在這個外部愈加關注食品安全的潮流下，依靠過去多年建立起來的可追溯系統的優勢來進行市場突破，形成差異化競爭力。
蛋白質產業鏈
韓家寰表示，大成公司的追溯系統之所以不是簡單地概念炒作，是源於其對自己的“蛋白質產業鏈”的信心。
“其實，大成多年來一直堅持這麼做。”韓家寰說，“只不過原來的條件限制，比如互聯網技術、無線上網技術等不成熟，大成只不過把傳統行業所做的事情照本宣科地搬到了網路上，能夠讓更多的人親眼看到罷了。”
就如同“明廚操作”對餐飲行業來說，是一個更高要求的標準一樣，透明的雞肉產業鏈同樣不是誰都可以坦然示人的，因為搞不好就有弄巧成拙的風險。而大成卻堅定地認為這是自己的機會，之前它為肯德基等企業供貨中培養出的嚴謹體系，現在恰恰到了展示的時機。
大成的蛋白質產業鏈首先是從飼料開始的。在1990年進入大陸時，大成首先涉足的就是飼料業。大成飼料走的是高標準路線，為了保證飼料的品質，大成的原料基本來自於進口，進口大豆、進口酒糟、進口微量元素等等，這樣保證了有機綠色飼料的生產；其次是控制科研，大成建立了科研實驗室。不同於其他飼料廠，簡單的把飼料劃分為雞飼料、豬飼料等等，大成做到按照不同雞的年齡段劃分飼料，這樣不同的飼料需要不同大小的顆粒、不同的成分、不同的生產流程。
除了飼料，種雞和孵化廠是大成蛋白質產業鏈中非常關鍵的一環。
大成的種雞廠是拒絕參觀的，因為即使是員工，至少也需要兩次的“沐浴更衣”才能進入。該雞場所有的通風、餵料、光、溫度等都是由電腦來控制，比如雞舍內的溫度、濕度等發生變化，窗戶開的大小都是自動調節的。
種雞廠出來的雞蛋經過挑選和消毒處理後，才能送到孵化廠。進入孵化區後，一枚種蛋要變成一隻健康的小雞還需要經過近40個步驟，而且每個步驟相比較其他的養雞場來說要求更高，標準更嚴格。因此，其出雛率比行業平均90%的水準要低5個百分點以上。不僅如此，在出孵化場時，按照標準是每箱100只小雞，但大成故意多放了2只，據說是為了防止小雞在路途中死亡等，對農戶造成損失。
出孵化場的小雞需要經過疫苗註冊方能送到大成的簽約農戶手中。這些簽約養雞戶，其從飼養條件、飼養水準等的要求往往不亞於國內的很多專業養雞場。比如大部分的養雞場被要求選址位於三面環山的平地上，而且往往是人跡罕至的位置。
整個的養殖過程環節很多，在每個環節交接的時候，必須要有相應的交接單和嚴密的手續，比如種蛋進入孵化場，經過挑選等步驟後，需要填寫一張入孵卡，卡上的資訊包括種蛋的周數批次等，非常詳細地記錄了這批種蛋的背景資訊，以便追溯查源。此外，大成實行“統一供雛、統一供料、統一防疫、統一收購、統一加工”的五統一政策，來保證農戶產品的品質，和自養模式相比，農民投資相對較小，因此發展速度較快。
這就是大成精心打造的蛋白質產業鏈一條龍，憑藉於此，大成的產品成為肯德基、德克士等連鎖速食店的核心供應商。
大成2006年開始了對這個系統的進一步升級和改造，為了實現每個環節的無縫隙，讓“肉雞通過網路動起來”,大成食品通過對基礎飼養流通環節的技術改造,增加基層駐點獸醫和質檢人員；在大成範圍內增設100個中央控制點,以收集傳輸肉雞產業鏈各環節資訊,最終實現網路互動，實現了全程無縫隙點對點的控制。
至於現在對消費者開放的追溯系統，其實就是這個蛋白質產業鏈給消費者一個窺視的視窗。
食品安全競爭力
韓家寰剛剛從萬科公司董事長王石手中接過了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會長的接力棒，他很認真地表示，打造一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體系，其價值不僅僅是針對大成公司自身的收益，他相信這更是一個對整個行業都有戰略意義的事情。
縱觀國內近幾年，食品安全事故頻發，蘇丹紅、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一系列的事件，讓人們對明天又有什麼不能吃了抱著很大的擔心。
身處這樣一個焦點行業的韓家寰也承認：“肉蛋奶動物蛋白質的確是最麻煩的事情，產業鏈比較長，從最源頭的飼料到飼養、孵化、電宰、食品加工、運輸、倉儲等等一系列的問題，而且每個環節中還有很多細微的小步驟。如果其中一個環節控制不好，那就影響到下游的很多環節，風險性很高。”
韓家寰覺得，要根治食品安全問題，不能僅僅靠企業的“良心”和靠事後的“嚴懲”，最關鍵的還是要靠建立可管理、可追查的體系。客觀來說，大成的健全而管理嚴格的產業鏈，就是因為眾多國際客戶看到這樣的風險而用高標準調教出來的，期間大成花費了大量成本和時間，但正是這樣的體系才讓大成有能力保證食品安全，進而也獲得了其他企業拿不到的市場。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教授對韓家寰的觀點很贊同。他認為，大成的追溯系統給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提供了良好的新系統思路。這和歐洲在十幾年前就開始推行可追溯系統非常相似。特別是這個系統的價值不僅僅是在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時的責任追查，更在於因為透明、可追溯所帶來系統內部每個環節的自律和品質提升。
鄭風田還特別強調，追溯系統的建立並不是沒有可能成為行業標準，因為國家正在推動食品行業完善安全體系的建立。據瞭解，美國最近也正在立法，要求所有的食品都要能夠追溯，有可能成為第一個強制性建立食品追溯系統的國家，而這一旦變成現實，對中國的食品行業影響將非常巨大。
韓家寰坦言，自己當然不能指望這個可追溯系統“被行業標準”。他相信，行業標準除了政府和主管部門的設定，很多情況下也是靠企業的成功而被大家認同的，而大成就是希望建立這種成功，進而樹立榜樣並推動整個行業的進步。
這個可以“瞭解每只雞的生平”的體系，早就對大成的品質和大客戶形成了關鍵性的正面影響，但是今天開始在終端市場向消費者推出，是否能有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呢？
“兩個番茄，一個知道是鄰居家自家種的，一個不清楚怎麼來的，你說大部分人會選哪個？”韓家寰做了個比喻。他不否認可能沒有多少人去真的查詢每只雞的“生平”，但是“可以被隨時查詢”，這本身既是對消費者的尊重，更是大成在消費者眼裏成為“鄰居家的”而不是“不知道哪里來的”的關鍵。用韓家寰的話來說：“這個系統的存在本身，就能體現出食品安全的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講，食品安全本身就是一種競爭力，而大成正在讓這種競爭力從原來深藏于企業的基因層面，變成透明于消費者的可見系統。
大成這家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商業智慧，在這裏得到了完美的統一。
來源：《商業價值》雜誌 中國企業CSR競爭力項目組
所謂大成的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統，是每一塊大成所出售的雞肉，上面都有安心碼，登錄大成旗下的“姐妹廚房”互動網站,可以馬上查到這只雞的“完整的一生記錄”：包括養殖農場、飼養人、入雛與出欄時間；所使用的批次飼料生產資訊；電宰工廠、批次鮮肉生產及質檢資訊；食品深加工資訊等內容。這當然不是為了“讓你去對這只美味家禽的飼養者表示讚賞”，大成希望的是，讓消費者可由此放心享用可追溯系統帶來的安全食品。
也許你覺得這個追溯體系是一種炒作？但是，回想大陸白酒業目前已經成為普遍標準的電話防偽體系，當年也是被看作一種“炒作”。其實，面對大陸食品領域此起彼伏的安全問題，一種新行業標準的建立時機或許正在逐漸成熟。
雞肉大王的新方向
說起大成，可能大陸人不是很熟悉，但是在臺灣地區可謂家喻戶曉。大成是靠做沙拉油起家，1957年創辦，專營黃豆、榨油和豆餅的生意；1965年，大成首先推出了完全飼料，並自建畜牧廠進行飼養試驗。大成趕上了臺灣畜牧業發展的大好時機，當時臺灣的飼料基本全部靠進口，大成“完全飼料”的誕生填補了此項空白。1978年後，大成還學到了飼養管理和獸醫服務的理念，並不單純地銷售飼料，而是轉變為一個為飼養農戶綜合性服務的機構。
1990年，今天的大成董事局主席韓家寰上任，並開始通過“飛鷹計畫”逐漸塑造了大成今天的雞肉大王地位。當時，其計畫主要包括4個方面：把觸角伸向島外，以進軍大陸為第一跳板，再向東南亞輻射；成立肉品電宰廠，發展雞肉一條龍；大幅度加強飼料業，促進生產量和銷售量雙雙處於領先地位；全力發展高科技動物營養產品的飼料公司。
其後3年中，大成集中精力發展了養雞產業，韓家寰力排眾議兼併了一家電宰廠，韓家寰的雞肉一條龍的構想開始付諸實施，“公司+農戶”的模式也日趨壯大。憑藉飼料、服務以及先進的與農戶合作模式，雞肉生產一條龍的發展步入快車道。
據今年的中報，目前大成公司的業務主要包括：為肯德基、德克士等企業提供生鮮雞肉的B2B業務，51.4%的收入來自這部分；向外部客戶銷售飼料的業務， 43.6%的收入來自這部分；還有就是加工食品，即熟食銷售，這部分業務僅僅占總收入的5%，其中大陸銷售的熟食僅占其總收入的2.9%。不過，大成似乎不滿足於做一個B2B業務的老大。韓家寰上任伊始的“飛鷹計畫”其實也暗合了大成的發展目標，他認為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姐妹廚房”終端品牌的建設，不僅是應對競爭形勢的需要，而且也是大成水到渠成的選擇。
對於“姐妹廚房”這個品牌，其實包含了三方面的內容，韓家寰比喻為“三位一體”──首先是“姐妹廚房”品牌的熟食，大成擁有成熟產品線做熟食加工，而且是日本雞肉熟食的常年供應商；其次是“姐妹廚房”品牌的生鮮產品，這對於作為肯德基核心生鮮產品供應商的大成來說也有基礎；最後，還有“姐妹廚房”終端餐飲店的建設。在終端店面的建設上，大成食品種類的選擇看來也是頗費心機，沒有選擇麥當勞、肯德基的油炸類食品，而是選擇烤雞、烤串、鹵雞等類別。“我發現在中高端做烤雞等類的食品基本沒有，這是一塊空白的市場。”韓家寰計畫11月在北京開5家店，今年底的目標是開到十幾家店。
B2B業務與B2C業務有著大相徑庭的區隔，特別是過去幾年來食品安全正在日益成為大陸消費者關注的焦點，這也讓消費市場的風險和成本持續上升。大成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殺進消費市場？韓家寰的解釋是，自己相信“傳統行業與高科技的結合，將為消費者帶來了新的體驗”。或者說，他其實就是希望在這個外部愈加關注食品安全的潮流下，依靠過去多年建立起來的可追溯系統的優勢來進行市場突破，形成差異化競爭力。
蛋白質產業鏈
韓家寰表示，大成公司的追溯系統之所以不是簡單地概念炒作，是源於其對自己的“蛋白質產業鏈”的信心。
“其實，大成多年來一直堅持這麼做。”韓家寰說，“只不過原來的條件限制，比如互聯網技術、無線上網技術等不成熟，大成只不過把傳統行業所做的事情照本宣科地搬到了網路上，能夠讓更多的人親眼看到罷了。”
就如同“明廚操作”對餐飲行業來說，是一個更高要求的標準一樣，透明的雞肉產業鏈同樣不是誰都可以坦然示人的，因為搞不好就有弄巧成拙的風險。而大成卻堅定地認為這是自己的機會，之前它為肯德基等企業供貨中培養出的嚴謹體系，現在恰恰到了展示的時機。
大成的蛋白質產業鏈首先是從飼料開始的。在1990年進入大陸時，大成首先涉足的就是飼料業。大成飼料走的是高標準路線，為了保證飼料的品質，大成的原料基本來自於進口，進口大豆、進口酒糟、進口微量元素等等，這樣保證了有機綠色飼料的生產；其次是控制科研，大成建立了科研實驗室。不同於其他飼料廠，簡單的把飼料劃分為雞飼料、豬飼料等等，大成做到按照不同雞的年齡段劃分飼料，這樣不同的飼料需要不同大小的顆粒、不同的成分、不同的生產流程。
除了飼料，種雞和孵化廠是大成蛋白質產業鏈中非常關鍵的一環。
大成的種雞廠是拒絕參觀的，因為即使是員工，至少也需要兩次的“沐浴更衣”才能進入。該雞場所有的通風、餵料、光、溫度等都是由電腦來控制，比如雞舍內的溫度、濕度等發生變化，窗戶開的大小都是自動調節的。
種雞廠出來的雞蛋經過挑選和消毒處理後，才能送到孵化廠。進入孵化區後，一枚種蛋要變成一隻健康的小雞還需要經過近40個步驟，而且每個步驟相比較其他的養雞場來說要求更高，標準更嚴格。因此，其出雛率比行業平均90%的水準要低5個百分點以上。不僅如此，在出孵化場時，按照標準是每箱100只小雞，但大成故意多放了2只，據說是為了防止小雞在路途中死亡等，對農戶造成損失。
出孵化場的小雞需要經過疫苗註冊方能送到大成的簽約農戶手中。這些簽約養雞戶，其從飼養條件、飼養水準等的要求往往不亞於國內的很多專業養雞場。比如大部分的養雞場被要求選址位於三面環山的平地上，而且往往是人跡罕至的位置。
整個的養殖過程環節很多，在每個環節交接的時候，必須要有相應的交接單和嚴密的手續，比如種蛋進入孵化場，經過挑選等步驟後，需要填寫一張入孵卡，卡上的資訊包括種蛋的周數批次等，非常詳細地記錄了這批種蛋的背景資訊，以便追溯查源。此外，大成實行“統一供雛、統一供料、統一防疫、統一收購、統一加工”的五統一政策，來保證農戶產品的品質，和自養模式相比，農民投資相對較小，因此發展速度較快。
這就是大成精心打造的蛋白質產業鏈一條龍，憑藉於此，大成的產品成為肯德基、德克士等連鎖速食店的核心供應商。
大成2006年開始了對這個系統的進一步升級和改造，為了實現每個環節的無縫隙，讓“肉雞通過網路動起來”,大成食品通過對基礎飼養流通環節的技術改造,增加基層駐點獸醫和質檢人員；在大成範圍內增設100個中央控制點,以收集傳輸肉雞產業鏈各環節資訊,最終實現網路互動，實現了全程無縫隙點對點的控制。
至於現在對消費者開放的追溯系統，其實就是這個蛋白質產業鏈給消費者一個窺視的視窗。
食品安全競爭力
韓家寰剛剛從萬科公司董事長王石手中接過了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會長的接力棒，他很認真地表示，打造一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體系，其價值不僅僅是針對大成公司自身的收益，他相信這更是一個對整個行業都有戰略意義的事情。
縱觀國內近幾年，食品安全事故頻發，蘇丹紅、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一系列的事件，讓人們對明天又有什麼不能吃了抱著很大的擔心。
身處這樣一個焦點行業的韓家寰也承認：“肉蛋奶動物蛋白質的確是最麻煩的事情，產業鏈比較長，從最源頭的飼料到飼養、孵化、電宰、食品加工、運輸、倉儲等等一系列的問題，而且每個環節中還有很多細微的小步驟。如果其中一個環節控制不好，那就影響到下游的很多環節，風險性很高。”
韓家寰覺得，要根治食品安全問題，不能僅僅靠企業的“良心”和靠事後的“嚴懲”，最關鍵的還是要靠建立可管理、可追查的體系。客觀來說，大成的健全而管理嚴格的產業鏈，就是因為眾多國際客戶看到這樣的風險而用高標準調教出來的，期間大成花費了大量成本和時間，但正是這樣的體系才讓大成有能力保證食品安全，進而也獲得了其他企業拿不到的市場。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教授對韓家寰的觀點很贊同。他認為，大成的追溯系統給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提供了良好的新系統思路。這和歐洲在十幾年前就開始推行可追溯系統非常相似。特別是這個系統的價值不僅僅是在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時的責任追查，更在於因為透明、可追溯所帶來系統內部每個環節的自律和品質提升。
鄭風田還特別強調，追溯系統的建立並不是沒有可能成為行業標準，因為國家正在推動食品行業完善安全體系的建立。據瞭解，美國最近也正在立法，要求所有的食品都要能夠追溯，有可能成為第一個強制性建立食品追溯系統的國家，而這一旦變成現實，對中國的食品行業影響將非常巨大。
韓家寰坦言，自己當然不能指望這個可追溯系統“被行業標準”。他相信，行業標準除了政府和主管部門的設定，很多情況下也是靠企業的成功而被大家認同的，而大成就是希望建立這種成功，進而樹立榜樣並推動整個行業的進步。
這個可以“瞭解每只雞的生平”的體系，早就對大成的品質和大客戶形成了關鍵性的正面影響，但是今天開始在終端市場向消費者推出，是否能有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呢？
“兩個番茄，一個知道是鄰居家自家種的，一個不清楚怎麼來的，你說大部分人會選哪個？”韓家寰做了個比喻。他不否認可能沒有多少人去真的查詢每只雞的“生平”，但是“可以被隨時查詢”，這本身既是對消費者的尊重，更是大成在消費者眼裏成為“鄰居家的”而不是“不知道哪里來的”的關鍵。用韓家寰的話來說：“這個系統的存在本身，就能體現出食品安全的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講，食品安全本身就是一種競爭力，而大成正在讓這種競爭力從原來深藏于企業的基因層面，變成透明于消費者的可見系統。
大成這家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商業智慧，在這裏得到了完美的統一。
來源：《商業價值》雜誌 中國企業CSR競爭力項目組
2010 中國CSR案例：諾基亞 早教“雪球”
諾基亞 早教“雪球”
社會效益：“手牽手計畫”第一期已經為中國6個地區超過11萬名農村兒童提供早期教育和養育服務，第二期將為18個地區的兒童提供服務，並將繼續深入發展下去。
企業競爭力：深化諾基亞與合作夥伴的聯繫，並提高了越來越多的兒童、父母等相關受眾對諾基亞的品牌接受度。
許多企業做公益可能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投入的錢對企業來說不算少，可是在偌大的社會根本起不到太大作用。每年就這麼一些錢，怎麼用才能做到最好？
諾基亞給出的答案是：找到正確的事，有層次地從小做起，讓公益項目像雪球一樣滾動起來。
聚焦早教 2009年9月，由諾基亞和其國內外合作夥伴一起發起和推行的“手牽手計畫之兒童早期養育及教育項目”第一階段第一期的試點工作正式結束。
這個覆蓋了6個五六級縣（區）的試點，從2008年8月正式開始，經過一年多的運行，效果遠超過之前的預期——本來預計是為7萬多名農村兒童提供早期教育及養護服務，結果到結束時，已經惠及11萬多個孩子。與此同時，還向3000多名幼兒教師、政府官員和兒童醫護工作者提供了培訓，共有136706名服務人員和家長接受了培訓並參與了相關活動。
結束意味著開始，270餘所兒童早教中心將由此走向正軌；而第二期覆蓋18個地區的專案，也即將從2010年開始運轉。“目前我們正在進行合作夥伴和協議簽署的工作，有很多新的資助者加入。”諾基亞企業社會責任總監傅蕾說，“這是很長的一個名單。”
為什麼諾基亞會投資6000萬元，選擇農村兒童早教作為公益的發力點？為什麼項目能收到如此大的“投資收益”，並且彙聚更多資源滾動下去？
“我們之前看到了一份學齡前兒童受教育的調研報告。統計表明，目前中國農村兒童早期養育和學前教育工作的覆蓋率不到35%，大部分農村兒童很難獲得對兒童身心健康至關重要的早期養育和學前教育服務。”傅蕾說，“我國9年制義務教育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當時的現狀是，學齡前兒童，特別在貧困山區，教育和養育問題還很少有人關注。”
這是一個沒有人花力氣涉及過的公益領域，與此同時，它的社會需求又非常大，所以如果投入去做，應該會收到很好的效果——諾基亞發起“手牽手計畫”，這成了最初的出發點。
諾基亞提供什麼 “兒童的早期養育和學前教育不僅讓兒童個體受益，對整個社會也有相當積極的作用。”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的兒童健康與心理學專家鄭新蓉主任如此評論，“‘手牽手’是一項極具創意的前瞻性舉措，為農村兒童早期養育和學前教育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合作模式。”
諾基亞和它的合作夥伴共同發起和推行“手牽手計畫”，目的十分明確——通過社區、政府、企業、學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聯合努力，為貧困地區弱勢兒童群體提供全面的兒童早期發展與養育服務。
首先，諾基亞為整個計畫投資了6000萬元，但是執行這一計畫的，是專業的國際兒童組織“國際計畫”（PLAN）。PLAN有國外的早教範本，之後再與國內的兒童研究所、北京師範大學合作，將範本本地化。
因為早教最重要的是照顧兒童的人，所以整個專案根據兒童所在地區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為學前教育教師、醫護工作者、兒童監護人等提供能力建設與培訓。同時，還在社區支持下，創建符合兒童健康成長需要的規範化的早教中心。
“專案自然是專家來設計，專家讓整個運行專業化，而我們的作用，則是搭建好整個項目的平臺，吸引更多的資源進來。”傅蕾說。
因為直接的硬體援助，經常會出現效果不好的情況，所以對早教中心的地區設置，諾基亞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當地政府的支持。“由政府出資進行硬體部分的建設，我們負責對教具、培訓和課程的設計，這樣各一部分，政府也覺得受益。”
在整個項目中，諾基亞體現了它的優勢與競爭力，提供了一種涵蓋經營、管理、協調各方、調動資源，以及各方受惠最大化的綜合能力。
集聚效應 “手牽手計畫”開始之後，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合作者——華南理工大學。在早教中心的建設中，華南理工大學出面，免費對中心進行設計。
在專案進行中，也有國外的公益基金慕名參與進來，點名要將錢捐助給“手牽手”。
隨著合作夥伴越來越多，諾基亞發揮作用的位置就越來越“後臺化”。當專案已經以開放的姿態建立起來並且開始卓有成效地運轉，諾基亞的作用逐漸從“顯性”到“隱性”，變成了讓項目滾動下去的內在而非週邊力量。
在試點效果明顯之後，諾基亞號召合作夥伴一起來加入這個專案。這些合作夥伴不僅是做公益，還可以將一些早教中心設在它們企業經營的所屬地，對其事業發展和形象都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好處。“比如有浙江的客戶，他如果想要提供資金在某地建立一個早教中心，我們可以輸出這種能力給他，並且中心可以以他的企業來命名。”
當試點結束，榜樣案例出現，諾基亞牽頭的“手牽手計畫”就變成了一種早教能力的輸出。對那些有錢又想要做點事的合作者，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他們做公益的疑慮。
與此同時，那些在農村留守的兒童的父母——很多是在城市裏的打工者，他們更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並更願意將孩子送到早教中心來。按照公辦的標準（“手牽手”的早教中心由政府出面創建），孩子每個學期需要交納幾十元的學費。
對發起計畫的諾基亞來說，“手牽手計畫”如果發展成為一個長期、持續性的公益平臺，不僅是對社會的“受惠者效益最大化”的回饋，也能讓更多的人瞭解諾基亞的品牌。“人們可以親身感受到，諾基亞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傅蕾說。
在項目進行的過程中，諾基亞也在跟合作夥伴一起成長。當以“手牽手”為紐帶的合作力量越來越強，對社會的貢獻越來越大，對諾基亞企業形象和品牌認同度也將有著越來越大的幫助。“手牽手計畫”第一階段的第二期，項目將擴展到18個地區，而隨著專案廣度和深度的增加，諾基亞可以發揮的空間將越來越大。
“項目第一期更多是NGO的強項，因為它們更懂早教。”傅蕾說，“但接下來，衛生系統和教育系統有沒有可能建立資料庫，並且與移動通信相結合呢？”顯然，只要這團早教的“雪球”繼續滾下去，想像空間將更加廣闊。
來源：《商業價值》雜誌 中國企業CSR競爭力項目組
社會效益：“手牽手計畫”第一期已經為中國6個地區超過11萬名農村兒童提供早期教育和養育服務，第二期將為18個地區的兒童提供服務，並將繼續深入發展下去。
企業競爭力：深化諾基亞與合作夥伴的聯繫，並提高了越來越多的兒童、父母等相關受眾對諾基亞的品牌接受度。
許多企業做公益可能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投入的錢對企業來說不算少，可是在偌大的社會根本起不到太大作用。每年就這麼一些錢，怎麼用才能做到最好？
諾基亞給出的答案是：找到正確的事，有層次地從小做起，讓公益項目像雪球一樣滾動起來。
聚焦早教 2009年9月，由諾基亞和其國內外合作夥伴一起發起和推行的“手牽手計畫之兒童早期養育及教育項目”第一階段第一期的試點工作正式結束。
這個覆蓋了6個五六級縣（區）的試點，從2008年8月正式開始，經過一年多的運行，效果遠超過之前的預期——本來預計是為7萬多名農村兒童提供早期教育及養護服務，結果到結束時，已經惠及11萬多個孩子。與此同時，還向3000多名幼兒教師、政府官員和兒童醫護工作者提供了培訓，共有136706名服務人員和家長接受了培訓並參與了相關活動。
結束意味著開始，270餘所兒童早教中心將由此走向正軌；而第二期覆蓋18個地區的專案，也即將從2010年開始運轉。“目前我們正在進行合作夥伴和協議簽署的工作，有很多新的資助者加入。”諾基亞企業社會責任總監傅蕾說，“這是很長的一個名單。”
為什麼諾基亞會投資6000萬元，選擇農村兒童早教作為公益的發力點？為什麼項目能收到如此大的“投資收益”，並且彙聚更多資源滾動下去？
“我們之前看到了一份學齡前兒童受教育的調研報告。統計表明，目前中國農村兒童早期養育和學前教育工作的覆蓋率不到35%，大部分農村兒童很難獲得對兒童身心健康至關重要的早期養育和學前教育服務。”傅蕾說，“我國9年制義務教育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當時的現狀是，學齡前兒童，特別在貧困山區，教育和養育問題還很少有人關注。”
這是一個沒有人花力氣涉及過的公益領域，與此同時，它的社會需求又非常大，所以如果投入去做，應該會收到很好的效果——諾基亞發起“手牽手計畫”，這成了最初的出發點。
諾基亞提供什麼 “兒童的早期養育和學前教育不僅讓兒童個體受益，對整個社會也有相當積極的作用。”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的兒童健康與心理學專家鄭新蓉主任如此評論，“‘手牽手’是一項極具創意的前瞻性舉措，為農村兒童早期養育和學前教育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合作模式。”
諾基亞和它的合作夥伴共同發起和推行“手牽手計畫”，目的十分明確——通過社區、政府、企業、學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聯合努力，為貧困地區弱勢兒童群體提供全面的兒童早期發展與養育服務。
首先，諾基亞為整個計畫投資了6000萬元，但是執行這一計畫的，是專業的國際兒童組織“國際計畫”（PLAN）。PLAN有國外的早教範本，之後再與國內的兒童研究所、北京師範大學合作，將範本本地化。
因為早教最重要的是照顧兒童的人，所以整個專案根據兒童所在地區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為學前教育教師、醫護工作者、兒童監護人等提供能力建設與培訓。同時，還在社區支持下，創建符合兒童健康成長需要的規範化的早教中心。
“專案自然是專家來設計，專家讓整個運行專業化，而我們的作用，則是搭建好整個項目的平臺，吸引更多的資源進來。”傅蕾說。
因為直接的硬體援助，經常會出現效果不好的情況，所以對早教中心的地區設置，諾基亞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當地政府的支持。“由政府出資進行硬體部分的建設，我們負責對教具、培訓和課程的設計，這樣各一部分，政府也覺得受益。”
在整個項目中，諾基亞體現了它的優勢與競爭力，提供了一種涵蓋經營、管理、協調各方、調動資源，以及各方受惠最大化的綜合能力。
集聚效應 “手牽手計畫”開始之後，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合作者——華南理工大學。在早教中心的建設中，華南理工大學出面，免費對中心進行設計。
在專案進行中，也有國外的公益基金慕名參與進來，點名要將錢捐助給“手牽手”。
隨著合作夥伴越來越多，諾基亞發揮作用的位置就越來越“後臺化”。當專案已經以開放的姿態建立起來並且開始卓有成效地運轉，諾基亞的作用逐漸從“顯性”到“隱性”，變成了讓項目滾動下去的內在而非週邊力量。
在試點效果明顯之後，諾基亞號召合作夥伴一起來加入這個專案。這些合作夥伴不僅是做公益，還可以將一些早教中心設在它們企業經營的所屬地，對其事業發展和形象都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好處。“比如有浙江的客戶，他如果想要提供資金在某地建立一個早教中心，我們可以輸出這種能力給他，並且中心可以以他的企業來命名。”
當試點結束，榜樣案例出現，諾基亞牽頭的“手牽手計畫”就變成了一種早教能力的輸出。對那些有錢又想要做點事的合作者，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他們做公益的疑慮。
與此同時，那些在農村留守的兒童的父母——很多是在城市裏的打工者，他們更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並更願意將孩子送到早教中心來。按照公辦的標準（“手牽手”的早教中心由政府出面創建），孩子每個學期需要交納幾十元的學費。
對發起計畫的諾基亞來說，“手牽手計畫”如果發展成為一個長期、持續性的公益平臺，不僅是對社會的“受惠者效益最大化”的回饋，也能讓更多的人瞭解諾基亞的品牌。“人們可以親身感受到，諾基亞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傅蕾說。
在項目進行的過程中，諾基亞也在跟合作夥伴一起成長。當以“手牽手”為紐帶的合作力量越來越強，對社會的貢獻越來越大，對諾基亞企業形象和品牌認同度也將有著越來越大的幫助。“手牽手計畫”第一階段的第二期，項目將擴展到18個地區，而隨著專案廣度和深度的增加，諾基亞可以發揮的空間將越來越大。
“項目第一期更多是NGO的強項，因為它們更懂早教。”傅蕾說，“但接下來，衛生系統和教育系統有沒有可能建立資料庫，並且與移動通信相結合呢？”顯然，只要這團早教的“雪球”繼續滾下去，想像空間將更加廣闊。
來源：《商業價值》雜誌 中國企業CSR競爭力項目組
王振耀：以善治促善舉
王振耀：以善治促善舉
宣導“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呼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增強企業競爭力，這是王振耀一直努力的方向。
身為國家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的司長，王振耀看起來更像個學者。他會很坦誠地承認，在慈善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我國與國際的接軌越來越快，慈善的國際化和現代化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行政管理部門的轉型也必須面對這些趨勢做出調整。
在經歷了“汶川地震”後，王振耀博士于2008年9月開始負責組建並擔任司長。上任伊始，一直宣導“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理念，呼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增強企業競爭力。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的領導，他這樣理解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競爭力之間的關係。
社會責任促進企業競爭力
Q你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否促進企業的競爭力？
A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競爭力之間存在密切的正相關關係。首先是積極做慈善的企業信譽得到了保證。在我看來，企業的社會責任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個部分，對內來說，首先要善待自己的員工，要充滿人文關懷。比如萬達的王健林，不僅關心自己企業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且還對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的員工進行嘉獎甚至晉升。像萬達這樣的企業獲得了什麼？獲得了內部更強大的凝聚力，員工得到了尊重，能不盡心盡力地為企業奉獻嗎？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一個連內部員工都得不到尊重的企業，對外部的消費者能尊重嗎？這樣的企業到底能有多少的尊重可言？ 因此，我一直堅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和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兩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係，只有真正承擔了社會責任的企業，才具有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力，這兩者存在很大的正相關性。
Q目前，我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A上面說到企業對內的社會責任，實際上，關鍵是企業對外如何承擔社會責任。這是因為企業本身應該更多地展現一些外部責任，外部社會責任的範圍很廣泛，特別是國外大企業已經把承擔社會責任與開拓市場有機的結合起來，成為企業開拓市場和企業戰略的一部分。
目前我國企業在承擔外部社會責任方面，我覺得整體上還是缺乏專業性，這就造成效果差。我覺得不是企業理念有問題，而是我國目前是經濟、社會、法律等急速發展，維持企業的社會責任熱情需要專業化。
比如國外企業有專門主管社會責任的副總甚至有專門的社會責任部門。可不要小瞧這樣一個專門部門的設置，如果缺乏這樣一個重要的部門，企業很可能不會參與到整個社會的相關的各種各樣的活動中，不會感受到社會對於企業品牌、品質以及企業的服務的需求；而如果有這樣的專業部門，就會有專業人士研究社會對企業的多種服務哪些有需求，資助哪些專案會與企業經營範圍相關，這樣會使社會感覺到企業的正面形象，進而形成良性迴圈，相互促進。
第二個就是缺乏專門的資金來進行社會責任相關項目的拓展。國際上的大企業一般會設置基金會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而我國的企業在這方面比較缺乏。當然，這與經濟發展水準有關以及政策、法律的普及程度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理念有關係，不知道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是與企業發展、健康運轉是有機的整體。
第三，國際大企業有專門的部門、資金等來做這方面的工作，特別是讓企業內部的員工參與到各類對外的社會責任項目中，這本身也成為了企業文化的表現形式，形成了制度性的框架，企業也更容易持續堅持社會責任項目。從而企業不僅收穫了企業文化的建設成果，而且收穫了更大的社會效益，社會效益一定會轉化為經濟效益，促進企業的發展。這也是我國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Q就我國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和方法，你有什麼好的建議？
A第一，企業內部的這種治理機制要加強，需要設置專業的部門主管社會責任。企業首先要在員工內部實行社會責任，企業第一位置就是要善待員工、尊重員工、開發員工、員工的價值是對企業而言無疑是第一位的。此外，企業要把社會責任提升到戰略的高度，安排專門的部門進行研究、開發社會責任專案，規範化和制度化運作；
第二，我建議凡是大型企業，都應該學習一些現代的社會責任理念，成立專項的基金，進而成立基金會，通過現代的運作規則和理念來操作社會責任項目； 第三，我建議要密切結合企業的競爭戰略，來開拓各種各樣的社會責任項目，將社會責任意識和社會責任項目融合為競爭力，融合到企業競爭戰略中，這樣企業才會有真正地改進，否則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要走得路還很長。
Q不可否認，企業即使承擔社會責任，可能也會存在自己的“私心”，也可能會引起公眾的非議，因此，企業在“私心”與“公心”之間也面臨很多困惑和問題，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比如說像剛才你說的，陳發樹、陳游標等等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很多爭議，就像這種事情，你怎麼看？
A我覺得是這樣，一方面談到這個問題，對社會上來說，還是要力推“以善治促慈善”的理念，我認為企業做慈善，不應該說企業無私心，因為公和私這是一種傳統的兩極分法。我覺得要求一個慈善家說完全沒有一點私心，這是一種傳統慈善的理念。現代慈善稱之為企業公民，慈善家也是公民，有權力要求一定的利益。
咱們幾千年文化傳統中有一種兩極思維，一上來就是好壞公私。我要強調的是企業決定做慈善或者承擔社會責任，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企業有私心的。什麼私心？企業家想把企業辦得更好，賺更多的錢，這是私心，但是這種私心，應該說也是公心，因為這讓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更多的消費者受惠。同時，企業在做慈善的過程中，企業精神文化精神得到改變了，得到整個昇華了，我覺得這是對社會非常好的。
在這種時候，我覺得完全的用傳統意義上的“公心”和“私心”來辨別一個企業，比如辨別比爾·蓋茨的這種精神，說是公還是有私，我覺得既有公也有私，絕對沒有意義上的公和私。
因此，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不能簡單用一個公和私來說，只不過有些企業做得很隱蔽，很專業；有些企業做得太生硬，還沒掌握承擔社會責任的技巧。
Q企業在做慈善和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中，政府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的？
A汶川地震後，民眾極大的慈善熱情被激發，慈善理念深入人心。但現在存在的問題是，慈善結構不完善，管理體制還比較落後，即慈善家和慈善工作者的水準，還落後于社會的慈善熱情。目前這個階段，是極需要政府的政策調整，也需要慈善工作者，儘快提高對慈善管理的熟練化、專業化程度。當前慈善工作者和特別事關慈善行政管理的部門，現在要儘快轉型，才能跟得上社會的發展，不然社會已經非常焦慮了。
目前，在慈善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我國與國際的接軌越來越快，慈善的國際化和現代化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行政管理部門的轉型也是面對這些趨勢必然的調整。 在汶川地震中，其實也反映出慈善組織制度不完善、法律體制不健全等需要我們改進的地方，說明政府的公共服務離老百姓的需求還差得遠。我做司長這些年，一直在思考行政管理工作還有哪些方面有改進的空間。 比如在慈善專案、慈善組織等方面，就需要政府來引導、培訓，現在這方面還不夠，這就是說有改進的空間。關於政府需要完善的還有很多方面，我自己天天也在自我檢討。
宣導“全民慈善”與“以善治促慈善”
Q您一直宣導“平民慈善”與“以善治促慈善”，其內涵是什麼？
A所謂“平民慈善”，一方面是指單個平民的力量看起來很弱小，但是平民數量眾多，團結、累積起來力量將是無比強大。我國有13億人口，每個人捐助10元錢，就是130億元，每個人達到100元的捐助額時，就是1300億元，這對於任何一個富人來說，都是難以企及的捐款數量。因此，做慈善，不能僅僅把注意力放在少數富人的身上，要大力鼓勵和支持更多的平民參與，只有這樣，在全社會才能樹立良好的慈善氛圍；再者，平民還有一種特別的力量，比如義工、志願者等等，大部分都是普通人組成。
另一方面，富人也應該以平民的心態來參與慈善。不能以捐款多少來論英雄，捐款的價值從理念上來說是一致的，不要以為比平民地位還要高，而是需要平民的心態，因為慈善的品質是平民化的。所以我希望提倡平民慈善的理念，也希望很多富人像平民一樣扎扎實實的做慈善。
所謂“以善治促慈善”，其本質是以善的態度來促進慈善的發展。目前，社會上有一種非常不好的苗頭，就是不能容忍做慈善的人身上存在缺點，對做慈善的人要求過分苛刻。 “以善治促慈善”就是要求每個人以非常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做慈善人的缺點。
反過來說，如果用絕對的善惡來看待社會，就造成很可能沒人敢做善事，一做善事就要求他完美無暇，不犯錯誤，無形中會對他壓力會非常大。只有以非常寬容的心態才能吸納更多的人來做慈善，這是支撐一個全民慈善的基本理念。
來源：2010年3月號《商業價值》雜誌
宣導“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呼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增強企業競爭力，這是王振耀一直努力的方向。
身為國家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的司長，王振耀看起來更像個學者。他會很坦誠地承認，在慈善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我國與國際的接軌越來越快，慈善的國際化和現代化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行政管理部門的轉型也必須面對這些趨勢做出調整。
在經歷了“汶川地震”後，王振耀博士于2008年9月開始負責組建並擔任司長。上任伊始，一直宣導“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理念，呼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增強企業競爭力。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的領導，他這樣理解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競爭力之間的關係。
社會責任促進企業競爭力
Q你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否促進企業的競爭力？
A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競爭力之間存在密切的正相關關係。首先是積極做慈善的企業信譽得到了保證。在我看來，企業的社會責任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個部分，對內來說，首先要善待自己的員工，要充滿人文關懷。比如萬達的王健林，不僅關心自己企業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且還對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的員工進行嘉獎甚至晉升。像萬達這樣的企業獲得了什麼？獲得了內部更強大的凝聚力，員工得到了尊重，能不盡心盡力地為企業奉獻嗎？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一個連內部員工都得不到尊重的企業，對外部的消費者能尊重嗎？這樣的企業到底能有多少的尊重可言？ 因此，我一直堅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和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兩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係，只有真正承擔了社會責任的企業，才具有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力，這兩者存在很大的正相關性。
Q目前，我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A上面說到企業對內的社會責任，實際上，關鍵是企業對外如何承擔社會責任。這是因為企業本身應該更多地展現一些外部責任，外部社會責任的範圍很廣泛，特別是國外大企業已經把承擔社會責任與開拓市場有機的結合起來，成為企業開拓市場和企業戰略的一部分。
目前我國企業在承擔外部社會責任方面，我覺得整體上還是缺乏專業性，這就造成效果差。我覺得不是企業理念有問題，而是我國目前是經濟、社會、法律等急速發展，維持企業的社會責任熱情需要專業化。
比如國外企業有專門主管社會責任的副總甚至有專門的社會責任部門。可不要小瞧這樣一個專門部門的設置，如果缺乏這樣一個重要的部門，企業很可能不會參與到整個社會的相關的各種各樣的活動中，不會感受到社會對於企業品牌、品質以及企業的服務的需求；而如果有這樣的專業部門，就會有專業人士研究社會對企業的多種服務哪些有需求，資助哪些專案會與企業經營範圍相關，這樣會使社會感覺到企業的正面形象，進而形成良性迴圈，相互促進。
第二個就是缺乏專門的資金來進行社會責任相關項目的拓展。國際上的大企業一般會設置基金會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而我國的企業在這方面比較缺乏。當然，這與經濟發展水準有關以及政策、法律的普及程度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理念有關係，不知道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是與企業發展、健康運轉是有機的整體。
第三，國際大企業有專門的部門、資金等來做這方面的工作，特別是讓企業內部的員工參與到各類對外的社會責任項目中，這本身也成為了企業文化的表現形式，形成了制度性的框架，企業也更容易持續堅持社會責任項目。從而企業不僅收穫了企業文化的建設成果，而且收穫了更大的社會效益，社會效益一定會轉化為經濟效益，促進企業的發展。這也是我國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Q就我國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和方法，你有什麼好的建議？
A第一，企業內部的這種治理機制要加強，需要設置專業的部門主管社會責任。企業首先要在員工內部實行社會責任，企業第一位置就是要善待員工、尊重員工、開發員工、員工的價值是對企業而言無疑是第一位的。此外，企業要把社會責任提升到戰略的高度，安排專門的部門進行研究、開發社會責任專案，規範化和制度化運作；
第二，我建議凡是大型企業，都應該學習一些現代的社會責任理念，成立專項的基金，進而成立基金會，通過現代的運作規則和理念來操作社會責任項目； 第三，我建議要密切結合企業的競爭戰略，來開拓各種各樣的社會責任項目，將社會責任意識和社會責任項目融合為競爭力，融合到企業競爭戰略中，這樣企業才會有真正地改進，否則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要走得路還很長。
Q不可否認，企業即使承擔社會責任，可能也會存在自己的“私心”，也可能會引起公眾的非議，因此，企業在“私心”與“公心”之間也面臨很多困惑和問題，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比如說像剛才你說的，陳發樹、陳游標等等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很多爭議，就像這種事情，你怎麼看？
A我覺得是這樣，一方面談到這個問題，對社會上來說，還是要力推“以善治促慈善”的理念，我認為企業做慈善，不應該說企業無私心，因為公和私這是一種傳統的兩極分法。我覺得要求一個慈善家說完全沒有一點私心，這是一種傳統慈善的理念。現代慈善稱之為企業公民，慈善家也是公民，有權力要求一定的利益。
咱們幾千年文化傳統中有一種兩極思維，一上來就是好壞公私。我要強調的是企業決定做慈善或者承擔社會責任，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企業有私心的。什麼私心？企業家想把企業辦得更好，賺更多的錢，這是私心，但是這種私心，應該說也是公心，因為這讓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更多的消費者受惠。同時，企業在做慈善的過程中，企業精神文化精神得到改變了，得到整個昇華了，我覺得這是對社會非常好的。
在這種時候，我覺得完全的用傳統意義上的“公心”和“私心”來辨別一個企業，比如辨別比爾·蓋茨的這種精神，說是公還是有私，我覺得既有公也有私，絕對沒有意義上的公和私。
因此，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不能簡單用一個公和私來說，只不過有些企業做得很隱蔽，很專業；有些企業做得太生硬，還沒掌握承擔社會責任的技巧。
Q企業在做慈善和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中，政府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的？
A汶川地震後，民眾極大的慈善熱情被激發，慈善理念深入人心。但現在存在的問題是，慈善結構不完善，管理體制還比較落後，即慈善家和慈善工作者的水準，還落後于社會的慈善熱情。目前這個階段，是極需要政府的政策調整，也需要慈善工作者，儘快提高對慈善管理的熟練化、專業化程度。當前慈善工作者和特別事關慈善行政管理的部門，現在要儘快轉型，才能跟得上社會的發展，不然社會已經非常焦慮了。
目前，在慈善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我國與國際的接軌越來越快，慈善的國際化和現代化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行政管理部門的轉型也是面對這些趨勢必然的調整。 在汶川地震中，其實也反映出慈善組織制度不完善、法律體制不健全等需要我們改進的地方，說明政府的公共服務離老百姓的需求還差得遠。我做司長這些年，一直在思考行政管理工作還有哪些方面有改進的空間。 比如在慈善專案、慈善組織等方面，就需要政府來引導、培訓，現在這方面還不夠，這就是說有改進的空間。關於政府需要完善的還有很多方面，我自己天天也在自我檢討。
宣導“全民慈善”與“以善治促慈善”
Q您一直宣導“平民慈善”與“以善治促慈善”，其內涵是什麼？
A所謂“平民慈善”，一方面是指單個平民的力量看起來很弱小，但是平民數量眾多，團結、累積起來力量將是無比強大。我國有13億人口，每個人捐助10元錢，就是130億元，每個人達到100元的捐助額時，就是1300億元，這對於任何一個富人來說，都是難以企及的捐款數量。因此，做慈善，不能僅僅把注意力放在少數富人的身上，要大力鼓勵和支持更多的平民參與，只有這樣，在全社會才能樹立良好的慈善氛圍；再者，平民還有一種特別的力量，比如義工、志願者等等，大部分都是普通人組成。
另一方面，富人也應該以平民的心態來參與慈善。不能以捐款多少來論英雄，捐款的價值從理念上來說是一致的，不要以為比平民地位還要高，而是需要平民的心態，因為慈善的品質是平民化的。所以我希望提倡平民慈善的理念，也希望很多富人像平民一樣扎扎實實的做慈善。
所謂“以善治促慈善”，其本質是以善的態度來促進慈善的發展。目前，社會上有一種非常不好的苗頭，就是不能容忍做慈善的人身上存在缺點，對做慈善的人要求過分苛刻。 “以善治促慈善”就是要求每個人以非常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做慈善人的缺點。
反過來說，如果用絕對的善惡來看待社會，就造成很可能沒人敢做善事，一做善事就要求他完美無暇，不犯錯誤，無形中會對他壓力會非常大。只有以非常寬容的心態才能吸納更多的人來做慈善，這是支撐一個全民慈善的基本理念。
來源：2010年3月號《商業價值》雜誌
央企社會責任正回歸理性
央企社會責任正回歸理性
“社會責任”再次成為2010年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之一。全國人大代表、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認為，“責任也是生產力”；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傳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冠巨堅持，把企業的經營發展、員工的發展、履行社會責任這三者從目標和價值上統一起來可以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有更大的作為……中國中央企業社會責任的現狀究竟如何？先看華潤百色希望小鎮。
2009年9月，廣西百色市農民農文茂拿到了100元的分紅，而他去年年初參股唐雄社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本金只有500元。現在，他後悔當初沒有參股更多。農文茂的紅利收入，得益于華潤百色希望小鎮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實驗。
談及“華潤百色希望小鎮”，很多人依然興奮，夢想著中國將出現成千上萬這樣的小鎮。在全國首個由企業無償捐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華潤集團“與小鎮攜手、改變生活”。在這裏，一座原本淩亂的村子變得錯落有致；在這裏，農民種地有人幫、農民養豬有人管；在這裏，現代農業和企業管理方法將推動農村實現農業產業升級。華潤集團利用企業多元化資源和高效運作模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樹立了典範。
這只是眾多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案例中的一個。
當前，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企業的一種發展模式、競爭方式和管理戰略，是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作為市場的主體，企業社會責任首先體現在使消費者得到優質的產品和優質的服務，同時要遵守法律法規、注重人文關懷，著力保護環境，堅持節能減排，發展迴圈經濟，熱心公益事業，促進社會和諧。
回顧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歷程，從追趕潮流，到扎實建立社會責任工作體系，如今中央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追求正回歸理性、回歸本源。
吹響社會責任“集結號”
隨著中國國有企業對 “股東價值”的認識，2003年以後企業社會責任思潮在中國迅速升溫。
2006年，國資委研究局開始對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一些敏銳的央企也開始迅速追趕這一潮流。2006年3月，國家電網公司在中央企業中率先公佈“社會責任報告”，中鋁、中遠、中海油也先後跟進。
2008年初，國資委在新年發給央企第一份紅頭文件———《關於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這是國資委自成立以來，首次就央企履行社會責任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正是在國資委的引領和推動下，中央企業吹響了社會責任 “集結號”。
不少中央企業公佈了社會責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發佈報告的中央企業已增加到目前的35家。一些中央企業發佈了國別報告，中鋼集團發佈了可持續發展非洲報告，中國石油發佈了哈薩克斯坦可持續發展報告。中遠集團榮獲可持續發展報告倡議組織 (GRI)最高A+級評價及聯合國全球契約企業社會責任典範報告獎。
目前，大部分中央企業建立社會責任工作體系，加大社會責任管理力度。國家電網、中國移動、中遠集團、寶鋼、中化集團、國投等企業成立了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南方電網、中國華能、中國五礦、中國二中、通用技術集團等企業成立了企業社會責任工作領導小組。
面對金融危機，中央企業自主創新、苦練內功，從而增強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跨國經營活動中，中央企業樹立了負責任的良好形象。中國石油在並購重組哈薩克斯坦PK石油公司中，尊重和保護當地員工權益，制定了招聘、培訓和獎勵激勵等20多項政策，有效實現了不同文化的融合。
社會責任越來越多地體現在綠色經濟與低碳經濟。中國華電在烏江、金沙江水電開發中高度重視水土保持和生態保護工作，對流岩原鯉、白甲魚等珍稀魚類實施了增殖放流保護專案，保護了水生野生動物。
中央企業積極吸納就業，維護了職工合法權益。金融危機使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中央企業盡最大可能吸納就業。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99家中央企業招收應屆高校畢業生 20多萬人，比2008年增長了7%。
經歷了雨雪災害、奧運盛會、金融危機和新中國成立60年大慶，回望一年多來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提出4個“越來越”：中央企業實踐社會責任的領域越來越寬，工作越來越深入，步伐越來越快，成效越來越明顯。
在社會責任得到縱深之際，國資委進一步提速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步伐。2009年11月3日，在中央企業社會責任工作會議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強調，中央企業要以此次會議為新起點，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企業社會責任，健全企業社會責任工作機制，依法合規披露資訊，加強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加大在跨國經營中責任擔當。
理性踐行社會責任
在不斷加大步伐前行的路上，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加理性。這種理性源自企業對社會責任更加理性的認識，源自企業更加理性地踐行社會責任。
中國企業正在擺脫以追求利潤為惟一目標的經濟思維方式，用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踐行社會責任。科學的社會責任觀必須基於核心業務，創造綜合價值最大化的視角出發。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經說過，說企業社會責任並不要求企業去開展與其正常運營不同的業務，而是要求企業以不同的方式開展正常的運營。也就是說企業並沒有一個業務叫社會責任，而是指有組織運營新的方式，新的方式核心是什麼呢？
以前我們把企業提供商品或者勞務視為實現股東利潤目標的工具、手段或者方式，現在我們要說運營固然可以給股東創造利潤，同時還要看一看對社會、環境會有什麼影響，怎麼樣有效管理企業運營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激發利益相關各方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價值的潛力，這應該是所謂新的方式的核心要求。
國家電網企業社會責任處處長李偉陽最近這樣表述社會責任：第一叫底線，第二叫共贏，第三叫價值。就是說每個運營業務都要考慮我們的經濟、社會、環境的底線是什麼，我們的價值是什麼，三重底線業務是要履行的，怎麼實現要靠合作、靠共贏、靠創新。對於國家電網來說，最根本的社會責任就是保障更安全、更經濟、更清潔、可持續的能源供應。這一點跟以前有什麼差別呢？“以前說我們的市場佔有率要占多少，我們的淨資產收益率要比我們市場對手的平均水準高出多少百分點，就是說我們看到的只是核心業務的盈利功能。”
同時，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態度更加理性。以中遠集團為例，企業將社會責任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打造，著重系統的可持續性、預警性與品牌建設。
從2005年開始，中遠集團利用5年時間，運作建立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專案，逐步完成了社會責任的管理體系、內控制度、檔體系、目標測評、監控和資訊管理平臺IT系統等體系建設。通過各項指標來預警潛在的社會責任風險成為中遠集團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大保障。對於社會責任風險，中遠集團針對社會責任重大風險制定風險策略並基於不同風險的風險偏好制定風險成熟度。對社會責任風險評估並形成社會責任風險頻譜，對風險管理進行分析並在系統上進行結果展示。
同時，運用可持續發展資訊系統對社會責任風險進行監控，實現時時統計監控。通過列表方式展示預警提醒，監控分析歷史查看，圖表方式展示分析結果。中遠集團有著很強的社會責任品牌意識，通過論壇、社會責任報告等方式挺進高端品牌。
經歷了新世紀的10年高速發展後，中央企業社會責任正在回歸到本源。追逐利潤與承擔社會責任相統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首先就要從對股東負責開始，在道德和法律容許的範圍內為股東賺取更多利潤。
下一個10年，中央企業需要以經濟理性帶來長期的可持續盈利，這種理性就包含了公眾所要求的社會責任。強調企業在追求陽光利潤的同時，要更多地關注和回應利益相關者的合理期望和訴求，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所造成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採取切實有效的負責任的行動，以達到企業利益相關者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來源： 2010年03月17日 中國企業報
“社會責任”再次成為2010年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之一。全國人大代表、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認為，“責任也是生產力”；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傳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冠巨堅持，把企業的經營發展、員工的發展、履行社會責任這三者從目標和價值上統一起來可以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有更大的作為……中國中央企業社會責任的現狀究竟如何？先看華潤百色希望小鎮。
2009年9月，廣西百色市農民農文茂拿到了100元的分紅，而他去年年初參股唐雄社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本金只有500元。現在，他後悔當初沒有參股更多。農文茂的紅利收入，得益于華潤百色希望小鎮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實驗。
談及“華潤百色希望小鎮”，很多人依然興奮，夢想著中國將出現成千上萬這樣的小鎮。在全國首個由企業無償捐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華潤集團“與小鎮攜手、改變生活”。在這裏，一座原本淩亂的村子變得錯落有致；在這裏，農民種地有人幫、農民養豬有人管；在這裏，現代農業和企業管理方法將推動農村實現農業產業升級。華潤集團利用企業多元化資源和高效運作模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樹立了典範。
這只是眾多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案例中的一個。
當前，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企業的一種發展模式、競爭方式和管理戰略，是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作為市場的主體，企業社會責任首先體現在使消費者得到優質的產品和優質的服務，同時要遵守法律法規、注重人文關懷，著力保護環境，堅持節能減排，發展迴圈經濟，熱心公益事業，促進社會和諧。
回顧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歷程，從追趕潮流，到扎實建立社會責任工作體系，如今中央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追求正回歸理性、回歸本源。
吹響社會責任“集結號”
隨著中國國有企業對 “股東價值”的認識，2003年以後企業社會責任思潮在中國迅速升溫。
2006年，國資委研究局開始對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一些敏銳的央企也開始迅速追趕這一潮流。2006年3月，國家電網公司在中央企業中率先公佈“社會責任報告”，中鋁、中遠、中海油也先後跟進。
2008年初，國資委在新年發給央企第一份紅頭文件———《關於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這是國資委自成立以來，首次就央企履行社會責任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正是在國資委的引領和推動下，中央企業吹響了社會責任 “集結號”。
不少中央企業公佈了社會責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發佈報告的中央企業已增加到目前的35家。一些中央企業發佈了國別報告，中鋼集團發佈了可持續發展非洲報告，中國石油發佈了哈薩克斯坦可持續發展報告。中遠集團榮獲可持續發展報告倡議組織 (GRI)最高A+級評價及聯合國全球契約企業社會責任典範報告獎。
目前，大部分中央企業建立社會責任工作體系，加大社會責任管理力度。國家電網、中國移動、中遠集團、寶鋼、中化集團、國投等企業成立了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南方電網、中國華能、中國五礦、中國二中、通用技術集團等企業成立了企業社會責任工作領導小組。
面對金融危機，中央企業自主創新、苦練內功，從而增強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跨國經營活動中，中央企業樹立了負責任的良好形象。中國石油在並購重組哈薩克斯坦PK石油公司中，尊重和保護當地員工權益，制定了招聘、培訓和獎勵激勵等20多項政策，有效實現了不同文化的融合。
社會責任越來越多地體現在綠色經濟與低碳經濟。中國華電在烏江、金沙江水電開發中高度重視水土保持和生態保護工作，對流岩原鯉、白甲魚等珍稀魚類實施了增殖放流保護專案，保護了水生野生動物。
中央企業積極吸納就業，維護了職工合法權益。金融危機使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中央企業盡最大可能吸納就業。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99家中央企業招收應屆高校畢業生 20多萬人，比2008年增長了7%。
經歷了雨雪災害、奧運盛會、金融危機和新中國成立60年大慶，回望一年多來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提出4個“越來越”：中央企業實踐社會責任的領域越來越寬，工作越來越深入，步伐越來越快，成效越來越明顯。
在社會責任得到縱深之際，國資委進一步提速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步伐。2009年11月3日，在中央企業社會責任工作會議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強調，中央企業要以此次會議為新起點，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企業社會責任，健全企業社會責任工作機制，依法合規披露資訊，加強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加大在跨國經營中責任擔當。
理性踐行社會責任
在不斷加大步伐前行的路上，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加理性。這種理性源自企業對社會責任更加理性的認識，源自企業更加理性地踐行社會責任。
中國企業正在擺脫以追求利潤為惟一目標的經濟思維方式，用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踐行社會責任。科學的社會責任觀必須基於核心業務，創造綜合價值最大化的視角出發。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經說過，說企業社會責任並不要求企業去開展與其正常運營不同的業務，而是要求企業以不同的方式開展正常的運營。也就是說企業並沒有一個業務叫社會責任，而是指有組織運營新的方式，新的方式核心是什麼呢？
以前我們把企業提供商品或者勞務視為實現股東利潤目標的工具、手段或者方式，現在我們要說運營固然可以給股東創造利潤，同時還要看一看對社會、環境會有什麼影響，怎麼樣有效管理企業運營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激發利益相關各方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價值的潛力，這應該是所謂新的方式的核心要求。
國家電網企業社會責任處處長李偉陽最近這樣表述社會責任：第一叫底線，第二叫共贏，第三叫價值。就是說每個運營業務都要考慮我們的經濟、社會、環境的底線是什麼，我們的價值是什麼，三重底線業務是要履行的，怎麼實現要靠合作、靠共贏、靠創新。對於國家電網來說，最根本的社會責任就是保障更安全、更經濟、更清潔、可持續的能源供應。這一點跟以前有什麼差別呢？“以前說我們的市場佔有率要占多少，我們的淨資產收益率要比我們市場對手的平均水準高出多少百分點，就是說我們看到的只是核心業務的盈利功能。”
同時，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態度更加理性。以中遠集團為例，企業將社會責任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打造，著重系統的可持續性、預警性與品牌建設。
從2005年開始，中遠集團利用5年時間，運作建立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專案，逐步完成了社會責任的管理體系、內控制度、檔體系、目標測評、監控和資訊管理平臺IT系統等體系建設。通過各項指標來預警潛在的社會責任風險成為中遠集團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大保障。對於社會責任風險，中遠集團針對社會責任重大風險制定風險策略並基於不同風險的風險偏好制定風險成熟度。對社會責任風險評估並形成社會責任風險頻譜，對風險管理進行分析並在系統上進行結果展示。
同時，運用可持續發展資訊系統對社會責任風險進行監控，實現時時統計監控。通過列表方式展示預警提醒，監控分析歷史查看，圖表方式展示分析結果。中遠集團有著很強的社會責任品牌意識，通過論壇、社會責任報告等方式挺進高端品牌。
經歷了新世紀的10年高速發展後，中央企業社會責任正在回歸到本源。追逐利潤與承擔社會責任相統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首先就要從對股東負責開始，在道德和法律容許的範圍內為股東賺取更多利潤。
下一個10年，中央企業需要以經濟理性帶來長期的可持續盈利，這種理性就包含了公眾所要求的社會責任。強調企業在追求陽光利潤的同時，要更多地關注和回應利益相關者的合理期望和訴求，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所造成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採取切實有效的負責任的行動，以達到企業利益相關者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來源： 2010年03月17日 中國企業報
氣候變化：中國問題診斷
氣候變化：中國問題診斷
去年12月份哥本哈根峰會的失敗讓人們清楚地看到許多刺眼的事實，其中之一就是，通過達成國際共識來解決諸如氣候變化等問題並非最有效的方法。從角逐國家利益到技術知識匱缺之爭，再到由誰來為環境惡化買單的跨國爭論，從全球角度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挑戰層出不窮。但是，在全球氣候變化方面未達成協定的背景下，我們還能做些什麼？3月9日，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教授們在清華的校園內聯合舉辦了一場題為“走向可持續的未來：跨文化研究和技術創新”（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研討會。儘管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但所有專家一致認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家 – 中國和美國 – 有責任為其他國家樹立典範。這件事說易行難。
“在某種程度上，環境問題的兩大來源國正是尋求解決方案時的兩大[障礙]，”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雅克·德里斯勒（Jacques DeLisle）說道，“在這方面，美國和中國的問題尤為突出，而且有著很多複雜的異同點。”
他指出，最大的問題在於，在清理已經造成的破壞以及採取措施來實現更加綠色的未來方面，兩個國家應當肩負何種程度的責任？答案並不簡單。德里斯勒指出，按中國的經濟規模來看，中國提出的降低40%至45%的碳濃度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目標。與此同時，美國也在責難逃 – 美國的許多消費品都產自中國，美國難道不應當對中國的環境惡化承擔部分責任嗎？
德里斯勒和其他法律學術專家一致認為，雖然責任問題錯綜複雜，但還是有希望的。如今，美國對國際法方面的態度比過去十年要友好得多，國內新一代的綠色捍衛者在促進環境議程時也比他們的前輩更加積極果斷。在中國，政府已認識到環境惡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風險，儘管環境方面的法律仍顯薄弱，但是已經從原先較低的基準快速提高。中國政府最近亦將可持續發展定為國家的核心利益，對從地方政府到政府間組織等各個部門起到了積極的激勵作用。
雷聲大雨點小
清華大學法學教授、環境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明越指出，目前在國際範圍內，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法律措施來應對棘手的氣候改變問題。全球的法律“看上去很美”，但在施行方面卻存在不足，特別是由於各國對法律本身有著相互衝突的利益。
而在國家範圍內，此種情況也只不過是差強人意，王教授補充道。中國就是最好的證明。國家領導人日益認識到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重要性，因而出臺了一系列與環境有關的法律。但是法律總是“雷聲大雨點小”，王說道。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中國人的環保意識仍然很低，導致此等法律的施行不利。王指出，需要呼籲許多利益相關者對此採取行動 – 包括政府部門、政治家和企業高管 – 以增加他們在環境問題中的參與。
賓大沃頓商學院法學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環境領袖計畫主任埃裏克·歐茨（Eric Orts）指出，為此，“不能只從一個角度來解決問題。”例如，解決諸如水資源短缺等問題需要的不只是科學研究，還需要商業解決方案和嚴格有力的法制框架，他說道。
人權問題也需考慮在內，清華大學法律學教授李兆傑（James Li）補充道，因為氣候變化影響著食品安全及公共和個人健康與安全。“如果再不進行變革……人類早晚要滅亡，無論貧窮或富裕、強大或弱小。”
但是，變革的基礎應立足本地而非國際，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教授曹靜認為。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學家正在研究如何對當地的污染與全球碳限制之間進行協調。以國內正在討論的是否徵收碳稅為例。目前，中國70%的能源來自煤炭。碳稅可能會使煤炭漲價，使那些較為環保的其他類型的燃料更具吸引力，從而最終減少碳排放，曹說道。此外，“根據資料類比顯示，[此類稅收]對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不大。”獲自該稅收的資金可以用於研發和教育投資。“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非常樂觀。我們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她說道。
進入非政府組織
要改善中國以往的環境表現，方法之一是為非政府組織（NGO）提供發展空間，並鼓勵擴大民間社會，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國際項目主任艾米·嘉士登（Amy Gadsden）表示。她認為，非政府組織可以改善基層環境教育，同時發揮政策監督機構和新思想孵化器的作用。
在美國，民間部門已經成為許多變革的源頭。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加大了他們作為環保問題的公眾代言人的作用。這些民間組織彙集了優秀的科學家、政策分析師等專家，他們提出重要而棘手的問題，在推動立法和提起訴訟以加強施行力度方面發揮重要角色，嘉士登說道。
在中國，當今政府容許非政府組織的存在，但他們未必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儘管民間社會在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因需要在武漢進行城市擴建而掏空了國庫，此時，私人團體介入並幫助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建造橋樑和公路等。
嘉士登認為，城市化、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為現代中國的民間社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雖然中國多數的非政府組織未參與公共工程項目，但他們認為自己能夠填補社會需求和國家供應之間的空白。
但是，中國政府在如何管理非政府組織方面仍舉棋不定。目前，“政府選擇用一種體制來敷衍了事，對民間組織的發展採取既不禁止也不鼓勵的方針。”但這種情況將很快發生變化，嘉士登說道。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放鬆了對私營企業的控制 – 當時正值非常矛盾的時代，資本形成的手段尚未充分確立。儘管如此，私營部門仍蔚然興盛，國家在之後也制定了法律政策來支持發展。
“我認為，中國目前的非政府組織就像是80年代的私營企業，”嘉士登說道，“我希望在未來幾十年裏，政府將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來幫助他們蓬勃發展。”
需要蓬勃發展的遠不止於此，賓夕法尼亞大學材料科學和機械工程學教授約翰·巴薩尼（John Bassan）說道。在未來二十年內，全球的能源需求預計將翻番，而有限的石油儲量不均勻地分佈在全球各地，因此，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保護。“環境保護是困難的，”他說道，“我們還必須提高效率。”
這意味著可再生能源將成為主要焦點，特別是太陽能，巴薩尼說道。雖然可供選擇的可再生能源有不少 – 包括風能、生物質能等 – 但他提出，從長遠來看，太陽能可能是最可行的解決方案。“這是一種非常清潔的能源，我們必須盡其所能，尋求利用這種能源的方法。”
多好才是足夠好
清華大學公共政策和管理學教授齊曄指出，在朝著低碳社會目標發展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的人均能源生產量的效率是中國的四倍，但從能源消費量來看，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美國與中國的能源消費量的比例為10:1。”
這有助於瞭解政策的側重方向。“美國的多數政策針對的是製造業和商業而不是消費者，”齊教授說道。由於政治原因，美國很難針對消費制定政策。“美國不會將消費者行為列入政策目標，因為消費者是選民，”他指出。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前任所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指出，拋開政治因素不談，與發展減排技術相比，讓人們改變生活方式要難得多。例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如果發現減少汽車排放的新方法，人們只會更頻繁地開車，他說道。
部分問題須歸咎於中國的城市化建設，許多主要的城市中心正在重蹈美國城市的覆轍，周說道。比如北京，城市開發商建設了寬闊的街道和雜亂無序的郊區，然後讓人們搬離商業區，造成很長的通勤路程和交通擁堵。更糟的是，國內許多城市正在效仿北京的發展模式，建造他們自己的不可持續的城市建築，寬闊的林蔭大道、雜亂的郊區和分散的商業區。
但是，周也肯定了氣候變化運動的整個進展，從法律結構到國家針對個人消費制定的政策。他表示，我們應當側重於可實現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不是無法實現的“最佳”解決方案。我們的目標不是“低”碳而是“更低”碳。理念的改變會對行動產生巨大的影響，周說道。
來源：沃頓知識在線
去年12月份哥本哈根峰會的失敗讓人們清楚地看到許多刺眼的事實，其中之一就是，通過達成國際共識來解決諸如氣候變化等問題並非最有效的方法。從角逐國家利益到技術知識匱缺之爭，再到由誰來為環境惡化買單的跨國爭論，從全球角度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挑戰層出不窮。但是，在全球氣候變化方面未達成協定的背景下，我們還能做些什麼？3月9日，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教授們在清華的校園內聯合舉辦了一場題為“走向可持續的未來：跨文化研究和技術創新”（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研討會。儘管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但所有專家一致認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家 – 中國和美國 – 有責任為其他國家樹立典範。這件事說易行難。
“在某種程度上，環境問題的兩大來源國正是尋求解決方案時的兩大[障礙]，”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雅克·德里斯勒（Jacques DeLisle）說道，“在這方面，美國和中國的問題尤為突出，而且有著很多複雜的異同點。”
他指出，最大的問題在於，在清理已經造成的破壞以及採取措施來實現更加綠色的未來方面，兩個國家應當肩負何種程度的責任？答案並不簡單。德里斯勒指出，按中國的經濟規模來看，中國提出的降低40%至45%的碳濃度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目標。與此同時，美國也在責難逃 – 美國的許多消費品都產自中國，美國難道不應當對中國的環境惡化承擔部分責任嗎？
德里斯勒和其他法律學術專家一致認為，雖然責任問題錯綜複雜，但還是有希望的。如今，美國對國際法方面的態度比過去十年要友好得多，國內新一代的綠色捍衛者在促進環境議程時也比他們的前輩更加積極果斷。在中國，政府已認識到環境惡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風險，儘管環境方面的法律仍顯薄弱，但是已經從原先較低的基準快速提高。中國政府最近亦將可持續發展定為國家的核心利益，對從地方政府到政府間組織等各個部門起到了積極的激勵作用。
雷聲大雨點小
清華大學法學教授、環境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明越指出，目前在國際範圍內，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法律措施來應對棘手的氣候改變問題。全球的法律“看上去很美”，但在施行方面卻存在不足，特別是由於各國對法律本身有著相互衝突的利益。
而在國家範圍內，此種情況也只不過是差強人意，王教授補充道。中國就是最好的證明。國家領導人日益認識到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重要性，因而出臺了一系列與環境有關的法律。但是法律總是“雷聲大雨點小”，王說道。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中國人的環保意識仍然很低，導致此等法律的施行不利。王指出，需要呼籲許多利益相關者對此採取行動 – 包括政府部門、政治家和企業高管 – 以增加他們在環境問題中的參與。
賓大沃頓商學院法學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環境領袖計畫主任埃裏克·歐茨（Eric Orts）指出，為此，“不能只從一個角度來解決問題。”例如，解決諸如水資源短缺等問題需要的不只是科學研究，還需要商業解決方案和嚴格有力的法制框架，他說道。
人權問題也需考慮在內，清華大學法律學教授李兆傑（James Li）補充道，因為氣候變化影響著食品安全及公共和個人健康與安全。“如果再不進行變革……人類早晚要滅亡，無論貧窮或富裕、強大或弱小。”
但是，變革的基礎應立足本地而非國際，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教授曹靜認為。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學家正在研究如何對當地的污染與全球碳限制之間進行協調。以國內正在討論的是否徵收碳稅為例。目前，中國70%的能源來自煤炭。碳稅可能會使煤炭漲價，使那些較為環保的其他類型的燃料更具吸引力，從而最終減少碳排放，曹說道。此外，“根據資料類比顯示，[此類稅收]對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不大。”獲自該稅收的資金可以用於研發和教育投資。“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非常樂觀。我們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她說道。
進入非政府組織
要改善中國以往的環境表現，方法之一是為非政府組織（NGO）提供發展空間，並鼓勵擴大民間社會，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國際項目主任艾米·嘉士登（Amy Gadsden）表示。她認為，非政府組織可以改善基層環境教育，同時發揮政策監督機構和新思想孵化器的作用。
在美國，民間部門已經成為許多變革的源頭。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加大了他們作為環保問題的公眾代言人的作用。這些民間組織彙集了優秀的科學家、政策分析師等專家，他們提出重要而棘手的問題，在推動立法和提起訴訟以加強施行力度方面發揮重要角色，嘉士登說道。
在中國，當今政府容許非政府組織的存在，但他們未必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儘管民間社會在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因需要在武漢進行城市擴建而掏空了國庫，此時，私人團體介入並幫助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建造橋樑和公路等。
嘉士登認為，城市化、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為現代中國的民間社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雖然中國多數的非政府組織未參與公共工程項目，但他們認為自己能夠填補社會需求和國家供應之間的空白。
但是，中國政府在如何管理非政府組織方面仍舉棋不定。目前，“政府選擇用一種體制來敷衍了事，對民間組織的發展採取既不禁止也不鼓勵的方針。”但這種情況將很快發生變化，嘉士登說道。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放鬆了對私營企業的控制 – 當時正值非常矛盾的時代，資本形成的手段尚未充分確立。儘管如此，私營部門仍蔚然興盛，國家在之後也制定了法律政策來支持發展。
“我認為，中國目前的非政府組織就像是80年代的私營企業，”嘉士登說道，“我希望在未來幾十年裏，政府將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來幫助他們蓬勃發展。”
需要蓬勃發展的遠不止於此，賓夕法尼亞大學材料科學和機械工程學教授約翰·巴薩尼（John Bassan）說道。在未來二十年內，全球的能源需求預計將翻番，而有限的石油儲量不均勻地分佈在全球各地，因此，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保護。“環境保護是困難的，”他說道，“我們還必須提高效率。”
這意味著可再生能源將成為主要焦點，特別是太陽能，巴薩尼說道。雖然可供選擇的可再生能源有不少 – 包括風能、生物質能等 – 但他提出，從長遠來看，太陽能可能是最可行的解決方案。“這是一種非常清潔的能源，我們必須盡其所能，尋求利用這種能源的方法。”
多好才是足夠好
清華大學公共政策和管理學教授齊曄指出，在朝著低碳社會目標發展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的人均能源生產量的效率是中國的四倍，但從能源消費量來看，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美國與中國的能源消費量的比例為10:1。”
這有助於瞭解政策的側重方向。“美國的多數政策針對的是製造業和商業而不是消費者，”齊教授說道。由於政治原因，美國很難針對消費制定政策。“美國不會將消費者行為列入政策目標，因為消費者是選民，”他指出。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前任所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指出，拋開政治因素不談，與發展減排技術相比，讓人們改變生活方式要難得多。例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如果發現減少汽車排放的新方法，人們只會更頻繁地開車，他說道。
部分問題須歸咎於中國的城市化建設，許多主要的城市中心正在重蹈美國城市的覆轍，周說道。比如北京，城市開發商建設了寬闊的街道和雜亂無序的郊區，然後讓人們搬離商業區，造成很長的通勤路程和交通擁堵。更糟的是，國內許多城市正在效仿北京的發展模式，建造他們自己的不可持續的城市建築，寬闊的林蔭大道、雜亂的郊區和分散的商業區。
但是，周也肯定了氣候變化運動的整個進展，從法律結構到國家針對個人消費制定的政策。他表示，我們應當側重於可實現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不是無法實現的“最佳”解決方案。我們的目標不是“低”碳而是“更低”碳。理念的改變會對行動產生巨大的影響，周說道。
來源：沃頓知識在線
2010年3月2日 星期二
ISO 26000 社會責任國際標準
社會責任管理指南國際標準ISO26000最新動態
目前，ISO26000“社會責任標準指南”已經處於國際標準草案（DIS）階段。該標準DIS稿從2009年9月14日到2010年2月14日5個月內在ISO成員組織進行投票徵求意見，ISO社會責任工作組（ISO/WGSR）計畫在2010年5月予以討論，如DIS稿投票通過，將轉成FDIS稿，並計畫在2010年底正式發佈ISO26000標準。
從DIS稿來看，ISO26000具有以下特點：
（1）具有廣泛適用性
正在開發的ISO26000有著較強的適用性，它適用於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有關公共或者私人部門的所有類型的組織。該標準有三個特性：一是指導性的檔；二不用於第三方認證；三不是管理體系。該標準僅僅是針對組織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南和指導方針，不是強制性要求和管理體系標準，也不像ISO9001和ISO14001一樣用於認證。
（2）內容全面系統
未來的ISO 26000標準，將是一個吸納先進實踐經驗，經國際協商保持一致的指南性標準。截至2007年9月的最新擬訂稿就有101個頁碼，標準參照和引用了自1948年以來的68個國際公約、聲明和方針，這是目前其他標準或指南所沒有的。標準與聯合國及其下屬相關機構，特別是國際勞工組織(ILO)規定條款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有關社會責任的指導性文件，適用於各種類型的企事業單位，包括國營企業。
ISO26000框架大致分為範圍、參考標準、術語和定義、組織運作的社會責任環境、社會責任的原則、社會責任的基本目標、組織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等十個部分，標準的核心部分覆蓋了社會責任內容的九個方面，包括：組織管理、人權、勞工、環境、公平經營、消費者權益保護、社區參與、社會發展、利益相關方合作。相比其他社會責任國際指南與標準而言，ISO26000的內容體系更加全面，更靠近全球契約十項原則的要求。
（3）非常規的開發模式
社會責任工作組（WGSR）被分為六個任務小組，其中三個負責內容的起草，另有一個負責專案參與方基金和相關方的參與、溝通和運行過程，一個聯絡工作組負責草案擬定小組的協調並監控工作完成情況，還將組織一個編輯委員會負責審閱草案內容，確保其內容清晰且協調一致，最後一個主席顧問組幫助主席策劃工作組的整體活動。ISO與世界勞工組織簽署了一個諒解備忘錄，這給予標準制定過程一個特殊的地位。這是此項目有別於其他常規項目的一大特點。
ISO26000開發的另一個特點是兼顧了“平衡性”的考慮。工作組本身和其他任務小組都設有主席和副主席，秘書和副秘書，推選這些人員的原因是確保發達/發展中國家、區域成員和相關方及性別達到平衡。工作組的副主席由技術管理委員會指定，他們分別來自巴西和瑞典。這一原則需要時也適用於各專業小組。中國作為該標準的成員單位之一，也派出了6人專家組參與了標準的開發。
ISO26000專案啟動時間是2005年，當初擬訂在2008年上半年發佈，但由於整個工作要經過兩個階段，工作組工作結束以後還要經過相關討論，徵求各個國家標準化組織的意見，中間涉及爭論觀點繁多，大大減慢了標準開發的工作進程，所以標準發佈時間延遲到2010年，這也說明了制定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複雜和艱難程度。
ISO26000遵循的重要原則
全球矚目的ISO 26000制定進程
編者按：自2004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決定啟動ISO 26000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制定進程以來，ISO 26000的制定工作廣受世界各國和全球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該項國際標準的制定進程每每向前跨出一步，都會引來外界的濃厚興趣，以致各種議論和猜測紛至遝來，滿世界傳播。在全球如此關注之下，ISO 26000的制定進程一晃就快進入到第四個年頭。ISO 26000的制定工作現在究竟怎樣？究竟何時出臺？本文作者根據自己多年來直接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經歷，就ISO 26000的制定進程發展狀況予以簡單介紹。
造就多項ISO之最
迄今為止的ISO單項國際標準的制定歷史中，ISO 26000造就了以下五項之最。
參加起草工作的國家數量最多
迄今為止，共有78個ISO成員國參加ISO 26000的制定工作。雖然ISO目前共有150個成員國，但在單項國際標準的制定活動中，如此之多的成員國參與，可謂寥寥無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員國分別來自世界所有各大州，甚至平常在國際標準制定活動中很少見到的國家如聖盧西亞（Saint Lucia）、牙買加（Jamaica）、辛巴威（Zimbabwe）等國也都積極參加了該項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由此可見，世界各國廣泛重視該項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確實毫不誇張。下面是近幾年來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ISO成員國數量的增長情況：
隨著ISO 26000制定進程的向前推進，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對ISO 26000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的認識不斷加深，未來參加該項工作的ISO成員國數量仍將呈不斷增長趨勢。
參加起草工作的專家人數最多
迄今為止，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社會責任專家達524人，其中，正式註冊專家為392人，觀察員為132人。這些專家分別來自政府、產業界、勞工、非政府組織、消費者以及其他等六個各類利益相關方類別。為了保持各國利益相關方類別之間的平衡和控制起草工作組的規模，ISO規定各成員國僅能在每個利益相關方類別分別推薦最多兩名正式專家和最多兩名觀察員。即便是如此嚴格控制，參加起草工作的專家數量仍呈不斷增長趨勢。這種起草規模，在ISO單項國際標準的制定歷史中，可謂史無前例。下面是近幾年來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社會責任專家數量的增長情況：
參加起草工作的組織數量最多
除ISO成員國外，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一類重要成員就是各類聯絡組織。這些組織數量眾多，在標準制定工作中非常活躍，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它們不僅包括眾多的國際政府間組織，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中心（UNSD）、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聯合國全球契約協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世界衛生組織（WTO）、國際勞工組織（ILO）、歐盟委員會（EC）等，還包括眾多的民間組織，如消費者國際（CI）、全球報告行動組織（GRI）等。迄今為止，聯絡組織數量達37個。隨著ISO 26000制定工作的不斷向前推進，更多的聯絡組織將申請加入進來。
制定週期跨度最長
2005年3月，ISO/TMB/WG SR社會責任工作組正式成立。自社會責任工作組成立起，ISO 26000的起草工作才算真正開始。時至今日，時間已過去近3年，但起草工作才開始由WD（工作草案）階段準備進入CD（委員會草案）階段，制定進程仍還沒有過半。按照社會責任工作組最新計畫安排，標準制定工作擬將在2009年或2010年完成。如此看來，該項國際標準的起草時間將達5至6年。如此之久才完成一項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ISO 26000真可謂制定週期跨度最長的國際標準之一。
由於起草工作組規模如此龐大，並且社會責任本來就是一個頗具爭議且異常複雜的領域，僅在起草工作組內達成一致都是一個異常艱難且花費很長時間的事情，因此，ISO 26000的制定進程一直顯得比較緩慢，是否能如願按期實現標準制定工作的計畫目標，從目前情況來看似乎也有很多疑問和未知數。
首次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和倫理道德領域
在ISO 26000之前，ISO國際標準主要涉及工程技術領域，為全球工程技術提供統一的技術規範。如今，以ISO 26000的制定為里程碑，ISO將不再僅限於傳統的工程技術領域，而是將其工作範圍延伸並擴大到國際社會政治經濟和倫理道德領域。正如ISO秘書長Alan Bryden針對ISO 決定制定社會責任國際標準時所言，“它拓展了我們的工作範圍以及現有的認識。ISO將不僅提供數量不斷增長的技術標準，而且還將提供在全球經濟中有關社會和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和指南。”ISO副主席（技術管理）Ziva Patir女士對此評價道：“社會責任是我們後代人的未來需要，它符合ISO制定國際標準的戰略，即與市場有關，與全球相關，有助於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處處體現全球化時代特點
全球化是社會責任廣為散播並大力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社會責任在全球推行的結果來看，我們似乎均能從國際社會責任運動的背後看到或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僅體映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而且還體現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等諸多方面。
從全球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來看，全球化從本質上來說，其實就是世界各種文明的融合過程，這一融合過程不僅涉及物質和經濟方面，而且涉及精神和文化方面，尤其還涉及規則和價值體系方面。國際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恰恰體現了全球化進程中全人類基本價值和行為規則體系的進一步融合和趨同的過程，亦即將全人類共有的普世原則和基本價值觀向全球擴散和傳播。
正因為全球化對社會責任具有如此的影響力，所以，ISO 26000（工作草案）在其第四章中專門對此社會背景加以闡述，以便標準用戶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標準技術內容。此外，ISO 26000（工作草案）還在以下方面體現了全球化的時代特點。
宣導全球人類共有的基本倫理和道德
在標準起草工作組內，認為“遵守全球人類共有的基本倫理和道德是社會責任的一項重要基本原則”這種觀點佔據了主導地位。ISO 26000（工作草案）技術內容中就明確採用了“國際行為規範/期望”這一專門術語。大多數起草專家認為，“國際行為規範/期望”主要就是指《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ILO）八項核心公約以及其他國際通行的普世原則。
重視和滿足全球社會多利益相關方的期望
由於滿足和重視利益相關方的期望是社會責任的基本核心內容之一，因此，利益相關方在ISO 26000中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ISO 26000（工作草案）對利益相關方的定義、利益相關方的識別、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和溝通等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規定。
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益相關方的範圍可能超越國界。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將不僅滿足國內利益相關方的期望，而且還將滿足國際社會多利益相關方的期望。
強化超國界的供應鏈和價值鏈管理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已形成了全球性的供應鏈。伴隨供應鏈而生的則是企業的價值鏈。如今，企業的社會責任活動已伴隨著其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延伸而不斷擴散開來。為此，ISO 26000（工作草案）特別強調了超國界的供應鏈和價值鏈的社會責任管理，強調企業的供應鏈既包括其上游企業，也包括其下游企業。
為全球發展構建共同的基本行為準則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越來越帶有全球性,如：企業產品將面向全球消費者；企業用工可能涉及跨國或跨地區勞工；企業生產排放的廢物或廢氣也可能涉及多國或區域性的環境污染問題；跨國商業腐敗或賄賂行為逃避本國法律管制等等。為此，全球的消費者、勞工、環境等問題越來越緊密相連，不可分割，以致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越來越需要一個共同的基本行為準則，讓全球企業在此共同行為準則基礎上承擔其社會責任。
ISO 26000（工作草案）初步確定了以下七方面的行為準則：組織治理；人權；勞工實踐；環境；公平運行實踐；消費者問題；社會發展。
利益交織 充滿博弈
對於ISO 26000,世界各國之所以如此重視其制定工作，說到底，主要是因為它可能會對各國未來的國家利益產生深遠而重大的影響。作為未來全球共同的基本行為準則，任何組織和國家如果無視其存在，都將可能會造成未來無法挽回的巨大利益損失。為此，該項國際標準制定過程中，自始自終充滿了利益矛盾和博弈。具體來看，利益博弈主要體現在下述幾方面。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利益博弈
工業發達國家由於具有先天的發展優勢，各方面的基礎條件都比較良好，加之其高污染的製造業大多已轉移到了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實施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對它們來說將不存在任何多大的難度和負擔，也就是說，再高水準的社會責任標準都不會對其造成重大的不良影響。然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經濟技術條件比較落後和低下，各方面的基礎條件都比較薄弱，因此，發展問題是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首要問題，而實施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對它們來說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難度和負擔，尤其是高水準的社會責任標準甚至有可能制約其經濟發展。此外，發展中國家還普遍擔心，ISO 26000有可能成為未來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重要貿易保護工具，成為又一重大的貿易技術壁壘。為此，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ISO 26000制定過程中一直存在著異常激烈的鬥爭。但是，由於發達國家佔據天然的語言優勢和優良的技術優勢，因此，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在ISO 26000制定過程中始終佔據了主導權，而發展中國家在這場利益博弈中基本處於被動接受的劣勢地位。
六個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利益博弈
正如前文所述，標準起草組專家來自六個利益相關方類別。這六個利益相關方類別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利益差別。例如：產業界類別與勞工、消費者類別間就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政府類別希望該標準盡可能少地涉及政府的責任；消費者類別則希望政府更多地承擔起保護消費者的責任，並對產業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非政府組織基於自身及其他方面的利益考慮，在標準制定過程中非常積極主動，對政府和產業界提出了更多的責任要求。總之，各個利益相關方類別又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統一利益陣線，並相互展開利益博弈。
不同語種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
由於英語是基本的工作語言，因此，起草組內的英語國家佔據了天然的語言優勢，主導了標準的制定工作。為了更多地爭奪標準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標準起草組內又形成了不同語種國家的統一利益陣線。這些利益集團包括：法語國家集團、西班牙語國家集團、葡萄牙語國家集團、阿拉伯語國家集團、俄語國家集團和德語國家集團。
各類現行社會責任標準或工具爭相擠入ISO 26000
目前，全球各類現行的社會責任標準或工具可謂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然而，比起將要出臺的ISO 26000，這些標準或工具無論從權威上來說還是從影響力來說，都將遜色不少，甚至無法相提並論。正因如此，這些現行的標準或工具，例如：聯合國全球協定、GRI、OECD跨國公司指南、SA 8000、AA 1000等，總是想方設法將自己納入到ISO 26000中，以致目前出現了是否或如何引用現行社會責任標準或工具的重大爭議。
制定進程雖然緩慢但仍穩步向前並取得重大進展
紛繁複雜的組織結構
正如前文所述，參加ISO 26000起草工作的社會責任專家的數量異常龐大。為了確保這一龐大的工作團隊正常有序地開展技術工作，ISO為此建立了一套複雜的組織機構。
ISO/TMB（技術管理局）成立了其直屬的社會責任工作組（ISO/TMB/WG SR），專門負責ISO 26000的制定工作。該工作組（WG）的主席和秘書由ISO的兩個成員團體瑞典標準協會（SIS）和巴西技術標準協會（ABNT）共同擔任。
在WG之下，設有主席顧問組（CAG）。為了實施標準起草任務，在WG之下設有三個任務組（Task Group，簡稱TG）即TG 4、TG 5和TG 6，負責撰寫標準草案。此外，還設有一個編輯委員會（Editing Committee，簡稱EC）負責匯總、審查和編輯標準制定過程中各階段的文檔。
在WG內，還設有一個特別任務組（TG 1），以幫助諸如來自發展中國家、非政府組織、其他類別中的有關組織以及消費者等資源有限的專家參與WG的活動。為確保透明度、開放性和為便於WG信息的準備，WG內還設有一個戰略溝通任務組（TG 2），以開發支援工具用於資訊的傳播。為確保制定工作有序並符合國際標準的制定程式，WG內還設立了一個特別任務組（TG 3），以負責制定工作組的技術工作程式。
此外，在WG內還設立了一個協調TG 4、TG 5和TG 6工作的聯絡小組和六個不同語種的翻譯小組。
對於每個任務組或小組以及各個利益相關方類別組，WG還專門選舉了召集人、合作召集人、秘書。
上述組織機構的設立，為WG管理龐大的起草工作隊伍並促使標準制定技術活動正常有序地運轉，確實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多版WD（工作草案）陸續問世制定計劃向後順延
時至今日，儘管ISO 26000制定進程比較緩慢，但確已明顯取得了重大進展。起初一段時間，WG內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各類組織機構的建立上，因而其時間精力主要消耗在各類領導職位的競選爭奪上。隨著標準文本內容的起草工作正式啟動，ISO 26000的制定進程一下子又突然加快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第1、2和3版WD（工作草案）陸續問世，尤其是最近的第3版WD，其厚度達100多頁，以致非英語國家的專家普遍抱怨進展太快而無法在短時間內及時消化草案稿並提出修改意見。
2007年11月，第五次ISO/TMB/WG SR全會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對ISO 26000的制定進程進行了評估，重新調整了原有的標準制定計劃。會議決定在第3版WD的基礎上形成第4版WD，並在2008年9月完成CD（委員會草案）稿。新的標準制定計劃確定，ISO 26000擬於2009年或2010年完成標準制定工作。
來源：《WTO經濟導刊》 2007年第12期 （陳元橋，作者系ISO社會責任特別工作組秘書長）
有用的參考資料：
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規範～社會責任指引 ISO 26000 by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胡憲倫教授
目前，ISO26000“社會責任標準指南”已經處於國際標準草案（DIS）階段。該標準DIS稿從2009年9月14日到2010年2月14日5個月內在ISO成員組織進行投票徵求意見，ISO社會責任工作組（ISO/WGSR）計畫在2010年5月予以討論，如DIS稿投票通過，將轉成FDIS稿，並計畫在2010年底正式發佈ISO26000標準。
從DIS稿來看，ISO26000具有以下特點：
（1）具有廣泛適用性
正在開發的ISO26000有著較強的適用性，它適用於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有關公共或者私人部門的所有類型的組織。該標準有三個特性：一是指導性的檔；二不用於第三方認證；三不是管理體系。該標準僅僅是針對組織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南和指導方針，不是強制性要求和管理體系標準，也不像ISO9001和ISO14001一樣用於認證。
（2）內容全面系統
未來的ISO 26000標準，將是一個吸納先進實踐經驗，經國際協商保持一致的指南性標準。截至2007年9月的最新擬訂稿就有101個頁碼，標準參照和引用了自1948年以來的68個國際公約、聲明和方針，這是目前其他標準或指南所沒有的。標準與聯合國及其下屬相關機構，特別是國際勞工組織(ILO)規定條款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有關社會責任的指導性文件，適用於各種類型的企事業單位，包括國營企業。
ISO26000框架大致分為範圍、參考標準、術語和定義、組織運作的社會責任環境、社會責任的原則、社會責任的基本目標、組織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等十個部分，標準的核心部分覆蓋了社會責任內容的九個方面，包括：組織管理、人權、勞工、環境、公平經營、消費者權益保護、社區參與、社會發展、利益相關方合作。相比其他社會責任國際指南與標準而言，ISO26000的內容體系更加全面，更靠近全球契約十項原則的要求。
（3）非常規的開發模式
社會責任工作組（WGSR）被分為六個任務小組，其中三個負責內容的起草，另有一個負責專案參與方基金和相關方的參與、溝通和運行過程，一個聯絡工作組負責草案擬定小組的協調並監控工作完成情況，還將組織一個編輯委員會負責審閱草案內容，確保其內容清晰且協調一致，最後一個主席顧問組幫助主席策劃工作組的整體活動。ISO與世界勞工組織簽署了一個諒解備忘錄，這給予標準制定過程一個特殊的地位。這是此項目有別於其他常規項目的一大特點。
ISO26000開發的另一個特點是兼顧了“平衡性”的考慮。工作組本身和其他任務小組都設有主席和副主席，秘書和副秘書，推選這些人員的原因是確保發達/發展中國家、區域成員和相關方及性別達到平衡。工作組的副主席由技術管理委員會指定，他們分別來自巴西和瑞典。這一原則需要時也適用於各專業小組。中國作為該標準的成員單位之一，也派出了6人專家組參與了標準的開發。
ISO26000專案啟動時間是2005年，當初擬訂在2008年上半年發佈，但由於整個工作要經過兩個階段，工作組工作結束以後還要經過相關討論，徵求各個國家標準化組織的意見，中間涉及爭論觀點繁多，大大減慢了標準開發的工作進程，所以標準發佈時間延遲到2010年，這也說明了制定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複雜和艱難程度。
ISO26000遵循的重要原則
- 強調遵守法律法規，強調“組織應當願意並完全遵守該組織及其活動所應遵守的所有法律和法規，尊重國際公認的法律檔。
- 強調對利益相關方的關注
- 高度關注透明度
- 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
- 強調對人權和多樣性的關注
全球矚目的ISO 26000制定進程
編者按：自2004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決定啟動ISO 26000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制定進程以來，ISO 26000的制定工作廣受世界各國和全球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該項國際標準的制定進程每每向前跨出一步，都會引來外界的濃厚興趣，以致各種議論和猜測紛至遝來，滿世界傳播。在全球如此關注之下，ISO 26000的制定進程一晃就快進入到第四個年頭。ISO 26000的制定工作現在究竟怎樣？究竟何時出臺？本文作者根據自己多年來直接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經歷，就ISO 26000的制定進程發展狀況予以簡單介紹。
造就多項ISO之最
迄今為止的ISO單項國際標準的制定歷史中，ISO 26000造就了以下五項之最。
參加起草工作的國家數量最多
迄今為止，共有78個ISO成員國參加ISO 26000的制定工作。雖然ISO目前共有150個成員國，但在單項國際標準的制定活動中，如此之多的成員國參與，可謂寥寥無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員國分別來自世界所有各大州，甚至平常在國際標準制定活動中很少見到的國家如聖盧西亞（Saint Lucia）、牙買加（Jamaica）、辛巴威（Zimbabwe）等國也都積極參加了該項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由此可見，世界各國廣泛重視該項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確實毫不誇張。下面是近幾年來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ISO成員國數量的增長情況：
隨著ISO 26000制定進程的向前推進，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對ISO 26000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的認識不斷加深，未來參加該項工作的ISO成員國數量仍將呈不斷增長趨勢。
參加起草工作的專家人數最多
迄今為止，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社會責任專家達524人，其中，正式註冊專家為392人，觀察員為132人。這些專家分別來自政府、產業界、勞工、非政府組織、消費者以及其他等六個各類利益相關方類別。為了保持各國利益相關方類別之間的平衡和控制起草工作組的規模，ISO規定各成員國僅能在每個利益相關方類別分別推薦最多兩名正式專家和最多兩名觀察員。即便是如此嚴格控制，參加起草工作的專家數量仍呈不斷增長趨勢。這種起草規模，在ISO單項國際標準的制定歷史中，可謂史無前例。下面是近幾年來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社會責任專家數量的增長情況：
參加起草工作的組織數量最多
除ISO成員國外，參加ISO 26000制定工作的一類重要成員就是各類聯絡組織。這些組織數量眾多，在標準制定工作中非常活躍，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它們不僅包括眾多的國際政府間組織，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中心（UNSD）、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聯合國全球契約協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世界衛生組織（WTO）、國際勞工組織（ILO）、歐盟委員會（EC）等，還包括眾多的民間組織，如消費者國際（CI）、全球報告行動組織（GRI）等。迄今為止，聯絡組織數量達37個。隨著ISO 26000制定工作的不斷向前推進，更多的聯絡組織將申請加入進來。
制定週期跨度最長
2005年3月，ISO/TMB/WG SR社會責任工作組正式成立。自社會責任工作組成立起，ISO 26000的起草工作才算真正開始。時至今日，時間已過去近3年，但起草工作才開始由WD（工作草案）階段準備進入CD（委員會草案）階段，制定進程仍還沒有過半。按照社會責任工作組最新計畫安排，標準制定工作擬將在2009年或2010年完成。如此看來，該項國際標準的起草時間將達5至6年。如此之久才完成一項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ISO 26000真可謂制定週期跨度最長的國際標準之一。
由於起草工作組規模如此龐大，並且社會責任本來就是一個頗具爭議且異常複雜的領域，僅在起草工作組內達成一致都是一個異常艱難且花費很長時間的事情，因此，ISO 26000的制定進程一直顯得比較緩慢，是否能如願按期實現標準制定工作的計畫目標，從目前情況來看似乎也有很多疑問和未知數。
首次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和倫理道德領域
在ISO 26000之前，ISO國際標準主要涉及工程技術領域，為全球工程技術提供統一的技術規範。如今，以ISO 26000的制定為里程碑，ISO將不再僅限於傳統的工程技術領域，而是將其工作範圍延伸並擴大到國際社會政治經濟和倫理道德領域。正如ISO秘書長Alan Bryden針對ISO 決定制定社會責任國際標準時所言，“它拓展了我們的工作範圍以及現有的認識。ISO將不僅提供數量不斷增長的技術標準，而且還將提供在全球經濟中有關社會和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和指南。”ISO副主席（技術管理）Ziva Patir女士對此評價道：“社會責任是我們後代人的未來需要，它符合ISO制定國際標準的戰略，即與市場有關，與全球相關，有助於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處處體現全球化時代特點
全球化是社會責任廣為散播並大力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社會責任在全球推行的結果來看，我們似乎均能從國際社會責任運動的背後看到或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僅體映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而且還體現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等諸多方面。
從全球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來看，全球化從本質上來說，其實就是世界各種文明的融合過程，這一融合過程不僅涉及物質和經濟方面，而且涉及精神和文化方面，尤其還涉及規則和價值體系方面。國際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恰恰體現了全球化進程中全人類基本價值和行為規則體系的進一步融合和趨同的過程，亦即將全人類共有的普世原則和基本價值觀向全球擴散和傳播。
正因為全球化對社會責任具有如此的影響力，所以，ISO 26000（工作草案）在其第四章中專門對此社會背景加以闡述，以便標準用戶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標準技術內容。此外，ISO 26000（工作草案）還在以下方面體現了全球化的時代特點。
宣導全球人類共有的基本倫理和道德
在標準起草工作組內，認為“遵守全球人類共有的基本倫理和道德是社會責任的一項重要基本原則”這種觀點佔據了主導地位。ISO 26000（工作草案）技術內容中就明確採用了“國際行為規範/期望”這一專門術語。大多數起草專家認為，“國際行為規範/期望”主要就是指《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ILO）八項核心公約以及其他國際通行的普世原則。
重視和滿足全球社會多利益相關方的期望
由於滿足和重視利益相關方的期望是社會責任的基本核心內容之一，因此，利益相關方在ISO 26000中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ISO 26000（工作草案）對利益相關方的定義、利益相關方的識別、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和溝通等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規定。
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益相關方的範圍可能超越國界。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將不僅滿足國內利益相關方的期望，而且還將滿足國際社會多利益相關方的期望。
強化超國界的供應鏈和價值鏈管理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已形成了全球性的供應鏈。伴隨供應鏈而生的則是企業的價值鏈。如今，企業的社會責任活動已伴隨著其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延伸而不斷擴散開來。為此，ISO 26000（工作草案）特別強調了超國界的供應鏈和價值鏈的社會責任管理，強調企業的供應鏈既包括其上游企業，也包括其下游企業。
為全球發展構建共同的基本行為準則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越來越帶有全球性,如：企業產品將面向全球消費者；企業用工可能涉及跨國或跨地區勞工；企業生產排放的廢物或廢氣也可能涉及多國或區域性的環境污染問題；跨國商業腐敗或賄賂行為逃避本國法律管制等等。為此，全球的消費者、勞工、環境等問題越來越緊密相連，不可分割，以致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越來越需要一個共同的基本行為準則，讓全球企業在此共同行為準則基礎上承擔其社會責任。
ISO 26000（工作草案）初步確定了以下七方面的行為準則：組織治理；人權；勞工實踐；環境；公平運行實踐；消費者問題；社會發展。
利益交織 充滿博弈
對於ISO 26000,世界各國之所以如此重視其制定工作，說到底，主要是因為它可能會對各國未來的國家利益產生深遠而重大的影響。作為未來全球共同的基本行為準則，任何組織和國家如果無視其存在，都將可能會造成未來無法挽回的巨大利益損失。為此，該項國際標準制定過程中，自始自終充滿了利益矛盾和博弈。具體來看，利益博弈主要體現在下述幾方面。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利益博弈
工業發達國家由於具有先天的發展優勢，各方面的基礎條件都比較良好，加之其高污染的製造業大多已轉移到了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實施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對它們來說將不存在任何多大的難度和負擔，也就是說，再高水準的社會責任標準都不會對其造成重大的不良影響。然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經濟技術條件比較落後和低下，各方面的基礎條件都比較薄弱，因此，發展問題是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首要問題，而實施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對它們來說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難度和負擔，尤其是高水準的社會責任標準甚至有可能制約其經濟發展。此外，發展中國家還普遍擔心，ISO 26000有可能成為未來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重要貿易保護工具，成為又一重大的貿易技術壁壘。為此，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ISO 26000制定過程中一直存在著異常激烈的鬥爭。但是，由於發達國家佔據天然的語言優勢和優良的技術優勢，因此，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在ISO 26000制定過程中始終佔據了主導權，而發展中國家在這場利益博弈中基本處於被動接受的劣勢地位。
六個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利益博弈
正如前文所述，標準起草組專家來自六個利益相關方類別。這六個利益相關方類別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利益差別。例如：產業界類別與勞工、消費者類別間就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政府類別希望該標準盡可能少地涉及政府的責任；消費者類別則希望政府更多地承擔起保護消費者的責任，並對產業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非政府組織基於自身及其他方面的利益考慮，在標準制定過程中非常積極主動，對政府和產業界提出了更多的責任要求。總之，各個利益相關方類別又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統一利益陣線，並相互展開利益博弈。
不同語種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
由於英語是基本的工作語言，因此，起草組內的英語國家佔據了天然的語言優勢，主導了標準的制定工作。為了更多地爭奪標準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標準起草組內又形成了不同語種國家的統一利益陣線。這些利益集團包括：法語國家集團、西班牙語國家集團、葡萄牙語國家集團、阿拉伯語國家集團、俄語國家集團和德語國家集團。
各類現行社會責任標準或工具爭相擠入ISO 26000
目前，全球各類現行的社會責任標準或工具可謂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然而，比起將要出臺的ISO 26000，這些標準或工具無論從權威上來說還是從影響力來說，都將遜色不少，甚至無法相提並論。正因如此，這些現行的標準或工具，例如：聯合國全球協定、GRI、OECD跨國公司指南、SA 8000、AA 1000等，總是想方設法將自己納入到ISO 26000中，以致目前出現了是否或如何引用現行社會責任標準或工具的重大爭議。
制定進程雖然緩慢但仍穩步向前並取得重大進展
紛繁複雜的組織結構
正如前文所述，參加ISO 26000起草工作的社會責任專家的數量異常龐大。為了確保這一龐大的工作團隊正常有序地開展技術工作，ISO為此建立了一套複雜的組織機構。
ISO/TMB（技術管理局）成立了其直屬的社會責任工作組（ISO/TMB/WG SR），專門負責ISO 26000的制定工作。該工作組（WG）的主席和秘書由ISO的兩個成員團體瑞典標準協會（SIS）和巴西技術標準協會（ABNT）共同擔任。
在WG之下，設有主席顧問組（CAG）。為了實施標準起草任務，在WG之下設有三個任務組（Task Group，簡稱TG）即TG 4、TG 5和TG 6，負責撰寫標準草案。此外，還設有一個編輯委員會（Editing Committee，簡稱EC）負責匯總、審查和編輯標準制定過程中各階段的文檔。
在WG內，還設有一個特別任務組（TG 1），以幫助諸如來自發展中國家、非政府組織、其他類別中的有關組織以及消費者等資源有限的專家參與WG的活動。為確保透明度、開放性和為便於WG信息的準備，WG內還設有一個戰略溝通任務組（TG 2），以開發支援工具用於資訊的傳播。為確保制定工作有序並符合國際標準的制定程式，WG內還設立了一個特別任務組（TG 3），以負責制定工作組的技術工作程式。
此外，在WG內還設立了一個協調TG 4、TG 5和TG 6工作的聯絡小組和六個不同語種的翻譯小組。
對於每個任務組或小組以及各個利益相關方類別組，WG還專門選舉了召集人、合作召集人、秘書。
上述組織機構的設立，為WG管理龐大的起草工作隊伍並促使標準制定技術活動正常有序地運轉，確實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多版WD（工作草案）陸續問世制定計劃向後順延
時至今日，儘管ISO 26000制定進程比較緩慢，但確已明顯取得了重大進展。起初一段時間，WG內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各類組織機構的建立上，因而其時間精力主要消耗在各類領導職位的競選爭奪上。隨著標準文本內容的起草工作正式啟動，ISO 26000的制定進程一下子又突然加快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第1、2和3版WD（工作草案）陸續問世，尤其是最近的第3版WD，其厚度達100多頁，以致非英語國家的專家普遍抱怨進展太快而無法在短時間內及時消化草案稿並提出修改意見。
2007年11月，第五次ISO/TMB/WG SR全會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對ISO 26000的制定進程進行了評估，重新調整了原有的標準制定計劃。會議決定在第3版WD的基礎上形成第4版WD，並在2008年9月完成CD（委員會草案）稿。新的標準制定計劃確定，ISO 26000擬於2009年或2010年完成標準制定工作。
來源：《WTO經濟導刊》 2007年第12期 （陳元橋，作者系ISO社會責任特別工作組秘書長）
有用的參考資料：
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規範～社會責任指引 ISO 26000 by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胡憲倫教授
看不清的企業社會責任
訊騰網 《中國觀察》03期：看不清的企業社會責任
導語： 企業向左？責任向右？
企業逐利本質與其社會責任是天生不可調和？還是兩者榮辱與共、共進共退？上周，社會現實對這一命題再次提出考驗。10月18日，社科院發佈研究報告，稱央企社會責任指數遠遠領先於民企和外企。此言一出，在社會上引起了爭議。
為此，《中國觀察》邀請了社科院報告起草者之一鐘宏武、金佰利公司佟梅，民生銀行曹雪森以及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顧問郭毅，一同討論有關這場爭論的是是非非。
關於社科院的報告，上榜的有責任的企業幾乎都是央企，沒有被社會普遍接受。鐘宏武解釋說，按照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和信心披露兩大標準進行排列，同時將企業年銷售額500億作為門檻。其實，社科院報告引起爭議的焦點，恰恰是這樣的標準是否客觀和公正。
企業社會責任，在全球是否有統一的標準？而國際上又是怎樣的標準？做客《中國觀察》的嘉賓，意見不一。作為外資企業的代表佟梅，這樣描述中外企業社會責任的區別，“大型國有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只會優先考慮政府關注的民生問題，而跨國公司則會根據自己業務專長領域進行企業社會行動。”“國際上一般以行業內進行社會責任比較，而不是按照企業性質進行比較”。
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進入新世紀後，才在中國大規模起步，處於“嬰兒期”。郭毅針對目前企業責任標準模糊不清的現狀開出了自己的良方，“中國當前需要在原則上建立差異的社會責任標準。”
民生銀行的曹雪森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個自覺行為”而不是其他。
以下為訪談實錄：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這裏是騰訊新聞《中國觀察》節目，這兩天有一個話題特別熱並有爭議。一條是中國社科院出了一個報告，叫《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09》。還有另一條新聞是，福建首富捐了80億建慈善基金，也引起了爭議。為什麼做好事，還要引起一些非議呢，我們今天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今天，我們這個討論陣容十分強大，我給大家介紹一下。分別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鐘宏武博士，鐘老師您好。同時，我再補充一下，鐘老師就是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09》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第二位是金佰利中國有限公司企業發展戰略項目總監佟梅；第三位是中國民生銀行品牌管理部社會中心主任曹雪森曹主任；第四位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盟特邀專家郭毅。
這兩條新聞大的歸類可以說就是社會責任，同時引起了社會很大關注和爭議。對鐘老師這個報告，有人說，為什麼央企排名會在民企前面。對陳發樹的建立的基金，有些評論說有避稅的嫌疑。我想請問一下四位嘉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些認識上的分歧？
媒體片面理解社科院報告導致以訛傳訛
鐘宏武：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各位網友。因為這段時間對我們的報告有很多爭議，我也一直想利用機會認真解釋我們的報告；第二也希望通過這次解釋，引導社會朝著我們認為應該討論的方向去討論，使社會責任工作能更快更好的發展。
首先我先說說自己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這個報告會引起爭議。我覺得原因有三：第一個是客觀原因，我們這個報告發佈了，但是書買不到。今天我們書才投放到北京的新華書店，其他地方都買不到。所以很多同志在討論我們報告的時候，並沒有看到原文是什麼。大家都不知道書裏面寫的是什麼，然後就根據評論進行再次評論，導致以訛傳訛的東西很多。
主持人：認識不全面？
鐘宏武：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2009》指出了研究範圍，但是在新聞發佈的時候，可能媒體只摘取了我們的結論部分，並沒有限制我們指向的內容是什麼。我們這份指數它研究的是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兩個內容：我們一般認為評價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好壞，是否履行社會責任有三個方面的原則，第一個社會責任的管理。你是不是有相關的理念、有相關的戰略，有相應的組織體系，在人力資源、採購各個方面能不能把這些社會責任的觀念落實下去，我們叫做社會責任管理；第二個是社會責任資訊的披露。我們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我們研究的物件是中國一百強，什麼概念呢？最小的企業年銷售收入都在500億以上，這些企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至為重大。我們認為它在賺取利潤的同時，肯定對社會和環境有相應的影響，希望企業透明、給社會予以說明。
第三方面才是社會責任的績效，就是我們網上經常討論的你捐了過多少錢，給員工多少工資，這個環境污染有多少。我們這個指數只研究前面兩項，所以說“我們今年的發展指數2009”，其實正確解讀應該是“社會責任管理指數和資訊披露指數2009”。而一般讀者可能沒有機會把這個全文看到，媒體朋友可能覺得這個過於冷藏。認為我們好像是對企業的實際績效來評價，可能導致認為國有企業或者中央企業佔有很豐富的資源、捐錢，慷他人之慨，對社會不公平。而民營企業相對而言在更為競爭的環境下生存、更為困難，這樣同一種績效標準是不是合理。我這裏強調一下，我們研究的是責任管理和責任資訊披露，這兩個責任對於所有企業來說都是共同責任，具有跨企業性質的通用性。就意味著無論是我們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需要強化社會責任理念，都需要披露社會責任資訊。我認為這一點是沒有差別的，所以我們的研究指數是可以橫向比較的。
主持人：您認為最糟糕的是這個書沒有同時發佈。
鐘宏武：對。大家沒有讀到，然後就誤解了。第三個原因，如果我們這個結論掐頭去尾只看最後結論。會是這樣五個結論：第一個社會責任整體水準偏低，大家沒有質疑；第二中央企業好像在所有企業性質中最好，比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指數都要高，由於大家都不瞭解我們指數的內涵，這個自然而然的就指向於是指中央企業社會責任的績效比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高，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也不知道怎麼辦，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結論本身不是我們得出的，是因為前面都被去掉了，所有隱含、假題都沒有了。
主持人：過程去掉了。
鐘宏武：對，直接論出來了。
主持人：央企到底是不是最好，我們一會兒可以再討論。您在解釋第三點，一共說五點，還有什麼？
鐘宏武：第三個企業社會責任存在著行業的差異，電力行業和電網行業社會責任指數最高。第四個是規模越大社會責任指數越高。
主持人：第五個就是銷售額嗎？
鐘宏武：不是，規模就是指銷售額。
主持人：您這個報告需要全面來解讀。
鐘宏武：第五個觀點，這個觀點很少有人報導，我們認為中國是社會責任的實踐領先於社會責任的管理。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做的很好，做的很多，但是我們溝通的很少，說的很少。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只做不說是傻把式。
中國社會企業責任到現在才三年，外企已有百年歷史
主持人：就是說中國做的多，說的少。佟總一直在外企工作，我知道金佰利在1983年開始被《財富》雜誌評為最受尊敬的企業？
佟梅：對，是。
主持人：您談一下這個話題，為什麼社科院的報告在社會上，會有這麼大的爭議？
佟梅：我記得2006年1月1日中國發佈新的《公司法》，首先第一次把公司要負有社會責任作為《公司法》的法條。當時有許多學都說，這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元年。所以中國的社會企業責任應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才三年的時間。
金佰利是1872年成立的公司，到今年已經有137年的歷史。公司1872年成立之初，有四個治理公司的原則，其中的幾個原則我們把它認為是公司的一個創業之本。分別是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當時沒有用這幾個字來說明，但說了這麼幾個事情。首先，公司的發展一定要依賴我們的消費者和客戶，只有我們提供最好、能力之內提供的最好的產品，才能夠贏得這個公司業務的持續發展。
第二是要平等公平的對待員工，讓他們在工作中有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這是1872年我們公司提出來的。第三絕不提供超過市場和客戶需求的產品，就是我們的產能一定要符合這個市場需求。
為什麼要提出這一點，就是不要浪費資源，不要過多的生產市場本身並不需求的產品。這個可持續發展原則，我覺得如果從今天來看，可能是最根本的企業社會責任。從經濟上、人文上和環境上，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觀。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角度來看，可能在很多國內受眾眼裏面，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以慈善捐贈為主的一個客觀的評估標準，所以這裏面的偏差可能也是來自于一個文化上的區別。
主持人：或者可能像您剛才說的，我們時間還短，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才3年，從這個角度來說還是一個“孩子”，允許有偏差。
佟梅：是。
主持人：金佰利從1872年開始，建立就有了最初社會責任的定位。而民生銀行這次也上了企業社會責任百強榜，同時胡潤公佈的中國企業2009慈善榜，民生銀行也在上面。從一個金融企業的角度來說，你怎麼看待剛才二位都說的這個問題。
曹雪森：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有爭議是一件好事，證明社會各界都在關注這一點。如果這件事沒有人關心、沒有爭議，我們可想而知現在的企業公民將是一個什麼狀態。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企業經營現在都在進步。同時，這種爭議我想會更加的促使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會更加朝著規範化、標準化、全面化、自覺化的這幾個方向去發展。
產生觀點上的分歧也是正常的
主持人：郭老師，您是一個研究者。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偏差，您從研究的角度看一下這個問題。
郭毅：首先，鐘宏武博士做的這個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導向是，揭示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我恰恰也是覺得這個方面，對當前推動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為什麼要做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指數這個東西呢？其實就是要發揮社會責任報告和發展指數，對整個社會企業發展的社會責任方面的一種導向和規範作用，讓企業知道它的目標在哪里。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呢？剛才曹總也說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人們對這個事情關注比較多了，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也就說明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面有分歧。
這個分歧的產生是是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情況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中國是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市場化的發展過程，而社會責任問題的提出來實際上是針對市場化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在市場化三十多年的時間內，把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社會問題集中地展現出來。我們具有低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也有高層次的社會責任比較複雜的責任問題。
低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如誠信經營、依法納稅，這個問題在很多企業沒有得到重視和解決，比如環境問題、污染問題。高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比如慈善捐贈和社會公益投入等等。不同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在中國這個社會是交織在一起的。這個是問題不同，同時在中國轉型經濟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企業多元化，既有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這些企業身份背景不同，履行責任的資源和能力也不相同。所以這個問題上問題多元，而解決問題的主體物件也是多元的，所以產生觀點上的分歧也是正常的。
全球統一的社會責任標準出臺時間已推延三次
主持人：剛才幾位嘉賓的意見我大體知道，就是說現在企業社會責任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者說需不需要一個標準，這是我們作為第二大問題拋出來。比如胡潤榜企業社會責任的評選標準是從捐贈、公益捐贈、就業人數、納稅、環保等等很多方面提出來的。那麼企業社會責任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者大概的方向，來引導民眾正確認識這個問題？
鐘宏武：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比較尖銳。這裏面有幾個比較核心的意識：第一個世界上有沒有統一的社會責任標準；第二社會責任標準如果有的話，應該包括哪些內容。第三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指數2009和美好標準之間是什麼關係。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來說，社會責任標準是目前全世界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目前，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正在編寫ISO26000，這個就是社會責任的標準。但在編這個標準的時候，他們自己認為實際上不存在這樣一個標準。
主持人：ISO26000會出臺嗎？
鐘宏武：正在編寫過程中，出臺時間已經推遲三次了。
主持人：為什麼不能出臺？
鐘宏武：就是差異比較大，社會責任包括經濟、價值觀等等方面。
有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披露有問題
主持人：您同意有這個標準，還是不同意這個標準？
鐘宏武：我同意研究這個標準，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我覺得研究這個標準過程中，會產生人類共有的知識和財富，這也是為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指標體系打下了基礎。
我們這個指標體系是吸收國內外相關指數基礎上，進行一個綜合的相容並蓄，但是也有我們自己的內容。剛才你講到的胡潤榜評選的6個方面，在我們指標體系中只是6個指標，我們的內涵比它更為龐大，我們一共有少的指標有110個，多的有150個。
這個指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一個好的企業，想在我們指數上得到一個好的表現。你就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社會責任資訊披露工作要非常全面，各個方面的要求和指數都得有，不僅僅是捐贈等。還有就是管理，這是單獨拿出來的，社會責任用一位很著名的政治人物的話講，不是一項新的工作，而是一種新的方式來改進原有的工作。怎麼改進呢？我們就需要明確它的理念，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有一個專門的組織，甚至培訓。
目前，很遺憾的看到企業沒有。他說我們都在做啊，但是具體做什麼不知道。第三塊就是要平衡。你不能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有的企業資訊披露是有問題的，在對外發佈公開信息的時候只講自己的貢獻，不講自己的問題。
主持人：說好不說壞。
鐘宏武：對。比如我們經常說“這是一個完美企業”，這不是在表揚企業，這是在批評。完美企業？這不可能。包括財富的最佳企業，客觀講企業肯定存在著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企業都不願意說自己不好的，最後被媒體曝光，或者被政府部門審查。
所以在我們評價指標體系，要考慮到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我認為我們第一階段的研究的社會責任指數，跟中國社會責任的發展狀況也是初步的。但是我相信框架基本都是合理的，而且有很強的延展性。
主持人：要有這個標準，同時按照你說的三大點去推。
鐘宏武：我們為什麼說全球統一的標準沒有，但是我們應該有一個中國的標準，為什麼這麼講？我一直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的社會責任是一樣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標準。
主持人：國情不一樣，老百姓文化也不一樣。
鐘宏武：對，認識價值觀不同。
道鐘斯的評價指數更客觀
主持人：佟總您怎麼看？
佟梅：其實企業也是在變的，我們一百多年的公司，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自己企業責任的標準。我們公司以前不太參與社會責任的調查和榜單，但這個在5年前發生變化。我們從2003年開始，參加了美國道鐘斯可持續發展指數的評比，開始向公眾全披露所有的道鐘斯指數需要我們企業披露的所有資料。
道鐘斯指數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指數評估，可能跟鐘教授這邊的研究有一些類似，還是相對比較全面，應該是一個企業有14項各個方面的指數。有一個特別不一樣的地方，並沒有說這個是國有企業，因為美國情況不一樣，而是你這個企業所在的行業。比如金佰利公司是一個個人健康護理領域的行業，這個行業裏面指數是領先的還是不是領先的，因為沒法跟那些能源公司或者是其他行業的國家重點經濟支柱行業去比較，因為規模不一樣。但公司產品影響到每個消費者，所以它的指數是針對消費者的指數，這個評估我們覺得還是蠻有意義的。
主持人：其他標準跟鐘教授這邊差不多吧？
佟梅：道鐘斯指數經過多年的積累，所以指數的方方面面可能更全面。
我覺得在中國來說，有社科院這個指數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任何一個資料在一個點上，這個資料是對還是錯，可能意義沒那麼大。如果我們連續性地看這個點的趨勢，可能對所有管理者來說包括社會學研究工作者來說都更有意義。
我自己看到的跨國公司和國內大型國有企業之間的一些根本性不同，大型國有企業在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方針或者策略的時候，會依據國家特別是國家政府優先考慮的相關民生的問題。相比社會而言，他們優先會考慮政府的關注的問題，可能會作為他們首先關注的社會責任的活動主題。這跟我們國有企業性質應該說是相輔相成的。
而跨國公司，包括一些個人、私有經濟的一些公司。我們會發現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說，他們會根據自己業務所專長領域進行企業和社會行動。
我舉一個例子，不是金佰利的公司，是IBM的例子，它會用他們的技術作為他們公司責任的平臺，給你提供某些技術。讓沒有機會讀書的孩子們，可能通過這個遠端教育能夠上學。
主持人：從事他們比較擅長的事情。
佟梅：對，我覺得這是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私有經濟方面的差別。
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個自覺行為
主持人：佟總談到了國外跟國內區別，她是做行業比較。曹主任，民生銀行這幾年做得很好，也一直做很多事情，你們是怎麼樣的情況？
曹雪森：中國民生銀行我們自建行以來到今年是14個年頭了，我們經營時間不算是多早，但是我們在履行社會責任道路上面，我們民生銀行都做出的巨大的貢獻。民生銀行有一個經營理念，實際上大家在關注我們的品牌宣傳、廣告宣傳的時候可以能夠注意到一句話，叫“服務大眾，情系民生”，我覺得這八個字就能夠很充分地體現出作為民生銀行來講，在回饋社會，回報社會我們的一個態度和我們自身的一個行為標準。我想簡要地通過這麼六點來談一下作為民生銀行我們這13年來是怎麼做的。
首先第一，我們有一個樸實的責任理想，我們董文標董事長在會議上曾經講過一句話，“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對社會的承諾基於兩點，一個是有多大的能力，一個是有多少誠意”。民生銀行始終懷著一個源於社會，回饋社會的感恩之心，對公益的投入也是隨著我們銀行實力的增強，我們也是在不斷的增強。我們洪行長也講，民生銀行的社會責任不是為了慈善而慈善，為了公益而公益，也不是臨時擠出資金來搞公益活動，而是制度化、系統化、科學化的自覺行為。我們也是在我們董事長和洪行長整體的指導下，這幾年在教育、扶貧、抗震救災、科研、創業、就業、醫療、文化、藝術等這些重大領域做了很多工作。
第二，我想民生銀行的積極動力，回饋社會，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是我們對社會的感恩之心。我想我們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民生銀行這麼多年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也是在不斷的呼籲，呼籲目的來自於想呼籲更多的人，更多的企業，讓大家一同和民生銀行履行社會責任。一個企業在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呼籲更多的人一起來做。我覺得這也是履行社會責任之一。
第三就是我們民生銀行在誠信方面的追求，我們沒有做過公益的空口承諾，我們對一些貧困、教育、醫療、扶貧這些工作我們的關注都是講到就要做到。
第四是系統的責任機制。我們也是在董事會、行領導的關注下、重視下我們從去年開始，從08年開始第一個階段連續五年我們對外公開承諾，每年拿出稅前利潤的0.8%到1.2%，用這個資金我們專門成立了一個“民生銀行公益捐贈基金”。
主持人：我插一句話，現在很多網友質疑，我們國企捐這麼多錢到底有沒有通過董事會的同意？鐘教授您瞭解呢？
鐘宏武：肯定通過，而且非常規範。現在國有企業和中央企業捐贈已經現代化了，今年國家電網公司、中國移動都建立了自己的基金會，而且運作非常專業。
主持人：佟總，國外企業也是這樣子嗎？比如年初像民生銀行這樣有一個規定，拿出利潤的多少來做慈善事業？
佟梅：我們金佰利全球慈善基金會1970年成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將近40年的歷史，制度化是有。網友對於現代企業管理，特別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規範可能不是特別清楚。金佰利公司也很巧是一家華爾街上市的公司，我們在全球每年出財報的同時，也要出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主要內容是由全球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所有企業公民行為而做的一部分報告。這只是這個報告的一部分，它還包括比如我們在全球的將近40個國家，所有工廠的工作環境是不是安全，環境管理是不是符合當地的環境管理要求和金佰利全球國際的要求。
主持人：曹主任您繼續。
曹雪森：剛才談到我們的責任機制成立公益捐贈基金，每年這筆資金是比較大的，至少都是一個億以上。
第五就是我們特色的責任方向，我想剛才佟總也講到，每個企業的優勢和它所側重的方向都有各自的擅長，作為民生銀行來講，除了在經濟、社會、環境三個基本的面以外，從前年我們一直在致力於資助、扶持文化藝術領域，通過我們的扶持和資助來滿足當今民眾文化精神的需求，推動咱們文化繁榮的振興。
我們從07年開始連續十年我們捐贈炎黃藝術館，並且從去年開始一直到現在，炎黃藝術館都在定期的舉辦各種各樣的大規模的藝術展覽，而且對社會都是免費開放的，希望大家能夠去那裏感受一下那種文化和藝術的氛圍。
第六，就是我們全員的責任參與。我想作為一個企業，現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公民這個話題大家都談的非常多了。
你在面對社會的時候是一個企業的整體形象面對社會，履行社會責任的時候也是整體在履行社會責任，但是在企業內部，你的員工對這個概念，對這個詞他自身能理解多少，可能也是決定你的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這個已經是在我們整體管理機制中，我們洪行長在水行長會的時候就曾經提出，要把民生銀行企業社會責任滲透到銀行管理機制當中去，和績效體系中去。我們在這幾年當中都是按照這麼一套思路來去進行的。
主持人：看來民生銀行非常制度化。
曹雪森：我為什麼談到這六點呢，就回到主持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標準問題。從這六點來看好像我們沒有參照什麼標準。我一直在強調，社會責任是一個自覺行為，可能在這方面是一個企業的道德追求。你的道德準則，你從社會索取過程中你要為社會做些什麼，企業社會責任首要解決的是自覺。
主持人：自己願意做。
曹雪森：對，你要願意做，不願意做談不上執行什麼。在執行過程中，當然我們很希望現在能夠有一個標準，來去衡量我們履行的情況，或者能夠指引我們怎麼能夠更好的去為社會多做一些貢獻。
國企和私企社會責任標準應該有差異
主持人：郭老師，您認為這個需不需要標準？
郭毅：我認為當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要建立一種標準，但這種標準是原則性的。在中國當前階段，是在原則上建立也差異的社會責任標準，也就是說針對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或者說跨國公司還有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建立有差異性的社會責任標準。在國外，特別是一些歐洲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上面也好，理論研究也好，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和法律之間的區別。他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根本履行推動機制在於企業自願、自覺和自立。
我認為，社會責任的標準在中國現階段由於因為在轉型期，存在的問題很多，各種不同的企業所擁有的資源也不同。比如說剛才佟女士和曹總都談到，在跨國公司有跨國公司的這樣一種資源和本土企業有本土的資源，同時他們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社會責任在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和社會責任資源和社會責任的行動付出，在當前中國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珍貴的資源，這種資源應該給它用好，導向社會最需要的地方去。
中國和西方國家有不一樣的需求，所以如果建立一種標準，沒有建立具體國家區別，比如發展中國家，或者非洲國家，這個很有可能導致社會責任資源的浪費。比如不解決問題，或者不願意幹的，或者幹不了的，對於中國現階段來講需要建立一種有原則的，用我們國家領導人的話，前段時間胡錦濤主席在全球環境峰會上提到的“共同差別的責任”，還是有差別性，因為解決的前提是適合，只有適合才能有動力去完成。
社科院報告上的企業，最低門檻是年銷售額500億以上
主持人：剛才三位都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企業做社會責任就是要自覺，說白了就是心甘情願做這個事情。我們也是做了很多調查，為什麼社科院報告中社會責任百強企業國企會那麼多，民企或者外企少了一些，是他們不願意再，不願意向外公佈？
鐘宏武：我給主持人和朋友們再次解釋一下，我聽你問我這個問題特別恐慌，你也是屬於誤讀我們這個報告，。我們報告叫做中國一百強企業。這一百強是根據中國企業聯合會做的一個年度調查，他們每年都做的中國五百強。我們把排名前一百的企業拿出來做研究，這一百強的企業銷售收入占到中國GDP的54%，這些企業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他們在經濟、社會、環境，影響力、控制力和帶動力，我們對這些企業進行評價。要求兩點：第一點起到責任帶頭作用；第二點確實履行社會責任，減少對社會的負面影響。這個是一百強。由於是一百強，中國國有經濟特色就是在大企業中國有企業就是比重最多，我們上萬億的，都是國有、中央企業。所以自然而然一百強當中80%都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規模上不了那麼大，自然就進不了我們這種範疇，自然而然報告當中國有企業80%，民營企業將近20家，外企就3家。
主持人：有的企業可能會說我也有20億。
鐘宏武：我們的研究物件最少的都是500億，沒有20億的，500億責任和一萬億沒有太大的差異了。
主持人：社會責任是不是以資金、銷售額大小和捐贈額大小來衡量這個問題？像騰訊公司也在做，小企業可能會喊冤。
鐘宏武：我們篩選的樣本就是最大的企業，你（小企業）不用喊冤。他進來他就死定了，因為很小，一年20億的收入和一萬億的肯定有天壤之別。你很想進去？
具體金額無法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好壞
主持人：沒有很想進去，就是標準問題。
佟梅：我覺得企業社會責任是社會問題，無論是小企業，還是大企業，面對的跟社會的承諾是一致的。首先在營運過程中，我簡單地看了鐘老師的報告，是把生產安全、主動減排是放在前面的，這是一個企業運作的根本。無論您今年做了20億還是500億，那麼主動減排，鐘老師觀點我是同意的。如果你是龍頭企業，跟行長協會做一些培訓，雖然是同行，是競爭者，但這個環境是大家的。所以這個是共同的社會性話題，不知道民生銀行的曹老師怎麼看這個問題。
曹雪森：首先一點，我個人感覺不能用一個具體金額，來衡量你怎麼做這個事的好與壞。可能我們今後如果做的更完善一些的話，可能是分層面，分等級的去進行，500億的標準，和20億的標準。如果將來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我希望是這麼一個方式。當然500億和20億，他們能夠為社會做的力量，單從金額來說肯定是不一樣的，完全不能按照這種具體的數字去衡量。我感覺，比如說一個小型企業，它自覺地能夠在剛才佟總講的這種節能減排上，我每天少往河流裏少放一點污水，我少往空氣裏排放一點污染物，難道你不說它是在履行社會責任嗎?這個時候可能沒有一個具體的硬性資料來衡量它，這就是談到的企業道德問題，道德準則問題。
目前,大家可能達到一個共識，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現在剛剛開始，現在可能更多的能夠講到自覺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可能更多是來自于500強大型企業裏面，因為它們能力更強大一些。一些規模小的企業，可能現在針對這個概念還處在一個認識的過程中。我想，是不是先把這些能夠做的起來的企業，對它們進行一些指導。我覺得也行，也可以。我個人感覺，是不是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硬性說法來解釋這個問題。
主持人：郭老師，您怎麼看？特別是排行榜出來之後，央企還是比較多。剛才鐘老師已經解釋了，可能標準有一些高。
郭毅：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資源和能力是不同的，在國外理論界研究也是把大型公司制企業和中小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履行路徑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個板塊。我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做他們特邀專家，同盟企業有騰訊網、萬科集團、IBM、TCL，還有諾基亞，這些企業都有一定社會知名度和社會影響。所以他們加入的話，共同完成一個社會責任項目，他們能夠起到在社會推行領域中的標杆作用，能夠對其他企業有帶動和影響作用。在汶川大地震之前，萬科在汶川成立了一個住房援建專案，IBM、TCL和思科集團也在這個之中，發揮各自優勢的企業，這個實際上發揮了很大的影響。汶川地震中王老吉捐了10個億，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更有一個關注的是乞丐往捐獻桶裏面捐錢。小企業，中小企業在它的生產經營和活動範圍內也盡到了它應該盡的社會責任，這就是整個社會責任和諧共建的局面。
我還要說一點就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可能對這個問題的感覺更加明顯，因為跨國公司帶來社會責任的差異，企業社會責任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在社會文化基礎之上。比如說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一個會員企業，思科集團就成立了自己企業公民和多元文化的研究中心，專門研究中國國情特點和中國社會問題癥結所在的社會責任項目。對症下藥，思科在中國要做什麼，表達一個意思是企業所在規模大小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不同，他們產生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有差異的。
資訊披露是大企業首要責任，沒有這個就不要講責任
主持人：剛才郭老師也提到了，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分能力的排行可能更好一些？
鐘宏武：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議，我們排行其實已經考慮到了不同性質企業，在不同企業社會屬性的影響。我們已經做了行業分類，一百強裏面有19個行業，對每個行業提出了單獨的指標體系。規模還是那個假設，這些企業都很大，500億以上都具有向社會說明和強化社會管理的要求。我們認為是共同責任，所以沒有對規模進行調整。什麼意思呢？18歲以後就是成年了。18歲和50歲的好像都是有同樣的法律，18歲以下的有其他的說法。我覺得一百強企業不用考慮標準，最小的500億.500億什麼概念。如果要研究20萬、30萬中小企業的標準，但我們認為還是剛才曹主任講的，中國發展階段，應該是能力強者擔更大的責任，起著更大的引領作用。不能對小企業有更多的要求，因為資源不一樣。所以我們對大型企業，就是對18歲以上提出了統一的要求。
主持人：您這個報告某種程度讓大企業起一個引導作用？
鐘宏武：對。他們剛才都說社會責任是自願的，但是我想強調對於大型企業來講，很多事情不是你自願的，因為你大。企業合法性是社會賦予的，股東給企業出了錢，有理由、有義務，你回報一些財務報告。
主持人：你說大企業必須有這個責任。我記得2006年財富雜誌評出一個全球性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國家電網公司、中石油、中石化都上了榜，但在後面，幾乎是倒數第二名，或者是倒數第幾名，為什麼在我們這個報告裏面排在了前面？
鐘宏武：國家電網公司當年是64名，當年是倒數第一名，沒分，就它沒分，最慘。為什麼呢？因為財富雜誌使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標準，跟我們標準有點類似，但比我們更簡單，只在網上搜英文版的社會責任報告。國家電網報告寫了一個中文版的，人家說我看不見，所以就零分。
主持人：所以我們很多企業打零分？
鐘宏武：就給國家電網打了零分，但國家電網此後每一年排名都在以15名以上的速度攀升，現在55名左右。當年排名總體企業是64家，現在是100家，就是它的相對名次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想說什麼意思呢，我們這個評價和財富評價都有缺陷，我們不用證明它的好，也不用它來證明我們的錯。
主持人：就是搜索資料的問題。剛才提到一個問題，金佰利、民生銀行，包括我們這次做節目請了一些LG等著名的外資企業，他們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但很多企業表示我們做就可以了。
鐘宏武：我這次來做節目，我想跟網友溝通一句話，資訊披露是大企業首要責任，其他都不用談，沒有這個就不要講責任。我們做這個當中，100強企業，竟然有兩個來網站都沒有，就不要想企業的收入和年報了。上千億的企業，網站都沒有？都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這樣很危險，事後諸葛亮。
很多企業做了社會責任但沒有小紅花
主持人：企業做了社會責任，要不要公佈，我們要不要對外說？
鐘宏武：不說，社科院就是零分。
主持人：靠後。
鐘宏武：不是靠後，就是零分。我們現在零分的很多。
佟梅：因為我是做消費品公司的，跟很多中國的消費者，各個區域的消費者有過溝通。我們做過這種消費者喜好的調查：問他們，他們其實還是希望企業能夠披露的。從披露的形式來講，我覺得不同的階段，公司在發展不同階段可能有不同的披露形式。社科院也好，還有北大的一些研究者也好，前些日子召開過一個會議，它其中有一個內容是教給企業如何製作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我是支持一個企業去披露它的社會責任行為的。這樣做有兩個好處。剛才兩位教授都說了，如果你是一個行業的領導者的話，你有這樣的社會責任去引領你這個行業成為一個更具備企業社會責任，公民責任的這麼一個行業和一個行業的成員，一個主要成員。
另外一個，它的社會效應是很大的。當你有很多這種在行業裏面有足夠的大的影響力，在社會上有足夠大的影響力的企業去推動這個事情的話，社會資源和得到的關注度其實對我們整個企業社會責任這個項目，這個核心所追求的無論是和發展，文化藝術發展，還是我們引領的健康教育領域，其實還是希望在每一個你營運的大的環境，社會環境裏面，每個人都受到影響，這個影響可能是直接受益者，也可能是受到這種教育或者引領。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是需要持續的管理你企業社會公民責任的資訊來做的。鐘教授講過一句話我特別認同，就是你有企業社會責任同時也有管理能力，所以我覺得能夠系統地傳播你的企業社會責任，這件事本身是你對這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能力的一個披露。
主持人：曹老師。
曹雪森：我覺得作為社會責任的資訊披露，現在每年都有要求社會責任報告，這個社會責任報告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責任資訊披露的工具或者是一種手段，一種管道，所以我覺得現在不用再談社會責任資訊該不該披露的問題了。我剛才講了，民生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動力之一就是我們要對社會有一個呼籲，你要對社會有一個呼籲就要去講，就要把你做的一些事情和你的一些經驗以及感受講給別人。
主持人：就是你們作為呼籲者或者是帶動作用。
曹雪森：我們可能就是一個在呼籲，在傳播這個理念。一個企業在社會，你是一個很好的優秀企業，一個很好的企業公民，你能夠得到社會、得到公民認可，同時對你企業做企業社會責任有極大的好處。通過認可，同時回饋給你企業，使你企業經營壯大，會促使你將來有更大的力量回饋社會，這是良性的迴圈，這是很好的一種方法。
郭毅：我覺得做企業，做社會責任報告，或者向公眾公示自己行為，這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做的好事的小孩子都希望得到老師的表揚，給一朵小紅花。但是在中國，為什麼很多企業做了認可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事情沒有小紅花。
中國一些企業社會責任是倒逼出來的
主持人：有的還挨了一板子。
郭毅：對，而且有的企業沒有這種自覺意識。我覺得跟我們國家企業社會責任推行機制有關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為什麼在2004年以後出現了這種井噴的效應。這個名詞迅速在這片土地上被大家認可、認識、討論，中間很重要的原因。
我感覺到，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興起或者產生這種井噴效應，跟歐洲國家基於市場經濟成熟發展基礎上企業的這種自覺的社會責任行為，社會責任意識萌發不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講沒有達到自願自覺責任意識的高度。企業社會責任為什麼會推動起來，有些企業已經發展到高度意識階段，但是中國大多數企業是基於這樣的行動，一個中國企業是對外貿易型的，通過下游供應鏈，通過下游夥伴要求具有企業社會責任。比如我的產品賣到歐洲國家去，歐洲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很高，比如對勞工問題，環境問題，資源浪費等等，逼著這些企業認識這個問題，並開始行動。第二個方面，有些企業社會行動是屬於政府行為，政府要求它這樣做的，比如山東省、上海浦東、常州還有深圳，就是通過政府或者行業協會、NGO組織等等。
主持人：強制性的嗎？
郭毅：帶有一定的規範，如果沒有達到這個要求的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說資源審核、貸款或者說相類似這樣的一些行動，可能會給企業造成一些麻煩。這個也逼著企業開始認真研究並琢磨這個社會責任。
還有一種責任行為就是社會公民，就是消費者或者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責任的崛起。如果企業做的不好或者口碑比較差的話，消費者就抵制你的產品。因為企業對這種企業社會責任認識，是倒逼形的機制，所以導致很多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解不是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企業資訊披露，不知道這個披露到底是幹什麼。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看過很多很多社會責任報告，很多企業把自己賺錢以外的事項都寫入社會責任報告，其實社會責任報告有嚴格的規範。社科院這份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報告它的主旨是引導企業、要求企業進行規範的資訊披露，以資訊披露作為評判的標準和物件也是發揮了這樣一種作用。我覺得，從這個方面來講有很充足的社會意義。
不披露負面資訊是因為企業沒學會說
主持人：剛才提到要不要資訊披露的問題，因為通過以往案例來看，很多企業通過披露社會責任報告引來了一些非議，包括以前蒙牛的“老牛基金”，以及福耀玻璃和最近的陳發樹。一些私企，建立慈善基金之後，有的人認為是“做秀”，還有更加嚴厲的批評說是避稅。我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像郭老師說的，歐洲可能認識比較成熟。我們認識還有一些偏差，披露也不全面。一些企業，披露之後帶來一些負面效應。公民怎麼認識這個問題，以陳發樹的基金為例。
鐘宏武：這是兩個問題。陳發樹慈善基金和剛才講的資訊披露所帶來的所謂的麻煩是兩個概念。我先說這個資訊披露的事。我想系統的分析一下，為什麼企業不披露責任資訊，這裏面我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不想說，我認為這個事我做了就做了，中國長期以來做的好事不留名，我就不說。
另外一個原因，中國長期以來，特別是一些國有企業傳統上一直是把自己當成社會拯救者的地位。你們相信我，我不會幹壞事。就是這麼一個邏輯，我是共和國的長子、次子、三子，我怎麼可能毀了我的家呢。它是這種意識，認為不用講。但是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不是說你不想說，現在社會，我不會相信你的，除非你我向展示，向我說明，向我解釋。我能看到真實的績效表現，一個點我看不到，連續公佈多年就可以看到改善。一定要說出來，不想說是不對的，不想說就只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第三個是不敢說，剛才只是說了會帶來什麼問題，他不敢說，因為本身就有問題。
主持人：什麼問題呢？
鐘宏武：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在幫一家企業做社會責任報告的時候就出現一個統計，因為這項指標以前沒有，就是統計辦公用水，統計以後，發現下面有一家分支機搆，人均用水量竟然達到了一萬多升。
陳發樹基金現象，反應出中國三個特色
主持人：什麼原因？
鐘宏武：就是在開洗浴城，不然不可能用這麼多，就是管理混亂，以前不屬於管理指標，我們忽視掉了，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後來領導重視了，在搞什麼，是不是在開洗浴城，你們天天游泳也不會弄出這麼多水出來。確確實實影響相信我們有一些責任指標是不敢看的，是很可怕的。第三個不會說。
剛才郭毅講到的不會說是什麼呢，我們有時候會開一些社會責任報告編制的說明會，有些企業不知道，應該怎麼講。在中國有一個很普遍的認識，我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死人不能說，污染不能講，一講了就引起社會非議，其實這是不對的，這是典型的不會說。
用我們專業的來說是不平衡，你這個報告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我們認為這是完美的報告，其實是在罵這個企業，不可能的，明顯是資訊披露不完整。我們有很多技術問題、內容問題和規範問題我們都沒掌握。最後一塊就是說不清。你這個企業一下去，比如二氧化碳排放，這是很新的，你讓中國很多企業一搞二氧化碳，這個怎麼算，不知道，不是他很想說，而是沒有建立管理體系，現在很難。所以我們認為我們通過推動資訊披露，就是為了強化企業的這些工作，你應該管理這些指標，考慮這些問題，提高效率，降低對資源、人員的消耗。這是一個，就是為什麼不披露。你剛才說的只是一個小現象，就是披露會不會帶來負面問題，披露肯定會帶來負面問題，但與不披露相比它的負面作用更小。披露會帶來什麼，會推動你的改善，要麼就是做的問題，要麼就是說的問題，你來改善，大家給你提意見，比如大家給我們提意見，對我們研究也是很大的啟發。但你如果一直不說，那我覺得你這項工作，這個毛病，這個問題就永遠隱藏下去了，也許在一次危機中就會成為企業崩潰的原點。溝通、披露是大企業所要求的。
至於陳發樹基金現象，反應出中國三個特色。第一是中國人非常善於反思動機，特別是對做好事的人特別善於反思；第二是疑問，是不是在贖罪，他是不是在做秀？第三是不是陳發樹有什麼經濟上的考慮，去避稅。我捐了80億，逃10億幹嗎呢?這種想法非常不好，陰暗。我認為,應該積極為他捐贈基金的科學性、規範性提意見。而不是對別人的動機，想這個是不是壞人，出發點不要用壞人假設。這樣使更多民營企業家不敢做事情了，資訊披露就更不會做了。因為一披露他們就質疑我，算了，我還不如悄悄做一些好事，這樣會越來越不透明，越來越不規範。
真心地捐贈需要鼓勵，不需要攻擊
主持人：您剛才說應該給陳發樹做一些科學性的建議。
鐘宏武：因為我沒有細化地研究他這個基金怎麼做。比如基金的指向、管理，以及後面的評估，各個方面。民生銀行我認為有很豐富的經驗，他們確實做的一些嘗試，同行和專業機構都可以提意見，而不是質疑別人，你這筆錢是否有問題，我覺得這種想法對中國社會責任和公益事業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佟梅：從公益基金的角度來講，我認為慈善捐贈本身社會上有這種行為，我認為還是應該鼓勵的。我也更同意所有的慈善公益基金，都應該有責任的受到公眾監督，我的監督意義可能更現實一點，確實能夠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或者他希望能夠幫助的人，我覺得這個還是關鍵。說到稅務相關的問題，我想跟你分享一個小例子。我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他父母過世了，他繼承了一個房產，我們就去了，他牆上掛幾幅畫，有評估，其實這幾幅畫本身比這個房產的價值還要高幾倍，因為我的同學在讀書，國外有遺產稅，他是付不出來遺產稅這麼高額的現金，所以他當時就決定把這幾幅畫捐到了我們大學的藝術分校裏去，捐給這個學校，在當地是免稅的，這幾幅畫和房產後來都免稅。其實從這個角度來講，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從中國來的角度來講，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他是不是真心地想做這個捐贈事情，但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我覺得很明顯來講，這個對社會，整體的社會和社區來講是一個好事情，這個是根本。這個是一個需要鼓勵的或者說如果它發生的話，你沒有必要去攻擊他，這是代表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從長期來講，因為金佰利在中國也有基金，我們在中國設立了全球關愛基金中國基金會，我們基金會主要的主旨就像剛才這位郭教授說的，就是關心中國民情，到底我們救助的物件是不是最有力地能夠體現出我們金佰利公司在全球慈善救助項目所擅長的項目，第二就是說我們有嚴格的監管機制，每年要對這些基金也好進行評估和審計。所以我覺得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為公眾，為了我們企業社會責任做的更好，所做的事情，就是透明、監督，讓大家來關注，是不是承諾、幫助這些基金真正發揮它的最大作用，如果可以的話給它們一些更好的建議，讓它們能夠做的更好。
曹雪森：我很贊同鐘老師講的，就是對公益基金你的捐贈過程、建立過程和執行過程當中科學化、規範化的這麼一個問題，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可能不會或者比較少的再出現剛才談論的，就是出現這種爭議，我覺得在這方面不是光捐了，更重要的是後期的一些管理和使用當中的問題，我覺得也是希望大家更多地關注這些。在這方面提出更好的建議。
郭毅：企業社會責任現在中國興起是新興現象，其中還有很多需要公眾進一步的認識和深化的過程，企業家和企業這種社會責任的資源和投入、行動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對於這些做的好事的孩子，應該珍惜，要鼓勵，別傷了他們的心，所以很多企業建立社會責任方面的基金，還有進行這方面的社會責任行動選擇，在中國目前來講是一個新興的現象。但是如何進行進一步引導和規範，這是企業需要做的事情，同時也是民眾要對這個行動和基金管理使用方法進行一個認識和再認識的過程。
比如說我們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香港李嘉誠基金會在我們大陸內部建立投資建立了汕頭大學，同時也創辦了其他一些公益活動，比如幫助殘疾人之類的，跟中國殘聯合作，它的管理機制，李嘉誠管理基金管理機制就相當規範，有專門的管理機制，同時也有它的可持續性的安排。還有一個例子，去年汶川地震期間我們發生了一個事情，就是王石捐贈門事件，這個事件就反應出我們民眾對企業社會責任慈善基金管理的理解的不到位。他把這種基金當成是企業家個人的行動，實際上因為萬科集團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會員企業，據我所知他們企業社會責任做的很好的，在反腐敗領域其他領域我們認為做的是不錯的，但慈善基金治理不是王石個人說的算的，萬科集團其實每年都有一千萬的社會責任基金，但是2008年年初由於雪災已經劃撥出去了八百萬，剩下二百萬，所以從規範來講，沒有經過董事會審核，可供操作的只有這二百萬基金，所以才引起了這個誤解問題。社會責任的公益事業還有基金事業的發展還是需要企業的一種資訊披露，同時也需要民眾對這個公司治理，特別是規範大型公司的社會責任基金嵌入公司治理過程有一個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主持人：剛才郭老師提到，還是對這種慈善行為進行正向引導，只是在規範上做的更規範一些。這個研究報告，現在可能還是片面解讀，國企比民企、外企社會責任更好一些。現在想問幾位元嘉賓，我們之前在網路上搞了一天的小調查，“您認為國企、民企、外企哪個更有社會責任”，有一千多位網友參加了這個調查，49%認為央企更有社會責任感。這是我們片面的一個小調查，接下去我們還要調查。我們片面理解，從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角度還有五百億這個門檻來討論央企的責任報告，我們按照社會性質劃分，國企、民企、外企，是不是可以這麼來比較呢？
鐘宏武：我覺得企業如果要橫向比較的話，一些共同責任才可以比較。我認為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是可以橫向比較的，如果僅從這兩個角度來說的話，民企、外企和國企，整體面的誰好誰壞，目前我無法做出判斷。這次我們研究出來以後也是受到社會爭議，我們根據大家的建議已經在做研究樣本的調整，我們現在準備選出相應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對他們進行一次社會責任感覺和資訊披露的評價，由此來做出一個可執信的比較結果。確確實實由於一百強的規模門檻限制，民企只有十多家，外資企業只有3家，尤其外資企業代表現在不夠，這一點也是我們研究需要改善的地方。這裏我想強調一個，剛才我們一直在談資訊披露，另外一塊其實我希望這次研究能夠帶動大家一起去探討和分析的，就是責任管理。我們中國企業長期以來對於社會責任做是一直沒問題，我們其實在做很多事情，可能水準標準跟國際還有一些差異。
主持人：需要像民生銀行或者金佰利這樣有一個專門的部門負責。
鐘宏武：對，我們得有一個明確的理念，有價值觀和方向，用民生銀行來講就是融入管理機制之中，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們這一點常常是中國現在在一百強來看，大部分企業沒有意識到，忘了這個事。
主持人：沒有責任管理就沒有部門，就沒有長期堅持下去，隨機性。
鐘宏武：無法固化。我為什麼說這次評價很有價值，國家電網公司在2006年得了零分後，領導就非常重視，認為不對了、就改進。發現和國際行為有很大差異、不接軌，我們就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確確實實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另外一家電網公司，2006年也是發了一份社會責任報告，領導一看，批示“很好”，從此他們工作就停滯下來了。
主持人：就是說責任管理還要落實一個部門來做這個事情。
鐘宏武：不只是部門，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責任管理在我們這裏面有三十多項，很複雜。比如指標體系，社會責任指標體系，社會責任指標考核，分解下來都是上百個指標，落到KPI當中，對一般管理人員來說是很大的壓力。不是簡單的工作，有很多事要做，包括社會責任風險管理，你有沒有梳理過業務全流程，哪些會產生環境應該，會社會效應，有沒有對它進行監控、評估、管理，這些都是很花錢的事情。
主持人：說白了，不管是民企、央企還是外企，都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鐘宏武：對，能夠從資訊披露和責任管理兩個方面，去提更多的建議，彌補我們這個小團隊思考的不足，更多地推動我們企業重視這件事情。因為我們社會責任，不是說2006年我們寫了一個報告就很好，然後永遠停留在很好的階段，其實一點都不好，實際結果很差。
佟梅：其實剛才兩位專家都談到這個階段性的問題。尤其跨國公司，大部分都是來自經歷了兩百年的工業革命，有百多年的公司歷史的，尤其在中國比較有知名度的跨國公司幾乎都是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那種傳統的公司。他們眼裏，跨國公司的共識，企業社會責任是它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是積極管理。認為這個企業如果積極管理企業社會責任，那麼它的管理能力、經營能力，包括得到員工的認同，企業凝聚力都因此得到了提升。所以這個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跟純粹的給予好像還是不一樣。
主持人：是不是發達國家跟我們差異在這裏。
佟梅：我覺得是一個階段性，如果用一個大趨勢去看的話。今天也是這樣，世界五百強企業很多都是我們中國的企業，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角度來講，未來大趨勢來講，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會變成國際性公司。今天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者這個資訊披露還有以後企業責任的管理，就變成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就是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或者世界級領導者、商業領導者、商業領袖所必須具備的一個管理能力。
主持人：說白了，要走出全球必須要有這個意識。
佟梅：也是增加國際競爭力的一個特別需要的環節。中國私有經濟的發展是舉目共睹的，尤其是這種個人，民營經濟的發展，企業社會責任這個課題對他們來說相對比較新，因為畢竟從資源上，相對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可能都不一樣，但社會責任這個理念的推動，贏得他們的認同感，邀請他們積極地參與，鼓勵他們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曹雪森：我覺得這個話題很大，尤其是剛才談到這三個行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情況。我覺得如果完美的話，當然是國企、民企能夠在各自的行業裏邊，各自的標準下去執行。但是，我們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現在處在起步階段，各個企業都處在一個初始的嘗試階段，這種狀態下我們應該對所有能夠推動這件事，能夠鼓勵這件事向前發展的各種聲音，各種方法給予積極的肯定。不要過早地去評價它合適不合適。
主持人：不要過早下結論。
曹雪森：對，對還是不對。
主持人：嘗試階段允許錯誤。
曹雪森：這件事出來了，我們解決了從無都有的過程，有就比沒有強。
主持人：做就比不做強。
曹雪森：對，做就比不做強。既然有了，剛才鐘老師也說了這個報告也好，標準也好，引出了爭議，這就是有了以後的結果。
主持人：進步的表現。
曹雪森：這就是有了以後的表現。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可能有很多人還不太重視。
主持人：像中國足球，懶得罵你了就麻煩了。
曹雪森：對，剛才鐘老師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家企業一開始是零分，恰恰就是因為這個零分促使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起到了飛速發展的這麼一個階段。剛才大家都談到，只要對這件事是有利的，能夠積極推動它的聲音也好，方法也好，大家都應該積極的去適應它，或者推進它，站在樣積極的角度，引導的角度去討論，我是這麼看的。
主持人：正向來引導。我們這次也是郭老師他們這個同盟的會員，郭老師您可以談一下這個，因為這個很難比較的。您是專門的研究學者。
郭毅：剛才我非常同意各位的看法，企業社會責任現在引起社會比較大的關注。這個對中國來講，對中國企業和中國整個社會進步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因為企業是整個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經濟主體。在傳統意義上，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人們也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是現階段為什麼說像央企，像很多大型跨國公司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呢？現階段恰恰就在於，特別是企業規模的發展，人們感覺到企業不僅僅是經濟主體，隨著規模化的發展，它產生的社會性影響越來越明顯，影響到企業生產經營和行為，影響到環境，影響到社會就業，這個和企業原來單一對企業的理解在最大化利潤目標引導下為股東利潤服務，這樣一種功能機制有很大的不同。
實際上企業現在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單位，更主要是一個社會單位，所以它自然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注。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才由此產生。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現在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對我們現階段來講是非常有意義，同時也是非常急迫的問題。
我們剛才談到了社會責任管理問題，這個實際上是企業社會責任深度發展的一個必須。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本土企業，像民生銀行、金佰利以及剛才談過的國家電網都成立了自己專門的社會責任部門，跟財務部、人力資源部等是相同或者同等級別的權利職能。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說企業社會責任納入了規範化，像佟總所說的，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剛才講企業是社會的企業，企業跟之間實際上是互動的，當一個社會在構築和諧社會的時候，或者社會在積極的致力於發展低碳經濟的時候，它實際上已經為企業的發展構設了這樣一個制度環境。企業是適者生存，如果在這樣一種社會制度，社會文化範圍內，或者社會意識範圍內，你仍然是高碳排放量，仍然是一個不尊重員工的，仍然是大量浪費資源的企業，那麼你就不會得到這個社會制度的認可，也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可，利益相關者的認可，那麼你企業就會因此喪失核心競爭力，最終走向衰亡。如果尊重了這個方面，實際上企業也為自己培養出自己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的產品，避免一些危機，比如像三鹿事件。
主持人：缺乏社會責任感，所以導致企業倒掉。
郭毅：對，如果在可持續供應鏈上發現了這個問題。
鐘宏武：透明度。
主持人：資訊披露。
郭毅：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話，在供應鏈上建立起完整的社會責任的審核體系的話，或許說社會責任就是成為一種規避企業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政府雷聲大雨點小，不敢拿實惠給企業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其實剛才大家多多少少已經談到了。企業做社會責任，我瞭解都是不圖社會回報的。一開始的時候，郭老師提到了，廣東一家企業做企業社會責任，沒想到經濟收益很大。但企業做社會責任管理是不是某種程度上還得到了無形的回報，同時我們這個社會和政府該如何引導企業去做社會責任？
鐘宏武：我覺得企業做社會責任，如果能獲得回報我為他喝彩。因為這個叫戰略性社會責任，一個人如果能夠把利己和利他的事情都能結合起來，那麼第一個對誰都沒有害處，都是雙贏。第二個這樣才能持續。如果有一項工作對社會有用，對企業有害，我相信一次兩次可以，一年兩年可以，很快堅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個雙贏的模式，就是要讓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得到社會、消費者、政府的支援，就是要給予它傾斜和資源。
第二個問題，政府、社會和媒體，公眾怎麼來推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值得研究。我們剛剛做了一個政府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專項研究，國外對這個工作大致就是三個方面：政府起到了規制者、推進者和監督者的作用。規制者就是建立遊戲規則，比如資訊披露，凡是大公司都得給我發社會責任報告，要接受社會進度和檢察；推進者，企業社會責任做的不錯的，我給它發獎。比如說英國有一個女王獎，專門發給社會責任做的比較好的企業。另外一個政府優先採購，你只要社會責任做的不錯，評價很高，我優先採購你的產品，這些都是實打實的給予一些激勵。第三個方面就是監督者，我們政府原來是你做的不好就打板子，就得罰款，遊街示眾就比較過分了，要有很嚴厲的處罰措施。
我覺得我們國家與之相比，政府在規制方面還是比較滯後的，推進我們總有一些雷聲大雨點小，不敢拿點實惠給企業。
主持人：給做好事的企業來真實惠。
鐘宏武：對，就是這個意思，不要讓好心人寒了心。你這樣弄，弄了半天，大家就急了。關於媒體，現在對於企業的媒體監督比以前強化多了，對社會也在進步。但我覺得我們由於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人民可能還有很多方面的問題，但我們常常把這些社會問題歸結於企業身上，我覺得這個不一定是理性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收入分配、高工資等等，我覺得大家冷靜地想一想這些東西的本質和根源是什麼，是不是要企業來承擔，你用這種價值判斷。
主持人：媒體要正確引導一下。
鐘宏武：對，這個是大家一起思考的問題。我們研究機構也有責任，我認為我們的這一次研究就算有很多人罵我，但我依然認為它盡到了它的責任。我希望大家更多的關注這個問題，更多地批評我們。
主持人：多看看這本藍皮書。
鐘宏武：我再簡單地回顧我們做這個書的基本原則和邏輯。理想的社會責任評價是要從社會責任的管理、資訊披露和績效三個方面入手，但是由於中國現在社會責任資訊披露非常落後，我們沒有辦法做出績效評價，所以我們現階段，第一階段的評價橫向就是管理和資訊披露，等大家把資訊披露都做的比較完整了，我們就可以像道鐘斯可持續發展指數那樣做橫向比較。因為我們現在一大半的企業都沒社會責任報告，而且報告寫的也是千奇百怪，百花齊放，少則八頁紙，五頁紙，多的可能八十頁，一百頁也能寫出來，這種東西，它的績效評價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第二個，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拿我們指數來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的真實表現是什麼，我們還是想強調這是一個管理指數和資訊披露指數。當然，它們跟績效有直接的相關關係，但是這個指數不是說你得零分，你就什麼都沒做，只能證明你的社會責任理念還沒有開始。而不是說你社會責任實踐這個領域。
佟梅：回到剛才的話題，金佰利公司把經濟的，人文的和環境的共贏、和諧、可持續。
主持人：這些年你們做了這麼多社會活動，得到回報了嗎？
佟梅：我認為肯定是得到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它作為一個世界五百強企業，能夠在全球150多個國家有運營，其中超過80%的國家的品牌市場佔有率都是屬於第一或者第二。
主持人：美譽度，不可用金錢來衡量。
佟梅：我不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它唯一的能夠取得這個市場或者行業領導者地位的因素，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今天我們講一個企業它可能擁有一個產品品牌，但這個是不足以讓它成為行業的領導者，它之所以成為行業領導者，是因為它有一個社會品牌，就是說能夠被消費者和所有的企業涉及的方方面面，得到一個廣泛的認同，這個認同感我覺得有幾個前提條件。第一金佰利不是一夜之間，一夜成名的公司，所以當時你問我說有沒有公司可能通過公益事業來獲利，我覺得最主要是說你的本意什麼，是說從今天開始不斷地有效的可持續的去執行我的企業社會公民責任，還是為了一夜成名，我覺得這是有根本的不同。
主持人：看你出發點是做什麼。
佟梅：對，我們應該鼓勵這樣的行為，至少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我認為未來金佰利公司還會持續更有力或者更持續地做企業社會責任，因為我們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我們消費者他有了更大的能力，有更好的能力，有這個知情權，因為網路社會的發展，資訊要求我們企業要做的更好。第二點，金佰利公司的業務在中國，我認為在未來也會有更好的更飛速的發展，這個發展是要靠贏得我們消費者和贏得我們企業社會品牌的形象，這個過程來實現。
今年8月，上交所有了專門社會責任指數
曹雪森：我感覺對於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於企業發展的影響，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這一點，就是我們現在有一些企業把社會責任報告叫可持續發展報告。有關社會責任的部門叫可持續發展部門。從“可持續發展”這幾個字就可以看出，就是長期的，一個是長期的對社會履行，同時也是企業自身長期經營發展的一個不斷的追求目標，你在不斷履行，不斷追求過程中，不斷對社會做出的貢獻中，自然會給企業得來很好的口碑和社會的美譽度。最終會讓你的客戶，你的合作者會認可你，在得到客戶和社會認可下自然就會給企業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因為在社會責任報告裏面就有一個標準叫經濟績效，就是要回顧一年以來你這個企業的經營狀況，你對社會，你對股東，你對你的員工，你對你的客戶，你給他們所帶來的一些內容。這是我想談的第一點。
第二點，至於政府在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沒有，咱們就講一件事，從今年8月份開始上交所專門有了社會責任指數，通過證券交易系統可以看到這個指數的，8月份已經有了，這個社會責任指數選擇了在上交所上市的一百家企業作為社會責任指數的樣本企業。
主持人：好現象。
曹雪森：用這一百家企業的股價變動來構成社會責任指數每天的變化。我覺得這就是政府在社會責任，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所做出的有力的這種…
主持人：鐘老師說的，給點實惠。
曹雪森：對，也沒有問題，在規範和管理當中所做的很有力，很明顯的一步。
主持人：政府應該更多地給點實惠，變相的，不是很直接的。（笑）謝謝。
郭毅：我現在感覺到我們在企業社會責任理念上，認識是越來越趨同。像剛才曹總和鐘博士所談的兩件事情，曹總講到的社會責任投資指數，在上交所，鐘博士談到的政府監督、引導，政府在企業社會引導過程中的作用，實際上現在很多政府機構部門，NGO組織，比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還有一些相關的社會責任從事研究的機構，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是這樣一個特點，從原來政府什麼都管，計劃經濟時代，現在變成了有限政府，還以企業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那麼企業變成主體了，企業幹什麼，我有了自主權我幹什麼，這由我決定，這個幹好事還是幹壞事就至關重要。所以這時候需要我們用企業社會責任加以引導。
中國和歐洲企業社會責任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就是政府引導起到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政府告訴企業，哪些是政府部門應該承擔的政府的責任，同時有些行為是政府不能做，不願意做，或者沒有能力做的，這個可能就要由企業來做，但是政府可能需要引導企業來做，也就是鐘博士剛才談到的專案引導、過程監督和後面的績效評價等等這些過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在下個月，在上海會發佈兩個指數，一個就是曹總所講的，50指數，跟曹總講的是一個類似社會責任指數的50指數。
郭毅：對。還有一個是我在主持的叫做城市和諧競爭力指數。就是城市裏頭的政府行政管理機構，比如品質監督部門還有其他的一些像環保部門，如何通過社會責任的整體規劃來激發這個城市當地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我覺得在中國推行企業社會責任過程之中，政府的行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夠起到積極了引導或者說過程監督和最後的績效評價，對整個企業社會責任，區域性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良性、可持續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有幾個例子，比如山東的煙臺，我跟鐘博士都有去考察過，還有深圳、常州。
主持人：政府要加強引導。
郭毅：引導，然後過程監督，到後面，如果你真的做的好的話，我還要給你表揚，給公司進行績效評估，做的不好我告訴你哪里不好，哪個地方是我需要的，需要你做的沒有做的，也告訴企業。
主持人：謝謝。我們今天用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中國企業包括世界企業之間，社會責任之間的差異，以及我們需不需要一個標準，同時推動社會責任我們該怎麼做，政府、企業，包括我們每個公民自己。十分感謝四位嘉賓來到《中國觀察》節目，謝謝你們。
導語： 企業向左？責任向右？
企業逐利本質與其社會責任是天生不可調和？還是兩者榮辱與共、共進共退？上周，社會現實對這一命題再次提出考驗。10月18日，社科院發佈研究報告，稱央企社會責任指數遠遠領先於民企和外企。此言一出，在社會上引起了爭議。
為此，《中國觀察》邀請了社科院報告起草者之一鐘宏武、金佰利公司佟梅，民生銀行曹雪森以及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顧問郭毅，一同討論有關這場爭論的是是非非。
關於社科院的報告，上榜的有責任的企業幾乎都是央企，沒有被社會普遍接受。鐘宏武解釋說，按照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和信心披露兩大標準進行排列，同時將企業年銷售額500億作為門檻。其實，社科院報告引起爭議的焦點，恰恰是這樣的標準是否客觀和公正。
企業社會責任，在全球是否有統一的標準？而國際上又是怎樣的標準？做客《中國觀察》的嘉賓，意見不一。作為外資企業的代表佟梅，這樣描述中外企業社會責任的區別，“大型國有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只會優先考慮政府關注的民生問題，而跨國公司則會根據自己業務專長領域進行企業社會行動。”“國際上一般以行業內進行社會責任比較，而不是按照企業性質進行比較”。
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進入新世紀後，才在中國大規模起步，處於“嬰兒期”。郭毅針對目前企業責任標準模糊不清的現狀開出了自己的良方，“中國當前需要在原則上建立差異的社會責任標準。”
民生銀行的曹雪森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個自覺行為”而不是其他。
以下為訪談實錄：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這裏是騰訊新聞《中國觀察》節目，這兩天有一個話題特別熱並有爭議。一條是中國社科院出了一個報告，叫《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09》。還有另一條新聞是，福建首富捐了80億建慈善基金，也引起了爭議。為什麼做好事，還要引起一些非議呢，我們今天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今天，我們這個討論陣容十分強大，我給大家介紹一下。分別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鐘宏武博士，鐘老師您好。同時，我再補充一下，鐘老師就是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09》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第二位是金佰利中國有限公司企業發展戰略項目總監佟梅；第三位是中國民生銀行品牌管理部社會中心主任曹雪森曹主任；第四位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盟特邀專家郭毅。
這兩條新聞大的歸類可以說就是社會責任，同時引起了社會很大關注和爭議。對鐘老師這個報告，有人說，為什麼央企排名會在民企前面。對陳發樹的建立的基金，有些評論說有避稅的嫌疑。我想請問一下四位嘉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些認識上的分歧？
媒體片面理解社科院報告導致以訛傳訛
鐘宏武：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各位網友。因為這段時間對我們的報告有很多爭議，我也一直想利用機會認真解釋我們的報告；第二也希望通過這次解釋，引導社會朝著我們認為應該討論的方向去討論，使社會責任工作能更快更好的發展。
首先我先說說自己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這個報告會引起爭議。我覺得原因有三：第一個是客觀原因，我們這個報告發佈了，但是書買不到。今天我們書才投放到北京的新華書店，其他地方都買不到。所以很多同志在討論我們報告的時候，並沒有看到原文是什麼。大家都不知道書裏面寫的是什麼，然後就根據評論進行再次評論，導致以訛傳訛的東西很多。
主持人：認識不全面？
鐘宏武：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2009》指出了研究範圍，但是在新聞發佈的時候，可能媒體只摘取了我們的結論部分，並沒有限制我們指向的內容是什麼。我們這份指數它研究的是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兩個內容：我們一般認為評價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好壞，是否履行社會責任有三個方面的原則，第一個社會責任的管理。你是不是有相關的理念、有相關的戰略，有相應的組織體系，在人力資源、採購各個方面能不能把這些社會責任的觀念落實下去，我們叫做社會責任管理；第二個是社會責任資訊的披露。我們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我們研究的物件是中國一百強，什麼概念呢？最小的企業年銷售收入都在500億以上，這些企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至為重大。我們認為它在賺取利潤的同時，肯定對社會和環境有相應的影響，希望企業透明、給社會予以說明。
第三方面才是社會責任的績效，就是我們網上經常討論的你捐了過多少錢，給員工多少工資，這個環境污染有多少。我們這個指數只研究前面兩項，所以說“我們今年的發展指數2009”，其實正確解讀應該是“社會責任管理指數和資訊披露指數2009”。而一般讀者可能沒有機會把這個全文看到，媒體朋友可能覺得這個過於冷藏。認為我們好像是對企業的實際績效來評價，可能導致認為國有企業或者中央企業佔有很豐富的資源、捐錢，慷他人之慨，對社會不公平。而民營企業相對而言在更為競爭的環境下生存、更為困難，這樣同一種績效標準是不是合理。我這裏強調一下，我們研究的是責任管理和責任資訊披露，這兩個責任對於所有企業來說都是共同責任，具有跨企業性質的通用性。就意味著無論是我們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需要強化社會責任理念，都需要披露社會責任資訊。我認為這一點是沒有差別的，所以我們的研究指數是可以橫向比較的。
主持人：您認為最糟糕的是這個書沒有同時發佈。
鐘宏武：對。大家沒有讀到，然後就誤解了。第三個原因，如果我們這個結論掐頭去尾只看最後結論。會是這樣五個結論：第一個社會責任整體水準偏低，大家沒有質疑；第二中央企業好像在所有企業性質中最好，比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指數都要高，由於大家都不瞭解我們指數的內涵，這個自然而然的就指向於是指中央企業社會責任的績效比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高，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也不知道怎麼辦，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結論本身不是我們得出的，是因為前面都被去掉了，所有隱含、假題都沒有了。
主持人：過程去掉了。
鐘宏武：對，直接論出來了。
主持人：央企到底是不是最好，我們一會兒可以再討論。您在解釋第三點，一共說五點，還有什麼？
鐘宏武：第三個企業社會責任存在著行業的差異，電力行業和電網行業社會責任指數最高。第四個是規模越大社會責任指數越高。
主持人：第五個就是銷售額嗎？
鐘宏武：不是，規模就是指銷售額。
主持人：您這個報告需要全面來解讀。
鐘宏武：第五個觀點，這個觀點很少有人報導，我們認為中國是社會責任的實踐領先於社會責任的管理。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做的很好，做的很多，但是我們溝通的很少，說的很少。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只做不說是傻把式。
中國社會企業責任到現在才三年，外企已有百年歷史
主持人：就是說中國做的多，說的少。佟總一直在外企工作，我知道金佰利在1983年開始被《財富》雜誌評為最受尊敬的企業？
佟梅：對，是。
主持人：您談一下這個話題，為什麼社科院的報告在社會上，會有這麼大的爭議？
佟梅：我記得2006年1月1日中國發佈新的《公司法》，首先第一次把公司要負有社會責任作為《公司法》的法條。當時有許多學都說，這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元年。所以中國的社會企業責任應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才三年的時間。
金佰利是1872年成立的公司，到今年已經有137年的歷史。公司1872年成立之初，有四個治理公司的原則，其中的幾個原則我們把它認為是公司的一個創業之本。分別是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當時沒有用這幾個字來說明，但說了這麼幾個事情。首先，公司的發展一定要依賴我們的消費者和客戶，只有我們提供最好、能力之內提供的最好的產品，才能夠贏得這個公司業務的持續發展。
第二是要平等公平的對待員工，讓他們在工作中有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這是1872年我們公司提出來的。第三絕不提供超過市場和客戶需求的產品，就是我們的產能一定要符合這個市場需求。
為什麼要提出這一點，就是不要浪費資源，不要過多的生產市場本身並不需求的產品。這個可持續發展原則，我覺得如果從今天來看，可能是最根本的企業社會責任。從經濟上、人文上和環境上，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觀。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角度來看，可能在很多國內受眾眼裏面，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以慈善捐贈為主的一個客觀的評估標準，所以這裏面的偏差可能也是來自于一個文化上的區別。
主持人：或者可能像您剛才說的，我們時間還短，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才3年，從這個角度來說還是一個“孩子”，允許有偏差。
佟梅：是。
主持人：金佰利從1872年開始，建立就有了最初社會責任的定位。而民生銀行這次也上了企業社會責任百強榜，同時胡潤公佈的中國企業2009慈善榜，民生銀行也在上面。從一個金融企業的角度來說，你怎麼看待剛才二位都說的這個問題。
曹雪森：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有爭議是一件好事，證明社會各界都在關注這一點。如果這件事沒有人關心、沒有爭議，我們可想而知現在的企業公民將是一個什麼狀態。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企業經營現在都在進步。同時，這種爭議我想會更加的促使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會更加朝著規範化、標準化、全面化、自覺化的這幾個方向去發展。
產生觀點上的分歧也是正常的
主持人：郭老師，您是一個研究者。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偏差，您從研究的角度看一下這個問題。
郭毅：首先，鐘宏武博士做的這個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導向是，揭示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我恰恰也是覺得這個方面，對當前推動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為什麼要做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指數這個東西呢？其實就是要發揮社會責任報告和發展指數，對整個社會企業發展的社會責任方面的一種導向和規範作用，讓企業知道它的目標在哪里。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呢？剛才曹總也說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人們對這個事情關注比較多了，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也就說明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面有分歧。
這個分歧的產生是是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情況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中國是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市場化的發展過程，而社會責任問題的提出來實際上是針對市場化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在市場化三十多年的時間內，把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社會問題集中地展現出來。我們具有低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也有高層次的社會責任比較複雜的責任問題。
低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如誠信經營、依法納稅，這個問題在很多企業沒有得到重視和解決，比如環境問題、污染問題。高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比如慈善捐贈和社會公益投入等等。不同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在中國這個社會是交織在一起的。這個是問題不同，同時在中國轉型經濟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企業多元化，既有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這些企業身份背景不同，履行責任的資源和能力也不相同。所以這個問題上問題多元，而解決問題的主體物件也是多元的，所以產生觀點上的分歧也是正常的。
全球統一的社會責任標準出臺時間已推延三次
主持人：剛才幾位嘉賓的意見我大體知道，就是說現在企業社會責任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者說需不需要一個標準，這是我們作為第二大問題拋出來。比如胡潤榜企業社會責任的評選標準是從捐贈、公益捐贈、就業人數、納稅、環保等等很多方面提出來的。那麼企業社會責任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者大概的方向，來引導民眾正確認識這個問題？
鐘宏武：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比較尖銳。這裏面有幾個比較核心的意識：第一個世界上有沒有統一的社會責任標準；第二社會責任標準如果有的話，應該包括哪些內容。第三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指數2009和美好標準之間是什麼關係。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來說，社會責任標準是目前全世界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目前，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正在編寫ISO26000，這個就是社會責任的標準。但在編這個標準的時候，他們自己認為實際上不存在這樣一個標準。
主持人：ISO26000會出臺嗎？
鐘宏武：正在編寫過程中，出臺時間已經推遲三次了。
主持人：為什麼不能出臺？
鐘宏武：就是差異比較大，社會責任包括經濟、價值觀等等方面。
有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披露有問題
主持人：您同意有這個標準，還是不同意這個標準？
鐘宏武：我同意研究這個標準，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我覺得研究這個標準過程中，會產生人類共有的知識和財富，這也是為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指標體系打下了基礎。
我們這個指標體系是吸收國內外相關指數基礎上，進行一個綜合的相容並蓄，但是也有我們自己的內容。剛才你講到的胡潤榜評選的6個方面，在我們指標體系中只是6個指標，我們的內涵比它更為龐大，我們一共有少的指標有110個，多的有150個。
這個指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一個好的企業，想在我們指數上得到一個好的表現。你就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社會責任資訊披露工作要非常全面，各個方面的要求和指數都得有，不僅僅是捐贈等。還有就是管理，這是單獨拿出來的，社會責任用一位很著名的政治人物的話講，不是一項新的工作，而是一種新的方式來改進原有的工作。怎麼改進呢？我們就需要明確它的理念，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有一個專門的組織，甚至培訓。
目前，很遺憾的看到企業沒有。他說我們都在做啊，但是具體做什麼不知道。第三塊就是要平衡。你不能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有的企業資訊披露是有問題的，在對外發佈公開信息的時候只講自己的貢獻，不講自己的問題。
主持人：說好不說壞。
鐘宏武：對。比如我們經常說“這是一個完美企業”，這不是在表揚企業，這是在批評。完美企業？這不可能。包括財富的最佳企業，客觀講企業肯定存在著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企業都不願意說自己不好的，最後被媒體曝光，或者被政府部門審查。
所以在我們評價指標體系，要考慮到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我認為我們第一階段的研究的社會責任指數，跟中國社會責任的發展狀況也是初步的。但是我相信框架基本都是合理的，而且有很強的延展性。
主持人：要有這個標準，同時按照你說的三大點去推。
鐘宏武：我們為什麼說全球統一的標準沒有，但是我們應該有一個中國的標準，為什麼這麼講？我一直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的社會責任是一樣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標準。
主持人：國情不一樣，老百姓文化也不一樣。
鐘宏武：對，認識價值觀不同。
道鐘斯的評價指數更客觀
主持人：佟總您怎麼看？
佟梅：其實企業也是在變的，我們一百多年的公司，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自己企業責任的標準。我們公司以前不太參與社會責任的調查和榜單，但這個在5年前發生變化。我們從2003年開始，參加了美國道鐘斯可持續發展指數的評比，開始向公眾全披露所有的道鐘斯指數需要我們企業披露的所有資料。
道鐘斯指數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指數評估，可能跟鐘教授這邊的研究有一些類似，還是相對比較全面，應該是一個企業有14項各個方面的指數。有一個特別不一樣的地方，並沒有說這個是國有企業，因為美國情況不一樣，而是你這個企業所在的行業。比如金佰利公司是一個個人健康護理領域的行業，這個行業裏面指數是領先的還是不是領先的，因為沒法跟那些能源公司或者是其他行業的國家重點經濟支柱行業去比較，因為規模不一樣。但公司產品影響到每個消費者，所以它的指數是針對消費者的指數，這個評估我們覺得還是蠻有意義的。
主持人：其他標準跟鐘教授這邊差不多吧？
佟梅：道鐘斯指數經過多年的積累，所以指數的方方面面可能更全面。
我覺得在中國來說，有社科院這個指數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任何一個資料在一個點上，這個資料是對還是錯，可能意義沒那麼大。如果我們連續性地看這個點的趨勢，可能對所有管理者來說包括社會學研究工作者來說都更有意義。
我自己看到的跨國公司和國內大型國有企業之間的一些根本性不同，大型國有企業在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方針或者策略的時候，會依據國家特別是國家政府優先考慮的相關民生的問題。相比社會而言，他們優先會考慮政府的關注的問題，可能會作為他們首先關注的社會責任的活動主題。這跟我們國有企業性質應該說是相輔相成的。
而跨國公司，包括一些個人、私有經濟的一些公司。我們會發現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說，他們會根據自己業務所專長領域進行企業和社會行動。
我舉一個例子，不是金佰利的公司，是IBM的例子，它會用他們的技術作為他們公司責任的平臺，給你提供某些技術。讓沒有機會讀書的孩子們，可能通過這個遠端教育能夠上學。
主持人：從事他們比較擅長的事情。
佟梅：對，我覺得這是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私有經濟方面的差別。
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個自覺行為
主持人：佟總談到了國外跟國內區別，她是做行業比較。曹主任，民生銀行這幾年做得很好，也一直做很多事情，你們是怎麼樣的情況？
曹雪森：中國民生銀行我們自建行以來到今年是14個年頭了，我們經營時間不算是多早，但是我們在履行社會責任道路上面，我們民生銀行都做出的巨大的貢獻。民生銀行有一個經營理念，實際上大家在關注我們的品牌宣傳、廣告宣傳的時候可以能夠注意到一句話，叫“服務大眾，情系民生”，我覺得這八個字就能夠很充分地體現出作為民生銀行來講，在回饋社會，回報社會我們的一個態度和我們自身的一個行為標準。我想簡要地通過這麼六點來談一下作為民生銀行我們這13年來是怎麼做的。
首先第一，我們有一個樸實的責任理想，我們董文標董事長在會議上曾經講過一句話，“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對社會的承諾基於兩點，一個是有多大的能力，一個是有多少誠意”。民生銀行始終懷著一個源於社會，回饋社會的感恩之心，對公益的投入也是隨著我們銀行實力的增強，我們也是在不斷的增強。我們洪行長也講，民生銀行的社會責任不是為了慈善而慈善，為了公益而公益，也不是臨時擠出資金來搞公益活動，而是制度化、系統化、科學化的自覺行為。我們也是在我們董事長和洪行長整體的指導下，這幾年在教育、扶貧、抗震救災、科研、創業、就業、醫療、文化、藝術等這些重大領域做了很多工作。
第二，我想民生銀行的積極動力，回饋社會，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是我們對社會的感恩之心。我想我們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民生銀行這麼多年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也是在不斷的呼籲，呼籲目的來自於想呼籲更多的人，更多的企業，讓大家一同和民生銀行履行社會責任。一個企業在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呼籲更多的人一起來做。我覺得這也是履行社會責任之一。
第三就是我們民生銀行在誠信方面的追求，我們沒有做過公益的空口承諾，我們對一些貧困、教育、醫療、扶貧這些工作我們的關注都是講到就要做到。
第四是系統的責任機制。我們也是在董事會、行領導的關注下、重視下我們從去年開始，從08年開始第一個階段連續五年我們對外公開承諾，每年拿出稅前利潤的0.8%到1.2%，用這個資金我們專門成立了一個“民生銀行公益捐贈基金”。
主持人：我插一句話，現在很多網友質疑，我們國企捐這麼多錢到底有沒有通過董事會的同意？鐘教授您瞭解呢？
鐘宏武：肯定通過，而且非常規範。現在國有企業和中央企業捐贈已經現代化了，今年國家電網公司、中國移動都建立了自己的基金會，而且運作非常專業。
主持人：佟總，國外企業也是這樣子嗎？比如年初像民生銀行這樣有一個規定，拿出利潤的多少來做慈善事業？
佟梅：我們金佰利全球慈善基金會1970年成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將近40年的歷史，制度化是有。網友對於現代企業管理，特別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規範可能不是特別清楚。金佰利公司也很巧是一家華爾街上市的公司，我們在全球每年出財報的同時，也要出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主要內容是由全球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所有企業公民行為而做的一部分報告。這只是這個報告的一部分，它還包括比如我們在全球的將近40個國家，所有工廠的工作環境是不是安全，環境管理是不是符合當地的環境管理要求和金佰利全球國際的要求。
主持人：曹主任您繼續。
曹雪森：剛才談到我們的責任機制成立公益捐贈基金，每年這筆資金是比較大的，至少都是一個億以上。
第五就是我們特色的責任方向，我想剛才佟總也講到，每個企業的優勢和它所側重的方向都有各自的擅長，作為民生銀行來講，除了在經濟、社會、環境三個基本的面以外，從前年我們一直在致力於資助、扶持文化藝術領域，通過我們的扶持和資助來滿足當今民眾文化精神的需求，推動咱們文化繁榮的振興。
我們從07年開始連續十年我們捐贈炎黃藝術館，並且從去年開始一直到現在，炎黃藝術館都在定期的舉辦各種各樣的大規模的藝術展覽，而且對社會都是免費開放的，希望大家能夠去那裏感受一下那種文化和藝術的氛圍。
第六，就是我們全員的責任參與。我想作為一個企業，現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公民這個話題大家都談的非常多了。
你在面對社會的時候是一個企業的整體形象面對社會，履行社會責任的時候也是整體在履行社會責任，但是在企業內部，你的員工對這個概念，對這個詞他自身能理解多少，可能也是決定你的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這個已經是在我們整體管理機制中，我們洪行長在水行長會的時候就曾經提出，要把民生銀行企業社會責任滲透到銀行管理機制當中去，和績效體系中去。我們在這幾年當中都是按照這麼一套思路來去進行的。
主持人：看來民生銀行非常制度化。
曹雪森：我為什麼談到這六點呢，就回到主持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標準問題。從這六點來看好像我們沒有參照什麼標準。我一直在強調，社會責任是一個自覺行為，可能在這方面是一個企業的道德追求。你的道德準則，你從社會索取過程中你要為社會做些什麼，企業社會責任首要解決的是自覺。
主持人：自己願意做。
曹雪森：對，你要願意做，不願意做談不上執行什麼。在執行過程中，當然我們很希望現在能夠有一個標準，來去衡量我們履行的情況，或者能夠指引我們怎麼能夠更好的去為社會多做一些貢獻。
國企和私企社會責任標準應該有差異
主持人：郭老師，您認為這個需不需要標準？
郭毅：我認為當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要建立一種標準，但這種標準是原則性的。在中國當前階段，是在原則上建立也差異的社會責任標準，也就是說針對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或者說跨國公司還有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建立有差異性的社會責任標準。在國外，特別是一些歐洲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上面也好，理論研究也好，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和法律之間的區別。他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根本履行推動機制在於企業自願、自覺和自立。
我認為，社會責任的標準在中國現階段由於因為在轉型期，存在的問題很多，各種不同的企業所擁有的資源也不同。比如說剛才佟女士和曹總都談到，在跨國公司有跨國公司的這樣一種資源和本土企業有本土的資源，同時他們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社會責任在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和社會責任資源和社會責任的行動付出，在當前中國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珍貴的資源，這種資源應該給它用好，導向社會最需要的地方去。
中國和西方國家有不一樣的需求，所以如果建立一種標準，沒有建立具體國家區別，比如發展中國家，或者非洲國家，這個很有可能導致社會責任資源的浪費。比如不解決問題，或者不願意幹的，或者幹不了的，對於中國現階段來講需要建立一種有原則的，用我們國家領導人的話，前段時間胡錦濤主席在全球環境峰會上提到的“共同差別的責任”，還是有差別性，因為解決的前提是適合，只有適合才能有動力去完成。
社科院報告上的企業，最低門檻是年銷售額500億以上
主持人：剛才三位都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企業做社會責任就是要自覺，說白了就是心甘情願做這個事情。我們也是做了很多調查，為什麼社科院報告中社會責任百強企業國企會那麼多，民企或者外企少了一些，是他們不願意再，不願意向外公佈？
鐘宏武：我給主持人和朋友們再次解釋一下，我聽你問我這個問題特別恐慌，你也是屬於誤讀我們這個報告，。我們報告叫做中國一百強企業。這一百強是根據中國企業聯合會做的一個年度調查，他們每年都做的中國五百強。我們把排名前一百的企業拿出來做研究，這一百強的企業銷售收入占到中國GDP的54%，這些企業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他們在經濟、社會、環境，影響力、控制力和帶動力，我們對這些企業進行評價。要求兩點：第一點起到責任帶頭作用；第二點確實履行社會責任，減少對社會的負面影響。這個是一百強。由於是一百強，中國國有經濟特色就是在大企業中國有企業就是比重最多，我們上萬億的，都是國有、中央企業。所以自然而然一百強當中80%都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規模上不了那麼大，自然就進不了我們這種範疇，自然而然報告當中國有企業80%，民營企業將近20家，外企就3家。
主持人：有的企業可能會說我也有20億。
鐘宏武：我們的研究物件最少的都是500億，沒有20億的，500億責任和一萬億沒有太大的差異了。
主持人：社會責任是不是以資金、銷售額大小和捐贈額大小來衡量這個問題？像騰訊公司也在做，小企業可能會喊冤。
鐘宏武：我們篩選的樣本就是最大的企業，你（小企業）不用喊冤。他進來他就死定了，因為很小，一年20億的收入和一萬億的肯定有天壤之別。你很想進去？
具體金額無法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好壞
主持人：沒有很想進去，就是標準問題。
佟梅：我覺得企業社會責任是社會問題，無論是小企業，還是大企業，面對的跟社會的承諾是一致的。首先在營運過程中，我簡單地看了鐘老師的報告，是把生產安全、主動減排是放在前面的，這是一個企業運作的根本。無論您今年做了20億還是500億，那麼主動減排，鐘老師觀點我是同意的。如果你是龍頭企業，跟行長協會做一些培訓，雖然是同行，是競爭者，但這個環境是大家的。所以這個是共同的社會性話題，不知道民生銀行的曹老師怎麼看這個問題。
曹雪森：首先一點，我個人感覺不能用一個具體金額，來衡量你怎麼做這個事的好與壞。可能我們今後如果做的更完善一些的話，可能是分層面，分等級的去進行，500億的標準，和20億的標準。如果將來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我希望是這麼一個方式。當然500億和20億，他們能夠為社會做的力量，單從金額來說肯定是不一樣的，完全不能按照這種具體的數字去衡量。我感覺，比如說一個小型企業，它自覺地能夠在剛才佟總講的這種節能減排上，我每天少往河流裏少放一點污水，我少往空氣裏排放一點污染物，難道你不說它是在履行社會責任嗎?這個時候可能沒有一個具體的硬性資料來衡量它，這就是談到的企業道德問題，道德準則問題。
目前,大家可能達到一個共識，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現在剛剛開始，現在可能更多的能夠講到自覺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可能更多是來自于500強大型企業裏面，因為它們能力更強大一些。一些規模小的企業，可能現在針對這個概念還處在一個認識的過程中。我想，是不是先把這些能夠做的起來的企業，對它們進行一些指導。我覺得也行，也可以。我個人感覺，是不是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硬性說法來解釋這個問題。
主持人：郭老師，您怎麼看？特別是排行榜出來之後，央企還是比較多。剛才鐘老師已經解釋了，可能標準有一些高。
郭毅：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資源和能力是不同的，在國外理論界研究也是把大型公司制企業和中小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履行路徑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個板塊。我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做他們特邀專家，同盟企業有騰訊網、萬科集團、IBM、TCL，還有諾基亞，這些企業都有一定社會知名度和社會影響。所以他們加入的話，共同完成一個社會責任項目，他們能夠起到在社會推行領域中的標杆作用，能夠對其他企業有帶動和影響作用。在汶川大地震之前，萬科在汶川成立了一個住房援建專案，IBM、TCL和思科集團也在這個之中，發揮各自優勢的企業，這個實際上發揮了很大的影響。汶川地震中王老吉捐了10個億，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更有一個關注的是乞丐往捐獻桶裏面捐錢。小企業，中小企業在它的生產經營和活動範圍內也盡到了它應該盡的社會責任，這就是整個社會責任和諧共建的局面。
我還要說一點就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可能對這個問題的感覺更加明顯，因為跨國公司帶來社會責任的差異，企業社會責任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在社會文化基礎之上。比如說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一個會員企業，思科集團就成立了自己企業公民和多元文化的研究中心，專門研究中國國情特點和中國社會問題癥結所在的社會責任項目。對症下藥，思科在中國要做什麼，表達一個意思是企業所在規模大小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不同，他們產生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有差異的。
資訊披露是大企業首要責任，沒有這個就不要講責任
主持人：剛才郭老師也提到了，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分能力的排行可能更好一些？
鐘宏武：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議，我們排行其實已經考慮到了不同性質企業，在不同企業社會屬性的影響。我們已經做了行業分類，一百強裏面有19個行業，對每個行業提出了單獨的指標體系。規模還是那個假設，這些企業都很大，500億以上都具有向社會說明和強化社會管理的要求。我們認為是共同責任，所以沒有對規模進行調整。什麼意思呢？18歲以後就是成年了。18歲和50歲的好像都是有同樣的法律，18歲以下的有其他的說法。我覺得一百強企業不用考慮標準，最小的500億.500億什麼概念。如果要研究20萬、30萬中小企業的標準，但我們認為還是剛才曹主任講的，中國發展階段，應該是能力強者擔更大的責任，起著更大的引領作用。不能對小企業有更多的要求，因為資源不一樣。所以我們對大型企業，就是對18歲以上提出了統一的要求。
主持人：您這個報告某種程度讓大企業起一個引導作用？
鐘宏武：對。他們剛才都說社會責任是自願的，但是我想強調對於大型企業來講，很多事情不是你自願的，因為你大。企業合法性是社會賦予的，股東給企業出了錢，有理由、有義務，你回報一些財務報告。
主持人：你說大企業必須有這個責任。我記得2006年財富雜誌評出一個全球性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國家電網公司、中石油、中石化都上了榜，但在後面，幾乎是倒數第二名，或者是倒數第幾名，為什麼在我們這個報告裏面排在了前面？
鐘宏武：國家電網公司當年是64名，當年是倒數第一名，沒分，就它沒分，最慘。為什麼呢？因為財富雜誌使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標準，跟我們標準有點類似，但比我們更簡單，只在網上搜英文版的社會責任報告。國家電網報告寫了一個中文版的，人家說我看不見，所以就零分。
主持人：所以我們很多企業打零分？
鐘宏武：就給國家電網打了零分，但國家電網此後每一年排名都在以15名以上的速度攀升，現在55名左右。當年排名總體企業是64家，現在是100家，就是它的相對名次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想說什麼意思呢，我們這個評價和財富評價都有缺陷，我們不用證明它的好，也不用它來證明我們的錯。
主持人：就是搜索資料的問題。剛才提到一個問題，金佰利、民生銀行，包括我們這次做節目請了一些LG等著名的外資企業，他們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但很多企業表示我們做就可以了。
鐘宏武：我這次來做節目，我想跟網友溝通一句話，資訊披露是大企業首要責任，其他都不用談，沒有這個就不要講責任。我們做這個當中，100強企業，竟然有兩個來網站都沒有，就不要想企業的收入和年報了。上千億的企業，網站都沒有？都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這樣很危險，事後諸葛亮。
很多企業做了社會責任但沒有小紅花
主持人：企業做了社會責任，要不要公佈，我們要不要對外說？
鐘宏武：不說，社科院就是零分。
主持人：靠後。
鐘宏武：不是靠後，就是零分。我們現在零分的很多。
佟梅：因為我是做消費品公司的，跟很多中國的消費者，各個區域的消費者有過溝通。我們做過這種消費者喜好的調查：問他們，他們其實還是希望企業能夠披露的。從披露的形式來講，我覺得不同的階段，公司在發展不同階段可能有不同的披露形式。社科院也好，還有北大的一些研究者也好，前些日子召開過一個會議，它其中有一個內容是教給企業如何製作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我是支持一個企業去披露它的社會責任行為的。這樣做有兩個好處。剛才兩位教授都說了，如果你是一個行業的領導者的話，你有這樣的社會責任去引領你這個行業成為一個更具備企業社會責任，公民責任的這麼一個行業和一個行業的成員，一個主要成員。
另外一個，它的社會效應是很大的。當你有很多這種在行業裏面有足夠的大的影響力，在社會上有足夠大的影響力的企業去推動這個事情的話，社會資源和得到的關注度其實對我們整個企業社會責任這個項目，這個核心所追求的無論是和發展，文化藝術發展，還是我們引領的健康教育領域，其實還是希望在每一個你營運的大的環境，社會環境裏面，每個人都受到影響，這個影響可能是直接受益者，也可能是受到這種教育或者引領。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是需要持續的管理你企業社會公民責任的資訊來做的。鐘教授講過一句話我特別認同，就是你有企業社會責任同時也有管理能力，所以我覺得能夠系統地傳播你的企業社會責任，這件事本身是你對這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能力的一個披露。
主持人：曹老師。
曹雪森：我覺得作為社會責任的資訊披露，現在每年都有要求社會責任報告，這個社會責任報告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責任資訊披露的工具或者是一種手段，一種管道，所以我覺得現在不用再談社會責任資訊該不該披露的問題了。我剛才講了，民生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動力之一就是我們要對社會有一個呼籲，你要對社會有一個呼籲就要去講，就要把你做的一些事情和你的一些經驗以及感受講給別人。
主持人：就是你們作為呼籲者或者是帶動作用。
曹雪森：我們可能就是一個在呼籲，在傳播這個理念。一個企業在社會，你是一個很好的優秀企業，一個很好的企業公民，你能夠得到社會、得到公民認可，同時對你企業做企業社會責任有極大的好處。通過認可，同時回饋給你企業，使你企業經營壯大，會促使你將來有更大的力量回饋社會，這是良性的迴圈，這是很好的一種方法。
郭毅：我覺得做企業，做社會責任報告，或者向公眾公示自己行為，這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做的好事的小孩子都希望得到老師的表揚，給一朵小紅花。但是在中國，為什麼很多企業做了認可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事情沒有小紅花。
中國一些企業社會責任是倒逼出來的
主持人：有的還挨了一板子。
郭毅：對，而且有的企業沒有這種自覺意識。我覺得跟我們國家企業社會責任推行機制有關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為什麼在2004年以後出現了這種井噴的效應。這個名詞迅速在這片土地上被大家認可、認識、討論，中間很重要的原因。
我感覺到，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興起或者產生這種井噴效應，跟歐洲國家基於市場經濟成熟發展基礎上企業的這種自覺的社會責任行為，社會責任意識萌發不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講沒有達到自願自覺責任意識的高度。企業社會責任為什麼會推動起來，有些企業已經發展到高度意識階段，但是中國大多數企業是基於這樣的行動，一個中國企業是對外貿易型的，通過下游供應鏈，通過下游夥伴要求具有企業社會責任。比如我的產品賣到歐洲國家去，歐洲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很高，比如對勞工問題，環境問題，資源浪費等等，逼著這些企業認識這個問題，並開始行動。第二個方面，有些企業社會行動是屬於政府行為，政府要求它這樣做的，比如山東省、上海浦東、常州還有深圳，就是通過政府或者行業協會、NGO組織等等。
主持人：強制性的嗎？
郭毅：帶有一定的規範，如果沒有達到這個要求的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說資源審核、貸款或者說相類似這樣的一些行動，可能會給企業造成一些麻煩。這個也逼著企業開始認真研究並琢磨這個社會責任。
還有一種責任行為就是社會公民，就是消費者或者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責任的崛起。如果企業做的不好或者口碑比較差的話，消費者就抵制你的產品。因為企業對這種企業社會責任認識，是倒逼形的機制，所以導致很多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解不是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企業資訊披露，不知道這個披露到底是幹什麼。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看過很多很多社會責任報告，很多企業把自己賺錢以外的事項都寫入社會責任報告，其實社會責任報告有嚴格的規範。社科院這份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報告它的主旨是引導企業、要求企業進行規範的資訊披露，以資訊披露作為評判的標準和物件也是發揮了這樣一種作用。我覺得，從這個方面來講有很充足的社會意義。
不披露負面資訊是因為企業沒學會說
主持人：剛才提到要不要資訊披露的問題，因為通過以往案例來看，很多企業通過披露社會責任報告引來了一些非議，包括以前蒙牛的“老牛基金”，以及福耀玻璃和最近的陳發樹。一些私企，建立慈善基金之後，有的人認為是“做秀”，還有更加嚴厲的批評說是避稅。我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像郭老師說的，歐洲可能認識比較成熟。我們認識還有一些偏差，披露也不全面。一些企業，披露之後帶來一些負面效應。公民怎麼認識這個問題，以陳發樹的基金為例。
鐘宏武：這是兩個問題。陳發樹慈善基金和剛才講的資訊披露所帶來的所謂的麻煩是兩個概念。我先說這個資訊披露的事。我想系統的分析一下，為什麼企業不披露責任資訊，這裏面我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不想說，我認為這個事我做了就做了，中國長期以來做的好事不留名，我就不說。
另外一個原因，中國長期以來，特別是一些國有企業傳統上一直是把自己當成社會拯救者的地位。你們相信我，我不會幹壞事。就是這麼一個邏輯，我是共和國的長子、次子、三子，我怎麼可能毀了我的家呢。它是這種意識，認為不用講。但是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不是說你不想說，現在社會，我不會相信你的，除非你我向展示，向我說明，向我解釋。我能看到真實的績效表現，一個點我看不到，連續公佈多年就可以看到改善。一定要說出來，不想說是不對的，不想說就只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第三個是不敢說，剛才只是說了會帶來什麼問題，他不敢說，因為本身就有問題。
主持人：什麼問題呢？
鐘宏武：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在幫一家企業做社會責任報告的時候就出現一個統計，因為這項指標以前沒有，就是統計辦公用水，統計以後，發現下面有一家分支機搆，人均用水量竟然達到了一萬多升。
陳發樹基金現象，反應出中國三個特色
主持人：什麼原因？
鐘宏武：就是在開洗浴城，不然不可能用這麼多，就是管理混亂，以前不屬於管理指標，我們忽視掉了，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後來領導重視了，在搞什麼，是不是在開洗浴城，你們天天游泳也不會弄出這麼多水出來。確確實實影響相信我們有一些責任指標是不敢看的，是很可怕的。第三個不會說。
剛才郭毅講到的不會說是什麼呢，我們有時候會開一些社會責任報告編制的說明會，有些企業不知道，應該怎麼講。在中國有一個很普遍的認識，我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死人不能說，污染不能講，一講了就引起社會非議，其實這是不對的，這是典型的不會說。
用我們專業的來說是不平衡，你這個報告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我們認為這是完美的報告，其實是在罵這個企業，不可能的，明顯是資訊披露不完整。我們有很多技術問題、內容問題和規範問題我們都沒掌握。最後一塊就是說不清。你這個企業一下去，比如二氧化碳排放，這是很新的，你讓中國很多企業一搞二氧化碳，這個怎麼算，不知道，不是他很想說，而是沒有建立管理體系，現在很難。所以我們認為我們通過推動資訊披露，就是為了強化企業的這些工作，你應該管理這些指標，考慮這些問題，提高效率，降低對資源、人員的消耗。這是一個，就是為什麼不披露。你剛才說的只是一個小現象，就是披露會不會帶來負面問題，披露肯定會帶來負面問題，但與不披露相比它的負面作用更小。披露會帶來什麼，會推動你的改善，要麼就是做的問題，要麼就是說的問題，你來改善，大家給你提意見，比如大家給我們提意見，對我們研究也是很大的啟發。但你如果一直不說，那我覺得你這項工作，這個毛病，這個問題就永遠隱藏下去了，也許在一次危機中就會成為企業崩潰的原點。溝通、披露是大企業所要求的。
至於陳發樹基金現象，反應出中國三個特色。第一是中國人非常善於反思動機，特別是對做好事的人特別善於反思；第二是疑問，是不是在贖罪，他是不是在做秀？第三是不是陳發樹有什麼經濟上的考慮，去避稅。我捐了80億，逃10億幹嗎呢?這種想法非常不好，陰暗。我認為,應該積極為他捐贈基金的科學性、規範性提意見。而不是對別人的動機，想這個是不是壞人，出發點不要用壞人假設。這樣使更多民營企業家不敢做事情了，資訊披露就更不會做了。因為一披露他們就質疑我，算了，我還不如悄悄做一些好事，這樣會越來越不透明，越來越不規範。
真心地捐贈需要鼓勵，不需要攻擊
主持人：您剛才說應該給陳發樹做一些科學性的建議。
鐘宏武：因為我沒有細化地研究他這個基金怎麼做。比如基金的指向、管理，以及後面的評估，各個方面。民生銀行我認為有很豐富的經驗，他們確實做的一些嘗試，同行和專業機構都可以提意見，而不是質疑別人，你這筆錢是否有問題，我覺得這種想法對中國社會責任和公益事業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佟梅：從公益基金的角度來講，我認為慈善捐贈本身社會上有這種行為，我認為還是應該鼓勵的。我也更同意所有的慈善公益基金，都應該有責任的受到公眾監督，我的監督意義可能更現實一點，確實能夠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或者他希望能夠幫助的人，我覺得這個還是關鍵。說到稅務相關的問題，我想跟你分享一個小例子。我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他父母過世了，他繼承了一個房產，我們就去了，他牆上掛幾幅畫，有評估，其實這幾幅畫本身比這個房產的價值還要高幾倍，因為我的同學在讀書，國外有遺產稅，他是付不出來遺產稅這麼高額的現金，所以他當時就決定把這幾幅畫捐到了我們大學的藝術分校裏去，捐給這個學校，在當地是免稅的，這幾幅畫和房產後來都免稅。其實從這個角度來講，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從中國來的角度來講，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他是不是真心地想做這個捐贈事情，但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我覺得很明顯來講，這個對社會，整體的社會和社區來講是一個好事情，這個是根本。這個是一個需要鼓勵的或者說如果它發生的話，你沒有必要去攻擊他，這是代表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從長期來講，因為金佰利在中國也有基金，我們在中國設立了全球關愛基金中國基金會，我們基金會主要的主旨就像剛才這位郭教授說的，就是關心中國民情，到底我們救助的物件是不是最有力地能夠體現出我們金佰利公司在全球慈善救助項目所擅長的項目，第二就是說我們有嚴格的監管機制，每年要對這些基金也好進行評估和審計。所以我覺得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為公眾，為了我們企業社會責任做的更好，所做的事情，就是透明、監督，讓大家來關注，是不是承諾、幫助這些基金真正發揮它的最大作用，如果可以的話給它們一些更好的建議，讓它們能夠做的更好。
曹雪森：我很贊同鐘老師講的，就是對公益基金你的捐贈過程、建立過程和執行過程當中科學化、規範化的這麼一個問題，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可能不會或者比較少的再出現剛才談論的，就是出現這種爭議，我覺得在這方面不是光捐了，更重要的是後期的一些管理和使用當中的問題，我覺得也是希望大家更多地關注這些。在這方面提出更好的建議。
郭毅：企業社會責任現在中國興起是新興現象，其中還有很多需要公眾進一步的認識和深化的過程，企業家和企業這種社會責任的資源和投入、行動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對於這些做的好事的孩子，應該珍惜，要鼓勵，別傷了他們的心，所以很多企業建立社會責任方面的基金，還有進行這方面的社會責任行動選擇，在中國目前來講是一個新興的現象。但是如何進行進一步引導和規範，這是企業需要做的事情，同時也是民眾要對這個行動和基金管理使用方法進行一個認識和再認識的過程。
比如說我們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香港李嘉誠基金會在我們大陸內部建立投資建立了汕頭大學，同時也創辦了其他一些公益活動，比如幫助殘疾人之類的，跟中國殘聯合作，它的管理機制，李嘉誠管理基金管理機制就相當規範，有專門的管理機制，同時也有它的可持續性的安排。還有一個例子，去年汶川地震期間我們發生了一個事情，就是王石捐贈門事件，這個事件就反應出我們民眾對企業社會責任慈善基金管理的理解的不到位。他把這種基金當成是企業家個人的行動，實際上因為萬科集團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會員企業，據我所知他們企業社會責任做的很好的，在反腐敗領域其他領域我們認為做的是不錯的，但慈善基金治理不是王石個人說的算的，萬科集團其實每年都有一千萬的社會責任基金，但是2008年年初由於雪災已經劃撥出去了八百萬，剩下二百萬，所以從規範來講，沒有經過董事會審核，可供操作的只有這二百萬基金，所以才引起了這個誤解問題。社會責任的公益事業還有基金事業的發展還是需要企業的一種資訊披露，同時也需要民眾對這個公司治理，特別是規範大型公司的社會責任基金嵌入公司治理過程有一個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主持人：剛才郭老師提到，還是對這種慈善行為進行正向引導，只是在規範上做的更規範一些。這個研究報告，現在可能還是片面解讀，國企比民企、外企社會責任更好一些。現在想問幾位元嘉賓，我們之前在網路上搞了一天的小調查，“您認為國企、民企、外企哪個更有社會責任”，有一千多位網友參加了這個調查，49%認為央企更有社會責任感。這是我們片面的一個小調查，接下去我們還要調查。我們片面理解，從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角度還有五百億這個門檻來討論央企的責任報告，我們按照社會性質劃分，國企、民企、外企，是不是可以這麼來比較呢？
鐘宏武：我覺得企業如果要橫向比較的話，一些共同責任才可以比較。我認為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是可以橫向比較的，如果僅從這兩個角度來說的話，民企、外企和國企，整體面的誰好誰壞，目前我無法做出判斷。這次我們研究出來以後也是受到社會爭議，我們根據大家的建議已經在做研究樣本的調整，我們現在準備選出相應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對他們進行一次社會責任感覺和資訊披露的評價，由此來做出一個可執信的比較結果。確確實實由於一百強的規模門檻限制，民企只有十多家，外資企業只有3家，尤其外資企業代表現在不夠，這一點也是我們研究需要改善的地方。這裏我想強調一個，剛才我們一直在談資訊披露，另外一塊其實我希望這次研究能夠帶動大家一起去探討和分析的，就是責任管理。我們中國企業長期以來對於社會責任做是一直沒問題，我們其實在做很多事情，可能水準標準跟國際還有一些差異。
主持人：需要像民生銀行或者金佰利這樣有一個專門的部門負責。
鐘宏武：對，我們得有一個明確的理念，有價值觀和方向，用民生銀行來講就是融入管理機制之中，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們這一點常常是中國現在在一百強來看，大部分企業沒有意識到，忘了這個事。
主持人：沒有責任管理就沒有部門，就沒有長期堅持下去，隨機性。
鐘宏武：無法固化。我為什麼說這次評價很有價值，國家電網公司在2006年得了零分後，領導就非常重視，認為不對了、就改進。發現和國際行為有很大差異、不接軌，我們就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確確實實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另外一家電網公司，2006年也是發了一份社會責任報告，領導一看，批示“很好”，從此他們工作就停滯下來了。
主持人：就是說責任管理還要落實一個部門來做這個事情。
鐘宏武：不只是部門，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責任管理在我們這裏面有三十多項，很複雜。比如指標體系，社會責任指標體系，社會責任指標考核，分解下來都是上百個指標，落到KPI當中，對一般管理人員來說是很大的壓力。不是簡單的工作，有很多事要做，包括社會責任風險管理，你有沒有梳理過業務全流程，哪些會產生環境應該，會社會效應，有沒有對它進行監控、評估、管理，這些都是很花錢的事情。
主持人：說白了，不管是民企、央企還是外企，都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鐘宏武：對，能夠從資訊披露和責任管理兩個方面，去提更多的建議，彌補我們這個小團隊思考的不足，更多地推動我們企業重視這件事情。因為我們社會責任，不是說2006年我們寫了一個報告就很好，然後永遠停留在很好的階段，其實一點都不好，實際結果很差。
佟梅：其實剛才兩位專家都談到這個階段性的問題。尤其跨國公司，大部分都是來自經歷了兩百年的工業革命，有百多年的公司歷史的，尤其在中國比較有知名度的跨國公司幾乎都是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那種傳統的公司。他們眼裏，跨國公司的共識，企業社會責任是它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是積極管理。認為這個企業如果積極管理企業社會責任，那麼它的管理能力、經營能力，包括得到員工的認同，企業凝聚力都因此得到了提升。所以這個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跟純粹的給予好像還是不一樣。
主持人：是不是發達國家跟我們差異在這裏。
佟梅：我覺得是一個階段性，如果用一個大趨勢去看的話。今天也是這樣，世界五百強企業很多都是我們中國的企業，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角度來講，未來大趨勢來講，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會變成國際性公司。今天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者這個資訊披露還有以後企業責任的管理，就變成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就是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或者世界級領導者、商業領導者、商業領袖所必須具備的一個管理能力。
主持人：說白了，要走出全球必須要有這個意識。
佟梅：也是增加國際競爭力的一個特別需要的環節。中國私有經濟的發展是舉目共睹的，尤其是這種個人，民營經濟的發展，企業社會責任這個課題對他們來說相對比較新，因為畢竟從資源上，相對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可能都不一樣，但社會責任這個理念的推動，贏得他們的認同感，邀請他們積極地參與，鼓勵他們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曹雪森：我覺得這個話題很大，尤其是剛才談到這三個行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情況。我覺得如果完美的話，當然是國企、民企能夠在各自的行業裏邊，各自的標準下去執行。但是，我們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現在處在起步階段，各個企業都處在一個初始的嘗試階段，這種狀態下我們應該對所有能夠推動這件事，能夠鼓勵這件事向前發展的各種聲音，各種方法給予積極的肯定。不要過早地去評價它合適不合適。
主持人：不要過早下結論。
曹雪森：對，對還是不對。
主持人：嘗試階段允許錯誤。
曹雪森：這件事出來了，我們解決了從無都有的過程，有就比沒有強。
主持人：做就比不做強。
曹雪森：對，做就比不做強。既然有了，剛才鐘老師也說了這個報告也好，標準也好，引出了爭議，這就是有了以後的結果。
主持人：進步的表現。
曹雪森：這就是有了以後的表現。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可能有很多人還不太重視。
主持人：像中國足球，懶得罵你了就麻煩了。
曹雪森：對，剛才鐘老師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家企業一開始是零分，恰恰就是因為這個零分促使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起到了飛速發展的這麼一個階段。剛才大家都談到，只要對這件事是有利的，能夠積極推動它的聲音也好，方法也好，大家都應該積極的去適應它，或者推進它，站在樣積極的角度，引導的角度去討論，我是這麼看的。
主持人：正向來引導。我們這次也是郭老師他們這個同盟的會員，郭老師您可以談一下這個，因為這個很難比較的。您是專門的研究學者。
郭毅：剛才我非常同意各位的看法，企業社會責任現在引起社會比較大的關注。這個對中國來講，對中國企業和中國整個社會進步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因為企業是整個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經濟主體。在傳統意義上，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人們也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是現階段為什麼說像央企，像很多大型跨國公司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呢？現階段恰恰就在於，特別是企業規模的發展，人們感覺到企業不僅僅是經濟主體，隨著規模化的發展，它產生的社會性影響越來越明顯，影響到企業生產經營和行為，影響到環境，影響到社會就業，這個和企業原來單一對企業的理解在最大化利潤目標引導下為股東利潤服務，這樣一種功能機制有很大的不同。
實際上企業現在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單位，更主要是一個社會單位，所以它自然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注。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才由此產生。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現在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對我們現階段來講是非常有意義，同時也是非常急迫的問題。
我們剛才談到了社會責任管理問題，這個實際上是企業社會責任深度發展的一個必須。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本土企業，像民生銀行、金佰利以及剛才談過的國家電網都成立了自己專門的社會責任部門，跟財務部、人力資源部等是相同或者同等級別的權利職能。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說企業社會責任納入了規範化，像佟總所說的，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剛才講企業是社會的企業，企業跟之間實際上是互動的，當一個社會在構築和諧社會的時候，或者社會在積極的致力於發展低碳經濟的時候，它實際上已經為企業的發展構設了這樣一個制度環境。企業是適者生存，如果在這樣一種社會制度，社會文化範圍內，或者社會意識範圍內，你仍然是高碳排放量，仍然是一個不尊重員工的，仍然是大量浪費資源的企業，那麼你就不會得到這個社會制度的認可，也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可，利益相關者的認可，那麼你企業就會因此喪失核心競爭力，最終走向衰亡。如果尊重了這個方面，實際上企業也為自己培養出自己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的產品，避免一些危機，比如像三鹿事件。
主持人：缺乏社會責任感，所以導致企業倒掉。
郭毅：對，如果在可持續供應鏈上發現了這個問題。
鐘宏武：透明度。
主持人：資訊披露。
郭毅：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話，在供應鏈上建立起完整的社會責任的審核體系的話，或許說社會責任就是成為一種規避企業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政府雷聲大雨點小，不敢拿實惠給企業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其實剛才大家多多少少已經談到了。企業做社會責任，我瞭解都是不圖社會回報的。一開始的時候，郭老師提到了，廣東一家企業做企業社會責任，沒想到經濟收益很大。但企業做社會責任管理是不是某種程度上還得到了無形的回報，同時我們這個社會和政府該如何引導企業去做社會責任？
鐘宏武：我覺得企業做社會責任，如果能獲得回報我為他喝彩。因為這個叫戰略性社會責任，一個人如果能夠把利己和利他的事情都能結合起來，那麼第一個對誰都沒有害處，都是雙贏。第二個這樣才能持續。如果有一項工作對社會有用，對企業有害，我相信一次兩次可以，一年兩年可以，很快堅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個雙贏的模式，就是要讓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得到社會、消費者、政府的支援，就是要給予它傾斜和資源。
第二個問題，政府、社會和媒體，公眾怎麼來推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值得研究。我們剛剛做了一個政府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專項研究，國外對這個工作大致就是三個方面：政府起到了規制者、推進者和監督者的作用。規制者就是建立遊戲規則，比如資訊披露，凡是大公司都得給我發社會責任報告，要接受社會進度和檢察；推進者，企業社會責任做的不錯的，我給它發獎。比如說英國有一個女王獎，專門發給社會責任做的比較好的企業。另外一個政府優先採購，你只要社會責任做的不錯，評價很高，我優先採購你的產品，這些都是實打實的給予一些激勵。第三個方面就是監督者，我們政府原來是你做的不好就打板子，就得罰款，遊街示眾就比較過分了，要有很嚴厲的處罰措施。
我覺得我們國家與之相比，政府在規制方面還是比較滯後的，推進我們總有一些雷聲大雨點小，不敢拿點實惠給企業。
主持人：給做好事的企業來真實惠。
鐘宏武：對，就是這個意思，不要讓好心人寒了心。你這樣弄，弄了半天，大家就急了。關於媒體，現在對於企業的媒體監督比以前強化多了，對社會也在進步。但我覺得我們由於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人民可能還有很多方面的問題，但我們常常把這些社會問題歸結於企業身上，我覺得這個不一定是理性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收入分配、高工資等等，我覺得大家冷靜地想一想這些東西的本質和根源是什麼，是不是要企業來承擔，你用這種價值判斷。
主持人：媒體要正確引導一下。
鐘宏武：對，這個是大家一起思考的問題。我們研究機構也有責任，我認為我們的這一次研究就算有很多人罵我，但我依然認為它盡到了它的責任。我希望大家更多的關注這個問題，更多地批評我們。
主持人：多看看這本藍皮書。
鐘宏武：我再簡單地回顧我們做這個書的基本原則和邏輯。理想的社會責任評價是要從社會責任的管理、資訊披露和績效三個方面入手，但是由於中國現在社會責任資訊披露非常落後，我們沒有辦法做出績效評價，所以我們現階段，第一階段的評價橫向就是管理和資訊披露，等大家把資訊披露都做的比較完整了，我們就可以像道鐘斯可持續發展指數那樣做橫向比較。因為我們現在一大半的企業都沒社會責任報告，而且報告寫的也是千奇百怪，百花齊放，少則八頁紙，五頁紙，多的可能八十頁，一百頁也能寫出來，這種東西，它的績效評價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第二個，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拿我們指數來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的真實表現是什麼，我們還是想強調這是一個管理指數和資訊披露指數。當然，它們跟績效有直接的相關關係，但是這個指數不是說你得零分，你就什麼都沒做，只能證明你的社會責任理念還沒有開始。而不是說你社會責任實踐這個領域。
佟梅：回到剛才的話題，金佰利公司把經濟的，人文的和環境的共贏、和諧、可持續。
主持人：這些年你們做了這麼多社會活動，得到回報了嗎？
佟梅：我認為肯定是得到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它作為一個世界五百強企業，能夠在全球150多個國家有運營，其中超過80%的國家的品牌市場佔有率都是屬於第一或者第二。
主持人：美譽度，不可用金錢來衡量。
佟梅：我不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它唯一的能夠取得這個市場或者行業領導者地位的因素，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今天我們講一個企業它可能擁有一個產品品牌，但這個是不足以讓它成為行業的領導者，它之所以成為行業領導者，是因為它有一個社會品牌，就是說能夠被消費者和所有的企業涉及的方方面面，得到一個廣泛的認同，這個認同感我覺得有幾個前提條件。第一金佰利不是一夜之間，一夜成名的公司，所以當時你問我說有沒有公司可能通過公益事業來獲利，我覺得最主要是說你的本意什麼，是說從今天開始不斷地有效的可持續的去執行我的企業社會公民責任，還是為了一夜成名，我覺得這是有根本的不同。
主持人：看你出發點是做什麼。
佟梅：對，我們應該鼓勵這樣的行為，至少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我認為未來金佰利公司還會持續更有力或者更持續地做企業社會責任，因為我們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我們消費者他有了更大的能力，有更好的能力，有這個知情權，因為網路社會的發展，資訊要求我們企業要做的更好。第二點，金佰利公司的業務在中國，我認為在未來也會有更好的更飛速的發展，這個發展是要靠贏得我們消費者和贏得我們企業社會品牌的形象，這個過程來實現。
今年8月，上交所有了專門社會責任指數
曹雪森：我感覺對於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於企業發展的影響，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這一點，就是我們現在有一些企業把社會責任報告叫可持續發展報告。有關社會責任的部門叫可持續發展部門。從“可持續發展”這幾個字就可以看出，就是長期的，一個是長期的對社會履行，同時也是企業自身長期經營發展的一個不斷的追求目標，你在不斷履行，不斷追求過程中，不斷對社會做出的貢獻中，自然會給企業得來很好的口碑和社會的美譽度。最終會讓你的客戶，你的合作者會認可你，在得到客戶和社會認可下自然就會給企業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因為在社會責任報告裏面就有一個標準叫經濟績效，就是要回顧一年以來你這個企業的經營狀況，你對社會，你對股東，你對你的員工，你對你的客戶，你給他們所帶來的一些內容。這是我想談的第一點。
第二點，至於政府在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沒有，咱們就講一件事，從今年8月份開始上交所專門有了社會責任指數，通過證券交易系統可以看到這個指數的，8月份已經有了，這個社會責任指數選擇了在上交所上市的一百家企業作為社會責任指數的樣本企業。
主持人：好現象。
曹雪森：用這一百家企業的股價變動來構成社會責任指數每天的變化。我覺得這就是政府在社會責任，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所做出的有力的這種…
主持人：鐘老師說的，給點實惠。
曹雪森：對，也沒有問題，在規範和管理當中所做的很有力，很明顯的一步。
主持人：政府應該更多地給點實惠，變相的，不是很直接的。（笑）謝謝。
郭毅：我現在感覺到我們在企業社會責任理念上，認識是越來越趨同。像剛才曹總和鐘博士所談的兩件事情，曹總講到的社會責任投資指數，在上交所，鐘博士談到的政府監督、引導，政府在企業社會引導過程中的作用，實際上現在很多政府機構部門，NGO組織，比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還有一些相關的社會責任從事研究的機構，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是這樣一個特點，從原來政府什麼都管，計劃經濟時代，現在變成了有限政府，還以企業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那麼企業變成主體了，企業幹什麼，我有了自主權我幹什麼，這由我決定，這個幹好事還是幹壞事就至關重要。所以這時候需要我們用企業社會責任加以引導。
中國和歐洲企業社會責任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就是政府引導起到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政府告訴企業，哪些是政府部門應該承擔的政府的責任，同時有些行為是政府不能做，不願意做，或者沒有能力做的，這個可能就要由企業來做，但是政府可能需要引導企業來做，也就是鐘博士剛才談到的專案引導、過程監督和後面的績效評價等等這些過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在下個月，在上海會發佈兩個指數，一個就是曹總所講的，50指數，跟曹總講的是一個類似社會責任指數的50指數。
郭毅：對。還有一個是我在主持的叫做城市和諧競爭力指數。就是城市裏頭的政府行政管理機構，比如品質監督部門還有其他的一些像環保部門，如何通過社會責任的整體規劃來激發這個城市當地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我覺得在中國推行企業社會責任過程之中，政府的行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夠起到積極了引導或者說過程監督和最後的績效評價，對整個企業社會責任，區域性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良性、可持續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有幾個例子，比如山東的煙臺，我跟鐘博士都有去考察過，還有深圳、常州。
主持人：政府要加強引導。
郭毅：引導，然後過程監督，到後面，如果你真的做的好的話，我還要給你表揚，給公司進行績效評估，做的不好我告訴你哪里不好，哪個地方是我需要的，需要你做的沒有做的，也告訴企業。
主持人：謝謝。我們今天用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中國企業包括世界企業之間，社會責任之間的差異，以及我們需不需要一個標準，同時推動社會責任我們該怎麼做，政府、企業，包括我們每個公民自己。十分感謝四位嘉賓來到《中國觀察》節目，謝謝你們。
訂閱：
文章 (Atom)
Update with NPO WATCH 非.營.利.觀.察
發表文章
所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