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第一健筆」練乙錚單車環島紀行 (3)

濁水橫斷南北 長路識辨駑驥（台灣騎乘記之三）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指的兩件事，其實無分先後。旅行之前做一點功課，固然可增途中樂趣，但事後進階閱讀，有助融會貫通，尤為有益。例如我提筆寫濁水溪，翻查一些資料，竟由一條小溪的名字起，在互聯網上跑遍半個地球四百年時空，才回到原點，中間讀到有關日治時期台灣發生的霧社事件，又由此了解到更重要的牡丹社事件，繼而琉球國史、荷蘭的台灣殖民、台南的熱蘭遮城（荷蘭文原作Fort Zeelandia，今安平古堡；Zeeland是荷蘭國最西南臨海省份，英文寫作Zealand，即今「紐西蘭」中的「西蘭」）。跟着，讀到南明國姓爺鄭成功、其父汪洋大盜鄭芝龍、其母日本九州平戶島女子田川氏的事迹、傳說（鄭在平戶島的出生地我去年竟有機會到過兩次）……。如此追索閱讀，誠快事也，若非趕着下筆，簡直停不了。

濁水溪的名字是日本人改的，位於台灣中部，最上游是南投縣的霧社溪。「社」是台灣原住民居住地的稱謂。清治時期，漢移民居住地稱「莊」，番人聚居的地方則稱「社」，後者沿用至今；到台灣旅行，離開大台北，到處都可見到「社」。日治時期，日本以台灣為農業生產基地；濁水溪以北因為是亞熱帶，以南則入熱帶，日人於是安排在溪北多種水稻，溪南則勸植甘蔗。這個生產格局，在台灣工業化之後有所改變，北部稻米和南部甘蔗的生產比重都減少，改為大量集結到中部靠近濁水溪的台中、彰化、雲林、嘉義這幾個縣裏。因此，我自台中大甲出發往南，跟着的一兩天大都是在田野中騎乘，視野廣遠，感覺比較舒適，和頭兩天穿越工廠區時很不一樣；跨過濁水溪西濱大橋之際，只見橋下除了幾百公尺寬的水流之外，河床沉積帶上也鋪滿良田，沿溪而下一望無際。

變色的路途

濁水溪也是一條政治板塊分野。1949年，跟隨蔣介石敗走台灣的大陸人，數約一百二十萬，佔1956年台灣人口普查結果總數的百分之十三；這是四百年來繼閩南、客家之後的第三波漢人對台移民（從漢人的觀點看，這一波毫無疑問是「移民」，但從台灣原住民的觀點看，則和之前的兩波一樣，都是殖民）。這一百二十萬「外省人」，絕大部分聚居台灣西北部，南不越濁水溪，東不至「後山」（中央山脈以東的海岸地帶）。上世紀末，本省、外省對立轉化為「藍」、「綠」對立，政治的地理版圖，依然以濁水溪劃分，以北是藍的天下，以南是綠的地盤，很少例外。不過，這個分野近年有所突破，互相滲透，但以綠色勢力北進為主。舉例說，濁水溪以北三十多公里處的彰化縣鹿港鎮4月28日進行鎮長補選，民進黨候選人最後以七成多的票數，擊敗國民黨對手。上一屆鎮長（國民黨籍）是得到八成一選票上台的。年初，馬英九總統在大選中得勝連任，本可替國民黨籍候選人在補選中加分，但受一連串棘手的政策問題困擾，包括油電加價、美牛進口、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提出「一國兩區」概念，字面上比「一國兩制」還要弱，連美國政府也嚇一跳，等等，讓民進黨乘虛而入，結果反而輸了。

台灣政治頻譜由北至南即由藍轉綠，這一點在騎乘路途上感覺很強烈。因為帶着的日本手機制式不同，不能接收台灣的3G，旅途上看新聞有困難，WiFi不是很多地方有，故每到吃飯或小休時間，找到店子進去坐下之後，我總要向店主人借閱當天的報紙。往往，在北部的台北、新北、桃園、新竹，店主人給我的，不是《聯合》便是《中時》（深藍，統派）；到了台中、彰化一帶，忽然都是《蘋果》（淺藍，反共）；再往南，在雲林、嘉義，《蘋果》漸少，《自由》（深綠）漸多，及至台南、高雄、屏東乃至台東、花蓮，則盡是《自由》天下矣。論全台銷路，這幾張報紙，《自由》第一，《蘋果》第二，《聯合》加《中時》第三；閱報率分別為16.9％，15.9％，7.7％和6.1％（A.C. Nielson2010年首季調查數字，找不到更新的）。其實，到台灣騎乘之前月餘，我早已顧及這個藍綠分野，於是提議隊友，團隊戰衣設計定得有鬥大的「香港」兩個字，在台灣比較中性（顧不得西環那義正詞嚴的反對言猶在耳……）；結果，這個身份標籤非常有效，藍的知道香港人普遍不接受台獨，綠的認為香港人多受北京的「一國兩制」代理人打壓，和他們同病相憐，都對，故我們無論在台灣東南西北的哪一處，都能得到當地人熱情對待，話匣子一打就開。

「漁政」與奶娘

想改變綠色選民政治取態的，除了國民黨，更有共產黨。後者二十多年來試盡文攻武嚇，惡話撂過，飛彈打過，發覺都有反效果，於是最近放軟手段，改為通過ECFA「讓利」。在南台灣、東海岸的公路上，隨處可見一隊一隊的陸客旅遊巴。每一個旅遊點的商店裏，人頭擁擁都是來自大陸的觀光購物客。蘇澳新站從火車上下來的，一團一團也是來自大陸不同省份的遊人，由舉着小旗的領隊帶着；那是因為蘇花公路太危險，旅遊巴於是都在花蓮卸下陸客，空車開到蘇澳，陸客則坐一程火車到蘇澳新站，會合再上車。今年稍後，據說還會有自由行。有一回，我在墾丁一間局促狹小的麵食店裏吃中午飯，店主是閩南人，我跟他對話：「你們不怕有共產黨過來？」「怕什麼？我們只是要他們的錢，不是要他們的人！」「大陸人來這邊結婚生子留學打工經商，最後呆下來，用錢買光你們的資產，到時怎麼辦？」「不怕耶！我們這裏有自由，他們來了享受到了，就會變的！人嘛，總是喜歡自由！我們能把他們同化！」當時我心裏想：好像沒看到哪個來香港經商的太子黨駙馬黨擁抱了「香港核心價值」，反倒是香港的一些本地高官巨賈接受了「非錢勿擾」的共產黨官場風氣，給大陸同化了；然則，這裏一個販夫走卒心中的大道理如此堅定，到底有什麼憑藉？

今年初，台灣總統大選前夕，大陸通過ECFA機制，買起中、南部所有生產石斑魚、虱目魚地方的漁獲，而且還入契保證價格，契約價高於台灣市價百分之二三十，藉此打動當地綠色選民的心。這件事，台灣當地傳媒曾大事報道。馬英九後來贏了，固然與大陸對台政策有關，不過，看來卻不是中共的讓利手段在台灣中、南部生效的結果。我3月中旬回到台北，休息的幾天當中，花工夫找到一份今年初總統大選的政府統計資料，細緻詳盡顯示了在所有生產出口大陸契約魚類的中、南部各鄉鎮，馬英九得票率竟比四年前跌了六至八個百分點，無一例外，而民進黨在這些地方的得票率則一律提升，平均升了四個百分點。以這個統計結果比照墾丁那位小店主的話，饒有意味。後來看到一位藍營人士評論，認為漁區民眾的投票行為不理性，顯示他們還不配享受民主──票為什麼不是投給出好政策簽訂ECFA讓他們得甜頭過好日子的馬英九？答案恐怕是，民主理性並不如此簡單；在一般人的認知裏，往往也有經濟之外的其他同等重要價值，哪怕這些人不過是引車賣漿輩。奶等於娘的話，民主失去意義，極權並無不可。

我的羅茜南蒂

在往南的路上穩速前進，穿過嘉義的水鄉，心情真正開始舒暢。回想頭一兩天，離開熟絡的台北獨自騎乘，前路漫漫毫無經驗。車是新的，初感雖好卻不知能否抵受長途跋涉。心有凌雲志，卻無從估計身體受得了受不了。每到下午四點，更開始擔心能否找到民宿。還有最困難的，便是常常要在古老工業區、建築工地區的路上走；車子要騎很慢，眼睛得不停留意前面三公尺的地面上有沒有釘子、碎石、玻璃片，有則瞬間決定左閃還是右避，但又得小心後面兩旁其他車輛。因此，那幾天，精神其實比較緊張，總是想匆匆地跑，潛意識裏不想停留。三天之後，信心漸漸增加，體力發覺應付得來，民宿好像愈來愈多；習慣了當地交通，特別是和那些多如牛毛的機車騎乘者互動良好；而且，知道了一公里一公里慢慢地騎，竟也可以一個一個城市穿越。

然而，最關鍵的是，開始對自己的戰馬有信心，可以和「牠」說話了。遠足人最先跟自己的兩條腿對話，然後是腳下的那對靴、手上的那根杖。帆航者如果不能和自己的船、船上每一塊帆、每一根繩、每一件工具像夥伴一樣地交談，就會連做解纜起航的簡單動作也感不安，遑論牽星渡洋。

車子是上網找的。事先我訂下若干條件：一、可折疊；帶上火車飛機較容易，而且往往不另收費，僻遠處遇意外，折起呼一輛順風車便能脫困。二、要普通公路車尺寸，不要微型；就是說，車身要高，輪胎規格起碼是「二十六吋」（英制），最好是「700C」（法制），以期轉向操控穩定、交通密集之時別的駕駛者容易看得見。三、車架料要合金鋼，不要炭纖；重一兩公斤不打緊，重要的是耐碰撞翻摔，長途騎乘之時車身適度柔韌，較能應付不良路面。四、價格適中，不逾1萬港元（這是中下價，見過最貴的要25萬港元；不過，超過1萬港元的車，對不是專業車手而言，邊際價格效用比下降快，不划算）。五、台灣有供應；中高檔車，全世界台灣最便宜，選擇最多，而且，到那邊買，我可空手而去、攜帶而回，省卻一程麻煩。合此五條件的品牌型號只有四種，最後挑的是美國設計、台灣製造的Montague FIT，因為折疊機制巧妙，不改變車架關鍵幾何結構，熬坡之時不會有鬆動感。古法語montague是「山」的意思，但我買的型號不是山路車而是馬路車。淨重十二點五公斤，配備行李架、馬袋、站架之後是十六公斤。一字車把後彎八度。前三後九共二十七速，造型有古典味。

不知不覺，這個有點不自量力的唐吉珂德，騎着他的羅茜南蒂，來到台灣歷史文化第一城：台南。

「香江第一健筆」練乙錚單車環島紀行 (2)

半生回望驚鴻一瞥 百里長驅飛渡三溪（台灣騎乘記之二）

我自幼便與自行車結下不解緣。小學念的是黃大仙竹園獅子山山腰上的一間天主教學校。此處「半山區」與太平山半山區是兩個世界，整個山坡是一大片徙置地，居民都是低下階層，大人平日下山幹活，小孩兒周末到教會上主日學領救濟品，日子就是那樣過。

我幼年時父母赤貧，還住不上徙置房，家在慈雲山腳再過去那邊一個叫「狗蝨塱」的村子裏，每天午前步行上學，走山路到黃大仙正街；從那裏到學校，還要走一條陡得不能再陡的馬路上獅子山，直到半山腰。馬路底旁邊是一間賣火水的公司，依稀記得是德士古，供應竹園居民的煮食用燃料。火水即洋油，kerosene，用大卡車運來，存放地下油庫；零售的，盛在五加侖裝的圓鐵罐裏。山上用戶有需要，公司便派員搬運：盛滿火水的罐子掛自行車尾一邊，送貨員站另一邊，慢慢推着上去，到最高處，大約要爬一公里罷。滿罐換空罐，空罐依舊掛自行車一邊，但下山這一回，送貨員卻是單腳筆直站在另一邊的腳蹬上，雙手握着車把，逍遙自在俯衝而下，拐彎好像也不減速，飛也似的幾秒鐘就不見了。如是者每每看得我口呆目瞪，心裏羨慕。

初戀

頭一次擁有一輛自行車，是念中三那年。初一進了九華，很快就在窩打老道校園的大草坪上學會騎乘，然後，啊呀，就發現對面登打士街上有一間小小的自行車店，店裏凌空齊齊整整掛着幾輛線條優雅明快的「公路車」（那種車把下彎的「跑車」），其中一輛髹鮮橙色，我一見傾心。老闆：「鋁質車架車輪，縫合內膽跑車胎，前二後五共十速，真皮車座，淨重二十磅，同級英國車要價起碼一千元，橙色那部非焗漆最平，全新連原廠泵賣二百六十八元。」哦？「捷克出產；社會主義國家。」語氣堅定、自豪。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左派人。1963年的香港，二百六十八元不是小數目，特別是對一個窮孩子來說；不過，我立意儲蓄。好在，進中學以後，家境稍微好轉；而且我念的是「名校」，進校之前那個暑假，已經開始替左鄰右里的小學生補習功課賺錢，加上省吃儉用父母給我的午飯錢、過年利是錢等等，兩年多便儲夠。於是那年秋天某日，手拿兩個大撲滿直奔登打士街……

牌子是Favorit，比起同學的那些英國三槍、萊利，意大利Bianchi、Atala等，我的只能算是醜小鴨，但我視之如白天鵝，一有空便騎着使勁飛呀飛，尖沙咀、漆咸道、公主道、新蒲崗、觀塘……那感覺就兩個字：自由。不幸，那段金色日子很快完結，原因是我犯了天條。家父管教很嚴，絕不准我在街上騎乘，因為太危險。真的，那時候，騎自行車的人還沒有戴頭盔的習慣，香港交通也確實繁忙。我是瞞着父親，謊稱只在學校的大草坪上玩玩而已，但終於給發現。父親鐵青着臉：「賣咗佢。」我捨不得，沒有馬上執行命令，放在家裏一年多，到中四要應付會考着實忙，才以半價賣給原店。此後，每走過登打士街（恐怕都是身不由己往那邊溜），總要進那小店跟老闆聊幾句，或者眼巴巴盯着那再不能擁有的幾隻醜小鴨。久而久之，我竟因此得了一種怪異的敏感病：哪怕是今天，只要一嗅到自行車店那種特有的氣味──輪胎、金屬、偈油污加一點皮革的氣味，我就會感覺一陣興奮，莫可名焉。到我成年、結婚生子之後，很少主動給兒子買玩具，惟獨三番四次給他買自行車是例外；那是我後來才意識到的。至於我自己，發覺還染上一個習慣：每當到一個新的地方開始一份新的工作（我常常那樣異地轉工），只要是身邊沒帶着一部自行車，那麼，不遲不早，頭一個月的薪金發下來之後，馬上就要去買一輛合心意的，然後感覺得回一種自由。我想，這些心理和行為現象，或者說是「緣」，不必是心理學家也容易解釋。

飛台灣之前已經想到，環台騎乘過後，今夏到加國父親的墳頭上香，少不免心裏會有歉意；其他事情表過之後，大概還得補上一句：嗯，讓你老人家擔心了。

舌尖的第三類接觸

3月4日，一早謝過神明，從容辭廟，往南向新竹方面走，先是新竹縣，然後新竹市，那是兩個互不隸屬的行政區。此地工業林立，論量不及高雄，但新科技成分高，而且不斷提升，以資訊科技產業為主，是有名的「台灣矽谷」。我沿着台十五線（濱海路）、六十一線（西濱快速）騎乘大半天，兩旁盡是一個又一個屬於新竹科技工業園區的現代化企業群落。其實此區發展三十多年，早已越界延伸，故我先是在以北的桃園、竹北，後來到了南面的苗栗乃至東海岸那邊的宜蘭，都見到或者聞說有新竹科技工業園區的屬區；企業的種類也不斷增加，還包括光電、生物醫療工程等。經台北的一個老朋友介紹，我還認識了一位生產碎人體內結石機的企業家，公司成立不到五年，產品技術便置世界最前沿，因為借助了台灣早已十分成熟的電子技術，研發出一種一面擊碎結石一面追蹤碎片繼續擊碎的全新技術。回想十多年前香港特區政府平地起高樓下重注搞生物科技，幾年下來，拿了巨額津貼的廠商結果搞出幾種健康飲品，而這一屆政府似有再接再厲再賭一鋪的雄心壯志……

科技歸科技，新竹一帶可不是騎乘者樂園，環台客一般只求盡快通過，一來因為路旁沒有什麼自然風景，二來更因為空氣污染嚴重；後者我深刻領教過，惡氣不但吸入肺裏，還吃進嘴裏。原因是我這次騎乘，飲水主要靠一個「駱駝袋」。特製的水袋藏在一個小背包裏，水由一根塑膠管從水袋底部引出，管端是一個彈簧活塞，放在嘴裏用舌頭頂着，便可啜飲；活塞扣在衣領上，稍一低頭便可咬着，飲水十分方便，不必像一般騎乘者須伸手從車架上取了水瓶昂首而飲那樣妨礙視線。

可是，奇怪，我進入新竹之後，每低頭飲水咬着活塞的時候，舌尖但覺一陣惡辣！好幾次之後，我猜想到那可能是污濁氣流不斷吹過活塞，懸浮粒子黏在上面，愈積愈多，形成辣味。果然，我把活塞扣到衣領裏面之後，活塞不再直接接觸氣流，那可怕的辣味就消失了。據當地人說，現在的空氣質量已經好多了，八十年代初，這一帶的工業污染尤其嚴重，不斷引起群眾運動，帶動了台灣的環保意識。

新竹過後是苗栗，路旁景色稍變，農地多了，但空氣依然時而污濁，只不過氣味不同，有點像臭豆腐；工農業交錯的地方，氣味愈多樣化。這種景象與感覺斷斷續續，要到高雄以南二十公里，才被清新的大自然取代。

第二天下午，抵達苗栗與台中的交界。此前，台六十一線西濱快速有一段不設機車／自行車道，我於是改走靠內陸一點的小路，希望可以很快回到原來的大路上面去，但不知怎的，誤上了更內陸一點的台一線，到達喧鬧的台中市大甲區中心地帶。我在人車親密互動的交通中穿插，轉入擠擁不堪的蔣公路，旋即找到一間旅館下榻。

非只在節假日

此地有鎮瀾宮，看名便知是拜媽祖的，就在不遠處，據說在台灣極負盛名，旅館服務員說我一定要看，我豈會放過？此宮的確名不虛傳，既有氣勢，亦復有一種雕欄玉砌的雅致，建築物頂部裝飾尤其精妙。鎮瀾宮有一年一度的媽祖遶境進香活動，是台灣同類活動中的最大者。遶境的是神明，進香的是信眾，大甲地區主辦的這個活動，實際上是一個十多萬人參加的九天八夜宗教馬拉松。信眾簇擁着媽祖像，於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那天從鎮瀾宮「起駕」，途經彰化、雲林，在當地的幾個媽祖宮「駐駕」，第四天抵達嘉義縣新港奉天宮，翌日有祝壽、祈福活動，之後「回駕」，返回大甲鎮瀾宮，行程三百多公里，一路載歌載舞，還有各種節目表演。3月21日我完成首圈返抵台北之後，老朋友極力推薦我與隊友跑第二圈時順路去看此盛事；不過，後來因時間關係，以及組員包括我在內，都想避開台北至高雄那段工農業密集區，遂與遶境的大甲媽祖緣慳一面，殊為可惜。

拜媽祖、拜佛，在台灣人日常生活裏很普遍；無論到哪裏，公路旁邊幾乎每隔一兩公里就有或大或小的廟宇供人拜祭。我騎乘累了，喜歡在這些廟宇休息，常常見到一些駕車人士匆匆把車停在門口，放下幾個銅板拿幾根香插在香爐上，鞠躬祈禱半分幾秒，便又匆匆上路；雖是營營役役，心裏總有守護的神靈，並非只在節假日。鬧市裏頭的廟宇，香火更旺盛，禮拜者男女老少都有，說明台灣社會在現代化過程裏，並無完全俗世化，鄉土宗教文化的精神力量依然強大。另舉例說，佛教在台灣辦學，二十年來很有成績，一共開設了四所私立綜合大學，第五所亦在籌備的最後階段，規模雖然都不算大，學生人數從兩三千到六七千不等，但文理工商醫學院等都包括了。後來，我與隊友騎乘到達東海岸宜蘭縣，經朋友介紹，由一對熱心的藝術家夫婦接待，帶我們參觀位於該縣礁溪鄉的佛光大學。該校十數年前由星雲法師興辦，校園依山面海，俯瞰蘭陽平原遠眺龜山島，低調的建築風格恰好匹配磅礴的地理氣勢。台灣佛教信徒多，捐獻豐盛，辦私立大學也辦得有聲有色，反觀香港高喊高等教育資源多元化許多年，成績卻還差得遠。

好幾個「三」

第三天，已經習慣長途騎乘，並未感覺那常常考驗連日運動者的「三日酸」，因為我採取了漸進策略。首天，我只騎四十多公里，那是我平常在日本鄉間裏上學、回家所騎乘的距離；第二天，加碼至六十餘公里，依然遊刃有餘；所以，第三天便突破一百公里，越過彰化，直奔雲林。當然，對很多環台客而言，一天一百公里並不難；體力好的，能夠連續七天每天一百六十公里騎畢全程不言累。此段路景色變化較多，其中最難忘的，便是「過三溪」。頭兩條是大甲溪、大肚溪（又稱烏溪）。

台灣的「溪」，往往就是一條寬寬的河。這兩條溪上架的公路橋，不連兩端引橋，分別有一二公里長，既平且直，最宜作極速衝刺（sprint），我就是那樣衝過去的，非常過癮。不過，當天下午到達彰化、雲林二縣交界遇上的那條溪，便沒法一口氣衝過去了。此河溪全台最長，由東而西流進台灣海峽，流量很大，台六十一／十七線由北而南跨過的那處，河床寬約三公里，附近有些地方達四公里。這便是台灣最富歷史、最有政治涵義的濁水溪。

「香江第一健筆」練乙錚單車環島紀行 (1)

作者簡介：練乙錚，香港人，1951年生，九龍華仁書院畢業，美國卡爾頓學院數學高級榮譽學士，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92年回港前任教加州大學，其後曾任香港科技大學商管學院副院長，並為該校首屆最傑出教學獎得主。

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前後，出任《信報》總編輯兼社論主筆，鼓吹理性論政、民主、法治和自由經濟；98年獲香港特區政府聘任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協助當時行政長官董建華研究及制定政策；2003年7月公開參加民主運動中環靜坐，其後被革職。
2010年10月，離任《信報》主筆，暫停每日發表政論專欄，改任特約評論員，只會不定期發表文章。

練乙錚：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之一

摘自：香港信報財經新聞 2-7-2012

三月一日清早，我帶備最簡單行李離開校園，坐子彈火車到東京成田機場登上長榮飛台北班機，開始為期五周的台灣之旅。準備了整整四個月，所以一切都按 計劃開展。在台北次日，到民族西路一所自行車店買下預先替我組裝好的「鐵馬」，選購必要配備，細心聽店裏幾位技術員講解當地長途騎乘心得和注意事項。

別 看他們年輕，個個都是經驗老到的環台好手。三日早上，專程跑到新北市某區的一個出版社，買了一套十分精緻、全台唯一專為自行車旅者編製的防水地圖集。中 午，飽餐一頓之後，小心把備換衣物、急救包、零配件、雨具、營具、乾糧等逐一裝載好──或緊紮在車子上、或放在背包、腰包裏，然後戴上安全裝備，便出發 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足下的感覺很踏實：車子看來十分好，做足研究希望沒買錯。

倒是有一點和「政治」有關的，研究沒做好，或者根本疏忽 了。從台北市不遠處的台四線朝西海岸開始騎乘，繞過桃園國際機場的時候，在一個公車站旁邊遇上另一騎乘客在整理裝備，停下一聊，發覺也是香港人，問我打算 在台灣多少天，我說三十八天，他說怎可以，港人持入台證頂多留三十天，而且不能延長……。我大驚，慌忙拿出入台證一看，唉，他對。那怎麼辦？我來之前，買 機票在先，網上申請入台在後，潛意識以為如同往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一樣可留三個月，忘了海峽兩邊，沒錯是一個中國，卻是兩個骨子裏你死我活的互不隸屬的對等 的政治實體，九七回歸之後，「港僑」更早已變成「陸人」的一種，哪能享受台灣予少數友邦公民長達三月的居留期？

我去年也到過台灣，但只是在 高雄停了三天就離開，一個月的居留期限，我完全沒留意。無法，只好完成環台之後回到台北再說。說實話，當時真有點不高興；同胞嘛，何見外至此！不過後來想 想，一國兩制，「雙非」過河生小孩也不行啊，不是更荒誕？別怪了；要怪，首先怪自己辦事疏忽。（後話：問題後來圓滿解決。）

順時針／逆時針

我 的假期就是那麼長，三十八天，打算都在台灣過。自行車環台，平均路程一千公里，有些人用比賽速度七天就可完成，慢一點的也只需十多天。不過，我的環台計 畫，不是走一圈而是走兩圈，頭一圈獨行，3月20日之後，六位老友從世界各地抵達，彙集台北，我會當他們的「帶路黨」，再繞一圈。那樣，沿途再加若干天的 休息、觀光，三十八天就差不多。環台的走法，可順時針，可逆時針，視東西兩岸季候風向風速偏差等因素而定。我本想以稍為不同的路線各試一次，但後來發覺逆 時針看海景好一些，因為台灣左軚行車，自行車逆時針走的是最外線、最近海，觀賞視線無其他車輛阻擋；順時針則全程都走最內線，太煞風景。因此，我兩圈都是 走的逆時針，即大致是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宜蘭、新北、台北。不過，走公路最外線也有弊處， 一些地方是百丈懸崖，下面就是浩瀚大海，上下坡都危險，遇上雨天，路面濕滑，更不得了。東海岸花蓮縣豐濱鄉台十一線上有一最高處的斷崖叫「親不知子斷崖」 （谷歌圖經緯 23.675,121.546 ），上坡段慢車搖搖晃晃，下坡段風馳電掣為只能間歇輕微減速，否則車皮過熱喪失剎車功能，故我兩次經過都嚇得半死，方知地名沒改錯（面青唇白阿媽都唔認得 也）。

美女兵團

不過，除此之外，在台灣騎乘其實相當安全。台灣道路交通自脫離自行車稱霸階段之後，即進入機車 時代（主要是「綿羊仔」），延續至今，未因經濟高度發展而稍歇，機車輛數今年高達小汽車的三倍，人均和每公里密度皆佔亞洲首位，各種款式新穎的機車依然是 中下階層、年輕男女的同好，飆車一族更不用說，故幾乎所有稍寬的路面上，都設機車專用線，而自行車一般在此線上靠近外側行駛，更加安全。

有些地方，特別是新北市及台中、花蓮兩縣，除了機車線外，還有一些長達十幾、幾十公里的自行車專用線。我這次環台路程共一千七百多公里（約一千一百英里），八九成是在機車或自行車專用線上跑的，比起在美國、日本等汽車王國裏的大部分地區要安全得多。

社 會治安方面，感覺也十分好，就算是窮鄉僻壤，也讓我安心；路人看到我，不論男女老少，常常會喊：「加油！加油！」每到一鄉一鎮，警察局門口都掛着寫上「鐵 馬驛站」四個字的顯眼招牌，全天候讓騎乘者避風雨、問路、上廁、添水、喝茶、聊天。沿途好幾次碰到環台騎乘「全女打」，可見治安不錯，有一組還是每年出動 一次、配備精良的三人美女兵團（「哦，台三十線那段五公里的通天坡嗎？去年爬過了……」）。

還有呢，台灣到處都有管理得很好、乾淨而價錢合 理的「民宿」。民宿在日本很早就流行，叫法也一樣，價格約是一般酒店的一半，顧客多是本地年輕人；台灣近 年多民宿，反映中下階層的經濟寬裕了，留在國內長途旅行的人也漸多。有民宿，騎乘一整天後，晚上不愁沒安全舒適又便宜的住處。當然，那也不是百分之百；三 月三日頭一天晚上我就遇「險」。

當天下午從台北出發，沿台十五線騎了四十來公里，到達桃園、新竹交界的觀音、新豐一帶，天快黑了，找不到住 處，倒是經過好一些寺廟；我人急生智，想起古人上京考試，路上不是常有在廟裏投宿的？興巧進了一個羅生門的話，還有寫小說的材料……。於是我就在公路旁邊 一座掛有「昭靈宮」匾額的牌樓下面進去了，在空曠闊大的場地裏找到一間十呎見方的小舍，只三面有牆，其餘一面大開不設門，裏面正中設一個神壇，前面放一台 香爐，相當整潔；進入後，我把車子橫在進口處防狗，然後在地上鋪開膠墊，和衣而睡一整晚，香爐灰發散的氣味還驅趕了蚊子。早上起來一看，前面是小池塘，旁 邊還種了果樹，是個好地方。我後來跟路上遇到的本地騎乘客交流，才知道在台灣跑長途的人，找個廟宇祠堂或農舍草棚睡覺，其實很平常，主人都不管你，沒惡狗 就好。

台灣是中、高檔自行車製造王國，政府刻意發展騎乘活動，民間反應也很熱烈。各種有關的軟硬基建，台灣的確搞得不錯，國際上也有名堂， 加上良好的社會條件，確能令騎乘者安心。我在環台路上分別遇過三位香港來的獨行俠，一位年紀和我差不多，其餘兩位是年輕人，交談之下，發覺都有同樣安全 感。

獨行／群騎

長途騎乘在台灣蔚然成風，年輕人固然喜愛，銀髮族一樣上癮，我在環島路上見過不少介乎退休年齡 的騎乘隊伍，和他們交談，發覺多是專業人士，對這個運動非常投入；他們空餘時間比較多，坐騎質量特別好，很多還是「台灣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會員。這個基 金會代表業界及騎乘大眾，所主辦的「環台騎乘認證」計劃，據說很受「老吭」歡迎：騎乘者向會方申請租用一個小型GPS追蹤器戴着環台，完成之後便可得一正 式的確認書，拿着威風。我沒時間來這個玩意，可惜！

遇到香港來的騎乘者都是獨行，也許是偶然，但也能反映港人性格獨立的一面。獨行有好處， 你可以暫時把自己的社會文化意識擱一邊；幾天之後，心緒完全安靜下來了，你便能忘我地留意、觀察四周圍的人、事、物，有更好的機會和當地人交談，有更多的 自由去探索一些看起來很細微的語言文化乃至社會政治差異，從而見微知著。

如果你還願意進一步放棄私隱的舒適，晚上不住旅館單人房，而是入住一些散租的「通鋪」（即是租用大房間裏的床位，共用衞生設施），則和本地人比較深入交談的機會就更多。

不 是所有的旅館或民宿都有這種通鋪可供選擇；在我獨行的三周裏，這種機會只有一半，但我因此認識了好幾位有趣的人物。這些人物當中，包括兩位年輕的大兵，其 中一個當空軍地勤，是位帥哥，一吃完晚飯就去會友、唱K；另一位是駐在花蓮的陸軍軍士，放假回屏東，專程到台南看法輪功的舞蹈表演。還有一位本在新竹工 作、趁待業到處旅行的電子工程師，他帶我到台東市的森林公園逛了一個上午。更有一位八十多歲、能說流利英語且十分健談的退休大學校長，和我一聊就是幾小 時。與好友群遊，則趣味不一樣，特別如果是難得一見的老朋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誠賞心樂事，但這樣與友群遊的時候，總好像有一個氣泡把大家舒舒服服地罩 着，致令和外界接觸的機會減少。然則我這次「雙料」環台，可說一舉兩得。

三十八天，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所見所聞，很多未免是浮光掠影，自 己或覺深刻，寫出來卻不一定能成篇章，尤其這輯遊記主要不是議論政經，性質和寫法都和我慣常的不一樣。不過，我兩年前說過，希望筆下多元化一點，寫一些非 議論文。這可以包括一些比較生活性的個人題材，如旅日生活、航海經歷等，《信報》讀者都或有興趣；不過，這兩個題目皆非容易，還需時日累積、沉澱，反倒覺 得環台騎乘的題材較易處理，讀者讀着亦會覺得親切。今天這篇就算是開場白。

陳文琦與王雪紅辭去基金總額147億台幣之基督教中華信望愛基金會董事職務

江素蘭在宏達電年報中揭露擔任該公司''獨立''監察人一職。

董監事姓名住所資料

分事務所資料

董監事姓名住所資料
序號	職稱	姓名
1	董　事	楊中堅
2	董　事	朱黃傑
3	董　事	歐陽家立
4	董　事	江秀琴
5	董　事	劉群茂
6	董事長	江素蘭
7	董　事	區光穎
8	董　事	黎少倫
9	董　事	陳英安

法人登記資料
登記案號	101年 法登他 字 599號			類別	財團
案由	變更登記			主任	楊志純
登記號數	2436	收件日期	101/05/30	登記日期	101/05/31	公告日期	101/05/31
登記簿	95冊 53頁			任期判定	1	屆期判定	4
法人代表	江素蘭	法人名稱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望愛基金會			設立登記日期	090/10/12
主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3號8樓
目的	本耶穌基督仁愛精神，以宣揚耶穌基督恩典與福音為目的，辦理相關之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以發揮宗教功能，增進社會福祉。
捐助方法	由王雪紅捐助
許可機關日期	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台︵九十︶內民字第九００六八七八號函
存立時期	永久			財產總額	14,723,621,266，147億台幣
結案原因	准許	結案日期	101/05/31	歸檔日期		發證日期	101/06/07
代理人一姓名	黃美鳳			代理人二姓名
送達代收人姓名		送達代收人住址				郵遞區號
清算人
變更原因	董事長王雪紅、董事陳文琦辭任、董事長職務由原董事江素蘭繼任、董事歐陽家立住所變更，繼任董事
	繼任董事印鑑。

余杰：彭明敏就是四十二年前的陳光誠——讀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就是四十二年前的陳光誠——讀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

陳光誠奇跡般地逃離宛如納粹集中營般嚴酷的山東臨沂東師古村，成為國際媒體上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眼盲心明的一介布衣，牽動中美兩國最高層的外交博弈，甚至搶過了連續多日佔據世界主流媒體主要版面的薄熙來的“風頭”。中國極度惡劣的人權狀況，繼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空椅子”一幕，由於陳光誠事件的刺激，再度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

如果說臺灣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可以互為參照系，那麼今日陳光誠的逃亡事件，不禁讓我聯想起四十二年前在臺灣發生的彭明敏的逃亡事件。彭明敏以《自由的滋味》為回憶錄的書名，天安門一代的學生領袖柴玲也以《一心一意向自由》作為回憶錄的書名，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核心都是“自由”一詞。看到這兩個書名，讓我聯想起電影《勇敢的心》中蘇格蘭反抗暴虐的英王的英雄華萊士在被斬首前驚心動魄的呼喊——“自由！自由！自由！”那些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人們，為了尋求自由，有時候甚至要付出生命代價，比如企圖越過柏林牆的東德人，比如饑寒交迫的北韓“脫北者”，以及偷渡到香港的內地人。

對於彭明敏來說，他的流亡是“自討苦吃”——他有西方名校的學位，有台大教授的頭銜，有兩蔣接見的殊榮，為什麼還不滿足呢？因為他的內心有一種聲音告訴他，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自由。那麼，自由的滋味究竟有多麼美好呢？就連生活在自由世界、從不感到自由匱乏的哈佛大學教授賴世和（Ddwin O. Reischauer）也被這本書深深打動。賴世和讀完《自由的滋味》之後，主動發去感想：“彭教授的個人經歷，敘述得多麼動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幼年、在蔣政權統治下的優異學術成就、從他故土的流亡——讀起來不能不期望、也不能不相信這些既馴服又似不太馴服的臺灣人，有一天必會在這地球上繼承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塊地。”

留下，還是離去，這是一個問題

在自傳《自由的滋味》中，彭明敏平靜甚至冷靜地將當年死裡逃生的經歷娓娓道來，仿佛是在講述他人的故事一樣。

彭明敏人生的轉折發生在一九六四年，他與謝聰敏、魏廷朝聯名發表《臺灣自救運動宣言》，在宣言的印刷過程中員警破門而入一併將三人逮捕。這與劉曉波因發佈《零八憲章》而被捕極為相似。在被捕的那一刻，彭明敏感歎說：“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員警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

出賣他們的正是他們試圖喚醒的臺灣的普通民眾，其中就有印刷廠的工人、旅館的侍女等底層人民。彭明敏說：“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臺灣人已經腐敗到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社都受命通知員警，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後來彭明敏才知道，每個告密者都獲得了相當豐厚的獎金，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吃人血饅頭”。從耶穌被猶大出賣的那一刻起，這樣的情節就不斷在人類歷史上重演，先知從來就不被他們的同胞所理解。
威逼利誘不果，國民黨當局將彭明敏判處八年的有期徒刑。不過，在國際壓力之下，他當年即被特赦出獄。以此而論，彭明敏比劉曉波幸運得多。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還想在國際上維持“自由中國”的牌子，不得不將其特赦；而中共政權早已圖窮匕見，即便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株連九族，對揭露其“苛政猛於虎”的陳光誠更是窮凶極惡。

雖然出獄了，但整個臺灣對於彭明敏而言，就如同一所放大了一些的監獄。監視他的特務們，整天二十四小時分為三班輪值。“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此一場景，與我在北京居住時的情形如出一轍，我家門前安裝的先進的攝像頭和無時不刻監守的便衣，成為我所居住的社區的一景。彭明敏觀察特務們的作息規律，偶爾可以趁其不備溜出去會見朋友，而我和陳光誠這樣的人根本不能踏出家門一步。這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差異，換言之，即為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之不同。

這是一種比坐牢更加可怕的無期徒刑。如同魚兒離開了水，如同花兒離開了土。彭明敏寫道：“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度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彭明敏還獲知，安全單位已經決定，臺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即毀滅，一個是臺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他本人。他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一名特務頭子威脅他說：“我們不怕任何外國人，不要忘了我們隨時都可以把你毀滅、把你殺掉。你要清楚這點。”而中共的殘暴比國民黨來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國民黨的三人名單相比，中共擬定的是一張有兩百人的活埋名單，我名列其中，劉曉波與陳光誠當然也在其中。如果不是比國民黨更加兇殘，當初共產黨怎麼能夠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江山呢？

對於彭明敏來說，留下還是離去，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他經過許久的思考，才決心要逃亡，並願意冒任何的危險。因為，惟有離開此地，才能獲得自由，才能繼續自己的事業。我亦如是，陳光誠亦如是。離開不是放棄，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即便是銅牆鐵壁也有漏洞

彭明敏的逃亡計畫，從一九六九年二月開始策劃，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年時間。其中，有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他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臺灣時才能托他帶出或帶入。那段時間，因為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彭明敏從孤獨和無力感中掙扎出來，他寫道：“旅途的計畫佔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時間，簡直好像要設計到月球的旅行一樣，其間實有太多的變數、不可知數和危險了。一個獨臂人要環繞地球半圈，而不被發現，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出逃確實是一個奇跡。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手機和互聯網都還沒有誕生，人類的通訊方式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四十二年之後，在陳光誠逃亡的過程中，手機和互聯網已經成為有效的資訊傳遞管道。儘管在中共上百萬網路員警的嚴密監控之下，民間的“網路動員”的能力仍然是不可想像的，它迸發出一股驚人的力量，穿透了“老大哥”銅牆鐵壁般的專制長城。

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的英文版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在當時的環境下，彭明敏中對逃亡的若干細節語焉不詳，乃是因為不願連累諸多還生活在島內的當事人。正如今天“珍珠”不願透露營救陳光誠的細節一樣，解密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二零零九年，《自由的滋味》的中文版在臺灣問世，雖然時過境遷，彭明敏亦未及對這一部分加以補充。不過，當時參與策劃整個逃亡計畫的美國傳教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回憶錄《撲火飛蛾》中，對協助彭明敏逃亡的細節有相當詳盡的披露。唐培禮是彭明敏的摯友，在其最艱難的歲月裡，差不多每週都要與之會面。他在彭明敏的逃亡計畫中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今天幫助陳光誠的，主要是“珍珠”等一群素不相識的網友；而昔日幫助彭明敏的，則主要是一批深具人道主義情懷的美國傳教士。無論是“珍珠”，還是唐培禮，其所作所為，如同司馬遷所雲——“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記，遊俠列傳》）

最後彭明敏與大家告別的時候，唐培禮描述道：“離開前夕，彭哭了，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哭泣。我們都跟他一起落淚。”彭明敏化妝成一名燙傷手臂的日本樂師，使用一名日本友人的護照出境。到達機場的時候，正好來了一批日本觀光客，彭便隨他們一起出關。彭從小在日本長大，日文流暢，且舉手投足之間都帶有幾許日本人的氣質，故而順利過關。在此期間，還發生了讓陪伴他的友人將心提到嗓子眼的一幕：因為太緊張，彭明敏將一些文件忘在海關官員的櫃檯。這個官員跑過來把彭帶回去確認，同時讓他拿回他的檔。那一刻，他們還以為露餡了。上飛機之後，飛機開始滑行了，卻又重新滑回停機位，這又讓他們心跳加速。等候了一刻鐘之後，飛機終於起飛了。

有趣的是，彭明敏逃走三個星期之後，在特務給上級的報告中，彭還在臺灣各處旅遊，住過臺灣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餐廳吃飯。這是根據特務報銷的開支單得出來的“情報”。可見，特務們是如何素餐屍位、中飽私囊的。不久，調查局的很多高級官員因此失去了他們的職位。局長請辭被“慰留”，副局長被革職。那些應該二十四小時監守彭的特務們被關了起來。

與之相比，陳光誠逃亡之後，儘管陳光誠直接向溫家寶提出呼籲，山東的黨政官員卻巋然不動、風風光光，那些在一線守衛東師古村的打手們仍然趾高氣揚、橫行霸道。可見，今日中共的吏治連四十二年前的國民黨都不如：不僅中央已經“腦死亡”，胡錦濤躲藏在幕後默不作聲，溫家寶在前臺言不及義地作秀；而且地方政權已全然黑幫化，警匪無從分別，如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的結尾處所描述的那樣：“他們何其相似乃爾！而今，不必再問豬的面孔上發生了什麼變化。外面的眾生靈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看到人；但他們已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當年，國民黨惱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寫《蔣經國傳》，由情報局出面雇用竹聯幫的陳啟禮實施對江南的暗殺行動；而今，共產黨根本不需要借助黑社會的力量打擊異己，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幫都要黑的流氓集團。

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上帝的眼中，先知的地位遠遠高於國王。彭明敏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臺灣，陳光誠之於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都是帶有先知色彩的人物，他們身上具備的精神力量與道德勇氣，讓與他們同時代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

彭明敏成功出逃，頓時成為一個國際焦點新聞，讓國民黨政權苦心打造的“自由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沉重打擊。不過，不僅蔣介石不高興，對岸的蔣介石的敵人——中共政權——也不高興。這倒不符合毛澤東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名言。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來說，宣導台獨和人權的彭明敏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於是，這一事件也成為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的“破冰之旅”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當時，一向反共的共和黨人尼克森向中國暴君毛澤東拋出橄欖枝，乃是“兩害取其輕”，希望聯中抗蘇。然而，綿延二十載的中美敵意，真能一眨眼成為浮雲嗎？隔著歷史的雲煙來回顧，尼克森此舉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大敗筆。那時，美國對中共政權的承認，讓已經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毛澤東政權重新獲得統治合法性，再度延續了中共的壽命。

在尼克森、基辛格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彭明敏居然成為話題之一。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MacMillan）在《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到毛澤東》一書中引述了當時美中兩國領導人談話的揭秘檔案：二月二十四日與尼克森會談時，周恩來語帶嚴峻地指出，臺灣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彭明敏教授曾在美國獲得一些幫助，而且是在美國人的協助下逃出臺灣。（巧合的是，彭明敏曾是基辛格的學生。）周恩來以認可的口吻補充道，蔣介石知道如何處理臺灣獨立運動的言論；他會鎮壓臺灣的任何獨立運動。

基辛格說：“這不是真的！”他解釋說，沒有任何美國人員或機構對臺灣獨立運動提供鼓勵或支持。尼克森也呼應他的話：“我對今天會談的承諾，全面背書。”

但是周恩來還是不滿意，他堅稱：“我已經收到情報，大意是說，彭明敏之所以能夠脫逃，背後有美國人幫助。”

尼克森仿佛急火攻心地回答：“總理先生，這件事蔣介石不喜歡，你不喜歡，我們也不喜歡！我們跟這件事毫無關係。”
基辛格補上一句：“就我所知，彭博士之所以能離開，大概是受到反對蔣介石的左翼組織協助。”

彭明敏的出逃，確實得到了美國人的幫助，不過是與美國政府無關的美國傳教士，這些傳教士的作為，甚至背離了美國短期的國家利益，卻符合普世的人權原則。在這段對話中，政客之虛偽與無恥，可見一斑。延至今日，奧巴馬政府在處理陳光誠事件上的怯懦與愚蠢，與當年的尼克森、基辛格簡直如出一轍。裡根式的偉大總統畢竟是百年一遇。不過，政客的功利與短視，反倒襯托出先知的遠見與勇銳。

多年以後，彭明敏終於榮歸故里，一九九六年代表本土政黨競選總統，雖然功敗垂成，但他已經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妝重彩的一筆，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之。我亦相信，不久的將來，陳光誠也將如此榮歸故里，淪陷于中共流氓政權的中國的每一寸土地，終將重現光明與生機，陳光誠將用心靈看到這讓他欣慰的一切。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余杰，著名內地異見作家，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被譽為北大才子，經常發表著作批評中國政府，以文章尖銳著稱。前年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遭內地警方拘禁問話，此書在內地禁售。同年底好友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余杰遭酷刑虐打。今年1月流亡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即將出版《劉曉波傳》和《河蟹大帝胡錦濤》。

完全沒有絲毫道歉之意的誠品聲明

被打的三位學生除了原本已經提出的傷害告訴，應該馬上追加提出公然侮辱訴訟。

從拍攝影帶可以看到學生除了攜帶寫明訴求的紙製海報之外，完全沒有攜帶其他任何物品，何來威脅店內顧客與參與民眾之人身安全之虞。三位白白挨揍的抗議學生，絕對不能委屈收下誠品送來的莫須有「威脅顧客人身安全」這頂大帽子。

尤其，既然兩度重複提及「未能明確判斷」與「第一時間無法確認風險高低」，太子保全公司專業能力是如此不足，錯把完全沒有安全威脅的學生視為十惡不赦的恐怖暴徒，整整兩天的處理時間卻只得到「持續檢討」與「思考更好之作法」?
這紙聲明徹底暴露出誠品既傲慢又無能的真面目。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發表聲明

針對5月15日下午因誠品書店租借場地供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新書發表會，活動現場臨時發生民眾抗議事件。誠品經這幾天多方面詳細了解後，我們知道該活動受邀貴賓在參與前一個行程時，已有香港學生於該場活動地點抗議並遭其辦公大樓保全驅離，至於驅離方式與詳細過程為何，由於誠品並無相關同仁在場，故無法代為說明。

至於在誠品店內發表活動舉辦時，店內保安人員基於在第一時間，未能明確判斷抗議民眾將會產生的後續行為與隨身攜帶物件，為避免書店內的顧客與參與活動之民眾受到驚嚇與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經口頭勸阻無效後，即採取了強制要求抗議學生離開活動現場的驅離動作，由於抗拒現場確實產生了肢體拉扯與衝突，針對此次執勤過程中，保安人員肢體動作過大與抗議學生的感受，以及對於當天書店所有現場讀者所造成的困擾與不便，誠品在此致上歉意。

我們盼望民眾可⋯⋯以明白，誠品尊重個人行使自由的權利，但同時身為公開的營業場所，針對第一時間無法確認風險高低與所屬意圖的情境，隔絕風險並保護店內所有顧客的安全，確實為誠品的首要之急。我們將持續檢討與思考更好之作法，以更圓滿妥適的方式避免任何可能的衝突蔓延。藉此機會我們亦期許往後各類型活動的舉辦，皆能與民眾共同在平和與理性下完成，誠品並會持續為這樣的目標改善、努力與精進！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05 18

壟斷資本與中國工人 -- 全球電子代工廠富士康

美國《時代》週刊在2009年 曾經把中國工人評選為年度群體人物，該刊編輯評價中國工人為領導世界經濟復蘇、點亮人類前景的功臣。然而，新生代的中國農民工，似乎越來越看不到 自己的出路。一直以來，普遍的觀點是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過程，改革開放後，國家通過鼓勵外資和對外開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資或 外資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這種以依靠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發展模式，區別於東歐的轉型市場或者東亞的發展型國家模式，雖然帶來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產生了普遍性的社會不平等，尤其是導致了工人群體的困境。

當然，這種寬泛的理解需要通過對跨國企業的FDI在 一個具體行業或者企業發展及演變成行業寡頭進行深入的分析來印證。富士康以其擴張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堪稱跨國性製造業中的傳奇，對於研究跨國資本擴張的現 象極具代表性和重要性。本文以富士康這個具體的企業為例，嘗試考察國家在跨國壟斷資本出現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種跨國資本對工人狀況的形成所帶來 的影響。

富士康：全球電子代工廠

富士康隸屬於鴻海科技集團，是專業從事電腦、通訊、消費電子、數位內容、汽車零元件、通路等6C產業的高新科技企業。自1974年在臺灣肇基，特別是1988年在深圳地區建廠以來，富士康迅速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電子代工廠，為世界頂級的電子品牌製造產品，如蘋果、惠普、戴爾、諾基亞、摩托羅拉、索尼和三星等。富士康的名字來源於英文單詞Fox-conn，其意義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對電子產品進行連接、組裝。據預計，到2010年，富士康的總收入將占全球電子製造產業總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的發展和演變成為工業領頭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始於1988年，得益於中國的吸引外資政策，鴻海集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大陸的第一個生產基地，富士康。在早期的生產階段，富士康僅有150名工人，中、高層管理人員均為臺灣雇員，他們對大陸幹部或者工人非常不信任，軍事化的管理方式和企業文化更是臭名昭著。第二階段是在1990年 代富士康迅速擴張的階段。得益于大陸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富士康為了滿足日漸多樣化和數量激增的生產線，開始吸納大陸籍員工進入管理層。隨著生產基地的不斷 擴大和行業聲譽的提升，富士康持續地集中發展珠三角和長三角兩個生產基地，而當地政府也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資源、良好的交通運輸和其他關鍵的基礎設施。

富士康最為獨特的是它發展的第三階段。自2000年以來中國提倡西部大開發的發展策略後，富士康通過並購其他公司和在大陸各省份擴建生產基地、搬遷等舉措，構建了它的壟斷型資本的角色。2010年後，通過並購中小型電子廠和優化內部生產鏈條（從篩選原材料、採購零部件到最後的產品組裝），富士康已經成功地打敗了大多競爭對手並獲得頂級品牌和零售商的生產訂單。目前，富士康僅在中國就擁有31個遍佈各地的生產基地，而其在深圳的工業園區作為旗艦基地已擁有超過50萬名員工，8倍於全球第二大電子製造商偉創力（Flextronics）在廣東珠海的生產基地。富士康在其他城市的生產基地也屬巨型，通常擁有數萬到數十萬的員工。富士康的其他潛在對手，如星力達（Celestica）或捷普（Jabil Circuit）則遠遠被拋在了後頭。

2003年以來，這家台資企業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商，其總收入更是在2008年達到前所未有的618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556億美元，占中國總出口額的3.9%（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CSER Annual Report 2008）。儘管在近期的經濟危機中，來自美國和歐洲的電子產品訂單減少，但是富士康2009年的總收入仍然有593億美元，銷售額與2008年相比只有4.1%的輕微下滑（Fortune, 2010, Global 500 Companies: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Rank 112.）。當全球投資者和客戶重獲信心的時候，富士康也獲得了新的生產訂單並且贏得了驚人的收益。2010年，富士康在前9個月的同比增長已達60%，全年總收入為791億美元，甚至高於其客戶，如諾基亞、戴爾等。

富士康宣稱2010年在全球範圍內雇傭了100萬勞動力，超過90萬的勞動力分佈在中國大陸，而當中的85%均為來自農村地區的80後年輕人（參見《中國青年報》2010年5月20日）。在富士康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是新一代80後農民工成為新的打工階級，同時也伴隨著他們遭遇各種痛苦的過程。

國家的角色

富士康的成功證明了中國在世界的崛起，也證明了出口導向模式的創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下也可以帶來經濟增長。它也驗證了全球資本主義正以超越我們想像 的速度進行資本擴張。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背景下，一些亞洲資本企業和國內的製造商正迅速成長為西方跨國品牌的分包商或次級分包商，利用廉價的農村勞動力 進行密集性加工製造，賺取巨大的利潤。這樣一種資本擴張的過程主要是由國家扶持的。在一些西方分析者看來，中國國力強盛，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仍然能夠引導全球經濟復蘇和繼續創造經濟奇跡。但是，在大多數農民工看來，當他們的基本權益被侵犯時，當他們急需國家的保護時，地方政府經常很難有作為。

富士康在利用中國鼓勵外資的政策中佔據很大優勢，並且在區域性的競爭中也佔據領先地位。在中國大陸，富士康的生產基地橫跨了四個策略性地理區域：

1.珠三角：深圳、東莞、佛山、中山；

2.長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寧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

3.環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島、天津、太原、煙臺、營口、瀋陽；

4.中西部、西南部城市：重慶、成都、鄭州、武漢、晉城、南寧、北甯、北江。

各區域的地方政府為了與富士康建立策略性合作而相互競爭，爭相通過其行政體系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礎設施、人才和勞動力等資源。在提供土地資源方面，2009年7月， 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派出代表團前往富士康在臺灣的總部，雙方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當地政府官員承諾將為更多的產業轉移到西部去提供便利。成都高新 區的一名官員曾說：為了得到富士康的投資，過去五年我們進行了多次的談判協商。對於我們成都而言，能夠競逐成功拿到這次投資真是不容易。（China.org.cn, 2009年10月28日, Cities Vie for Terry Gou's Money.）

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築好的公路和其他免費的基礎設施，包括光纖電纜、水、電力、燃氣設施，從而大大強化了富士康的生產能力。基礎設施支持方面，武漢市政府也為富士康提供了一段13公里的專用鐵路。2007年，富士康在武漢東湖高新區建立了一個預計10萬人的生產基地，以 光谷聞名，專門生產臺式電腦、數碼相機以及遊戲機。另一個出名的例子則是重慶市政府在2009年將機場的跑道擴建400米以滿足富士康在當地增長的運輸和物流的需求。

2010年8月，富士康開始在河南鄭州籌建生產基地。當地一名政府官員公開表示：我們為富士康在鄭州落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給運輸設備和建材專門開通了一條特快鐵路。（Xinhua, 2010年8月2日, New Foxconn factory in central China begins production with hope of peace, prosperity.）富士康已從當地政府租用了一座可供10萬員工使用的翻新的廠房和宿舍，而政府同時也劃定了一片土地供富士康建設一座長久的生產基地，其規模可容納30萬員工。第一階段的工程將覆蓋133公頃。（Xinhua, 2010年6月30日. Xinhua insight: Foxconn's inland moving a win-win solution.）

得益於國家所提倡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富士康迅速利用了優惠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甚至是通過政府職業培訓項目所培訓出來的大量的技術型和非技術型勞動力。省級和 市級的政府部門也積極地動員農民工或職業學校的學生前往這些企業工作、實習。由此產生了學生工現象。所謂學生工，即是通過工讀結合，以學生的 身份被雇用，法律上稱之為實習生，但並不享有勞動法賦予的保障。由地方政府協調所提供的人力資源大大降低了企業的雇傭成本和培訓成本。例如，河南省通 過教育及相關部門下達行政命令，鼓勵職業學校與富士康進行合作，2010年暑假，約有10萬名在校學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實習。（China Daily, 2010年6月26日, Students ‘Forced’ to Work at Foxconn.）在重慶，119家職業學校承諾將學生派往富士康實習。（People’s Daily, 2010年6月29日, Foxconn Mulls Move Northward.）通過職業學校所提供的穩定而又廉價和高素質的勞動力，既能緩解沿海企業勞動力短缺時的燃眉之急，也為即將在內地投產的企業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

但在所謂的工讀結合計畫中，地方政府並沒有嚴格地規範企業使用學生工的行為。根據現有的實習生條例，學生工並不能得到足夠的保護；而學生身份又致使他們不被 法定的勞動關係所認可，也因而不受勞動法律法規的保護。學生工為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提供了極其廉價、彈性和順服的勞動力。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富士康的壟斷地位是近些年來通過與地方政府的深入結盟和資本積累所實現的。地方政府之間為了吸引富士康來建廠提高當地經濟增長而彼此競爭，為之提供極其誘人的資源和條件。而由富士康所連接的電子加工網路也因此迅速地在內陸擴張。

富士康生產體制與新生代農民工

富士康最大的工業園區，深圳龍華園區，擁有40萬工人。這個2.3平 方千米的工業園包括：工廠、宿舍、銀行、醫院、郵局、消防隊及兩輛消防車、電視網路、教育學院、書店、足球場、籃球場、田徑場、游泳池、超市和數家餐廳。 該主園區擁有一流的生產設備和最佳的生活環境，呈現了一個高度複雜的組織架構和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為了可以對生產體系集中化控制，龍華園區設置了11個事業群。各個事業群獨立運作，每個事業群下面又分為6個級別的架構：事業群—事業處—事業單位—部/課—生產線。具體的生產任務均被分配到生產線上，生產線上的工人則被要求以最佳速度來提升產量和縮短交貨時間。這一系列的要求均通過嚴格的管理方式和評價基準來實現，從而形成了富士康獨特的軍事化管理模式。

軍事化管理模式

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模式從工廠大門設置即可窺見一斑。當工人剛進入工廠的時候，絕對的服從是員工們必須學會的第一條紀律。富士康總裁郭台銘曾說，一個領導者 必須有獨裁為公的堅定信念。在他的管理下，富士康在深圳的龍華園區儼然是這個城市中的另外一座紫禁城，而公司的管理層和保安們則如同管制這個紫禁 城的官員和員警。在這裡，廠方雇傭了數千名保安以維持內部秩序。在富士康所有的廠區，都實行全面的封閉式管理和監視。每個廠門24小時都有保安把守，工人需要工卡才能進出工廠。工人被要求接受各級門崗、警衛的監督。此外，工廠幾乎所有的公共和工作區域都設有攝像頭監控。工廠內部也嚴格區分，每一處廠區也都設有門禁。即使是在同一棟廠房，不同的事務處之間的工人也不准相互往來。

軍事化的管理方式被用於對工人生產過程的控制，意在把工人訓練成服從紀律的勞動者。在富士康，絕對的服從是員工們必須學會的第一條紀律。郭台銘有一條著名的 語錄：走出實驗室就沒有高科技，只有服從的紀律。服從的文化通過一系列的規章制度被建立起來，而這種服從是以高度的層級化來進行的。下級對上級必須絕 對服從，這種層級區分由下至上分別是：普工—儲備幹部—全技員—線長—組長—課長—專理—副理—經理—協理—副總經理—總經理。由此形成了富士康高度集中 化和層級化的管理特徵。

在富士康的金字塔管理模式下，衝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層的管理人員和工人之間。線長一級的人員承受著最大的壓力，為了完成生產的產量，他們也大多採用嚴苛的 方式對待工人，而很少顧及工人的感受或者壓力。最常見的管理手段是當眾責駡或者讓工人寫檢討。因此，工人處在整個金字塔模式的最底端，未能受到尊重和人性 化對待。工人把富士康的管理方式稱為人訓話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工人深知他們所加工的是昂貴的名牌電子產品，不容出錯。一名在杭州廠區的受訪工人 因為給生產的手機漏鎖了一顆螺絲，被罰抄總裁語錄（如環境嚴苛是好事）300遍。我們的調研資料顯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過被管理人員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經歷；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對工廠制度和管理感到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過被管理人員和保安體罰的經歷。管理嚴格、非人性化是工人描述對富士康的印象時最常使用的詞彙。

富士康深圳廠區每月7%~8%的員工流失率也許可以視為工人們對這種不尊重個體和超負荷工作的一種反抗。嚴苛的勞動過程也導致了勞動異化和剝削，即使是對那些年僅16歲到18歲的未成年學生工也不例外。儘管教育部門規定學生實習的工作時間不能超過每天8小時，富士康的學生工和普通工人一樣，仍被強制超時加班。

工資和工作時間

2010年5月以前，富士康僅支付普工900元的每月基本工資，也就是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由於基本工資難以維持工人的生活所需，工人每月不得不加班高達100個小時以獲取加班費，加班時數接近中國《勞動法》（第41條）所規定的每月最高加班36小時的3倍。

2010年5月，隨著連環跳事件的壓力以及各地政府調整最低工資的舉措，富士康把深圳地區的普工基本工資增長至1200元。然而相對於物價和房租各方面的增長，工人依然需要通過長時間加班來獲取加班費。調研發現，工人約42.3%的工資來源於加班費。

2010年7月，富士康對外界宣佈會再次加薪，從當年10月份起將普工的基本工資調整到2000元，加薪範圍至少覆蓋85%的員工。調研組分別於10月初、11月下旬兩度回訪深圳地區的富士康工人，10月初的回訪發現絕大多數的工人並沒有收到任何關於加薪的正式通知。而11月 的回訪則發現僅有一部分工人實現了加薪。加薪的條件包括：必須進廠至少半年以上，必須通過績效考核和文化考試，每個部門有一定的指標，就算進廠 滿半年了也要輪候等。對於進廠不滿半年的員工、學生工（不管工作年限），以及從富士康的其他廠區分派到深圳廠區的員工，他們並不享受同等的加薪權利。

生產強度和工作壓力

在2010年5月第一次加薪後，加班時間縮短了，但工作強度較以前增加了。儘管工人尚未從言過其實的加薪中獲利，對大多數工人而言，更繁重的生產任務和工作強度卻已經開始了。

在富士康最大的廠區龍華園區，2010年9月的生產旺季，每天生產大約137000部iPhone，每分鐘生產超過90部。 富士康的測速部門和生產管理部門以秒來計算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時間，並以此安排工人的生產量。如果工人可以完成一定的產量排配，那麼第二天就會增加，當工 人適應後，又再一次增加，一直達到工人能夠承受的極限。昆山廠區的一組男工說道，我們一分鐘都不能停，我們做得比機器還快。雖然富士康規定工人每工作 兩小時就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但是一些生產部門規定沒有完成生產排配的話就不允許休息。

富士康的客戶不斷要求代工廠盡可能快地生產從而滿足全球消費者的需求。例如，由富士康代工的蘋果公司的iPhone系列不斷推陳出新，客戶要求儘快把iPhone4白色型號推出市場，以跟上黑色型號的供應和銷售。客戶對於生產效率和品質的要求使得代工廠商持續地給工人施壓，各式電子零部件就在24小時不停運轉的流水線上組裝完成。在富士康車間的牆上貼著這樣的海報，重視效率，分分秒秒；目標達成，除非太陽不再升起；魔鬼都藏在細節裡。

工人們普遍被安排在固定的座位或者站位，每一班持續工作10小時至12小 時，其強度之大、時間之長可能造成工人身體及心理的傷害。例如武漢廠區一名受訪工人對訪談人員說：我們線上幹的是打蠟釘的活，女生都幹不來。蠟釘槍有好 幾斤重，一天干下來肩也痛、胳膊也痛，手都抖個不停。通過問卷和訪談，工人的不滿和抱怨大多集中在：繁重的生產任務，高溫、噪音、粉塵等工作環境。由此 可見，工廠對於職工安全的保護是非常不夠的。

車間的生產線之間，組與組之間也是充滿競爭的。在一個車間裡，通過對各生產線進行評級以考評各線的生產效率、是否完成任務、是否有人遲到早退等，從而決定各 生產線的獎金。一些基層管理也會通過給工人設陷阱以測試工人是否在認真工作，比如說拿走產品的一個小零件，如果工人沒有發現這個問題，那麼整條生產線的人 都會集體受罰。在一個如此紀律森嚴的工廠，壓力自上而下層層下壓，處在最底層的工人承受著最大的壓力。

孤獨感和碎片化的生活

富士康為其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設施諸如集體宿舍、食堂、洗衣服務以及其他娛樂設施，然而這些配套齊全的生活設施，實質上是為了將工人的全部生活融入到 工廠管理中，從而服務於即時生產的全球生產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生活空間僅僅是車間的延伸。吃飯、睡覺、洗衣等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像流水 線系統一樣被安排好了，其本意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工人的日常所需，而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時間實現工人勞動力的再生產，從而滿足工廠生產的需求。實際上， 工人難以獲得真正的休息，不同部門的工人被安排到了同一間宿舍，而日班和夜班的不一致使得工人們的休息常常被干擾。另外，隨機的宿舍分配制度也破壞了工 人現存的社會關係網路，阻礙了工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在這樣孤獨和流水線般的生活空間，工人喪失了他們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

從勞工控制的角度而言，這種廠房—宿舍相結合的生活環境意味著生產與勞動力的再生產均在一個自足的、全方位的地理區域完成。它通過對勞動力便利的地理操控， 便於實行強制加班、拖班或者臨時安排加班，從而滿足彈性生產的需要。這樣一種社會空間的安排強化了廠方管理的領域，對於工人的控制從生產車間延伸到了日常 生活空間。因此，工人同時面臨車間內與車間外的、工作與生活並存的雙重壓力，工人的社會生活空間很大程度地被剝奪了。

在調研中，我們探訪了連環跳事件中的其中一名存活者，田玉。在深圳龍華人民醫院，這名17歲 少女已經半身癱瘓，終日躺在病床上。和所有的普工一樣，田玉的工作無聊到令人窒息。她在富士康工作的一個月，就在流水線上負責目檢，也就是檢查產品上是否 存在劃痕。有時候還要被線長責備做得不好，做得太慢。在宿舍裡，其餘的室友均來自不同的事業群或部門，彼此都不熟，關係也比較冷漠，沒有人有多餘的時間去 關心別人。2010年3月17日，在工作了30多 天后，田玉忍受不了這種無助和絕望的狀態，從四樓的宿舍跳下。她曾回憶這段經歷，我工作的第一天就遲到了。那裡太大，我迷路了，所以花了很長時間才找 到車間……在工作了一個月後，到了發工資的時候，其他人都拿到了工資卡，我沒拿到。我問線長，線長說我的工資卡在觀瀾廠區。我去了觀瀾廠打聽，但是又被那 些人像踢皮球一樣被不同辦公室的人踢來踢去……最後我還是沒有拿到工資卡。我身上沒有錢了，走了一個多小時，從下午走到傍晚才回到龍華廠區。憤怒又絕望 的田玉第二天早上就選擇了自殺這種極端做法。

在富士康，工人們缺乏尋求援助的管道。我們瞭解到工會並沒有發揮相應的作用。高達32.6%的被訪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沒有工會甚至以為沒有工會；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參加工會，參加工會的工人僅為10.3%。 我們也瞭解了工人對工會的看法，較普遍的回答是沒聽過工會幹了什麼的、工會和公司是一體的等。由此可見，工會並沒有成功地監督工廠的運作，維護工 人的權益。更糟的是，一些工人甚至以為工會就是人力資源部的一部分。作為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富士康工會完全忽略了自己的職責，也喪失了它應有的聲音。

結論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國家的積極扶持下成長起來，並成為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這對中國工人而言並非是充滿希望的。在積極介入經濟全球化，以GDP為目標、支援外商投資和出口導向型工業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的是地方政府在社會和勞工保護方面的缺失。儘管國家在勞動立法方面扮演著相對積極的作用，但是其效果仍然是非常不夠的。地方政府追逐經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絕不亞于富士康為追逐全球製造業市場讓工人所承受的代價。

富士康的例子對於研究跨國資本擴張的現象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因為它的擴張速度和規模在國內外都無人能及。我們強調這種新型跨國資本的出現生成了一個逐底 競爭的全球工廠體制和一種軍事化的管理模式，正是這種體制和模式造成了新一代農民工的困境。富士康作為跨國品牌的供應商，必須與對手在價格、品質和交貨 時間等方面相互競爭。為了獲取客戶的訂單，富士康只能儘量降低成本以維持其競爭力，而低利潤裡的成本也就被轉嫁到了生產線的工人身上。因而也形成了一套高 度集中化和科層化的生產管理體系。

在擁有百萬生產大軍的富士康紫禁城中，工人們只能拼命地工作，服從不斷提高的產量安排。由於地方政府不能切實地落實勞動法律，類似富士康這樣的用人單位 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視超時加班等規定，從而滿足全球即時生產體系的需要。通過科學方式所實現的非人性管理帶給工人的壓力是巨大的；勞動的異化，社會支持 的缺乏更為普遍。當這些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新生代工人身處於一流的富士康車間與宿舍環境中，他們卻似乎更加焦慮和孤單，別無選擇。而自殺則是農民工在 多種經歷中的最極端和無奈的表達。

 
by 潘毅、許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著有《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

TVBS 報導王雪紅相關新聞時應揭露利害關係人身分

無論是華爾街日報報導新老闆梅鐸的任何消息，或者紐約時報刊出大老闆Sulzberger家族報導，都會揭露其身分，讓讀者知曉這篇報導指涉對象對於這家媒體擁有主導權。

TVBS完全漠視新聞倫理基本要求，選前之夜談話節目幾乎完全以王雪紅老闆表態支持特定候選人為話題，王老闆成了藍營的啦啦隊，整個電視台則是最有力的發聲工具，這似乎是王老闆對於北京的表態，一併勾起大家回想起王雪紅於2008年11月3日到圓山飯店主動求見龐大警衛重重包圍的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在此同時，這也是已經失勢的T台前總經理李濤在跟王老闆表態，冀圖東山再起可以保住自己這個收視率長期墊底的最後地盤...

多年來由T台壟斷的2012年台北市政府前跨年晚會電視轉播中，當攝影鏡頭不斷盯著王雪紅大老闆，台灣觀眾就應該知道就應該知道這個港(泛中)資電視台已經在轉彎了，我們閱聽大眾應該格外用力監督。


以下是歷史剪報~

台灣中央社2011年3月31日報導，王雪紅參股的投資集團已完成收購香港廣播有限公司（TVB）26%股權，成為TVB最大股東，獲得香港政府批准，王雪紅明天(4月1日)起入主TVB擔任非執行董事。

雖然TVB沒有公布交易資金，但香港媒體引述市場消息指出，這筆交易高達港幣90億元（約新台幣336億元），其中約半數金額將由台灣方面進行融資。

王雪紅入股TVB的消息今年元月底傳出，當時王雪紅並未詳細說明。股權移轉後，投資集團將是TVB最大股東，TVB還持有台灣TVBS；也就是說，王雪紅間接也是TVBS的大股東。

這嘛厲害!? 張榮發基金會聯手7萬警力 全台助弱勢

眉批：

1. 9000個案例皆派人實際一一訪視，那代表著長榮基金會具有龐大的人力來執行這份工作，筆者個人淺見是認為不太可能的...
2. 透過基層管區員警轉介，由高達六成實際協助率來觀察，表面上似乎是蠻有效的鑑別管道，至少比起官方系統目前仰賴卻被濫用的鄰里長(核發低收入證明)更能夠發揮功用。筆者比較好奇的是，張榮發基金會是怎麼將這項訊息佈達至基層員警，官方應該好好請益仿效。報紙上常常看到層出不窮的家暴或虐童事件，同樣一批基層員警對於民間之事如此急功好義，卻對法律規定職責所在之事袖手旁觀，不是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心態，不然就是最後才知情的後知後覺者，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3. 如果基層管區員警發現有亟需急難救助的對象，第一個聯絡對象應該是官方體制內的社福體系社工人員，我們不是在媒體上一再看到政府花大錢置入行銷宣傳社福經費提高了多少又多少嘛，張董事長口中讓他心情好、睡得著的好事，其實是執政者失職、失能的最好證明，身為選民的我們應該讓執政者心情不好、睡不著，為此付出代價。

長榮聯手7萬警力 全台助弱勢

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成立的張榮發基金會，多年來在台灣各角落默默行善；2010年開始與7萬名各地警力聯手，尋找並幫助全台弱勢民眾。

張榮發今天與媒體茶敘，他不忘談行善助人最快樂，因為他的信念就是「人活著就是要積功德、做善事」；他說，看到有人貧病交迫、學童沒有飯吃，讓他很難過，做善事會讓他心情好，也睡得好。

張榮發基金會在1985年成立，主要從事慈善救助及提供獎學金；為更能有效幫助需要幫助的人，2010年開始，基金會與約7萬名各管區警力合作，由警方協助尋找弱勢，轉介到基金會，由基金會接手後續關懷行動。

基金會統計，至今已有1萬5000個經由警方轉介需要協助的案例，經實際評估後，真正需要協助的約占6成，基金會都個別訪視並有實際援助。

張榮發有感社會亂象頻出，已失落的道德秩序有必要重建，在2008年1月創刊「道德月刊」，包括郵資在內免費贈閱；至今發行份數已有33萬份。

去年大陸廣州曾發生1名小女生受傷倒臥在馬路上，路人卻毫不關心事件，上海東方早報2011年11月14日在批評現代人無道德時，還用4個版面介紹並讚揚張榮發創辦的「道德月刊」。

來源：2012年1月3日  台灣中央社

透明時代的成長與溝通之道

透明時代的成長與溝通之道

吳伯凡：這次企業公民論壇探討“透明時代”，今年以來，知名企業的各種質疑聲音泛起。微博就是一個聚集各種各樣抱怨、指責的集合器，每一個微弱的聲音，經過微博無限放大，對企業的聲譽、品牌產生非常大的衝擊。

沒有別人的監督，是否可以做一些有違底線的事情?在透明化的時代，可能性越來越小，心存僥倖最後導致的風險逐步累積，最終可能陷入到不歸路。

消費者在抱怨、質疑甚至開始聚集，前一陣淘寶商戶聚集的力量就非常可怕，企業要學會在一個透明的、沒有遮攔的時代裏去生存，去成長，形成對話的能力，而不單是傳播。傳播恐怕不行了，因為人人都有話筒。

我們應當具備身處“透明時代”的意識，不斷提醒自己，要主動與利益相關方進行有效溝通。

透明化是一大挑戰，利用好是一個機會，透明本身能成為競爭力，而不透明一定形成競爭的軟肋，甚至是致命的威脅。透明時代，亦即“裸露時代”，每個人穿沒穿衣服，區別只在於群眾的聚光燈有沒有打到你身上。別人沒有監督我們的時候首先應自我監督，做到“誠于內”。過去的企業公民常常給別人一種形象、一個姿態，現在要學會說服自己，首先自己做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

關志華：一家企業要為自己設定一個差異化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不同的行業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核心價值，核心能力。比如巴斯夫是做化工業的，對化學有更多理解，那麼我們怎麼樣運用化學對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一些重大的議題提供幫助?例如如何解決低碳、清潔生產、安全生產的問題?面對人口的不斷增加，怎樣能夠讓更多的人有充裕的食品，安全的食品?怎樣在越來越多人搬到城市裏面去居住的情況下，提供新材料讓更多的人能夠搬到城市，但是不污染，我們怎麼樣設計一個地區，不需用太多能源就能夠有一個很舒適溫暖的家居?這個是我們可以在行業裏面發揮最大的一個社會價值。

目前在媒體上、微博上，公眾表達了對化工行業的一些看法。的確一部分企業做得不是太好。我們從溝通的層面非常了解公眾的期盼和情緒，用更多的同理心去了解公眾為什麼對我們那麼關注。看到整個世界科技持續發展中的一些問題，要積極的去面對，去解決問題，而不是逃避問題。這個行業要把握得好，自己要發展未來的價值也是社會的價值，朝著可持續發展的路去走。這是工業企業的誠信。

所以在同理心之後，我們還是回到基礎的層面，要在科學的、有數據的、透明的基礎上，通過各種可持續發展報告去溝通。同時也需要能夠跟群眾用共同的語言——而不是理工科的語言去溝通，面對媒體甚至是新媒體，微博等等的挑戰，這是我們目前在溝通中遇到的挑戰，也是必須持續去學習的課題。

劉英弟：在透明時代，外界以簡單的方式就能了解企業的運營、管理、究竟有沒有負責任，以貨幣為選票來做選擇。

企業與外部環境，互動的溝通有兩個層面構成，一個是自身行動，一個是溝通方式，只有行動上體現責任感，才有獲得認可的基礎資格。要做精品百年企業，就必須強調品質，比如，青啤規定的發酵期比較長，45天，差一天也不能出成果，品質方面不打任何的折扣。曾經有段時間包裝車間停產了，問為什麼?酒沒有到期。酒發酵44天和45天的差異很小，但是如果這個規定打破了，能44天出就會有43天，能43天又會有42天，企業一定要按規定去做。

作為一個企業環境觀，我們提的是好心有好報，企業發展擴大規模不能以環境為代價。中國的古話說，“好心有好報”，反之“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句話對公司擴張時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認為要想良好地溝通，首先要做好才能具備溝通的資格，才能夠溝通的基本條件。

奚祖強：我個人很讚賞論壇的主題“誠于內，形于外”。思科自己就是資訊時代的公司，資訊時代的透明度的確是挑戰，其中之一是如何應對謠言。大量不正確的資訊在社交網路、微博的圈子裏傳，企業要怎麼辦?必須要主動出擊，主動公佈。今年5月，本人陪一個司長代表團去美國，當時代表團問美國的司長，遇到謠言怎麼辦?他們回答很簡單，“跟網上謠言一定要競爭，主動出擊，在微博、門戶網站上公佈自己的資訊，市民很聰明，會選擇相信誰。如果你有很多資訊不去做澄清，就會有很多謠言誤導民眾。”

而對於誠于內，我有個理解：公益不單是做善事，也是凝聚員工的方法。只有所有員工都感受到了企業誠懇的責任感，他們的創造力才能夠形成差異化的社會責任戰略。而你內在的誠意也會影響周邊的人共同參與。以汶川地震為例，思科捐了3億，但是怎麼用呢，重建10個學校、多少個衛生院這是我們的優勢嗎?網路公司能做一些什麼才是真正社會災區需要的?

透明時代的成長與溝通之道

我們發覺醫院、重點中學、小學等社會資源非常集中在大城市，於是在這個重建時，我們琢磨怎麼把這些資源有效分配，利用網路能夠達到看病不要跑到成都來看醫院，當地就能看。我們幫助四川省建了三級的醫療資訊管理遠端診斷的系統，同樣幫成都市的重點中學到鎮、鄉的學校都能聯網。同時，啟動專家培養縣一級、鄉一級的醫生、老師，這個才是持續良性迴圈的一種辦法。為什麼有這麼多好的創造性的創意，為什麼有這麼多外面的人與我們合作?源於企業要有內在的誠意。

陳曉東：銀泰本身是在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我們也學習了很多與相關利益群體溝通中的技巧方法，但我覺得最重要還是你那顆心。我們講的是三點。第一是直說，第二是快說，第三是簡單說。

很多企業大凡遇到事情，大家先分好壞，好事情宣揚一下，壞事情班子坐下來研究研究怎麼對外說，其實這很多餘。溝通就是要把事情告訴應該知道的那些人，判斷不是你要做的事情，更不要把自己的判斷放在溝通的過程當中，這不會有好處，這是“直說”。快說是什麼?不要等著事情在外面傳開，自己還沒說。簡單說是什麼?不要認為傾聽對象智力比你低，他們的判斷力、智力、情商都比你高，就要簡單化，不要搞複雜，連自己都聽不懂的話根本沒有用。你必鬚髮自內心的想讓對方相信你，那麼你說出來的東西別人才有可能接受。溝通的原則，就是好事說好，壞事不要說得更壞就行。

我們一貫秉承的想法是平等、合作，長期共贏。我體會比較深刻是“長期”。在做大和做強上，如果企業把時間段放長，自然知道該怎麼做事。奶粉里加三聚氰胺能做長嗎?十年的酒換成九年能做長嗎?如果你不平等地對待你的客戶，不平等地對待你的供應商，利用你在市場競爭當中取得暫時性的領先優勢去獲取超額的條件能長久嗎?

對員工也是一樣，如果只是用制度加上必要的獎懲，認為他們自然能做正確的事情，錯了!你要想到和他們共生共長共榮十年或二十年的時間，很多事情你自然知道該怎麼做。我常說對於同事，如果把他們視為要陪著你一輩子的人，領導就是你的長輩，同事就是你的兄弟姐妹，管理者自然知道該怎麼辦了。

梁利華：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常能聽到有關金融機構“不負責任”的指責，其實，摩根大通的表現非常優秀，最近市面熱銷一本書《最後的勝者》，就是摩根大通如何在危機挺身而出的。為什麼能做到這樣?就是認識到責任感是公司的剛性需求和核心競爭力。

就公司利益相關方來看：股東方(微博)面，2008年危機爆發到今天，摩根大通可能是歐美國家中唯一一家每一個季度都能實現盈利的金融機構;客戶方面，我們只做批發性業務，幫助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管理資產，進行海外融資，在第一時間進行資產處置，舉個例子，今年香港資本市場有18筆IPO交易經過路演，最後依然沒有上市，18筆交易中沒有一筆是摩根大通參與的，我們能給客戶打保票，如果答應幫助融資，一定會做到，哪怕是用公司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員工方面，大量金融公司大規模裁員，我們則一直加大對新興市場的投入。

摩根大通目前沒有將微博作為行銷工具或者正式發佈資訊的平臺。的確，我們看到在微博上存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需要有機制能夠糾正，或者做正面的回應，我覺得這是現在很多金融機構需要重視的。但是同時，微博這種非常快捷的、透明的新的傳訊工具，反而給社會責任履行較好的公司一種競爭優勢。因為如果業內一旦有企業採取不太正當的方式做業務，微博能夠迅速把這些問題暴露出來，問心無愧者更希望有更多透明的監督機制，這將有助於體現你的競爭優勢。

楊鐘仁：未來，消費佔整個GDP的比重會越來越大，消費者權益會得到更多認同，在新媒體環境下，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後，任何不遵紀守法的公司，其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同時，CSR的標準也在不斷提升，本人將CSR分為“三部曲”：

第一部CSR1.0，即遵紀守法，做慈善，善待員工，大家開始重視這些，但是不是體現了企業最重要的資源，創造最大的社會效益，值得深思的;第二部曲是CSR2.0，就是怎麼樣將業務本身的競爭優勢與CSR活動形成互動，形成可持續性;更高層次就是CSR3.0，與其他的企業、社會組織甚至政府進行跨界合作，創造合力以回饋、貢獻社會。

透明時代，企業有更好的條件將溝通轉變為核心競爭力，與消費者溝通的同時，創造商機，比如，引領消費者、客戶、上下游關注未來趨勢、產品、服務，挖掘沒有被滿足的需求，這就是溝通的核心價值。

陳子榮：新世界中國地產來自香港，我們的出發點就是老老實實去做事情，不論是企業經營還是公益活動。

過去一段時間，經濟環境變得很差，本人身處管理一線，對經濟環境對企業的壓力感觸很深，比如房地產不可避免受到了宏觀調控的政策影響，銷售量很差，出口型企業的壓力也很大，不得不減員、裁員，或者搬工廠。我們與員工有勞務關係，這樣的經濟環境下肯定會有不滿意的地方，都很正常;客戶買了房子，可能某些方面也不滿意，在當前環境下都要求我們耐心細緻地處理。

溝通的一個重要方面，要花長時間建立公信力。微博也好，網路社區也罷，公開透明的社會，我們必須直面公眾的監控、監督，應該放開心情，有失誤及時處理，惡意的指控用數據解釋清楚。

現在，房地產業面臨危機，壓力都很大，有一些企業推廣形象，但在有些人看來是官商勾結，考量的角度非常惡意。一方面，企業要“避險”，避開違規的事，選擇合理的方式，另一方面，要通過多層面的資訊展示，讓公眾慢慢知道某些企業、某些人的行為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現在社會普遍缺乏公信力，企業自然會分擔相當部分的壓力，但是，我們成長的機會也是社會賦予的。


摘自：中國   21世紀經濟報導

英特爾：跨界合作才是CSR3.0

英特爾:跨界合作才是CSR3.0

英特爾將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上個世紀90年代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比較戰術性的考慮，企業認為遵紀守法、做慈善、善待員工是必須重視的問題，這是CSR1.0階段。進入本世紀，很多企業開始思考如果一直只是單純的付出，怎麼可以持續下去？因此，很多前瞻性的企業開始思索如何將企業社會責任策略融入到公司核心戰略中，與業務發展產生更緊密的結合，與企業的競爭優勢互相促動，這是CSR2.0階段。2007年以后，英特爾等率先提出企業責任社會化，怎樣通過跨界合作跟其他的企業、社會組織、政府、公眾，系統地催化整個社會的創新體系，并使它可以持續發展，開啟了CSR3.0的新階段。

創新，成為CSR3.0時代的關鍵詞。很多問題不是單一的機構能夠解決的，政府、企業、學術機構、公益組織共同擔負著解決社會問題的重擔。英特爾創建的“芯世界”公益創新計劃，正是CSR3.0潮流的一例，強調專業分工、跨界合作的創新理念，打造有形的平臺，推動中國公益組織的創新；利用先進的ICT技術，打造云公益平臺，無形推動公益組織與社會各界的合作交流。

“芯世界”：平臺型公益項目

2011年11月25日，“芯世界”公益創新計劃在上海落地，參與評選的公益組織達600多個。2010年，英特爾公司、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在北京共同發起“芯世界”公益創新獎，評選在創新方面有突出作為的公益組織進行獎勵資助；之后，中國扶貧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北京萬通基金會、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等組織加盟該項目，并更名為“芯世界”公益創新計劃，突破獎勵資助的范疇，拓展為優秀項目的開發、能力的培訓、資金的支持、案例的編輯傳播和公益組織之間的交流。

麥肯錫咨詢陳宇廷曾對中國慈善事業和公益組織展開為期6個月的考察，在調查報告《發展中國的公益事業》中直言，由於薄弱的管理技能和資源的匱乏，這些組織機構很難滿足對其服務日益強烈的需求。

“芯世界”公益創新計劃在操作過程中，專注於兩方面的內容：挖掘和培訓。挖掘理念先進、組織管理嚴謹、執行力強、社會影響積極的公益組織進行獎勵資助，并展開推廣交流；對公益組織存在的欠缺進行完善，借助英特爾大學的2萬多個課程，開展組織能力、創新能力、項目管理、溝通能力等方面培訓。

在“芯世界”的培訓課程中，演講能力的培訓給參與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長期以來，公益機構人員的演講能力作為一個盲點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完善地表達項目的初衷和操作，動員捐贈者資助項目，吸引公眾關注項目，這都是演講能力在公益活動中發揮的作用。基於此，“芯世界”創新計劃制定了為20強機構進行演講能力培訓的課程。英特爾派具有多年商業經驗的高層采取理論+實踐+評估+點評+指導的方式，現場探討演講技巧，協助公益機構以更加專業化的方式運作自己的項目。

英特爾中國首席責任官楊鐘仁表示，很多人做公益都是憑著自己的執著和熱忱，但如果缺乏專業化的操作，就會碰到不可持續的問題。來自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盛敏華認為，做公益和做企業是一個樣的，需要專業化的經營，“芯世界”公益創新計劃提供的領導力培訓、項目資助、專項基金開設、跨行業交流、專業技能培訓、專業志愿服務等跨界資源支持能夠有效地提升公益組織的專業化運作。

跨界的催化作用

社會創新要求企業在盈利的同時，關注一系列社會問題，滿足弱勢和相對弱勢的人尚未滿足的需求。反觀國內企業公益案例，缺乏“差異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捐贈、獎學金、疾病預防、環境保護、教育、創業等顯而易見的社會問題成為企業扎堆資助的對象。企業雖然對參與慈善活動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和積極性，但對中國的公益事業卻缺乏了解。

英特爾中國區執行董事戈峻表示，在解決問題時，不同的社會角色往往可以發揮不同的作用，實現優勢互補。政府可以從政策層面進行全局的思考，頂層的設計，提供良好的環境；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大批高素質的人才，以及運營的經驗和資金；公益組織具備大量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了解需求；而基金會致力於為公益組織提供資金和能力支持。

跨界催生創新，參與評選的申報案例覆蓋了流動人口、兒童教育、社區生態環境、青少年發展等諸多議題，在其中，公益組織更充分利用創新的技術和理念為組織發展、知識管理、財務管理、項目管理等方面提供解決之道。

“2010長江冰川拯救行動”倡導的是一種低碳環保的創新理念，而由上海聚善助殘公益發展中心選送的項目淘善網則利用創新的技術從事公益。在淘善網，購物與獻愛心是同時進行的。網友可捐贈各種閑置物品，也可購買各種公益產品，同時也可以資助指定的公益項目。

科考數據抽象而又枯燥，難以引起公眾的興趣和關注。在第二屆“芯世界”先鋒倡導獎項目“2010長江冰川拯救行動”，在形式上頗有混搭型創新。四川省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通過采用大地藝術、青年登山及論壇、音樂會、聯合國氣候大會上的邊會、展覽等視覺聽覺有機融合的多樣化形式，倡導低碳環保的理念。

戈峻坦言，跨界的合作也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平臺的縫隙需要更多人的點滴參與，補充完整。他透露，為了使這一平臺的催化劑作用得以更好的發揮，英特爾正在策劃搭建一個云公益的平臺，讓志愿者、資金、公益組織、企業、個人可以在這個平臺上找到他需要的資源和幫助。

來源：中國  21世紀經濟報導

王永在捲入爭產風暴 王文潮批對方太過分

王永在捲入爭產風暴 王文潮批對方太過分

台塑集團已故創辦人王永慶二房長子王文洋爭產風暴續延燒，王文洋律師團周一質疑高齡91歲的王詹樣基金會董事長王永在是否有能力行使基金會職責一事。對此，王永在次子台塑集團最高行政中心委員王文潮昨怒斥「太過分」。

王文潮強調：「王詹樣基金會沒有主動爭取王月蘭女士監護權，整件事我們都是公正的一方，請不要為了自身利益，詆毀我父親，這不是一個晚輩應有的舉止。」

王文潮表示，王詹樣基金會從事慈善服務屢屢獲獎顯見其公益性，而15席董事中，僅5席是王家成員，10席則是社會賢達及專業經理人，「王家5席中，我父親跟總裁（王文淵）僅佔2席，王文祥跟王雪紅佔2席，另1席是三房成員，且當初黃女士（黃浿綺）女士信賴基金會，主動聯繫基金會出來成為王月蘭女士監護人，獲基金會常委同意，不是我們王家人決定，也不是我們去爭取的。」

應就法律途徑提異議

王文潮強調，目前整起官司都未宣判，律師團（王文洋律師團）不應攻擊無辜的人，若真的是王詹樣基金會取得王月蘭監護權，對方（王文洋）可再提起異議，「可等判決出來後，就法律途徑提出異議，但不需攻擊、詆毀我父親，何況他是長輩，而王詹樣基金會也不會主動爭取成為任何人的監護人。」

對王文洋表示基於王月蘭授權，將王月蘭名下87%股權贈與王思涵等4人一事，王文潮表示：「不予置評」。

但他表示，未來王月蘭的監護人，也應會針對王月蘭的權益是否有受到侵害而研究，是否需要有另外行動，「王月蘭女士的未來監護人有義務去維護王月蘭女士權益，包括她名下的財產。」

來源：2012年 01月04日 台灣  蘋果日報


 

王文洋董事長聲明稿

背景 有心人士正在進行一場誹謗中傷活動，目的顯然是企圖使公眾和法院不再注意王文洋先生2011年12月19日在香港法院提起的訴狀中嚴重和強有力的指控。訴狀詳細列出三房等從事不當行為，從王永慶先生的遺產中轉移了170多億美元。 今年5月，王文洋先生在華盛頓特區和新澤西州的聯邦法院以王月蘭女士的名義，對三房的某些成員提起訴訟，指控他們挪用並不當持有王永慶的婚後財產。 有心人士惡意聲請選任王月蘭之監護人 2011年6月，王月蘭女士的一位遠親黃浿綺聲請選任「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擔任王月蘭女士的監護人，這是一家由三房長女王瑞華控制的基金會。值得注意的是，代表黃浿綺的律師與三房次女王瑞瑜的前夫李宗昌之兄委任相同的二名律師。由此可見黃浿綺和王瑞瑜關係匪淺。又李宗昌因侵占等罪於2011年11月間遭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判刑在案 。 黃浿綺任職於高雄長庚醫院，領長庚醫院的薪水，又與王瑞瑜熟識，但近三十年來幾乎未曾探望過王月蘭女士，為何在此時突然提出監護聲請，顯然她是被三房利用的棋子，用來達到三房想阻止王文洋先生調查王永慶海外遺產的目的。 黃浿綺在提出聲請選任監護人時，並提出基金會董事長王永在先生用印之同意書，表示王詹樣基金會願擔任王月蘭女士監護人，但據了解，王永在先生近來身體狀況欠佳，需看護隨侍在旁照料，且有證人指出王永在先生並未用印任何同意書。 黃浿綺另出具王月蘭女士之妹張楊綉雲女士出具之同意書，同意王詹樣基金會擔任王月蘭女士監護人，但張楊綉雲女士高齡86歲，神智不清，亦不可能出具同意書。 王文洋先生係實際照顧王月蘭女士之人 在王文洋先生今年5月提出前述訴訟之前，三房從未注意過或照顧過王月蘭女士。 針對黃浿綺所提出的王月蘭女士監護人聲請，王文洋先生亦聲請選任自己擔任監護人，因為他終生與她具有母子關係，而且王月蘭女士曾於2005年即出具授權書，授權王文洋先生處理她的全部財產，包括繼承的財產，此即展現王月蘭女士意願係由王文洋先生處理她的財產。 三房不應該選擇性承認王月蘭女士之行為能力 李寶珠、王瑞華等三房成員是在能拿到錢時，選擇性地承認王文洋先生擁有王月蘭女士的授權書，且王月蘭女士是心智健全的。例如：     1. 2009年6月，王文洋先生被要求代表王月蘭女士簽署陳文炯先生的委任契約。陳先生是三房聘用的一位會計師，以計算王永慶先生的資產； 2. 王瑞華和其他人請求王文洋先生代表王月蘭女士簽署2008年度綜所稅申報書，從而承認授權書的有效性； 3. 2010年5月26日，王文洋先生根據王月蘭女士的授權書，代表王月蘭女士簽署遺產分割協議。在此一協議中，李寶珠、王瑞華、王瑞瑜等三房成員保證她們不會質疑王月蘭女士的行為能力、或王文洋先生擔任其代理人的資格 ；    4. 2010年11月間，宏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接受王文洋先生代理王月蘭女士簽署之債權讓與通知書，並按通知書內容將新台幣5億餘元匯給包括王瑞瑜等三房在內之受贈人，卻拒絕將新台幣8億5千餘萬元之債權金額給付給王月蘭女士；     5. 2010年11月16日王文洋先生被三房要求代表王月蘭女士再簽署信託契約增補協議書，以信託方式將王永慶先生遺產贈與三房下一代。 由上所述可知，三房只有對自己方便時，才對王月蘭女士給予王文洋先生的授權書提出質疑。 但是，在法律案件中，三房繼續質疑王文洋先生的授權書。 王文洋先生係最能保護王月蘭女士利益之人     王文洋先生所做所為都是為了保護和尊重王月蘭女士的權利。任何其他說法皆非事實。王文洋先生長期以來為她提供生活費，定期探望她，年少時期也與她渡過。只有他挺身而出尋求保護王月蘭女士的權利。 王月蘭女士是一位傳統的女性，她認為嫁給大房王永慶先生就是大房的一份子，如果讓二房王永在先生設立的王詹樣基金會擔任監護人，會覺得非常羞恥難堪。 今三房與王月蘭女士間尚有訴訟，在利益衝突的狀況下，不應該選任三房主導或可控制的基金會擔任監護人。更有甚者，既然三房已將王永慶先生遺產的90%以上轉移至她們控制的公司，並將王月蘭女士及王永慶先生的其他繼承人和受益人排除在外，怎麼能夠再委任三房可控制的王詹樣基金會擔任王月蘭女士的監護人呢？ 法律顧問 中華國際聯合法律事務所粘毅群律師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黃斐旻律師

轉摘：2011年12月21日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