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與社會的和諧之道—何志毅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演講

企業與社會的和諧之道—何志毅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演講

剛剛過去的2009年，我國的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三位，出口總量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一。市場化改革在推進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同時，也促進了我國社會的全面進步。當然，我們應當更清醒地看到，我們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用兩百多年才走過的歷程，與此同時，我們也積累了西方國家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長期過程中逐次產生並在不同時期逐步解決的各類社會問題，如商業誠信、勞工關係、環境破壞、資源浪費、貧富差距，等等。這些問題在當今中國社會中交織呈現，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企業逐利引發的社會問題 近百年來西方市場經濟發展歷史不斷證明，在市場價格機制引導下，個人或企業的逐利努力並不必然導致社會福利的同時增進。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企業在逐利過程中可能產生成本外溢的所謂“外部性”問題。

在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看來，市場價格機制的運行將導致個體經濟利益與整體社會福利之間的自發統一，這一過程並不需要價格機制以外的其他力量干預。但近百年來西方市場經濟發展歷史不斷證明，在市場價格機制引導下，個人或企業的逐利努力並不必然導致社會福利的同時增進。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企業在逐利過程中可能產生成本外溢的所謂“外部性”問題。在市場經濟的制度設計之下，企業在一定的邊界條件下開展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博弈。另一方面，由於企業在競爭和發展的過程中同時導致了社會問題，因此社會也在不斷地界定和修改對企業的邊界條件，我們將此稱為企業與社會的博弈。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企業逐利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商品誠信問題。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由於相關制度法規沒有建立完善，一些企業受經濟利益的驅動，不顧消費者利益，通過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獲取高額利潤。例如，往牛奶中添加有害身體健康的物質，曾經是美國牛奶行業的長期通行做法。 1848年，紐約市發生重大毒牛奶事件，毒死了8000個兒童。以後，企業的產品誠信問題引發社會的強烈關注，在美國民眾和議會的努力下，以1906年美國《食品藥物法》的出臺為標誌，美國企業的商品誠信問題逐漸得到規範與制約。上世紀七十年代，瑞士雀巢公司為推銷產品，大肆宣傳牛奶比母乳更有利於兒童發育生長，導致了嬰兒死亡率的上升。經過消費者、科技工作者和一些非政府組織十年的鬥爭，雀巢公司才更正錯誤。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較短，許多方面的制度和法規還不完善，企業的商品誠信缺失問題在我國現階段較為突出。

二是交易誠信問題。商業欺詐和商業賄賂是企業在市場交易中誠信缺失的兩種主要表現。 1863年美國制定了《欺詐賠償法》，並於1986年進行了修訂，該法律是為了防止企業交易過程中的商業欺詐問題。然而，商業欺詐問題產生的根源在於市場交易雙方的資訊不對稱地位，《欺詐賠償法》等法律規範的出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企業行為，但無法從根本上杜絕商業欺詐行為。 2001年發生的美國安然事件中，名列《財富》雜誌“美國500強”的第七名、掌控著美國20%的電能和天然氣交易的安然公司，利用隱瞞巨額債務、虛列應收票據等手段進行欺詐，使其投資者、交易物件以及大的金融財團遭受了巨額損失。近年來，國內的商業欺詐事件也屢見不鮮，銀廣夏事件、藍田股份事件、鄭百文事件等都給個人投資者以及機構投資者帶來了較大的損失。在我國現階段，由於某些領域制度法規還不健全，監督機制不到位，為一些企業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

三是勞資關係問題。企業內部勞資之間的對立和對抗伴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巴爾扎克、狄更斯、雨果等大文豪的作品，大量描述了工人階級悲慘的生存狀況。勞資之間的對立與矛盾不僅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而且危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為緩解矛盾，西方國家先後通過立法保護勞動者權益。例如，英國在1802年通過《學徒健康和道德法》，這是現代勞動立法的開端。此後，歐美國家又通過一系列立法，在限制或禁止使用童工、保障勞工薪酬待遇、提高勞動安全條件等方面作出規定。隨著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勞工權益保障和福利水準也得到不斷提高。然而，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這類立法所能提供的勞動者權益保障是相當有限的，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勞資之間的矛盾與對立。

四是貧富差距問題。在西方，這類問題在19世紀中葉就十分嚴重，但通過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和企業與富人的慈善捐贈得以緩解。卡耐基在1899年寫了《財富的福音》一文，提出了“攜巨富而死者，恥”的理念。秉承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理念，卡耐基認為，天下民眾皆為兄弟姐妹，富人僅僅是社會財富的代管者，有責任和義務幫助窮人。但卡耐基也同時指出，這種幫助的途徑不是把財富直接捐給窮人，而是應該投入學校、教會、醫院、體育館、圖書館等方面建設。卡耐基自己身體力行，在美國捐贈了2500多所圖書館。在近現代西方社會，奉行不同價值理念的各種公益組織和基金會不斷成立，它們有著自身特定的組織運行規則，致力於不同領域社會問題的解決，為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今天，比爾·蓋茨、巴菲特等富豪還在努力踐行卡耐基的理念。在中國，經過30年市場經濟的發展，貧富懸殊問題也有一定呈現。在企業的慈善公益方面，相關法律制度和政策建設相對滯後，慈善文化尚未真正形成。

五是環境破壞問題。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企業生產過程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層出不窮。19世紀中葉，當時歐洲工業中心城市倫敦因集聚眾多的企業，大量的工業廢氣排放使倫敦成為著名的“霧都”。1952年，倫敦一次嚴重毒霧造成12000多人死亡。在各方壓力下，英國議會於1956年通過了《空氣潔淨法》，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到1965年後，倫敦的空氣污染問題才有所緩解。在水污染方面，全長1300多公里，流經歐洲9個國家的萊茵河，曾一度因工業廢水的排放臭氣熏天。萊茵河流經各國從1963年開始啟動對萊茵河的共同治理，直到2002年河水水質才基本恢復到正常狀態。我國是在生產力水準總體低下、粗放型生產方式在一些地區和行業仍居於主導地位條件下進行工業化、現代化建設，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為了減縮成本，獲取利潤，不經任何處理大量排放廢氣、廢水和廢料，造成一系列環境問題。1985年我國發佈了《環境法》，經過二十多年的綜合治理，我國的環境有了改觀，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杜絕惡性污染事件的發生。

六是資源浪費問題。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同時也是資源能源消耗的主體。現代經濟的飛速發展導致企業對既有資源和能源的過度消耗，導致了目前全球各個國家所需要共同面對的資源和能源危機。英國石油公司發佈的《BP世界能源統計2009》稱，全球原油剩餘探明儲量為1.258萬億桶(不含加拿大油砂)，按照2008年的年開採速度計算，可以開採42年。按照同樣方式計算，現有天然氣儲量可開採60年，而煤炭儲量可開採122年。

發展企業社會責任事業

我們要積極探索利用稅收和法律法規在解決企業社會問題過程中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事業。 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所謂“外部性”社會問題，主要體現為企業將本應由自身承擔的成本推由社會承擔，即企業成本的外部化。“外部性”問題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環境污染，企業將未經處理的污水排入江河，在獲取利潤的同時導致水體污染。

針對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存在四種基本解決方案：通過政府稅收加大社會福利，通過法律規章促使企業成本內生化，通過慈善捐贈改善弱勢群體狀況，發展企業社會責任事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在我國現階段，由於社會問題的集中性、廣泛性、多樣性和複雜性，上述各種方案對於當前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要積極探索利用稅收和法律法規在解決企業社會問題過程中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事業。 如果過於依賴被動式解決方案，即力圖通過政府徵稅和法規制度設置迫使企業承擔相應成本，那麼在實際運作中將可能導致政府許可權擴大，導致政府行為對市場價格運行機制的干擾，造成市場價格信號的扭曲。一旦稅種過多、稅收過高，各種增加企業成本的法律規章過多，會普遍增加企業成本，造成經濟發展受阻。

我們認為，相比於西方學術界、企業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事業應當體現更為寬廣的責任內涵，將慈善公益事業納入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西方的慈善公益事業始於19世紀末，經過近百年的發展過程，西方國家已經形成相對完善的慈善文明，在慈善資金募集、善款投向、慈善公益審計、社會監督等方面已經形成一套較為成熟的制度體系。而20世紀60年代產生和蓬勃發展的西方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所秉承基本理念與傳統慈善公益捐贈不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更強調企業所致力於解決的社會問題與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強調企業對自身生產經營行為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的預知性，並在萌發可能時期而不是既成狀態下解決社會問題。但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國家明顯不同，我國的慈善公益事業和企業社會責任事業幾乎同始於上世紀80年代，當前都處於獲取公眾認識和認同、進行規範和制度建設的重要時期，解決既成的社會問題和以可預知條件下強化自身的責任自律，都是當前國家和社會對企業的責任期待。因此，儘管這慈善公益和企業社會責任在責任領域存在區別，但基本出發點都是企業和企業家依靠道德自律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我們把企業的慈善公益包含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事業的概念中。

在我國現階段，積極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中國的儒家傳統是強調個人和各種社會組織承擔社會責任的。先哲們提出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家國信念，已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近代商業文明的發展充分滲透著儒家“仁”、“義”的價值理念，守信用、重和諧等經營思想依然為現代企業管理者所推崇。因此，我國現階段推行企業社會責任有著濃厚的傳統商業倫理和社會文化基礎。

第二，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原則包括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工農、城鄉、區域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創造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等等。可見社會主義價值原則與企業社會責任基本理念高度統一，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

第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也是我國企業融入經濟全球化，參與全球國際分工，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要求。當前，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已經廣泛滲入全球產業價值鏈。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產品出口國，加強社會責任建設也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對我國企業的期待，是我國企業在全球範圍構建可持續供應鏈的必要條件。

第四，我國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在同一時空平面上積聚了西方國家200多年市場化歷程中逐次產生、逐次解決的各種社會問題，單靠政府力量無法全面解決這些問題，企業的社會責任行動應當成為參與社會問題解決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主體地位的真正確立，企業通過研發技術、積聚人才、掌控資訊，逐步掌握大量社會資源，形成了較為強勢的地位，有能力也有義務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在持續和穩定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企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積累資源，實現規模化發展，已成為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的強勢單位。今天的世界上，出現了不少富可敵國的企業。在中國，也有不少企業擁有巨大的財富。實現了資源積聚和規模化發展的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將對社會生活產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這一方面意味著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可能性。

構建中國特色企業社會責任模式 我國現階段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具體而複雜，應該鼓勵並支持企業去發現和研究具體行業、具體地區、具體部門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並採取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

我國的國情特點與西方發達國家根本不同，因此推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事業應針對轉型時期我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體現社會主義制度要求，滲透中國傳統文化和商業倫理的價值理念，具有十分鮮明的中國特色。

概括而言，現階段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模式，我們應當注重在以下四個方面形成特色：一是增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和推動；二是促進企業社會責任與中國傳統商業文明的緊密結合；三是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在幫助和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四是使企業與責任對象之間的“一幫一”對口幫扶成為重要特色。

與歐美國家明顯不同的是，現階段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推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來自政府機構。政府職能機構以外在身份，制定企業社會責任行動準則，明確責任目標，規範責任行動，評判責任績效，積極引導與推進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這種以政府作為主要促動力量的企業社會責任推行機制，反映了我國現階段“大市場，強政府”的“東亞模式”經濟發展特點，與歐美國家建立在發達市場機制和成熟企業責任文化基礎上的企業自願自覺社會責任履行模式之間存在較大差別。

我國是一個東方文明古國。事實上，在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社會中，從來就不缺乏商業倫理和商人的品行自律。無論晉商、徽商、寧波幫，還是全聚德、同仁堂、張小泉等商鋪，都秉承“以義制利、誠信為本”的商業原則，獲得輝煌而持久的成功。二戰以後，深受港臺新儒家思想影響的亞洲“四小龍”迅速崛起，更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深入融合中煥發新的活力的有力證明。改革開放後，我們致力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體系發展和市場精神培育方面，我們更應該充分尊重並深入開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商業倫理，發揮誠信、仁義、忠實等商業價值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中國傳統商業價值理念容易獲得我國企業文化心理上的認同，古往今來一些百年卓越企業的成功案例，更能促使企業家們自覺採取有利於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策。傳統文化和商業倫理是當前我國許多企業堅持行動自律，主動履行社會責任的根本原因。

由於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發展時間較短，許多企業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目標、責任內容、推行方式等方式並不瞭解，所選擇的責任行動也常常處於盲目狀態。這往往造成企業的責任投入與社會問題所在、社會對企業的責任期待不相吻合，造成社會責任資源的浪費。當前，我國一些非政府組織在明確企業責任目標、引導企業正確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非政府組織還不發達，非政府組織對社會事業的貢獻也十分有限。儘管如此，我國一些較為活躍的非政府組織通過自身的行動努力，大力推進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健康發展。

我國現階段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具體而複雜，單一的社會責任推行專案難以解決多樣社會問題，也很難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推行設定某種統一的原則或規範。由於我國不同區域在就業、脫貧、發展等方面面臨著不同的問題，而不同的企業擁有不同的資源優勢和要素稟賦，我們應該鼓勵並支援企業去發現和研究具體行業、具體地區、具體部門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並採取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當前，一些企業直接面對並致力於解決局部性、階段性社會問題，推行“一幫一”對口幫扶，探索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推行模式。

我們不能忘記發展市場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與和諧，我們也不能等待在社會充分富裕之後才追求社會公平與和諧。社會主義不但是一種制度安排，更是一種理想、理念。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如何體現社會主義特色，是中國社會必須回答的問題，也是所有中國企業家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

思想者小傳

何志毅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 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企業管理案例和中國管理的研究，曾主持多項關於中國企業管理案例庫和中國企業發展的重大研究課題。已出版《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戰略研究》等3部專著、《市場行銷原理》等4部譯著，主編3部著作、25本案例書籍等。近期專注於中國企業發展史和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

來源：2010年02月21日上海 《解放日報》

富人的責任：問三個問題

開篇先問兩個問題，每個人都可以問一問自己：我們是富人還是窮人？富人對社會負有更大的責任還是窮人負有更大的責任？（抱歉，用富人和窮人的字眼有些刺激，如果用相對富裕人群和相對不富裕人群的字眼要好些，但是太文縐縐。）

如果把人只能分成兩類，按性別分是女人和男人，按年齡分是年長者和年少者，按經濟分是富人與窮人。我先把定義說清楚，所謂廣義的富人是收入在全國平均水準之上的人，所謂廣義的窮人是收入在平均水準之下的人。至於什麼是平均水準也很難說得清，國家統計局給出的資料是，2008年農村年人均純收入是4761元，城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781元。從理論上說，年人均收入高於15781元的都是相對富裕人群，但我們知道事實上未必。平均數有時不說明問題，中位數更說明問題，就是找到13億人中收入排在6.5億位的那個人的年收入，高於他的是富人，低於他的是窮人，但在現實上有困難。因此，再強調我說的富人是指廣義上的富人，可能是城市人口中收入高於平均數的相對富裕人群，人口數是相當大的。

在現實中我們說的富人和窮人往往是極富者和極貧者，我們來看看這兩極的情況。剛剛有一份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發佈的《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中國人持有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的有32萬人，資產規模超過9萬億人民幣。這樣算來這一部分人的平均可投資資產在3000萬元左右，人數是萬分之二點三。至於極貧者，中國的極貧困標準是什麼、人口有多少，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眾說紛紜的問題，國際通行的赤貧標準是日均收入低於1美元，根據我國最新的資料，官方在2009年把絕對貧困線和低收入貧困線合二為一，貧困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低於1067元，總人口為4320萬人，占農村人口的4.6％，占全國人口的3.3％。

經濟形勢好的時候社會矛盾不激烈，富人更富，窮人也在變富。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社會矛盾就會越來越激烈，富人雖然變窮一些了，但窮人可能活不下去了。因此，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尤其要解決好社會矛盾，經濟不景氣的時間越長，主要矛盾就越不是經濟問題，經濟危機時間長了往往會引發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責任當然在政府，但社會各界也都有一些責任，每個人也都有一些責任，每個“富人”的責任就更大一些。富人履行社會責任有兩條途徑：被動和主動。被動是指被法律強制性納稅，主動是指依靠道德做納稅之外對社會有益的事。

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為瞭解決社會矛盾和體現社會公平，是通過政府對富人徵稅而加大對窮人的社會福利來解決的。比如美國30年代經濟危機以後，向富人徵收的個人最高所得稅從24%上升到63%，又上升到79%，公司資本收益稅從14%上升到45%，遺產稅從20%上升到45%、60%、70%、到77%。1929年時，美國千分之一的人口佔有美國20%的財富，經過政府稅收的調節，到1950年時，美國千分之一的人口佔有美國10%的財富。貧富懸殊有所下降。但後來又慢慢減稅，據統計，1979-2006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被減半，從70%到35%；資本增值稅率的消減也近一半，從28%到15%；公司所得稅率降低四分之一多從48%到35%。以個人最高所得稅為例，雷根1981年減到50%，克林頓減到39.6%，小布希減到35%。借美國的例子我是想說，對富裕人群的徵稅是不可避免的，徵稅的程度會根據社會和政治的需要而變化。

後來，產生了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除了依法納稅之外，富人們依靠道德主動向社會捐贈，並逐漸成立了基金會，形成了不同的專業方向，持續地進行公益事業。這是所謂的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場進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靠政府進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靠道德進行的分配。

再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僅僅依靠稅收、依靠政府、依靠慈善公益來解決社會問題也不夠了，產生了企業公民和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和理論，富人們、企業家們自覺的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公民和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已經不僅僅是慈善公益了，包含了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善待勞工、社區關係等等。

簡單歸納一下，富人對社會的責任主要體現在納稅、慈善公益、其他企業社會責任三個方面。在文中我舉了一些資料，說了一些理論上的話，但重點則不在於此。

我想說三個很樸素的問題：

第一，作為富人，捫心自問我們何德何能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迅速致富？是這個時代好，是這個時代給了我們大把的機會，讀者可以參考一下我昨天的文章“《高考1977》·2000年不遇的歷史”。有人形容說颱風來了豬都在天上飛，我不敢說在天上飛的都是豬，但大家的確碰上了颱風，甚至是龍捲風。大家在天上飛的時候千萬要冷靜，不要以為都是自己的本事，要知道是這個社會時代給了我們飛起來的勢能，因此，在自己受益的同時要多思考如何回報社會。很多窮人並不比富人差，只是沒有機會。

第二，人是群居動物，人類社會是群體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如果大多數人不幸福，少數人也就幸福不起來，或者只能獲得短暫的幸福。換句話說，一個人的幸福有賴於他人的幸福。作為富人，哪怕從利己的角度出發，也應該儘量使身邊的他人幸福，這樣自己才能夠獲得真正和長久的幸福。

第三，撇開各種社會客觀因素，富人之所以成為富人，相對于可比人群，大部分人總有其能力比別人強的地方，中國話說能者多勞，能者當然應該比相對不能者多承擔一點責任。所謂多承擔一點，主要是要有這種意識，也不見得多多少，能多一點是一點。人的境界有高有低，在某些宗教團體中宣導十一原則，每個人儘量拿出自己財富的十分之一為社會做一些好事，例如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晚年實行倒十一原則，只留十分之一給自己用，其他的捐出去。錢少者也可以拿出自己十分之一的時間為社會做好事。我看哪怕從百分之一做起也行，從小事做起，只要有這種意識就行，在想自己事的同時想一點點別人的事和社會的事就行。即使這個社會有千不好萬不好，我們能做的就是盡自己的努力使它在某些地方能夠變的好一點點。但大家都這樣做可就了不得。

最後，回答我在開篇提出的兩個問題：第一，與全國相比，我們城裏人，尤其是東部地區、沿海地區的城裏人大部分都算是富人，我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批受益者。至於30萬極富人群更是如此。第二，在一個社會裏，如果富人比窮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個社會就會和諧穩定地以改良的方式向前發展；如果窮人比富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個社會就會動盪不安地以革命的方式向前發展。

但願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會很嚴重，但願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會引發社會危機，中國的政府、社會團體、企業、個人、尤其是“富人”，都應該一起努力啊。

來源：2009-06-16 何志毅教授 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