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97%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缺乏公信力
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出臺《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上市公司環境資訊披露指引》後，超過400家A股上市公司發佈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並成為了潮流方向。儘管越來越多的企業發佈了社會責任報告。但是，企業社會責任網（www.csr9001.com）12月18日發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97%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缺乏公信力。
據企業社會責任網專家介紹，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出臺相關指引的原則，是要求A股上市公司發佈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必須獲得與財務報告同等的地位和分量，但是現實情況則是只有不到3%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進行了獨立審核。企業社會責任網CEO鄭學勤認為，如果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想要獲得投資者的信任，必須進行獨立的審核。相反，未經獨立審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發佈出去，被認為是不嚴肅和不可信的，缺乏公信力在所難免。
最近，歐洲會計專家協會提出企業可以通過下列原則來維護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公信力：一、報告須經過獨立審核；二、企業須保證審核者的獨立性；三、可持續發展指標與審核獨立性之間須沒有衝突；四、通過可持續性指數如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查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是否經過審核；五、提高外部利益相關者對獨立審核的關注；六、各國的準則制訂機構應該考慮是否有必要制定可持續發展報告的獨立審核標準。
獨立審核的作用就在於可以借助外部的力量，對企業內部的管理和資訊系統進行檢查，包括用以記錄和監督財務、經營、健康、安全、環境管理、社會參與、人權及其他社會問題的訊息管理系統，並獨立審核及評估企業所發表的這些業績資料是否可靠，以及內部管理系統和報告過程的缺陷和優勢。這有助於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信心，也可以提高報告體系的品質。
目前，歐洲企業發佈的社會責任報告，約70%都經過獨立審核。
企業社會責任網建議企業在進行報告獨立審核時，應該考慮以下問題：1、確定審核者的獨立性；2、審核者應該從未參與設計和開發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系統，也從未協助企業編制可持續發展報告；3、企業應為審核者安排充足的時間，使其能以應有的專業及審慎的態度，有效地執行審核程式；4企業須有充足的資源可供獨立審核者使用，使其能夠接觸在審核時必須接觸的所有個人、團體、場所、記錄和資料；5、確定審核者擁有適當的經驗水準和專業判斷能力，足以勝任獨立審核的各項要求，完成審核的目標。
相應地，審核者在接受委託業務時，應該確定審核業務的範圍和目標，說明開展審核工作時應用的專業審核標準，說明開展審核工作時應用的專業審核準則，同意公佈完整的審核報告，並對審核報告的內容負責。獨立審核報告應當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一起公佈，但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正文須明確分開。
在獨立審核尚未有一套認可的實務準則前，企業應該與其利益相關者協商，對獨立審核程式和結果進行評估，以確定獨立審核的價值以及有待改進的地方，以便更加有效地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公信力。
鄭學勤指出，如今有些報告未能客觀、公正地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進行描述或評價，一些企業甚至在社會責任報告中隱瞞了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是因為漏了獨立審核環節。
結果有些公司，雖然發佈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但是報告全文從不對外公開。企業社會責任網專家認為，一些企業不敢把過去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掛在網上，是因為它們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推出後，不少的讀者、學生、專家看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之後，就要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進行點評。
於是，這些只是把社會責任報告當作櫥窗裝飾之用，擺出一幅綠色、環保、友好姿態的企業，就獲得了很多的批評。
來源：中國網 2009/12/18
2009年12月21日 星期一
2009年11月3日 星期二
新華都慈善基金＆陳發樹捐款83億人民幣事件
民政部司長四問陳發樹 建言基金會由獨立第三方管
10月23日，《證券日報》刊出《陳發樹巨額捐贈引發三大質疑》一文，同時轉載《人民日報》指陳發樹成立基金會有避稅嫌疑一文，當天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轟動。
據業內人士介紹，近三十年來《人民日報》點名質疑企業老闆的事極為少見，因而各界給予了熾熱關注。
10月24日，《21世紀經濟報導》駐京記者將本報記者所提到的疑問採訪了民政部負責人，其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在接受採訪時也對陳發樹捐贈提出了一些質疑。
據瞭解，在國外捐贈資產通常是給獨立的第三方，象陳發樹這種83億捐贈左手倒右手的現象十分罕見。
1、是否有避稅嫌疑？
該文章介紹，由於新華都基金註冊地在新華都集團總部所在地福建省民政廳，王振耀對這些資料並不清楚。
王振耀表示，“糾纏”於這些資料的原因在於，歸屬於基金會的資產和歸屬於公司、個人的資產是不一樣的，前者的運作完全受基金會運營者支配，在運作公益事業時，可以享受一定的財稅減免政策；而如果是公司或個人資產時，則仍需繳納相應稅費。
他做了個比喻：例如如果把公司資產的一部分捐贈做公益，則公司資產相應減少，在扣除企業所得稅時，企業最終所交稅費就會減少；如果是個人資產捐贈做公益，在扣除個人所得稅時，起征點降低，個人最終所交稅費也會減少。
2、捐款基數是多少？
王還提到一個相關的政策規定，根據現行《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用於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基金餘額的8%；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
“以哪個資金數為底數，再乘以8%相當重要。如果其83億都入了基金會的資產池，則每年需要花出的公益支出將至少超過六億；如果僅以83億股票的紅利作為底數，則每年的公益支出不到一億。”王振耀說。
10月23日晚，新華都基金會執行理事長唐駿接受該報電話採訪時，並未具體介紹基金會啟動資金規模，及每年具體公益支出規模，僅提到目前主要以紅利收入來運營公益項目，“新華都基金會每年的紅利規模至少在一個億以上”。
3、能否捐給獨立第三方？
基金會的專案資金監管至今都是個難題，雖然外部審計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專案決策和財務運營上，一般基金會普遍缺少外部監督力量或中立方的參加，對項目進行跟蹤式的參與就更少，實踐中要謹防一些項目的實施，產生財務上的漏洞。
王振耀直言，基金會成立後具體的日常管理和專案執行相當重要，他介紹，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在自身公司之外，委託一個新的公司管理。
據解，為保證資金使用效率，一些做得較好的非公募基金會，在實際管理和運作中還對親屬實行回避和避嫌，基金的出資人和基金會具體執行人，往往是兩套人馬。
“在國外還有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全方位跟蹤非公募基金會的資金使用，對它接受多少捐贈，公益支出了多少，都有詳細說明。”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副主任鄧國勝說道。
目前新華都基金會整體運營團隊還未亮相，僅公佈了其新華都基金會的高層名單，其中會長為新華都集團董事長陳發樹，執行理事長為新華都總裁唐駿，後者具體負責基金會管理和日常運營，後續的運營還需要觀望。
4、 如何處理股票捐贈方式？
王振耀透露了監管層方面的消息。“諸如捐贈股票這種新形式，現在我們也正考慮和有關部門、包括相關的企業家坐下來具體聊一聊，看究竟怎麼一個情況，再採取後續的辦法”。
王介紹，此前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曾希望以捐贈股票的形式成立慈善基金，民政部就考慮調查捐贈股票成立基金會的相關事宜。
由於該基金的成立未受證監會批准，民政部就不了了之。王振耀說，這次發現通過股票捐贈的善款金額確實巨大，今後難免有跟進案例，“進行調查和瞭解，很是必要”。
曹德旺 福耀玻璃董事長
2009年3月4日，福耀玻璃公告稱，曹德旺擬將其家族持有福耀玻璃29.50%股權捐出，用來成立慈善基金會
牛根生 蒙牛集團董事長
2005年1月12日，牛根生與家人捐出所持有在港上市公司蒙牛乳業全體股份，創立“老牛專項基金”，市值達10億元人民幣
陳發樹 新華都集團董事長
2009年10月20日，陳發樹捐贈其個人持有價值約83億人民幣有價證券成立新華都慈善基金會
來源：2009年10月26日 《證券日報》
陳發樹，“陳菲特”,“陳蓋茨”？
陳的此番豪舉，是“慈善”，還是“被慈善”？ 在一段時間裏，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文 劉海虹
陳發樹的綽號又變了。
四個月前，這位2009年胡潤百富榜單上名列15的福建商人，被冠之“中國巴菲特”稱謂；四個月後，頻現於媒體的是“中國蓋茨”。從“巴菲特”到“蓋茨”，名稱變換的背後，則是不同的聚焦點。
10月20日下午，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宴會廳，燈光閃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嚴雋琪、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李蒙等人的注視下，新華都集團董事長陳發樹宣佈，以個人出資的形式成立“新華都慈善基金”，資金形式全部為有價證券，當下市值是83億元人民幣。陳發樹親自出任新華都慈善基金會會長，唐駿擔任執行理事長。這是迄今為止國內最大規模的民間慈善基金。
據說，該基金致力於打造中國的“蓋茨基金”。捐出自己一半身家的陳發樹，自然成為“中國版蓋茨”。大約一年前，彼時的美國首富比爾·蓋茨宣佈自己的580億美元財產全部捐給名下慈善基金。
被慈善？
對於陳發樹的壯舉，除了掌聲和喝彩，更多的卻是激烈的質疑聲。《人民日報》罕見地用點名的方式“加粗”了對陳發樹的“問號”。就在基金宣佈成立的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83億元巨額民間捐贈引爭議”一文，直接質問——“基金是否為避稅而設”、“如何保證全部用於慈善”？緊接著，《證券日報》發表文章，對陳在雲南白藥的身份、捐資所占的財富比例，以及基金會年檢基數等質疑。
異議最多的，還是對其慈善之舉的避稅問題。僅僅幾個月前，陳發樹剛大量減持了其手中的紫金礦業股份，套現近30億元，曾引發了逃稅爭議。此次他的捐贈行為也被拉進了“逃稅”的嫌疑。 83億元的豪捐，陳發樹真是“被慈善”，是不得已為之的難言之舉嗎？
陳發樹對此公開解釋，該慈善基金會兩年前就開始籌備，和逃稅之事並無干係。唐駿亦表示，捐的錢乾乾淨淨的，做慈善不怕別人說炒作。雖如此，外界的疑雲非但未散，反有山雨欲來之勢。
10月24日，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接受媒體採訪時，毫不掩飾對陳發樹捐贈的一些質疑。在是否有避稅嫌疑的問題上，王振耀說，“歸屬於基金會的資產和歸屬於公司、個人的資產是不一樣的，前者的運作完全受基金會運營者支配，在運作公益事業時，可以享受一定的財稅減免政策；而如果是公司或個人資產時，則仍需繳納相應稅費。”
比如，捐贈一部分公司資產的話，公司的總資產會相應減少，那麼在扣除企業所得稅時，企業最終所交稅費就會減少。同樣，如果捐贈個人資產做公益，那麼扣除個人所得稅時，由於起征點降低，個人所交稅費最終也會減少。
而唐駿的回應是，目前在中國投資慈善並不能免稅，所以談不上避稅。
陳的此番豪舉，是“慈善”，還是“被慈善”？ 在一段時間裏，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被發財？
一個多月前，也就是陳發樹還沒成為“中國蓋茨”之前，曾有記者費心搜索了“陳發樹”這幾個字，結果發現，在相關的推薦熱點中，和該名字緊密相連的有六個詞：“紫金礦業”、“新華都”、“青島啤酒”、“唐駿”、“雲南白藥”、“中國巴菲特”。
假如依序組合這幾個詞，可講述一個非常完整的富豪發家史，而陳發樹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在2000年9月之前，陳發樹的致富經歷還只是在百貨業畫圈：這個開雜貨店起家的福建安溪人1995年在省城福州開辦新華都商場，幾年後，旗下新的商場超市陸續開業。雖如此，當時即便在福州，他的名字並未振聾發聵。
造就這位福建首富，並最終成為炙手可熱的公眾人物的，是“紫金礦業”。2000年9月，陳發樹入股中國第一大金礦—— 紫金礦業，直接和間接持有紫金礦業14.1%的股份，隨著紫金礦業在香港和內地的上市，陳的身家一夜逾百億。如此果斷而精准的投資戰略，“中國巴菲特”非陳莫屬。
但隨後有媒體披露，陳當年入股紫金礦業一事，實為無心之舉。紫金礦業董事長陳景河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2000年，紫金礦業改制，向民企打開大門，但眾人興趣不大，最終是由“福建省政府出面，給新華都、恒興實業等省內知名民營企業‘打招呼’，兩家企業的掌門人陳發樹、柯希平情非得已，雙雙入股”。
沒想到，陳的此次“情非得已”，使他迅速“被發財”：2002年，國際黃金價格飆升，截至2008年初，每盎司黃金價格上漲超過700美元，紫金礦業的股價旋即猛升，陳的財富隨之劇增。
2009年5月，陳發樹購得青啤7.01%的股權，成為青啤第三大股東。4個月後，購得雲南白藥12.32%的股權，成為雲南白藥第二大股東。 參股、控股，多元投資，長線投資⋯⋯看上去陳發樹的確是沿著巴菲特的足跡跟進。但坊間同時也開始質疑。
溢美者也好，質疑者也罷，但對於陳發樹的用人眼光，基本毫無異議。和一般民營企業家重用“家裏人”不同，有眾多親兄弟的陳發樹對於外來才俊委以重任。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挖來福建省體改委股份制與證券管理處處長劉曉初。棄官從商的劉曉初最終讓紫金礦業給陳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富。
被打造？
從一個普通的有錢人，到如今“沒辦法低調的”大富翁大慈善家，陳發樹最近一年的“突飛猛進”，得益于他相中的第二匹千里馬—— 唐駿。2008年4月，陳用10億重金挖走盛大網路前總裁唐駿。
唐駿加盟伊始，就宣稱要把陳發樹打造為“中國巴菲特”。短短幾個月，進軍青啤持股雲南白藥，無一不是唐駿為“陳菲特”設置的投資三原則—— 國資控股、所在產業全國前三、與民生相關。
而唐駿最新的目標則是，要把陳發樹打造成為“中國蓋茨”，剛成立的“新華都慈善基金”為此而設，唐駿甚至還專程拜訪蓋茨的基金會諮詢有關運作詳情。
唐駿近日在網站做客時透露，“新華都慈善基金”由陳發樹擔任會長，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懷西任新華都慈善基金會名譽理事長，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擔任新華都慈善基金會高級顧問。基金會的這幾項職位安排，十分具有中國特色。
來源：2009年11月2日 《瞭望東方週刊》
徐立凡：誰讓陳發樹成了堂吉訶德
仿佛一夜之間，陳發樹因為83億巨額捐贈而被千夫所指。“做中國的比爾·蓋茨”，還只是個說法就幾被棒殺。
論者精明地對陳發樹進行了解剖。有人說：“違背常規商業邏輯之事總是讓人猜疑，尤其在中國信用體系不彰的環境下。當正常的市場不得不假借國營、慈善充當保護傘時，慈善的純度、企業的信用就值得懷疑。”有人說：“陳發樹不將所謂83億有價證券捐給獨立第三方，表明這種捐贈更像一場炒作。”更有人表現出了出離的憤怒，要求把陳發樹們的財富征掉：“原始的控股大股東的股票拋售是單方面的，向其徵收資本利得稅不會在股票交易市場上造成動盪，相反有利於減少他們的拋售行動……”官方主流媒體和有關部門也罕見地介入此事，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在接受採訪時四問陳發樹：“是否有避稅嫌疑？捐款基數是多少？能否捐給獨立第三方？如何處理股票捐贈方式？”
陳發樹出師未捷名聲死，反映出了一種奇怪的世故。在沒有切實證據支援的情況下懷疑陳發樹的慈善初衷和商業邏輯，本身就沒有什麼可稱道的邏輯，你非要說自己邏輯充分，那也是“疑罪從有”——那是業已失效的概念。而對於陳發樹的捐款基數、捐款方向和股票捐贈方式的疑問，純屬問錯了物件。陳發樹只是個捐款者，不是捐款制度的制定者。退一步說，即使陳發樹之舉易令人生疑，他也通過基金會迅速做了修正。而這種被人認為前後矛盾的舉動，未必是陳發樹起初惺惺作態，後來不得已為之。說到底，根源在於規則。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現行慈善制度的缺失和落後，就是陳發樹懷裏那塊玉。至於要求徵收陳發樹資本利得稅的憤怒呐喊者，連基本是非觀也忘了：做慈善總比不做好，做好事要加稅，那叫懲善揚惡。所以發言前，得先搞清常識。
陳發樹的困境至少折射出兩點：一是私權理念的模糊，二是中國慈善事業生態的不友好。陳發樹要怎麼花錢，或者處理股票，是他自己的事，他擁有完全的支配權。這是根本。對於人家的錢說三道四，視以全民財富，而監督、質疑、棒喝，是不尊重私權的表現。今天我們可以說陳發樹這樣的富人，明天同樣可以說更大多數的窮人。實際上，無論窮富，均屬私權。私權模糊還表現在以道德觀諸別人的財富消費。即使陳發樹拋售完全為自己私有的股票引發了市場動盪，其大股東責任怎麼認定也與道德無關。更為怪異的是，陳發樹成為“道德嫌疑人”，恰恰是因為他想做道德的事。現在普植於國人頭腦中的一般經驗是：只要你是做慈善，背後必有不可告人之秘密。這種習慣性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的是慈善事業的扭曲情境，因為被關注，這種扭曲被加諸陳發樹身上。正常的激勵機制是，即使陳的行為起初確有商業功利目的，但只要結果均符合慈善程式和慣例，他就應該得到肯定。陳發樹被迫成為了堂·吉訶德——他不僅要辨析各種質疑——這是唐駿正在做的，他還得辨析慈善制度的雷區而避免再度掉入坑中。實際上，他的對手幾乎無形並因此而強大。
一般有心慈善的國內企業家都視比爾·蓋茨為楷模，驚奇于他做慈善如微軟一樣如魚得水。比爾·蓋茨的成功慈善，與其說是他智力超群，不如說是美國慈善制度更加合理。美國關於慈善基金的法律規定，每年只需花出5%的錢，剩下的95%可以用來投資，使慈善本金不斷放大，從而滾動增值，繼續做慈善。這就是洛克菲勒等基金能持續百年的原因。而目前中國的規定是，基金會用於公益事業的支出，不得低於當年收入（接受募捐、資本運營收入）的70%。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資產全捐出來，那當年花掉70%，這錢大約三年就花完。此外，除了股票紅利，美國可以接受股票捐贈，所捐贈股票交與理財機構評估和打理，這樣，可以避免市場動盪並能確切知道你所捐價格。確定捐贈價值之後，即使以後升值，也不再算到你所捐價格頭上。正是一系列具體和符合市場經濟特徵的法規，培育了蓋茨基金。
中國目前慈善事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有市場經濟的身體，卻是計劃經濟的心臟。這讓很多有志慈善、久經市場磨練的企業家無所適從。現在，因為擴大內需的要求，重新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正被熱議。調節國民收入分配，重點在於一、二次分配。但是，陳發樹的堂吉·訶德故事告訴我們，三次分配也必須納入決策視野。沒有一個符合市場經濟環境的慈善制度重新架構，陳發樹們將繼續感到做慈善的畏難。
來源：2009年11月02日 《華夏時報》
出乎意料的事總是被人質疑
“出乎意料的事總是被人質疑”
犬儒者曰：“大智近妖，大善近偽。”
在一個沒有終極信仰為基礎、缺乏誠信的社會中，對于高調的高尚行為，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懷疑。借用知名財經評論員葉檀的一句話──“違背常規商業邏輯之事，總是讓人猜疑。”
陳發樹不是第一個捐股做慈善的。早在2005年，蒙牛在香港上市，當家人牛根生就宣布把個人與家人持有的、市值10億的蒙牛股份全部捐出創辦老牛基金，從事面向三農、教育、醫療、環保、食品安全的慈善公益事業。
冠之以“裸捐第一人”之後，老牛的形象越發高大，加之其善于總結人生哲學，常常在國內外各種公開場合、權威媒體布道、講課，侃侃而談“財富觀”、“人生觀”，堪稱萬人之師表。
2008年底，一條新聞爆出“老牛基金會將牛根生所捐獻的一部分蒙牛股權質押給摩根士丹利”。此時，人們才注意到，“老牛基金”自成立以來從未向外界公布過一份財報，卻出現在與蒙牛相關的投資收購行為中。股權質押風波加上之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將道德神壇上的牛根生重重地推倒在地。
記者2005年採訪牛根生時，曾再三追問他捐股動機，他回之以“自己才是最大受益人。自己的社會評價度也高了，孩子在學校被同學和老師所尊重了”。耐人尋味的是，就在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兩個月前，記者再次造訪老牛，他談到自己生性“好名，好美名”。
只是，愛人不可虛假。“善舉”的背後若是攙和了其他強烈的利益訴求，總會輕而易舉地變質，甚至成為施者背脊上的一根道德芒刺，欲拔不能，進退兩難。
陳發樹的背脊上，也長著這麼一根刺。
4月27日，當紫金礦業49億限售股“開閘放水”，陳發樹和另一自然持股人、廈門首富柯希平在二級市場接連套現。陳發樹減持紫金礦業股權1.01%近1.5億股，5月25日至7月1日，又在二級市場上減持了其所持有的紫金礦業1.4734億股。紫金礦業的巨額套現，讓陳的財富迅速膨脹的同時，也讓他身陷“逃稅門”的風波。
有輿論質疑，陳發樹減持先後套現近30億元，根據最新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理應繳納45%即超過10億元的個人所得稅，陳發樹分文未納，由此有“逃稅”的嫌疑。公平地說，中國尚未對証券投資征收資本利得稅，陳發樹不過處在法律的模糊地帶。這也是新華都反擊外界質疑的理由之一，並聲稱：陳發樹在減持紫金礦業後，資金都用作了再投資(青島啤酒和雲南白藥)，不算真正的個人“所得”。
然而，當政者似乎並不這麼想。有媒體報道稱，國稅總局已掌握了一份翔實的“大小非”名單，並迅速下發到各地稽查局，要求按照名單嚴查。這份名單中不僅包括相關單位公司，也包括個人投資者。據《証券日報》報道，國稅總局正在暗中調查紫金礦業二股東陳發樹減持納稅情況。
消息未能得到國稅總局証實，陳發樹更是三緘其口。 在“國進民退”的經濟冬天，讓人不得不生疑：陳發樹是不是恐懼于頗具中國特色的“秋後算賬”，被迫“曲線救國”，以慈善行為謀得政府的好感。
陳發樹對此一笑了之。“一則成立慈善基金會，按照中國目前的申請流程最少也要3-6個月；二則在中國做慈善是沒有“避稅”的條件和政策。因此，所謂的“避險”“避稅”之說不成立。揣摩一個人動機，總是顯得隨意而陰暗。世人只能依據人的行為來論斷是非。陳發樹承諾：“我們會堅守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管理理念。定期向外界公布我們的慈善項目，同時我們也會請審計公司來做審計。”
在回應記者的質疑時，陳發樹重複最多的一句話是──“時間可以說明一切。”“出乎意料的事情在開始時都是被質疑的，就跟我們國家發展過程中碰到的很多事情一樣。最後的結果說明一切。”
“發哥”傳奇
牛根生喜好自我標榜，曹德旺生性孤傲，而低調的陳發樹卻神秘得讓人琢磨不透。直到2008年，陳發樹和他悄然打造的“新華都系”才開始進入公眾視線，緣起是那樁沸沸揚揚的“10億天價高薪挖打工皇帝”的故事。再往前，關于他和新華都的公開資料少而又少。
2008年，本刊記者因為偶然的契機，成為唯一見証唐駿跳槽事件整個過程的人。當時唐駿給記者講起陳發樹給他的最初印象。陳發樹請唐駿和一些圈里朋友吃飯。飯局中，有人指著陳發樹問唐駿：“你看他是怎樣一個人？”唐駿想了一想～“一個厚道的人。”話畢，陳發樹和在場的人都開始大笑。
在另一些和他打過交道的人眼中：陳發樹生性隨和、比較質樸，但是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他不抽煙不喝酒，在社會場合話很少，習慣在一旁觀察別人，特別是第一次接觸的人，“這種打量、揣摩人的目光，看得人心里發毛，很不舒服”。
1982年，當20出頭的安溪農村小伙陳發樹坐著一輛滿載木料的貨車搖搖晃晃來到廈門時，他絕對想象不到自己的今天。送完貨後，他坐著公交車去了一趟廈門市區，和另一家公司簽訂了一份運送木材的合同書，兩車木頭共賺了1000多元。4年之後，他已成為泉州較大的木頭貿易商，買下城里的第一套房子。
1987年，陳發樹將房產作擔保，買了部三輪摩托車，和兩個弟弟一起幫一家8平方米的小店拉貨，後盤下該店。經7年積累，陳發樹挺進福州，在福州最繁華的東街口開了華都百貨，隔街相對的正是當時福建商業老大──東街口百貨集團。隨後，兄弟分家，陳發樹另立“新華都”系，陸續開設商場和購物廣場。
1997年，在福建省體改委的引導下，陳發樹將屬下的部分優質資產改制重組成為新華都集團。改制結束後，他說動兩位“改制”老師──福建省體改委股份制與証券管理處處長劉曉初和福建省証管辦主任葉蘆生到他公司去。大約在這個時候，陳發樹琢磨起了資本市場的美妙之處。
陳發樹的確是個很“幸運”的人。紫金礦業是他最成功的一筆投資。1997年，陳發樹因為一個機會購買了一批水電站工程設備，為轉讓部分設備和為自己的工程公司尋找土方工程，他結識了紫金礦業總經理陳景河。最初幾年，紫金山開採進展極為緩慢，欠下陳發樹很多工程款，紫金礦業的開採權也由此被下放到閩西上杭縣。
2000年紫金礦業實行改制，陳發樹“債轉股”成為紫金礦業第二大股東。再後來，紫金礦業的金礦儲量被証明是我國第一大金礦。除了賴以發家的百貨超市業，陳發樹涉足的產業包括礦業、酒店、旅游、工程、房地產、金融等等。陳發樹計劃逐個把旗下所有產業都上市。
去年4月和8月，紫金礦業和新華都先後順利登陸A股市場。與此同時，陳發樹在資本市場發起了一連串搏殺。 5月以2.35億美元收購青島啤酒9164萬H股。9月，又以約22億元，收購雲南白藥6581萬股國有股。不到一年時間里，陳發樹借助資本市場輕松地實現了個人財富的三級跳。如果僅僅依靠賴以起家的百貨超市業，新華都不過是一個中型企業集團的規模。
擅長講故事的唐駿早對外宣稱，陳發樹的目標是成為“中國巴菲特”，而他的職責是幫助老板、把他打造成“巴菲特”。如今，陳發樹涉足慈善，又被冠以“中國比爾‧蓋茨”。當記者反問陳發樹，頂著當今世界兩大頂級財富和社會影響力偶像的名字組合，他個人如何看待？他自己究竟如何定位自己，企業家、投資家還是慈善家？陳發樹的回答很謙遜：“巴菲特是一個偉大的投資家，我一直在學習他的投資理念。比爾‧蓋茨的偉大，大家都看到──他創立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我也在向他學習，學習他看待財富的境界。”“我還是要為企業服務，在做好企業的同時，通過慈善基金回饋社會。”
來源：2009年11月02日《南方人物周刊》
10月23日，《證券日報》刊出《陳發樹巨額捐贈引發三大質疑》一文，同時轉載《人民日報》指陳發樹成立基金會有避稅嫌疑一文，當天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轟動。
據業內人士介紹，近三十年來《人民日報》點名質疑企業老闆的事極為少見，因而各界給予了熾熱關注。
10月24日，《21世紀經濟報導》駐京記者將本報記者所提到的疑問採訪了民政部負責人，其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在接受採訪時也對陳發樹捐贈提出了一些質疑。
據瞭解，在國外捐贈資產通常是給獨立的第三方，象陳發樹這種83億捐贈左手倒右手的現象十分罕見。
1、是否有避稅嫌疑？
該文章介紹，由於新華都基金註冊地在新華都集團總部所在地福建省民政廳，王振耀對這些資料並不清楚。
王振耀表示，“糾纏”於這些資料的原因在於，歸屬於基金會的資產和歸屬於公司、個人的資產是不一樣的，前者的運作完全受基金會運營者支配，在運作公益事業時，可以享受一定的財稅減免政策；而如果是公司或個人資產時，則仍需繳納相應稅費。
他做了個比喻：例如如果把公司資產的一部分捐贈做公益，則公司資產相應減少，在扣除企業所得稅時，企業最終所交稅費就會減少；如果是個人資產捐贈做公益，在扣除個人所得稅時，起征點降低，個人最終所交稅費也會減少。
2、捐款基數是多少？
王還提到一個相關的政策規定，根據現行《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用於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基金餘額的8%；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
“以哪個資金數為底數，再乘以8%相當重要。如果其83億都入了基金會的資產池，則每年需要花出的公益支出將至少超過六億；如果僅以83億股票的紅利作為底數，則每年的公益支出不到一億。”王振耀說。
10月23日晚，新華都基金會執行理事長唐駿接受該報電話採訪時，並未具體介紹基金會啟動資金規模，及每年具體公益支出規模，僅提到目前主要以紅利收入來運營公益項目，“新華都基金會每年的紅利規模至少在一個億以上”。
3、能否捐給獨立第三方？
基金會的專案資金監管至今都是個難題，雖然外部審計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專案決策和財務運營上，一般基金會普遍缺少外部監督力量或中立方的參加，對項目進行跟蹤式的參與就更少，實踐中要謹防一些項目的實施，產生財務上的漏洞。
王振耀直言，基金會成立後具體的日常管理和專案執行相當重要，他介紹，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在自身公司之外，委託一個新的公司管理。
據解，為保證資金使用效率，一些做得較好的非公募基金會，在實際管理和運作中還對親屬實行回避和避嫌，基金的出資人和基金會具體執行人，往往是兩套人馬。
“在國外還有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全方位跟蹤非公募基金會的資金使用，對它接受多少捐贈，公益支出了多少，都有詳細說明。”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副主任鄧國勝說道。
目前新華都基金會整體運營團隊還未亮相，僅公佈了其新華都基金會的高層名單，其中會長為新華都集團董事長陳發樹，執行理事長為新華都總裁唐駿，後者具體負責基金會管理和日常運營，後續的運營還需要觀望。
4、 如何處理股票捐贈方式？
王振耀透露了監管層方面的消息。“諸如捐贈股票這種新形式，現在我們也正考慮和有關部門、包括相關的企業家坐下來具體聊一聊，看究竟怎麼一個情況，再採取後續的辦法”。
王介紹，此前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曾希望以捐贈股票的形式成立慈善基金，民政部就考慮調查捐贈股票成立基金會的相關事宜。
由於該基金的成立未受證監會批准，民政部就不了了之。王振耀說，這次發現通過股票捐贈的善款金額確實巨大，今後難免有跟進案例，“進行調查和瞭解，很是必要”。
曹德旺 福耀玻璃董事長
2009年3月4日，福耀玻璃公告稱，曹德旺擬將其家族持有福耀玻璃29.50%股權捐出，用來成立慈善基金會
牛根生 蒙牛集團董事長
2005年1月12日，牛根生與家人捐出所持有在港上市公司蒙牛乳業全體股份，創立“老牛專項基金”，市值達10億元人民幣
陳發樹 新華都集團董事長
2009年10月20日，陳發樹捐贈其個人持有價值約83億人民幣有價證券成立新華都慈善基金會
來源：2009年10月26日 《證券日報》
陳發樹，“陳菲特”,“陳蓋茨”？
陳的此番豪舉，是“慈善”，還是“被慈善”？ 在一段時間裏，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文 劉海虹
陳發樹的綽號又變了。
四個月前，這位2009年胡潤百富榜單上名列15的福建商人，被冠之“中國巴菲特”稱謂；四個月後，頻現於媒體的是“中國蓋茨”。從“巴菲特”到“蓋茨”，名稱變換的背後，則是不同的聚焦點。
10月20日下午，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宴會廳，燈光閃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嚴雋琪、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李蒙等人的注視下，新華都集團董事長陳發樹宣佈，以個人出資的形式成立“新華都慈善基金”，資金形式全部為有價證券，當下市值是83億元人民幣。陳發樹親自出任新華都慈善基金會會長，唐駿擔任執行理事長。這是迄今為止國內最大規模的民間慈善基金。
據說，該基金致力於打造中國的“蓋茨基金”。捐出自己一半身家的陳發樹，自然成為“中國版蓋茨”。大約一年前，彼時的美國首富比爾·蓋茨宣佈自己的580億美元財產全部捐給名下慈善基金。
被慈善？
對於陳發樹的壯舉，除了掌聲和喝彩，更多的卻是激烈的質疑聲。《人民日報》罕見地用點名的方式“加粗”了對陳發樹的“問號”。就在基金宣佈成立的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83億元巨額民間捐贈引爭議”一文，直接質問——“基金是否為避稅而設”、“如何保證全部用於慈善”？緊接著，《證券日報》發表文章，對陳在雲南白藥的身份、捐資所占的財富比例，以及基金會年檢基數等質疑。
異議最多的，還是對其慈善之舉的避稅問題。僅僅幾個月前，陳發樹剛大量減持了其手中的紫金礦業股份，套現近30億元，曾引發了逃稅爭議。此次他的捐贈行為也被拉進了“逃稅”的嫌疑。 83億元的豪捐，陳發樹真是“被慈善”，是不得已為之的難言之舉嗎？
陳發樹對此公開解釋，該慈善基金會兩年前就開始籌備，和逃稅之事並無干係。唐駿亦表示，捐的錢乾乾淨淨的，做慈善不怕別人說炒作。雖如此，外界的疑雲非但未散，反有山雨欲來之勢。
10月24日，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接受媒體採訪時，毫不掩飾對陳發樹捐贈的一些質疑。在是否有避稅嫌疑的問題上，王振耀說，“歸屬於基金會的資產和歸屬於公司、個人的資產是不一樣的，前者的運作完全受基金會運營者支配，在運作公益事業時，可以享受一定的財稅減免政策；而如果是公司或個人資產時，則仍需繳納相應稅費。”
比如，捐贈一部分公司資產的話，公司的總資產會相應減少，那麼在扣除企業所得稅時，企業最終所交稅費就會減少。同樣，如果捐贈個人資產做公益，那麼扣除個人所得稅時，由於起征點降低，個人所交稅費最終也會減少。
而唐駿的回應是，目前在中國投資慈善並不能免稅，所以談不上避稅。
陳的此番豪舉，是“慈善”，還是“被慈善”？ 在一段時間裏，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被發財？
一個多月前，也就是陳發樹還沒成為“中國蓋茨”之前，曾有記者費心搜索了“陳發樹”這幾個字，結果發現，在相關的推薦熱點中，和該名字緊密相連的有六個詞：“紫金礦業”、“新華都”、“青島啤酒”、“唐駿”、“雲南白藥”、“中國巴菲特”。
假如依序組合這幾個詞，可講述一個非常完整的富豪發家史，而陳發樹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在2000年9月之前，陳發樹的致富經歷還只是在百貨業畫圈：這個開雜貨店起家的福建安溪人1995年在省城福州開辦新華都商場，幾年後，旗下新的商場超市陸續開業。雖如此，當時即便在福州，他的名字並未振聾發聵。
造就這位福建首富，並最終成為炙手可熱的公眾人物的，是“紫金礦業”。2000年9月，陳發樹入股中國第一大金礦—— 紫金礦業，直接和間接持有紫金礦業14.1%的股份，隨著紫金礦業在香港和內地的上市，陳的身家一夜逾百億。如此果斷而精准的投資戰略，“中國巴菲特”非陳莫屬。
但隨後有媒體披露，陳當年入股紫金礦業一事，實為無心之舉。紫金礦業董事長陳景河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2000年，紫金礦業改制，向民企打開大門，但眾人興趣不大，最終是由“福建省政府出面，給新華都、恒興實業等省內知名民營企業‘打招呼’，兩家企業的掌門人陳發樹、柯希平情非得已，雙雙入股”。
沒想到，陳的此次“情非得已”，使他迅速“被發財”：2002年，國際黃金價格飆升，截至2008年初，每盎司黃金價格上漲超過700美元，紫金礦業的股價旋即猛升，陳的財富隨之劇增。
2009年5月，陳發樹購得青啤7.01%的股權，成為青啤第三大股東。4個月後，購得雲南白藥12.32%的股權，成為雲南白藥第二大股東。 參股、控股，多元投資，長線投資⋯⋯看上去陳發樹的確是沿著巴菲特的足跡跟進。但坊間同時也開始質疑。
溢美者也好，質疑者也罷，但對於陳發樹的用人眼光，基本毫無異議。和一般民營企業家重用“家裏人”不同，有眾多親兄弟的陳發樹對於外來才俊委以重任。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挖來福建省體改委股份制與證券管理處處長劉曉初。棄官從商的劉曉初最終讓紫金礦業給陳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富。
被打造？
從一個普通的有錢人，到如今“沒辦法低調的”大富翁大慈善家，陳發樹最近一年的“突飛猛進”，得益于他相中的第二匹千里馬—— 唐駿。2008年4月，陳用10億重金挖走盛大網路前總裁唐駿。
唐駿加盟伊始，就宣稱要把陳發樹打造為“中國巴菲特”。短短幾個月，進軍青啤持股雲南白藥，無一不是唐駿為“陳菲特”設置的投資三原則—— 國資控股、所在產業全國前三、與民生相關。
而唐駿最新的目標則是，要把陳發樹打造成為“中國蓋茨”，剛成立的“新華都慈善基金”為此而設，唐駿甚至還專程拜訪蓋茨的基金會諮詢有關運作詳情。
唐駿近日在網站做客時透露，“新華都慈善基金”由陳發樹擔任會長，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懷西任新華都慈善基金會名譽理事長，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擔任新華都慈善基金會高級顧問。基金會的這幾項職位安排，十分具有中國特色。
來源：2009年11月2日 《瞭望東方週刊》
徐立凡：誰讓陳發樹成了堂吉訶德
仿佛一夜之間，陳發樹因為83億巨額捐贈而被千夫所指。“做中國的比爾·蓋茨”，還只是個說法就幾被棒殺。
論者精明地對陳發樹進行了解剖。有人說：“違背常規商業邏輯之事總是讓人猜疑，尤其在中國信用體系不彰的環境下。當正常的市場不得不假借國營、慈善充當保護傘時，慈善的純度、企業的信用就值得懷疑。”有人說：“陳發樹不將所謂83億有價證券捐給獨立第三方，表明這種捐贈更像一場炒作。”更有人表現出了出離的憤怒，要求把陳發樹們的財富征掉：“原始的控股大股東的股票拋售是單方面的，向其徵收資本利得稅不會在股票交易市場上造成動盪，相反有利於減少他們的拋售行動……”官方主流媒體和有關部門也罕見地介入此事，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在接受採訪時四問陳發樹：“是否有避稅嫌疑？捐款基數是多少？能否捐給獨立第三方？如何處理股票捐贈方式？”
陳發樹出師未捷名聲死，反映出了一種奇怪的世故。在沒有切實證據支援的情況下懷疑陳發樹的慈善初衷和商業邏輯，本身就沒有什麼可稱道的邏輯，你非要說自己邏輯充分，那也是“疑罪從有”——那是業已失效的概念。而對於陳發樹的捐款基數、捐款方向和股票捐贈方式的疑問，純屬問錯了物件。陳發樹只是個捐款者，不是捐款制度的制定者。退一步說，即使陳發樹之舉易令人生疑，他也通過基金會迅速做了修正。而這種被人認為前後矛盾的舉動，未必是陳發樹起初惺惺作態，後來不得已為之。說到底，根源在於規則。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現行慈善制度的缺失和落後，就是陳發樹懷裏那塊玉。至於要求徵收陳發樹資本利得稅的憤怒呐喊者，連基本是非觀也忘了：做慈善總比不做好，做好事要加稅，那叫懲善揚惡。所以發言前，得先搞清常識。
陳發樹的困境至少折射出兩點：一是私權理念的模糊，二是中國慈善事業生態的不友好。陳發樹要怎麼花錢，或者處理股票，是他自己的事，他擁有完全的支配權。這是根本。對於人家的錢說三道四，視以全民財富，而監督、質疑、棒喝，是不尊重私權的表現。今天我們可以說陳發樹這樣的富人，明天同樣可以說更大多數的窮人。實際上，無論窮富，均屬私權。私權模糊還表現在以道德觀諸別人的財富消費。即使陳發樹拋售完全為自己私有的股票引發了市場動盪，其大股東責任怎麼認定也與道德無關。更為怪異的是，陳發樹成為“道德嫌疑人”，恰恰是因為他想做道德的事。現在普植於國人頭腦中的一般經驗是：只要你是做慈善，背後必有不可告人之秘密。這種習慣性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的是慈善事業的扭曲情境，因為被關注，這種扭曲被加諸陳發樹身上。正常的激勵機制是，即使陳的行為起初確有商業功利目的，但只要結果均符合慈善程式和慣例，他就應該得到肯定。陳發樹被迫成為了堂·吉訶德——他不僅要辨析各種質疑——這是唐駿正在做的，他還得辨析慈善制度的雷區而避免再度掉入坑中。實際上，他的對手幾乎無形並因此而強大。
一般有心慈善的國內企業家都視比爾·蓋茨為楷模，驚奇于他做慈善如微軟一樣如魚得水。比爾·蓋茨的成功慈善，與其說是他智力超群，不如說是美國慈善制度更加合理。美國關於慈善基金的法律規定，每年只需花出5%的錢，剩下的95%可以用來投資，使慈善本金不斷放大，從而滾動增值，繼續做慈善。這就是洛克菲勒等基金能持續百年的原因。而目前中國的規定是，基金會用於公益事業的支出，不得低於當年收入（接受募捐、資本運營收入）的70%。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資產全捐出來，那當年花掉70%，這錢大約三年就花完。此外，除了股票紅利，美國可以接受股票捐贈，所捐贈股票交與理財機構評估和打理，這樣，可以避免市場動盪並能確切知道你所捐價格。確定捐贈價值之後，即使以後升值，也不再算到你所捐價格頭上。正是一系列具體和符合市場經濟特徵的法規，培育了蓋茨基金。
中國目前慈善事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有市場經濟的身體，卻是計劃經濟的心臟。這讓很多有志慈善、久經市場磨練的企業家無所適從。現在，因為擴大內需的要求，重新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正被熱議。調節國民收入分配，重點在於一、二次分配。但是，陳發樹的堂吉·訶德故事告訴我們，三次分配也必須納入決策視野。沒有一個符合市場經濟環境的慈善制度重新架構，陳發樹們將繼續感到做慈善的畏難。
來源：2009年11月02日 《華夏時報》
出乎意料的事總是被人質疑
“出乎意料的事總是被人質疑”
犬儒者曰：“大智近妖，大善近偽。”
在一個沒有終極信仰為基礎、缺乏誠信的社會中，對于高調的高尚行為，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懷疑。借用知名財經評論員葉檀的一句話──“違背常規商業邏輯之事，總是讓人猜疑。”
陳發樹不是第一個捐股做慈善的。早在2005年，蒙牛在香港上市，當家人牛根生就宣布把個人與家人持有的、市值10億的蒙牛股份全部捐出創辦老牛基金，從事面向三農、教育、醫療、環保、食品安全的慈善公益事業。
冠之以“裸捐第一人”之後，老牛的形象越發高大，加之其善于總結人生哲學，常常在國內外各種公開場合、權威媒體布道、講課，侃侃而談“財富觀”、“人生觀”，堪稱萬人之師表。
2008年底，一條新聞爆出“老牛基金會將牛根生所捐獻的一部分蒙牛股權質押給摩根士丹利”。此時，人們才注意到，“老牛基金”自成立以來從未向外界公布過一份財報，卻出現在與蒙牛相關的投資收購行為中。股權質押風波加上之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將道德神壇上的牛根生重重地推倒在地。
記者2005年採訪牛根生時，曾再三追問他捐股動機，他回之以“自己才是最大受益人。自己的社會評價度也高了，孩子在學校被同學和老師所尊重了”。耐人尋味的是，就在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兩個月前，記者再次造訪老牛，他談到自己生性“好名，好美名”。
只是，愛人不可虛假。“善舉”的背後若是攙和了其他強烈的利益訴求，總會輕而易舉地變質，甚至成為施者背脊上的一根道德芒刺，欲拔不能，進退兩難。
陳發樹的背脊上，也長著這麼一根刺。
4月27日，當紫金礦業49億限售股“開閘放水”，陳發樹和另一自然持股人、廈門首富柯希平在二級市場接連套現。陳發樹減持紫金礦業股權1.01%近1.5億股，5月25日至7月1日，又在二級市場上減持了其所持有的紫金礦業1.4734億股。紫金礦業的巨額套現，讓陳的財富迅速膨脹的同時，也讓他身陷“逃稅門”的風波。
有輿論質疑，陳發樹減持先後套現近30億元，根據最新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理應繳納45%即超過10億元的個人所得稅，陳發樹分文未納，由此有“逃稅”的嫌疑。公平地說，中國尚未對証券投資征收資本利得稅，陳發樹不過處在法律的模糊地帶。這也是新華都反擊外界質疑的理由之一，並聲稱：陳發樹在減持紫金礦業後，資金都用作了再投資(青島啤酒和雲南白藥)，不算真正的個人“所得”。
然而，當政者似乎並不這麼想。有媒體報道稱，國稅總局已掌握了一份翔實的“大小非”名單，並迅速下發到各地稽查局，要求按照名單嚴查。這份名單中不僅包括相關單位公司，也包括個人投資者。據《証券日報》報道，國稅總局正在暗中調查紫金礦業二股東陳發樹減持納稅情況。
消息未能得到國稅總局証實，陳發樹更是三緘其口。 在“國進民退”的經濟冬天，讓人不得不生疑：陳發樹是不是恐懼于頗具中國特色的“秋後算賬”，被迫“曲線救國”，以慈善行為謀得政府的好感。
陳發樹對此一笑了之。“一則成立慈善基金會，按照中國目前的申請流程最少也要3-6個月；二則在中國做慈善是沒有“避稅”的條件和政策。因此，所謂的“避險”“避稅”之說不成立。揣摩一個人動機，總是顯得隨意而陰暗。世人只能依據人的行為來論斷是非。陳發樹承諾：“我們會堅守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管理理念。定期向外界公布我們的慈善項目，同時我們也會請審計公司來做審計。”
在回應記者的質疑時，陳發樹重複最多的一句話是──“時間可以說明一切。”“出乎意料的事情在開始時都是被質疑的，就跟我們國家發展過程中碰到的很多事情一樣。最後的結果說明一切。”
“發哥”傳奇
牛根生喜好自我標榜，曹德旺生性孤傲，而低調的陳發樹卻神秘得讓人琢磨不透。直到2008年，陳發樹和他悄然打造的“新華都系”才開始進入公眾視線，緣起是那樁沸沸揚揚的“10億天價高薪挖打工皇帝”的故事。再往前，關于他和新華都的公開資料少而又少。
2008年，本刊記者因為偶然的契機，成為唯一見証唐駿跳槽事件整個過程的人。當時唐駿給記者講起陳發樹給他的最初印象。陳發樹請唐駿和一些圈里朋友吃飯。飯局中，有人指著陳發樹問唐駿：“你看他是怎樣一個人？”唐駿想了一想～“一個厚道的人。”話畢，陳發樹和在場的人都開始大笑。
在另一些和他打過交道的人眼中：陳發樹生性隨和、比較質樸，但是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他不抽煙不喝酒，在社會場合話很少，習慣在一旁觀察別人，特別是第一次接觸的人，“這種打量、揣摩人的目光，看得人心里發毛，很不舒服”。
1982年，當20出頭的安溪農村小伙陳發樹坐著一輛滿載木料的貨車搖搖晃晃來到廈門時，他絕對想象不到自己的今天。送完貨後，他坐著公交車去了一趟廈門市區，和另一家公司簽訂了一份運送木材的合同書，兩車木頭共賺了1000多元。4年之後，他已成為泉州較大的木頭貿易商，買下城里的第一套房子。
1987年，陳發樹將房產作擔保，買了部三輪摩托車，和兩個弟弟一起幫一家8平方米的小店拉貨，後盤下該店。經7年積累，陳發樹挺進福州，在福州最繁華的東街口開了華都百貨，隔街相對的正是當時福建商業老大──東街口百貨集團。隨後，兄弟分家，陳發樹另立“新華都”系，陸續開設商場和購物廣場。
1997年，在福建省體改委的引導下，陳發樹將屬下的部分優質資產改制重組成為新華都集團。改制結束後，他說動兩位“改制”老師──福建省體改委股份制與証券管理處處長劉曉初和福建省証管辦主任葉蘆生到他公司去。大約在這個時候，陳發樹琢磨起了資本市場的美妙之處。
陳發樹的確是個很“幸運”的人。紫金礦業是他最成功的一筆投資。1997年，陳發樹因為一個機會購買了一批水電站工程設備，為轉讓部分設備和為自己的工程公司尋找土方工程，他結識了紫金礦業總經理陳景河。最初幾年，紫金山開採進展極為緩慢，欠下陳發樹很多工程款，紫金礦業的開採權也由此被下放到閩西上杭縣。
2000年紫金礦業實行改制，陳發樹“債轉股”成為紫金礦業第二大股東。再後來，紫金礦業的金礦儲量被証明是我國第一大金礦。除了賴以發家的百貨超市業，陳發樹涉足的產業包括礦業、酒店、旅游、工程、房地產、金融等等。陳發樹計劃逐個把旗下所有產業都上市。
去年4月和8月，紫金礦業和新華都先後順利登陸A股市場。與此同時，陳發樹在資本市場發起了一連串搏殺。 5月以2.35億美元收購青島啤酒9164萬H股。9月，又以約22億元，收購雲南白藥6581萬股國有股。不到一年時間里，陳發樹借助資本市場輕松地實現了個人財富的三級跳。如果僅僅依靠賴以起家的百貨超市業，新華都不過是一個中型企業集團的規模。
擅長講故事的唐駿早對外宣稱，陳發樹的目標是成為“中國巴菲特”，而他的職責是幫助老板、把他打造成“巴菲特”。如今，陳發樹涉足慈善，又被冠以“中國比爾‧蓋茨”。當記者反問陳發樹，頂著當今世界兩大頂級財富和社會影響力偶像的名字組合，他個人如何看待？他自己究竟如何定位自己，企業家、投資家還是慈善家？陳發樹的回答很謙遜：“巴菲特是一個偉大的投資家，我一直在學習他的投資理念。比爾‧蓋茨的偉大，大家都看到──他創立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我也在向他學習，學習他看待財富的境界。”“我還是要為企業服務，在做好企業的同時，通過慈善基金回饋社會。”
來源：2009年11月02日《南方人物周刊》
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
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
南方日報評論員
汶川大地震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慈善意識,使慈善事業水準大幅提升。然而在目前的立法環境下,捐助人屢屢碰壁,一些慈善機構又飽受公信力缺失的困擾,再加上索捐、諾而不捐等醜聞,慈善事業的發展時常蒙上一抹揮之不去的陰影。儘管常有“慈善真的是靠一部法律就能解決的事情嗎”的爭論,但事實卻屢次證明,在法治社會裏法律的確是一條社會底線,立法的空白常常導致是非曲直的含混不清,甚至指鹿為馬。
因此,慈善立法的進程一直廣受關注,在2006年“兩會”期間被列入了國務院2006年的立法工作和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安排。不料在這隨後的幾年裏,慈善法框架草案幾易其稿,並多番作進一步修改。去年年底有消息傳出,民政部已草擬完成慈善法草案框架稿,爭取年內將法律草案送審稿報送國務院。但直至最近才最終確認草案已送達國務院審議。可以看出,這部公眾頗為期待的法律所存在的爭議並不在少數。參與《慈善法》立法研討的學者就曾表示,雖然《慈善法》已經完成,但距離其出臺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慈善立法無論是在立法宗旨、政策定位、管理體制等許多方面,都尚未成熟到形成共識的階段。
目前看來,慈善立法的過程終將成為一場持久戰,也正是因為在立法機關內部草案內容的爭議不斷,恰好為民眾參與立法提供了必要性與廣闊空間。其中,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這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實際問題,因為慈善是有資源、有資產、有利益的,這些到底歸誰管理、由誰掌控主導著整個立法框架。在國外,慈善事業是屬於民間的,政府的作用是大力支持慈善事業；而國內的做法是,將慈善事業納入社會保障的範疇,再把社會保障列入政府的管理,這樣慈善事業就變成政府一手包辦的工程。
政府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定位所帶來的弊端毋庸贅述,在許多領域都耳熟能詳。
目前,一些部門已經認識到問題所在,試圖從這樣的定位中轉型。那麼,在慈善領域,政府部門是否也應該秉承這一精神逐漸淡出捐助的主體市場,而主要擔負起立法、監督、檢查、評估、審計、執法等職能呢?在這一立法定位下,《慈善法》就必須規範行政權力和慈善之間的關係,而且應該給予慈善組織更廣大的生存空間,保護公民和非營利組織的權利。儘管慈善組織在我國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與欠缺,面臨不少的尷尬,但這種先天性的孱弱是由目前立法上和機制上的缺陷造成的,完全可以通過立法再造予以補足。儘管西方慈善事業的發展生機蓬勃,但無論在哪個國家,慈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須依靠國家力量進行引導與規範、培育與懲戒,才能成就現有的光景。如果因此而否認民間慈善的可行性,頗有“倒洗腳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意味。
儘管草案的全文並沒有公佈,民眾仍不能一窺其所以然,但是,立法為民,保障國家利益和公民權益不受侵犯,是立法公正的核心價值觀。只有堅持這樣的價值觀,在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起草制定過程中,才能杜絕部門“小利益”悄然擴張,一點點“分割吃掉”國家和公眾利益的現象。
來源：2009年11月03日 《南方日報》
南方日報評論員
- 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這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實際問題,因為慈善是有資源、有資產、有利益的,這些到底歸誰管理、由誰掌控主導著整個立法框架。
- 《慈善法》必須規範行政權力和慈善之間的關係,而且應該給予慈善組織更廣大的生存空間,保護公民和非營利組織的權利。
- 儘管慈善組織在我國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與欠缺,面臨不少的尷尬,但這種先天性的孱弱是由目前立法上和機制上的缺陷造成的,完全可以通過立法再造予以補足。
汶川大地震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慈善意識,使慈善事業水準大幅提升。然而在目前的立法環境下,捐助人屢屢碰壁,一些慈善機構又飽受公信力缺失的困擾,再加上索捐、諾而不捐等醜聞,慈善事業的發展時常蒙上一抹揮之不去的陰影。儘管常有“慈善真的是靠一部法律就能解決的事情嗎”的爭論,但事實卻屢次證明,在法治社會裏法律的確是一條社會底線,立法的空白常常導致是非曲直的含混不清,甚至指鹿為馬。
因此,慈善立法的進程一直廣受關注,在2006年“兩會”期間被列入了國務院2006年的立法工作和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安排。不料在這隨後的幾年裏,慈善法框架草案幾易其稿,並多番作進一步修改。去年年底有消息傳出,民政部已草擬完成慈善法草案框架稿,爭取年內將法律草案送審稿報送國務院。但直至最近才最終確認草案已送達國務院審議。可以看出,這部公眾頗為期待的法律所存在的爭議並不在少數。參與《慈善法》立法研討的學者就曾表示,雖然《慈善法》已經完成,但距離其出臺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慈善立法無論是在立法宗旨、政策定位、管理體制等許多方面,都尚未成熟到形成共識的階段。
目前看來,慈善立法的過程終將成為一場持久戰,也正是因為在立法機關內部草案內容的爭議不斷,恰好為民眾參與立法提供了必要性與廣闊空間。其中,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這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實際問題,因為慈善是有資源、有資產、有利益的,這些到底歸誰管理、由誰掌控主導著整個立法框架。在國外,慈善事業是屬於民間的,政府的作用是大力支持慈善事業；而國內的做法是,將慈善事業納入社會保障的範疇,再把社會保障列入政府的管理,這樣慈善事業就變成政府一手包辦的工程。
政府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定位所帶來的弊端毋庸贅述,在許多領域都耳熟能詳。
目前,一些部門已經認識到問題所在,試圖從這樣的定位中轉型。那麼,在慈善領域,政府部門是否也應該秉承這一精神逐漸淡出捐助的主體市場,而主要擔負起立法、監督、檢查、評估、審計、執法等職能呢?在這一立法定位下,《慈善法》就必須規範行政權力和慈善之間的關係,而且應該給予慈善組織更廣大的生存空間,保護公民和非營利組織的權利。儘管慈善組織在我國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與欠缺,面臨不少的尷尬,但這種先天性的孱弱是由目前立法上和機制上的缺陷造成的,完全可以通過立法再造予以補足。儘管西方慈善事業的發展生機蓬勃,但無論在哪個國家,慈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須依靠國家力量進行引導與規範、培育與懲戒,才能成就現有的光景。如果因此而否認民間慈善的可行性,頗有“倒洗腳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意味。
儘管草案的全文並沒有公佈,民眾仍不能一窺其所以然,但是,立法為民,保障國家利益和公民權益不受侵犯,是立法公正的核心價值觀。只有堅持這樣的價值觀,在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起草制定過程中,才能杜絕部門“小利益”悄然擴張,一點點“分割吃掉”國家和公眾利益的現象。
來源：2009年11月03日 《南方日報》
中國《慈善法》立法進入新階段
中國《慈善法》立法進入新階段
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表示，簡稱為《慈善法》的《慈善事業促進法》已經送到國務院，
法律起草工作進入新階段。
他表示，現在的中國人不是不願做慈善，而是不會做慈善。
王振耀說，汶川大地震激發了中國全國人民的意識，草根組織在慈善事業中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曾經參與討論《慈善法》立法工作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非政府組織專家王名教授說，他希望這個法律能夠為民間慈善組織的認定訂出明確的標準。
王教授表示，民間慈善組織時常面臨的問題就是資格沒有保障，他希望法律出台之後對資格的認定能夠依法做出。
資格認定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了之後，中國各地的民間捐款紛湧而至，但是卻苦於無處可收。
而從汶川大地震時的狀況來看，似乎民眾對具有官方背景的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並非相當信任。
此外當時網民還質疑為何中國的富人「不肯」捐款，但是當富人捐款之後，卻又質疑富人捐款的用心。
這些狀況顯示，對此沒有專項法律規定的中國的確也有必要出台《慈善法》，保障捐款人權益同時妥善的管理慈善組織。
王名教授分析說，雖然現階段慈善組織的資格是由稅務部門來認定，未來《慈善法》出台之後，將對資格認定更加有保障。
而且《慈善法》很可能會包括善款的追蹤以及使用的公開等規定。這對民間組織而言，都是走上正規化的必經之路。
發揮效果
中國官方也希望《慈善法》的立法能夠鼓勵成立專業化的民間慈善組織，消除臨時結伴搭伙而成的慈善團體。
這些臨時的慈善團體缺乏專業的援助能力和長遠的規劃，雖有慈善動力卻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從包括香港、台灣等許多地方的經驗來看，當社會逐漸富裕之後，幫助人的心理也隨之提高，妥善地管理民間慈善組織，將有助於發展長期的民間援助機制，有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
来源：2009年 11月 2日 BBC中文網
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表示，簡稱為《慈善法》的《慈善事業促進法》已經送到國務院，
法律起草工作進入新階段。
他表示，現在的中國人不是不願做慈善，而是不會做慈善。
王振耀說，汶川大地震激發了中國全國人民的意識，草根組織在慈善事業中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曾經參與討論《慈善法》立法工作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非政府組織專家王名教授說，他希望這個法律能夠為民間慈善組織的認定訂出明確的標準。
王教授表示，民間慈善組織時常面臨的問題就是資格沒有保障，他希望法律出台之後對資格的認定能夠依法做出。
資格認定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了之後，中國各地的民間捐款紛湧而至，但是卻苦於無處可收。
而從汶川大地震時的狀況來看，似乎民眾對具有官方背景的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並非相當信任。
此外當時網民還質疑為何中國的富人「不肯」捐款，但是當富人捐款之後，卻又質疑富人捐款的用心。
這些狀況顯示，對此沒有專項法律規定的中國的確也有必要出台《慈善法》，保障捐款人權益同時妥善的管理慈善組織。
王名教授分析說，雖然現階段慈善組織的資格是由稅務部門來認定，未來《慈善法》出台之後，將對資格認定更加有保障。
而且《慈善法》很可能會包括善款的追蹤以及使用的公開等規定。這對民間組織而言，都是走上正規化的必經之路。
發揮效果
中國官方也希望《慈善法》的立法能夠鼓勵成立專業化的民間慈善組織，消除臨時結伴搭伙而成的慈善團體。
這些臨時的慈善團體缺乏專業的援助能力和長遠的規劃，雖有慈善動力卻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從包括香港、台灣等許多地方的經驗來看，當社會逐漸富裕之後，幫助人的心理也隨之提高，妥善地管理民間慈善組織，將有助於發展長期的民間援助機制，有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
来源：2009年 11月 2日 BBC中文網
2009年10月19日 星期一
2009年 IBM商業價值研究院調查結果
《IBM 商業價值研究院調查》
今（2009）年是IBM第二次舉辦「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共訪問了全球224名企業高階主管。其中，幾乎每位受訪者都認為，儘管面臨全球景氣衰退的挑戰，社會責任仍為其企業營運策略中重要的一環，並期望藉社會責任改進企業的業務績效、對社會的貢獻及商譽。
然而，調查結果也點出三大問題：
一、 企業未能收集和分析所有社會責任相關的重要資訊，或建立經常性的資料收集機制：因而難以及時調整策略，並導入有助於從根本上提升效能、降低成本、減少營運對環境衝擊及改善利害關係人對企業觀感之要素。
二、 絕大多數企業均未能從全球供應鏈夥伴身上，收集到足夠的社會責任資料：因而錯失改善全球供應網路中缺乏統整性、效率不彰、資源浪費又危機四伏的現象。
三、 大部分企業不了解關鍵利益關係人（尤其是客戶）關切哪些議題，且皆未積極地讓這些人參與決策過程：因而無法掌握到有助於改善業務和開發新商機的重要洞見。
報告顯示，僅有19%的受訪企業每週一次（或更頻繁地）收集因營運而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其餘公司頂多一個月、或是一季收集一次這些資料－這或許可滿足政府或股東對企業資訊揭露的要求，卻無法催生有助於降低營運對環境衝擊的系統性變革。反之，營運績效領先競者的受訪企業，則在上述三個面向有較優異的表現－他們懂得透過經常性地收集與分析正確的資料來增進決策品質、採納並整合供應商的社會責任資料，以及鼓勵客戶參與企業社會責任舉措。
近年來，在政府、利益團體、投資人、員工和消費者的要求下，企業必須確保其營運、產品與服務更符合社會責任的精神，包括環保措施、勞工權益、產品安全與可追蹤性，以及採購作業等不同領域。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若能把社會責任議題融入整體發展策略，便可獲得強大的競爭優勢，不但能更有效地吸引投資人、人才與客戶，以及發展新產品與服務，還能掌握切入新市場與新商機的契機。
除了針對全球企業的社會責任現況發表調查報告外，IBM在近期公佈自身的企業責任報告：2008年IBM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此份報告，以員工、社群、環境、供應鏈、協同作業方案、治理等六大主題，將IBM企業社會責任的成果分類說明，內容涵蓋著名的企業服務部隊在各新興市場國家的運作過程，及IBM如何利用新興科技，協助四川災後重建的實際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IBM企業責任報告中，將完整的關鍵性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包括能源管理（Energy Conservation）、隨需應變志工社群（On Demand Community）、以及針對各式供應商的花費（Spending with Diverse Suppliers）等，以量化方式逐年呈現，讓所有資訊更透明化、更易取得，同時也方便利益關係人能就此對不同時期以及業界其他公司進行比較。
今（2009）年是IBM第二次舉辦「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共訪問了全球224名企業高階主管。其中，幾乎每位受訪者都認為，儘管面臨全球景氣衰退的挑戰，社會責任仍為其企業營運策略中重要的一環，並期望藉社會責任改進企業的業務績效、對社會的貢獻及商譽。
然而，調查結果也點出三大問題：
一、 企業未能收集和分析所有社會責任相關的重要資訊，或建立經常性的資料收集機制：因而難以及時調整策略，並導入有助於從根本上提升效能、降低成本、減少營運對環境衝擊及改善利害關係人對企業觀感之要素。
二、 絕大多數企業均未能從全球供應鏈夥伴身上，收集到足夠的社會責任資料：因而錯失改善全球供應網路中缺乏統整性、效率不彰、資源浪費又危機四伏的現象。
三、 大部分企業不了解關鍵利益關係人（尤其是客戶）關切哪些議題，且皆未積極地讓這些人參與決策過程：因而無法掌握到有助於改善業務和開發新商機的重要洞見。
報告顯示，僅有19%的受訪企業每週一次（或更頻繁地）收集因營運而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其餘公司頂多一個月、或是一季收集一次這些資料－這或許可滿足政府或股東對企業資訊揭露的要求，卻無法催生有助於降低營運對環境衝擊的系統性變革。反之，營運績效領先競者的受訪企業，則在上述三個面向有較優異的表現－他們懂得透過經常性地收集與分析正確的資料來增進決策品質、採納並整合供應商的社會責任資料，以及鼓勵客戶參與企業社會責任舉措。
近年來，在政府、利益團體、投資人、員工和消費者的要求下，企業必須確保其營運、產品與服務更符合社會責任的精神，包括環保措施、勞工權益、產品安全與可追蹤性，以及採購作業等不同領域。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若能把社會責任議題融入整體發展策略，便可獲得強大的競爭優勢，不但能更有效地吸引投資人、人才與客戶，以及發展新產品與服務，還能掌握切入新市場與新商機的契機。
除了針對全球企業的社會責任現況發表調查報告外，IBM在近期公佈自身的企業責任報告：2008年IBM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此份報告，以員工、社群、環境、供應鏈、協同作業方案、治理等六大主題，將IBM企業社會責任的成果分類說明，內容涵蓋著名的企業服務部隊在各新興市場國家的運作過程，及IBM如何利用新興科技，協助四川災後重建的實際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IBM企業責任報告中，將完整的關鍵性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包括能源管理（Energy Conservation）、隨需應變志工社群（On Demand Community）、以及針對各式供應商的花費（Spending with Diverse Suppliers）等，以量化方式逐年呈現，讓所有資訊更透明化、更易取得，同時也方便利益關係人能就此對不同時期以及業界其他公司進行比較。
寶鋼中鋼名列2009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20強
寶鋼中鋼名列2009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20強
「2009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100強」榜單19日發佈，其中寶鋼集團、中鋼集團、等國內知名企業名列前20名。
據新華社9月19日報道，由中國企業CSR研究中心等機構主辦的「六十華誕、責任中國—2009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討會」19日在京舉行，會議發佈了「2009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100強」榜單，同時分別發佈了15個「履行社會責任優秀案例」和15個「社會責任缺失案例」。
根據「100強」榜單，國家電網公司、中遠集團、海爾集團、華能集團、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電信、復星集團、寶鋼集團、神華集團、百度公司、民生銀行、遠東控股集團、玉柴集團、用友集團、中鋼集團、日照港集團、江鈴汽車、長江證券、中海油服等國內知名企業名列前20名。
海爾集團公司「用金牌托起希望」、國家電網公司「災區緊急供電工程」、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綠色節油項目」、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八大責任鑄『神劍』」等15個案例被主辦機構評為「2009中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優秀案例」。
本次研討會還揭曉了15個社會責任「缺失案例」。三鹿集團「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完達山藥業「刺五加注射液事件」等影響重大的產品安全事件，以及上海農藥廠、玖龍紙業、太陽紙業等一批國內企業所發生的「社會責任缺失」事件出現在榜單中。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執行副會長馮並認為，社會責任品牌的較量，將是未來公司競爭的一個主戰場，最終決定公司的生死存亡。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國資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消費者協會等機構相關負責人、專家和學者，以及上榜企業的相關負責人就企業如何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等話題進行了探討。
根據中國企業CSR研究中心的分析報告，中國企業目前仍存在「履行社會責任不足」「重要性認識不到位」「制度欠缺、主觀隨意性大」「重捐贈，輕實施」等問題。目前中國逾一千萬家企業中，履行慈善義務、有過捐贈記錄的，尚未達到十萬家，即不足1％。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2007年12月29日發佈了《關於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對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作出制度性約束。目前，中國對其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尚未進行硬性政策要求。
來源：2009 / 09 / 21 鉅亨網新聞中心 （世華財訊）
「2009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100強」榜單19日發佈，其中寶鋼集團、中鋼集團、等國內知名企業名列前20名。
據新華社9月19日報道，由中國企業CSR研究中心等機構主辦的「六十華誕、責任中國—2009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討會」19日在京舉行，會議發佈了「2009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100強」榜單，同時分別發佈了15個「履行社會責任優秀案例」和15個「社會責任缺失案例」。
根據「100強」榜單，國家電網公司、中遠集團、海爾集團、華能集團、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電信、復星集團、寶鋼集團、神華集團、百度公司、民生銀行、遠東控股集團、玉柴集團、用友集團、中鋼集團、日照港集團、江鈴汽車、長江證券、中海油服等國內知名企業名列前20名。
海爾集團公司「用金牌托起希望」、國家電網公司「災區緊急供電工程」、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綠色節油項目」、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八大責任鑄『神劍』」等15個案例被主辦機構評為「2009中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優秀案例」。
本次研討會還揭曉了15個社會責任「缺失案例」。三鹿集團「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完達山藥業「刺五加注射液事件」等影響重大的產品安全事件，以及上海農藥廠、玖龍紙業、太陽紙業等一批國內企業所發生的「社會責任缺失」事件出現在榜單中。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執行副會長馮並認為，社會責任品牌的較量，將是未來公司競爭的一個主戰場，最終決定公司的生死存亡。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國資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消費者協會等機構相關負責人、專家和學者，以及上榜企業的相關負責人就企業如何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等話題進行了探討。
根據中國企業CSR研究中心的分析報告，中國企業目前仍存在「履行社會責任不足」「重要性認識不到位」「制度欠缺、主觀隨意性大」「重捐贈，輕實施」等問題。目前中國逾一千萬家企業中，履行慈善義務、有過捐贈記錄的，尚未達到十萬家，即不足1％。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2007年12月29日發佈了《關於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對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作出制度性約束。目前，中國對其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尚未進行硬性政策要求。
來源：2009 / 09 / 21 鉅亨網新聞中心 （世華財訊）
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By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於2009年10月18日（周日）上午9:30至11:30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層學術報告廳召開“2009年《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暨中國100強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發佈會。會議將發佈《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2009》，公佈中國100強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2009），評價中國100強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水準，辨析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進程的階段性特徵。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鐘宏武博士主題報告
鐘宏武：各位嘉賓、各位新聞界的朋友，很高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研究成果。我先講一下藍皮書的基本框架，後面再分享100強企業社會責任指數在我們的資料庫上做的研究和結論。
這本藍皮書在去年成立時就有一個設想，我們想連續記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發展，從中歸納出中國特色的社會責任路徑，所以我們就著手編撰這本書，這個過程也是非常辛苦。而2008年也給我們一個非常震憾的感覺，2008年是社會責任年，先後發生了南方雪災、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和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實踐，胡主席也在會議上提出了“全球責任觀”的概念，因此這就使我們這個書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
鐘宏武：這個書的結構是我們自己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四位元一體的模型，中間的核心部分叫做責任管理，無論是什麼產業性質都有一個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責任管理，重視責任溝通的共同責任。而週邊是三個具體的市場、社會和環境，這一點和國外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國外叫做經濟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而我們認為經濟責任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中，特別在中國可能不太適用，所以我們改為市場責任。市場責任囊括的是對客戶、股東和夥伴的責任，這一修改對我們的研究非常重要。以前的三重底線，經濟社會環境中的分類社會層面的內容非常多，而且非常煩瑣。這樣我們把以前屬於社會的客戶、夥伴搬到市場，形成以市場交易為核心的責任範疇，那樣的話可以為社會責任減負。另外一個好處，有專家認為，如果僅僅講經濟責任，它不是社會責任的領域。經濟責任主要講對股東創造價值，在我們的財務報告中講的很清楚，所以我們進行了修改以後，使這一結構更為均衡，這是我們的一個創舉和特色。
鐘宏武：以這個框架為指導，我們對全書進行了編撰，包括縱論，是100強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指數，我們希望用定量的指數來跟蹤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進展，評價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現狀。其下第一部分是責任管理，下面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做了理論綜述，然後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推進的各方力量進行總結，第一是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評估怎麼做。第二是市場責任，我們重點強調消費者權益和產品品質。去年三鹿奶粉事件給我們的教訓非常慎重。第三是研究社會責任，主要關注勞動的權益保護、安全生產和企業防災以及慈善捐贈問題。因為去年汶川大地震暴露出中國企業在災害管理當中的不足，所以作為一個專題予以深入研究。最後是環境責任，我們收錄了一個企業節能減排的專項研究。最後是附錄，包括中心做的調查指數和大事記。
下面我概述的介紹一下每個板塊的主要內容。我們以100強企業為研究物件，從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財務報告和企業官方網站三個主要的地方來收集企業的資訊，依據剛才介紹的四位元一體的模型對中國100強企業2008年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現狀和資訊披露進行全方位的研究。
鐘宏武：第一篇責任管理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研究綜述，二是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十大力量，三是企業社會責任推進體系。這裏我想和大家強調一下後面的內容，第一個是促進企業與社會責任的十大力量。在座的都是媒體，傳播企業社會責任也是媒體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今天我們請到了浦東新區企業社會責任辦公室的徐玄芳同志，他們新區在中國改革配套的實驗中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這些都是推進企業社會責任非常重要的力量。當然，這裏更重要的是國資委這幾年作為中央部委推進企業社會責任不遺餘力，而且成效斐然。
第三部分分享企業社會責任推進體系。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主要特點是由解釋問題向解決問題去轉變。我們以前是在解釋，現在企業對於內容很明白，需要瞭解的是怎麼做，企業內部怎麼推進。今天在國資委研究局的領導下，我們做了一個中小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的課題，就是在系統地探索一個企業怎麼把社會責任與企業戰略、日常運營、指標體系相結合，我們正在做相應的探索。
第二篇研究了市場責任，指消費者權益保護和產品品質安全問題。去年三鹿奶粉事件以及年初的日本毒餃子事件都是對我們的一個警醒。
第三篇社會責任，主要講到了勞動力權益保護、安全生產和企業防災以及慈善捐贈問題。去年汶川大地震使我們的慈善捐贈創造出歷史新高，我想這是對於一個企業對慈善事業的思考。捐贈方面我想說王老吉的事情，我和王老吉有過交流，都說公益和企業的盈利沒有關係，但是去年王老吉的案例還是很成功的，在沒有捐贈的時候，2007年的收入是46億，捐贈以後變成了96億，1億元的捐贈換來了50億元的收入，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戰略公益的案例。
鐘宏武：第四篇環境責任，目前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當然，離國際社會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但是中國一直在努力。這一問題隨著奧巴馬總統提出碳稅的問題以後，環境責任就成為中國參與和市場競爭的真正難題，無法逾越的門檻。
在附錄中我們收錄了一些調查和社會責任大事記。在去年汶川地震以後，我們搞了一個汶川地震企業責任調查，看看大家對企業在這次地震當中的工作是否滿意，有什麼樣的意見和建議。此外我們還做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公眾表達，我們想看看公眾怎麼理解企業社會責任，有什麼期望和要求。我們也把它計畫為兩年度的跟蹤調查，有效表達公眾的意見。第三是劉剛主任做得MBA學員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一手參與的，希望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另外，我們做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工作，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大事記，從1978年一直研究到2008年。研究完以後發現和鄒東濤總編的《企業公民藍皮書》有點衝突，他們也有類似的調查，我覺得可以做相互的補充。
鐘宏武：下面我詳細介紹一下這本藍皮書主報告中國100強企業社會責任指數。這個資料庫是我們在2006年中旬啟動的，當時我們和國資委領導一起到上海寶鋼調研，我們中心的副理事長對我們提出了要求，說你們應當對中國大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狀況做一個系統的研究。根據這一指示，我們組織同志做了第一次嘗試，中間有很多的試錯過程，但很慶倖我們最後還是找到了比較有效的方法。歷時三個月，這一課題到9月下旬結束。首先我們提出了四緯三體理論模型，在這一指導下，我們建立了每個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體系，因為社會責任在不同的行業有完全不同的行業特徵，所以用一套統一的指標體系來評價是不合理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官方網站為主要的資訊來源建立一個資料庫，系統評價100強企業的管理體系建設現狀和資訊披露的水準。這是我們資料庫的概況。
我們的資料庫有5個部分構成，首先是理論模型，然後是建立指標體系，確定評價物件，最後找到相應的資訊來源，形成一個評價結果的解讀。我一次給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們有一個理論框架，在國內外三重底線理論和利益相關方理論基礎下我們提出了四位元一體的理論模型，在這個模型的指導下，根據國內外社會責任指數以及世界500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建立了分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體系，然後再確定資訊來源，根據指標體系進行評分。我們還增加了一項內容，要求指標體系調整項，就是初始以後我們將三個內容作為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調整，第一，這個企業當年獲得的榮譽。第二這個企業當年發生的社會責任缺失，比如產品品質、員工以及環保等方面的問題。在缺失的時候，由於企業很少主動披露資訊，所以我們主要以新華網、人民網和政府官方網站為資訊來源。最後經過調整，我們得到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最終指數。
鐘宏武：根據這個模型我們對100強行業進行了分配，一共篩選出19類，每個行業大致的指標最少在110，最多在150，每個企業都面臨管理指標，指標都是一樣的，有30個指標。我們對每個行業都建立了市場責任和環境責任、社會責任的具體指標，多少不一，少的有70個，多的有110個。我們在建立每個行業的社會責任指標體系後，就確立了自己的賦值方法。我們根據城市分析法確定這四大板塊的權重，然後再根據每個三級指標的重要性和實際性對它每個責任進行具體的賦值，最後把賦值的情況和企業披露資訊進行對比，如果企業披露了資訊就給分，沒有披露就零分，最後我們得到了企業發展的最終得分。
這是我們19個行業一級指標的體系的權重。我可以做一個演示，比如以採礦行業為例，我們做了一個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包括責任管理、市場績效、社會績效和環境責任。由於採礦行業對環境要求很高，是重污染行業，所以環境責任權重放的非常高，相反市場績效沒有過多的強調。再以電信為例，電信行業責任管理的分數是30分，但是它有一個變化，市場績效分數非常高，因為電信是公共服務業，對客戶的資訊安全，服務品質等會有非常高的要求，相對而言環境污染不是那麼重要，所以我們把市場績效的分數提高。
鐘宏武：在確定分行業的指標體系以後，我們確定評價物件，這個評價物件是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中國500強中的前100強。為什麼選中國100強，因為這些企業規模巨大，責任也重大，對這些企業我們做了測算，2007年銷售收入總和相當於全國GDP的55%。第二這些一百強企業行業分佈非常廣泛，從第一產業一直到服務業，幾乎每個重要行業都有覆蓋，所以它具有行業代表性。第三，這一百強企業的企業性質，以國有企業為主占到了85%，其中中央企業占到了45%，此外國有金融企業和其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占比相對較少。
這是100強企業的詳細列表。我們的一個著重點和特色就是資訊來源，考慮到社會責任資訊披露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首要責任，你不讓社會瞭解你的企業，社會對企業只會有一個錯誤的或者不真實的判斷，所以主動說明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依據這一原則，在篩選資訊時使用了主動性、公開性、實質性和時效性。主動性是說企業應該主動披露，公開性是公開管道，這些資訊是有事實的。我們的研究是從今年6月份開始到9月份結束，我們搜集資訊是從去年1月1日到今年的6月30日，這就意味著有些企業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時非常晚，比如年度過半報告都沒有出來，可能在當年的10月份出報告，這樣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我們搜集資訊的準確性和評價。我們的結果是有43%的企業發佈了報告，有21%企業發佈了通告，93%的企業發佈了官方網站。我們有兩家企業既沒有發佈報告，連網站也沒有。
鐘宏武：三個月的工作中我們收到了41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份企業年報，87家企業官方網站，累計查閱了400多萬字的材料，對評價指標體系當中1000多個產品指標進行打分，我們認為資訊來源還是規範的。
以寶鋼為例，這是我們對寶鋼集團資訊披露的總表，第一部分是社會責任管理，左邊是指標，第二頁是權重，第三頁是具體披露內容，第四頁是企業內容的來源，如果有這方面的內容就是賦值。寶鋼的指標體系應該是125個，所以這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在這些基礎上，我們得出了評價結果，這個結果首先是一個總表，今年的企業社會責任100強的排名，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公司第一，得到84分；國家電網公司、中國移動是前三名，緊隨其後的是中國大唐、華能、寶鋼、聯想控股、中國海洋石油、中國中鐵以及平安保險。
此外，我們還可以根據不同行業進行分類查詢。以採礦為例，我們有5家公司屬於採礦行業，中鋼集團、神華、五礦、中煤還有山東煤炭。我們也可以以企業性質來查詢。
這次研究的主要結論
第一，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發現，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整體水準較低，平均指數31分。我們按照指數的大小把企業分四類，如果得分在60分以上我們認為是領先者，得分40分到60分我們叫做追趕者，20分到40分是起步，20分以下叫旁觀者。結果我們發現整體水準下來僅為31分，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責任總體水準剛剛起步，而五分之一的企業在起步階段還有一個麻煩問題，有40%的企業還在旁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參與實際行動都沒有。
第二，我們的研究發現，按照四位元一體的模型，責任管理、市場績效、社會績效和環境責任，直接比較來看得分最高的是市場責任，37.6分，因為中國企業必須要在市場中取勝，中國企業比較重視市場責任，我們表現的非常好。而得分最差的是環境責任，其次是責任管理。但是如果我們把三個方面的具體實踐，市場、社會和環境加在一起叫做責任實踐的綜合得分，得分是31.6分，反而責任管理是27.9分，結論就是我們的責任管理落後於責任實踐。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因為我們研究過國際企業，和中國企業相比，尤其是中央企業，我們在社會實踐方面絕對不差，但是反過來我們在說、管方面有巨大的差距。和別人相比，我們做好事比別人做得多，但是做了好事不留名，我們存在著非常落後的問題。在具體的責任實踐方面來看，市場責任是最好的，其次是社會責任，而環境責任相對較差。這和我們的歷史問題有關係，也和目前環境責任的內涵擴大的非常快也有關係。比如二氧化碳排放或者氣體減排、資訊能源這些都納入了企業環境責任的範疇，但是中國企業沒有在這方面有具體的行動。
第三，如果按企業性質來分，社會責任差異非常大，最好的是中央企業，平均為43.8分，這和國資委近年來積極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有關係，尤其是2008年國資委發佈了《中央企業社會責任》一號文，直接推動了中央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其次是國有金融企業，再次是民營企業。我們把所有的國有企業加起來得到一個平均分是33.1分，比民營企業好，也比外資企業好。我想說明一下，大家關注最後一個圖，外資企業得分只有2.7分，這個結論非常出乎我們的預期，通過我們的研究他們得分不太理想。原因有兩個：第一外資比重很小，只有三家企業申報一百強；第二，這三家企業中有三家是無三企業，沒有報告。這些導致外資企業得分非常差。
第四，我們把社會責任指數按照企業規模進行了研究，我們發現企業規模越大社會責任指數越高，一個是5000分以上的是三家，國家電網、中石油、中石化，這些企業屬於社會責任的領先者，原因也很簡單，企業越大，責任越大，他們對社會責任更為重視。隨著規模的縮小，社會責任指數依次降低。最後把社會責任按照行業進行分類，60分以上叫領先者，40分到60分叫追趕者，20分到40分叫起步者，20分以下叫旁觀者，只有兩個行業處於領先階段，是電網、電力。這個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因為電力長期以來非常重視環境，唯一一個意外結論是紡織業社會責任做得非常好，但是進入100強的樣本只有山東渭橋集團，這個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披露非常大。
我們的研究是初步的，歡迎大家提出意見和建議。謝謝大家！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鐘宏武博士主題報告
鐘宏武：各位嘉賓、各位新聞界的朋友，很高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研究成果。我先講一下藍皮書的基本框架，後面再分享100強企業社會責任指數在我們的資料庫上做的研究和結論。
這本藍皮書在去年成立時就有一個設想，我們想連續記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發展，從中歸納出中國特色的社會責任路徑，所以我們就著手編撰這本書，這個過程也是非常辛苦。而2008年也給我們一個非常震憾的感覺，2008年是社會責任年，先後發生了南方雪災、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和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實踐，胡主席也在會議上提出了“全球責任觀”的概念，因此這就使我們這個書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
鐘宏武：這個書的結構是我們自己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四位元一體的模型，中間的核心部分叫做責任管理，無論是什麼產業性質都有一個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責任管理，重視責任溝通的共同責任。而週邊是三個具體的市場、社會和環境，這一點和國外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國外叫做經濟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而我們認為經濟責任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中，特別在中國可能不太適用，所以我們改為市場責任。市場責任囊括的是對客戶、股東和夥伴的責任，這一修改對我們的研究非常重要。以前的三重底線，經濟社會環境中的分類社會層面的內容非常多，而且非常煩瑣。這樣我們把以前屬於社會的客戶、夥伴搬到市場，形成以市場交易為核心的責任範疇，那樣的話可以為社會責任減負。另外一個好處，有專家認為，如果僅僅講經濟責任，它不是社會責任的領域。經濟責任主要講對股東創造價值，在我們的財務報告中講的很清楚，所以我們進行了修改以後，使這一結構更為均衡，這是我們的一個創舉和特色。
鐘宏武：以這個框架為指導，我們對全書進行了編撰，包括縱論，是100強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指數，我們希望用定量的指數來跟蹤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進展，評價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現狀。其下第一部分是責任管理，下面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做了理論綜述，然後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推進的各方力量進行總結，第一是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評估怎麼做。第二是市場責任，我們重點強調消費者權益和產品品質。去年三鹿奶粉事件給我們的教訓非常慎重。第三是研究社會責任，主要關注勞動的權益保護、安全生產和企業防災以及慈善捐贈問題。因為去年汶川大地震暴露出中國企業在災害管理當中的不足，所以作為一個專題予以深入研究。最後是環境責任，我們收錄了一個企業節能減排的專項研究。最後是附錄，包括中心做的調查指數和大事記。
下面我概述的介紹一下每個板塊的主要內容。我們以100強企業為研究物件，從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財務報告和企業官方網站三個主要的地方來收集企業的資訊，依據剛才介紹的四位元一體的模型對中國100強企業2008年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現狀和資訊披露進行全方位的研究。
鐘宏武：第一篇責任管理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研究綜述，二是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十大力量，三是企業社會責任推進體系。這裏我想和大家強調一下後面的內容，第一個是促進企業與社會責任的十大力量。在座的都是媒體，傳播企業社會責任也是媒體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今天我們請到了浦東新區企業社會責任辦公室的徐玄芳同志，他們新區在中國改革配套的實驗中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這些都是推進企業社會責任非常重要的力量。當然，這裏更重要的是國資委這幾年作為中央部委推進企業社會責任不遺餘力，而且成效斐然。
第三部分分享企業社會責任推進體系。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主要特點是由解釋問題向解決問題去轉變。我們以前是在解釋，現在企業對於內容很明白，需要瞭解的是怎麼做，企業內部怎麼推進。今天在國資委研究局的領導下，我們做了一個中小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的課題，就是在系統地探索一個企業怎麼把社會責任與企業戰略、日常運營、指標體系相結合，我們正在做相應的探索。
第二篇研究了市場責任，指消費者權益保護和產品品質安全問題。去年三鹿奶粉事件以及年初的日本毒餃子事件都是對我們的一個警醒。
第三篇社會責任，主要講到了勞動力權益保護、安全生產和企業防災以及慈善捐贈問題。去年汶川大地震使我們的慈善捐贈創造出歷史新高，我想這是對於一個企業對慈善事業的思考。捐贈方面我想說王老吉的事情，我和王老吉有過交流，都說公益和企業的盈利沒有關係，但是去年王老吉的案例還是很成功的，在沒有捐贈的時候，2007年的收入是46億，捐贈以後變成了96億，1億元的捐贈換來了50億元的收入，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戰略公益的案例。
鐘宏武：第四篇環境責任，目前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當然，離國際社會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但是中國一直在努力。這一問題隨著奧巴馬總統提出碳稅的問題以後，環境責任就成為中國參與和市場競爭的真正難題，無法逾越的門檻。
在附錄中我們收錄了一些調查和社會責任大事記。在去年汶川地震以後，我們搞了一個汶川地震企業責任調查，看看大家對企業在這次地震當中的工作是否滿意，有什麼樣的意見和建議。此外我們還做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公眾表達，我們想看看公眾怎麼理解企業社會責任，有什麼期望和要求。我們也把它計畫為兩年度的跟蹤調查，有效表達公眾的意見。第三是劉剛主任做得MBA學員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一手參與的，希望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另外，我們做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工作，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大事記，從1978年一直研究到2008年。研究完以後發現和鄒東濤總編的《企業公民藍皮書》有點衝突，他們也有類似的調查，我覺得可以做相互的補充。
鐘宏武：下面我詳細介紹一下這本藍皮書主報告中國100強企業社會責任指數。這個資料庫是我們在2006年中旬啟動的，當時我們和國資委領導一起到上海寶鋼調研，我們中心的副理事長對我們提出了要求，說你們應當對中國大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狀況做一個系統的研究。根據這一指示，我們組織同志做了第一次嘗試，中間有很多的試錯過程，但很慶倖我們最後還是找到了比較有效的方法。歷時三個月，這一課題到9月下旬結束。首先我們提出了四緯三體理論模型，在這一指導下，我們建立了每個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體系，因為社會責任在不同的行業有完全不同的行業特徵，所以用一套統一的指標體系來評價是不合理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官方網站為主要的資訊來源建立一個資料庫，系統評價100強企業的管理體系建設現狀和資訊披露的水準。這是我們資料庫的概況。
我們的資料庫有5個部分構成，首先是理論模型，然後是建立指標體系，確定評價物件，最後找到相應的資訊來源，形成一個評價結果的解讀。我一次給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們有一個理論框架，在國內外三重底線理論和利益相關方理論基礎下我們提出了四位元一體的理論模型，在這個模型的指導下，根據國內外社會責任指數以及世界500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建立了分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體系，然後再確定資訊來源，根據指標體系進行評分。我們還增加了一項內容，要求指標體系調整項，就是初始以後我們將三個內容作為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調整，第一，這個企業當年獲得的榮譽。第二這個企業當年發生的社會責任缺失，比如產品品質、員工以及環保等方面的問題。在缺失的時候，由於企業很少主動披露資訊，所以我們主要以新華網、人民網和政府官方網站為資訊來源。最後經過調整，我們得到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最終指數。
鐘宏武：根據這個模型我們對100強行業進行了分配，一共篩選出19類，每個行業大致的指標最少在110，最多在150，每個企業都面臨管理指標，指標都是一樣的，有30個指標。我們對每個行業都建立了市場責任和環境責任、社會責任的具體指標，多少不一，少的有70個，多的有110個。我們在建立每個行業的社會責任指標體系後，就確立了自己的賦值方法。我們根據城市分析法確定這四大板塊的權重，然後再根據每個三級指標的重要性和實際性對它每個責任進行具體的賦值，最後把賦值的情況和企業披露資訊進行對比，如果企業披露了資訊就給分，沒有披露就零分，最後我們得到了企業發展的最終得分。
這是我們19個行業一級指標的體系的權重。我可以做一個演示，比如以採礦行業為例，我們做了一個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包括責任管理、市場績效、社會績效和環境責任。由於採礦行業對環境要求很高，是重污染行業，所以環境責任權重放的非常高，相反市場績效沒有過多的強調。再以電信為例，電信行業責任管理的分數是30分，但是它有一個變化，市場績效分數非常高，因為電信是公共服務業，對客戶的資訊安全，服務品質等會有非常高的要求，相對而言環境污染不是那麼重要，所以我們把市場績效的分數提高。
鐘宏武：在確定分行業的指標體系以後，我們確定評價物件，這個評價物件是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中國500強中的前100強。為什麼選中國100強，因為這些企業規模巨大，責任也重大，對這些企業我們做了測算，2007年銷售收入總和相當於全國GDP的55%。第二這些一百強企業行業分佈非常廣泛，從第一產業一直到服務業，幾乎每個重要行業都有覆蓋，所以它具有行業代表性。第三，這一百強企業的企業性質，以國有企業為主占到了85%，其中中央企業占到了45%，此外國有金融企業和其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占比相對較少。
這是100強企業的詳細列表。我們的一個著重點和特色就是資訊來源，考慮到社會責任資訊披露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首要責任，你不讓社會瞭解你的企業，社會對企業只會有一個錯誤的或者不真實的判斷，所以主動說明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依據這一原則，在篩選資訊時使用了主動性、公開性、實質性和時效性。主動性是說企業應該主動披露，公開性是公開管道，這些資訊是有事實的。我們的研究是從今年6月份開始到9月份結束，我們搜集資訊是從去年1月1日到今年的6月30日，這就意味著有些企業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時非常晚，比如年度過半報告都沒有出來，可能在當年的10月份出報告，這樣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我們搜集資訊的準確性和評價。我們的結果是有43%的企業發佈了報告，有21%企業發佈了通告，93%的企業發佈了官方網站。我們有兩家企業既沒有發佈報告，連網站也沒有。
鐘宏武：三個月的工作中我們收到了41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份企業年報，87家企業官方網站，累計查閱了400多萬字的材料，對評價指標體系當中1000多個產品指標進行打分，我們認為資訊來源還是規範的。
以寶鋼為例，這是我們對寶鋼集團資訊披露的總表，第一部分是社會責任管理，左邊是指標，第二頁是權重，第三頁是具體披露內容，第四頁是企業內容的來源，如果有這方面的內容就是賦值。寶鋼的指標體系應該是125個，所以這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在這些基礎上，我們得出了評價結果，這個結果首先是一個總表，今年的企業社會責任100強的排名，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公司第一，得到84分；國家電網公司、中國移動是前三名，緊隨其後的是中國大唐、華能、寶鋼、聯想控股、中國海洋石油、中國中鐵以及平安保險。
此外，我們還可以根據不同行業進行分類查詢。以採礦為例，我們有5家公司屬於採礦行業，中鋼集團、神華、五礦、中煤還有山東煤炭。我們也可以以企業性質來查詢。
這次研究的主要結論
第一，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發現，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整體水準較低，平均指數31分。我們按照指數的大小把企業分四類，如果得分在60分以上我們認為是領先者，得分40分到60分我們叫做追趕者，20分到40分是起步，20分以下叫旁觀者。結果我們發現整體水準下來僅為31分，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責任總體水準剛剛起步，而五分之一的企業在起步階段還有一個麻煩問題，有40%的企業還在旁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參與實際行動都沒有。
第二，我們的研究發現，按照四位元一體的模型，責任管理、市場績效、社會績效和環境責任，直接比較來看得分最高的是市場責任，37.6分，因為中國企業必須要在市場中取勝，中國企業比較重視市場責任，我們表現的非常好。而得分最差的是環境責任，其次是責任管理。但是如果我們把三個方面的具體實踐，市場、社會和環境加在一起叫做責任實踐的綜合得分，得分是31.6分，反而責任管理是27.9分，結論就是我們的責任管理落後於責任實踐。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因為我們研究過國際企業，和中國企業相比，尤其是中央企業，我們在社會實踐方面絕對不差，但是反過來我們在說、管方面有巨大的差距。和別人相比，我們做好事比別人做得多，但是做了好事不留名，我們存在著非常落後的問題。在具體的責任實踐方面來看，市場責任是最好的，其次是社會責任，而環境責任相對較差。這和我們的歷史問題有關係，也和目前環境責任的內涵擴大的非常快也有關係。比如二氧化碳排放或者氣體減排、資訊能源這些都納入了企業環境責任的範疇，但是中國企業沒有在這方面有具體的行動。
第三，如果按企業性質來分，社會責任差異非常大，最好的是中央企業，平均為43.8分，這和國資委近年來積極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有關係，尤其是2008年國資委發佈了《中央企業社會責任》一號文，直接推動了中央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其次是國有金融企業，再次是民營企業。我們把所有的國有企業加起來得到一個平均分是33.1分，比民營企業好，也比外資企業好。我想說明一下，大家關注最後一個圖，外資企業得分只有2.7分，這個結論非常出乎我們的預期，通過我們的研究他們得分不太理想。原因有兩個：第一外資比重很小，只有三家企業申報一百強；第二，這三家企業中有三家是無三企業，沒有報告。這些導致外資企業得分非常差。
第四，我們把社會責任指數按照企業規模進行了研究，我們發現企業規模越大社會責任指數越高，一個是5000分以上的是三家，國家電網、中石油、中石化，這些企業屬於社會責任的領先者，原因也很簡單，企業越大，責任越大，他們對社會責任更為重視。隨著規模的縮小，社會責任指數依次降低。最後把社會責任按照行業進行分類，60分以上叫領先者，40分到60分叫追趕者，20分到40分叫起步者，20分以下叫旁觀者，只有兩個行業處於領先階段，是電網、電力。這個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因為電力長期以來非常重視環境，唯一一個意外結論是紡織業社會責任做得非常好，但是進入100強的樣本只有山東渭橋集團，這個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披露非常大。
我們的研究是初步的，歡迎大家提出意見和建議。謝謝大家！
做企業不能直盯著利潤
《第一財經週刊》調查超過60家在華發佈CSR(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企業，我們告訴讀者，在
2008年，除了生意，這些公司還做了什麼。
“好人難當”，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幾周來對此一定深有體會—圍繞著“裸捐事件”，他已經兩次被捲入漩渦。
人們先是注意到，這位玻璃大王2月曾宣佈將曹氏家族名下70%的股票(價值約43億人民幣)捐贈給慈善基金會，但等到3月5日福耀玻璃發出正式公告卻顯示，捐贈比例縮水為60%(價值約38億元)。緊接著財報發佈，福耀玻璃的散戶股東開始抱怨：這位大慈善家有錢捐贈，為什麼分紅的時候變成了鐵公雞？
對前者，福耀公告解釋為意在避免觸發要約收購的繁瑣程式和巨大成本。依據中國《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收購人，也就是未來的慈善基金會要通過協定方式擁有福耀玻璃30%以上的股票時，必須向股東發出全面要約或者部分要約，用現金回購股票。最終，曹德旺只能選擇捐贈占公司總股本的29.5%的股票。對後者，曹德旺則解釋說，自己是大股東，分紅自己能占一多半，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時候分紅會把公司挖空—事實上，福耀玻璃上市時從資本市場上募集到的資金是7億元，但是截至2008年底福耀玻璃的現金分紅卻累計達到12.2億元，並因此被稱為“提款機”。
這些尷尬並非不可避免，只要在做慈善之前先對相關法規有充分瞭解，以及先與利益相關方進行有效溝通。但這場風波正彰顯了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開始主動承擔社會責任(CSR)時遇到的突出問題：隨著公司規模迅速膨脹以及2008年雪災、地震和奧運會等諸多社會事件發生，中國公司對CSR的關注程度正在顯著提高，但這些慈善新手的能力與其意願還不能完全匹配。
幾乎所有在中國有業務的大公司—無論是中國本土企業還是大型跨國公司—在其2008年CSR報告中，都把自己在汶川地震後緊急救援中的表現作為重點。
拜耳(中國)的震後援助專案相當典型。拜耳(中國)公司CSR部門經理曾慧敏告訴《第一財經週刊》，拜耳在災後啟動的“拜耳博愛計畫”共分四期，在這個持續5年的計畫中集合了公司所有的核心業務。其中，在安置階段，拜耳選擇援建都江堰的四川工商職業技術學院，由拜耳集團旗下的拜耳材料科技子集團提供輕便環保的建築材料，負責監督工程的是拜耳技術服務公司，而拜耳醫藥保健則提供了基本的藥品和設備。顯而易見，如果沒有公司內部資源的合理調動，在兩個月內建出20間標準教室、50間住房和一個診所是不可能完成的。
還有意料之外的收穫。博愛計畫已經進行到第四期，在過去將近一年時間裏，原本不在同一個業務子集團或者雖在同一子集團但工作內容缺少交集的員工，在參與同一項CSR專案時有了溝通並建立了良好的聯繫，增強了整個集團的凝聚力。拜耳的2008年CSR報告將在2009年6月發佈。
對IT服務和電子商務類企業來說，它們最有力的CSR工具是管道。阿裏巴巴在去年5月的大地震後作出了快速反應：在地震發生後，支付寶開通捐款通道；到6月，又在網上設立救災物資捐贈及採購平臺，為民眾的捐助活動提供了最便捷的管道。
2009年，潤靈公益事業諮詢公司推出了中國第一套CSR報告評估體系。作為2009年年初發佈的第一份CSR報告，阿裏巴巴的《勇擔責任 惠濟天下—阿裏巴巴集團2008年度社會責任報告》在潤靈的評價體系下得到44.22分，在互聯網行業處在領先水準，原因就在於CSR戰略與企業主營業務之間有很高的結合度。
穀歌中國在地震後提供的高清晰衛星圖片曾經轟動一時，這不僅是通過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作出了快速反應，為救援工作帶來最實在的幫助，同時也在該公司的政府公關方面邁出了穩健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還有萬科在汶川大地震之後的表現。曾經因為捐款數額問題而成為輿論焦點的萬科此時需要用有效的CSR專案來重建企業形象，而萬科所做的搭建安置區、評估公共設施損害狀況等行為用到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具有不可替代性，可以視作一場成功的危機公關的組成部分。即使不從功利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面對災害作出快速反應的成功案例。
稍有區別的是，服務諮詢行業公司所經營的並非實際可見的商品，它們的CSR專案規劃更偏重於知識和人的力量。
2009年3月底，畢馬威中國第一次發佈了公司CSR報告。畢馬威中國的CSR總監徐丹告訴《第一財經週刊》，公司在2008年2月成立了慈善基金，並且在地震的災後工作中出資援助，不過更大的資源優勢(2710.728,34.12,1.27%)並非來自金錢。在地震後的最初兩個月中，畢馬威為慈善機構提供了總共6600小時的志願者服務；若以整個2007至2008年度來計算，他們為包括中華慈善總會在內的80多家慈善機構提供了免費審計服務，總價值超過1700萬人民幣。
幾乎在與所有公司打交道時，畢馬威這樣的大型諮詢公司都在扮演專業第三方的角色。這讓畢馬威有了不同一般公司的做CSR的動力。“客戶常常會提出要查看諮詢公 司自己的報告，所以對我們來說，本身在CSR方面的表現就顯得更為重要。”徐丹說，在四大會計事務所中，目前只有畢馬威一家在進行全球企業CSR報告發展狀況的研究，並且每三年對全球趨勢進行一次總體調查。這些研究使得畢馬威在同行中又多了一項專業性優勢。
在過去的這一年，中國企業在CSR方面實實在在地前進了一大步。根據金蜜蜂CSR發展中心的統計，截至2008年11月，國內發佈CSR報告的公司已經超過150家，累計發佈的報告數量則近200份。除了公司本身對CSR的認識加深之外，令更多國內企業投入到正規化的CSR中去的是一股強勢的外部影響力：2008年5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提出了“每股社會貢獻值”的概念，接著又提出了強制性規定，A+H、上證公司治理指數成分股、金融股等三類公司發佈年報時必須發佈社會責任報告，這使得涉足CSR領域的國內企業數量猛增。
這正符合畢馬威的企業CSR趨勢研究中的發現—中國企業支援政府政策和回應輿論壓力的動機較強，而倫理動機、創新與學習動機明顯較弱。
大部分剛起步做CSR報告的中國企業都還沒有設立專門的CSR部門，比如李甯和貝爾都只是安排了一位CSR專員來做這件事，其崗位歸納總結的功能重於活動規劃。而另一些企業則樂於請專業的諮詢公司或公關公司來策劃CSR方案、製作報告。
潤靈諮詢的張浩而告訴《第一財經週刊》，對於中等規模的企業來說，請專業機構製作CSR報告的費用大致在10萬到15萬元人民幣左右。4月底是各大上市公司發佈每年財報的大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一般也選擇與財報同時公佈，於是三四月就成了CSR諮詢機構最忙碌的時候。
“企業確實開始關注CSR了，但是重視的程度還不那麼深。而且CSR專案的發起者往往並非企業最高層，我們在調用查詢資料時無法得到所有部門的配合，”張浩而告訴《第一財經週刊》。“除了媒體公關部以外，其他部門的員工普遍只把CSR理解為做好人好事、回報社會，而沒有意識到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勞動權益也是其中重要部？分。”
中國企業2008年發佈的CSR報告體現出一個突出的現象，抗災救助、捐資助教、植樹造林、兒童福利等幾項公益項目受到的關注度明顯高於其他項目。這類活動的策劃和執行相對簡單，大部分企業都把它們列入CSR行為的一部分。但當不少公司把這些缺乏差異性的公益活動當成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全部內容時，問題就產生了。
這類公司通常是剛剛涉足CSR領域，過於偏重於政府政策、領導者意識和採購商要求，它們的真誠不容置疑，但對CSR的誤解卻使它們忽略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其他重要方面。
上海貝爾在2009年3月發佈了公司歷史上第一份CSR報告。過去一年來，上海貝爾的CSR關注點集中在產品創新、綠色產業鏈以及生產過程中的環保節能上，同時兼顧員工勞動福利等。儘管報告中缺乏履責的典型案例，但做到了完整地覆蓋了企業的利益相關方，對第一次推出CSR報告的公司來說，已屬難能可貴。
幾乎所有的製造業公司都會在報告中提及環保話題，不過日本企業在這方面的表現尤其突出。在花王公司的CSR推進報告中，有一個“防止地球溫暖化活動”特輯，介紹了減少碳排放量的步驟。製品開發系統獨立開發了一個包裝印刷樹脂系統，染色時所需溫度可以比平常低30度，預計可以少消耗40%的電力，並將包裝厚度削薄，產品濃度提升，以減少包裝用量；生產系統把所用燃料從石油轉向了天然氣；物流系統開始採用容量更大、負載更高的物流工具；辦公室系統則從細節入手，影印機採用ID識別，以減少浪費。在這個項目中，要實現節能減排的高效率，前提是詳盡的資料收集、計算和設計，但一旦做好前期準備、開始執行，可持續性就很強了。
東芝的2008年CSR報告中也提到了類似的用以加強資源有效利用率的專案。無錫的東芝半導體公司對占不可回收廢棄物總量98%的廢研磨劑進行分析，發現其成分與水泥相同，便選擇無錫周邊的一家水泥廠來處理這些本應填埋的廢研磨劑。到2008年5月，在10個月時間內用這種方法處理了3.1噸廢料。
中日合資的廣州本田尚未發佈2008年的CSR報告。在目前正在執行的活動中，“節能減排事務局”是一個具有可持續性的項目。公司的公關經理王婷向《第一財經週刊》解釋了這一機構的工作方式：在公司的生產、採購、銷售等部門，都有對業務環節最為瞭解的員工作為節能減排志願者，輪流負責各自所在部門的節能工作。
畢馬威在去年10月下旬發佈了對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發展狀況的第6份研究報告，在討論企業CSR行為的推動因素時，資料表明：在2005年，G250企業(即2007年《財富》全球500強企業中的前250家)中只有9%是出於成本控制的目的推出CSR專案；而到2008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17%，增幅將近一倍。這些從生產環節中省錢的CSR行為，是經濟不景氣時的大勢所趨。節能減排是最直接、最易於實行的成本控制手段，同時還對環境有保護和改善作用，自然成為CSR事業的明星項目。 作為一家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公司，蘋果公司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環保生產和綠色產品開發方面。MacBook Air 被稱為全球最環保的筆記本。但4月13日，美國道德村協會(Ethisphere Institute)公佈了2008年度入選全球最具商業道德企業榜單的99家企業，蘋果並未上榜。蘋果的問題集中在勞工權益方面，幾年前曾被查出使用“血汗工廠”進行代工，但後來卻並未撤銷該工廠的代工資格，於是在這方面一直受到詬病。
這樣的苛責自有其意義：社會責任並不僅僅看企業做了多少好事，還應融於企業經營的每一方面。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內部的股東和員工、中部的供應鏈和消費者、外部的政府、公益組織和環境都該在CSR活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3月11日，達能公司宣佈將其小額信貸公益項目引入中國。達能集團為該項目提供了總額為2000萬元人民幣的資金，首先選擇6個縣作為試點。其中汶川地震災區2個縣，分別是地震中受災最重的綿竹市和什邡市。到2009年農曆春節前夕，100多基層農戶已經順利拿到了“達能小額信貸基金”發放的第一筆貸款。據初步測算，該專案啟動3年後，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每年可以為2.4萬多基層農戶提供總額為1.68億元的貸款。
在孟加拉，達能的類似計畫建立了由50到100家優酪乳廠組成的網路，在採購牛奶時，不向合作社購買，而是以更高的價格直接向窮苦農民收購。公司向農民提供小額貸款，讓他們購買更多的牛，提高產能和受益。根據達能的計畫，2009年內就要使這個專案實現10%以上的利潤率，而其中99%的盈利會被重新投入到專案中去以建立更多的優酪乳工廠，剩下的1%則作為股東的分紅。這個專案的規劃雖然相當龐大和複雜，但重在長期效果，使公司在不必無休止地投入資金的情況下，能讓公益專案以滾雪球的方式持續下去。
“任何有機體都無法在沒有養分的環境或者不毛之地欣欣向榮地生長。同樣，保護所在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也就是其生態系統，符合企業自身的利益。”達能公司全球執行總裁Franck Riboud說。
公平採購獲得越來越多的重視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星巴克的CSR系統中，被稱作“CAFE”(Coffee And Farmer Equity)的道德採購專案是重中之重。去年10月，星巴克承諾將在2009年通過道德採購的方式從不同產地收購總共4000萬磅(約1.82萬噸)的咖啡豆。這一採購量足以保證星巴克成為世界最大公平貿易咖啡採購商，但是在金融危機下、星巴克的業務受到嚴重打擊的時候，這一承諾也會造成巨大的成本負擔。
“我們承諾過的採購量是不會因為外界環境而改變的，”星巴克大中華區公關經理勵靜告訴《第一財經週刊》，“這是我們堅持很久的CSR系統中的一部分，即使短期內有成本壓力，但從長遠看，通過CSR專案來樹立企業社會形象往往需要數十年之功，為一季的蕭條而使之前的努力打折扣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這樣做確實不明智，因為那違反了企業自己的承諾，而這些承諾並非無人監督—許多NGO(非政府組織)正在承擔起這個責任。
2009年4月，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發佈最新一期“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榜單顯示有3家倒退的企業，分別是惠普、聯想和戴爾。綠色和平稱，這3家個人電腦生產商原先承諾在2009年年底之前會全面去除產品中的聚氯乙烯(PVC)和溴化阻燃劑(BFRs)等有毒物質，但是實際上它們正在遠離這個目標。
去除有毒物質需要提高整機成本，對於這些正在經歷自己歷史上最艱難時刻的電腦巨頭來說簡直難以忍受。可是省小錢的代價是，消費者們購買下一台電腦前也許會記起，惠普和聯想承諾過將在2009年這個最後期限之前解決問題，結果它們沒有做到。
2009年3月，《財富》雜誌第四次推出了針對財富500強的企業社會責任評級。這份2008年責任100強榜單顯示，本次危機中遭受打擊最為嚴重的兩個行業—投資銀行和保險—2008年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投入有所減少。但是也有例外，排名第2的通用電氣和排名第5的蘇格蘭哈裏法克斯銀行在2008年都獲得了排名的提升。因為這些公司不認為公司在艱難時期應放棄負責任的行為。《財富》雜誌評論說，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就包括透明度及與利益相關方的接觸。既然納稅人現在正在救援銀行和保險公司，這些公司就必須要更加負責地行事，無論他們是否願意。
通用電氣股價在2008年下跌55%，但是卻沒有削減CSR項目開支的打算。通用電氣表示：2007年該公司為慈善捐款、企業雇員慈善捐款匹配計畫等捐資1.6億美元，並打算在2008、2009兩年維持2007年的水準。通用電氣還在洪都拉斯和肯雅等地提供醫療器械及人員培訓，並從基金中撥出額外的資金，幫助國內弱勢群體過上溫飽的生活。
除了慈善之外，通用電氣還有一個為期十年、投資于環境友好實踐和產品的專案“ecomagination”。2008年此項目收入上升21%至170億美元，預期還會增長，因為奧巴馬政府打算投資多項通用電氣的優勢產品，如太陽能板、清潔煤炭發電廠、電子病例等。
通用電氣CEO傑弗瑞？伊梅爾特說：“公司應當踐行自己的理念，其責任不僅僅限於追求利潤，當我們渡過危機後，這一理念將有更豐富的含義。”
在這個危機時刻減少CSR預算還將帶來另外一重風險，那就是公眾和投資者對企業透明度的質疑。公眾們會相信，那些願意負責任的公司往往更透明，並且能夠更好地管理負面的風險。這些正是所有嚴肅的投資者—包括沃倫？巴菲特—欣賞的做法。
2009年1月，上海國家會計學院發佈了2008企業社會責任指數。這是中國的研究機構第一次針對國內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做出系統評價。“設立這個指數的出發點是鼓勵企業按照規則披露，讓公眾去監督。陽光是最好的殺蟲劑，最終好的企業會得到厚報。”會計學院副院長謝榮說。
來源：2009年10月14日，《第一財經週刊》
作者：CBN記者邱珈 趙慧 實習記者 廖蘭心 宋瀟
2008年，除了生意，這些公司還做了什麼。
“好人難當”，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幾周來對此一定深有體會—圍繞著“裸捐事件”，他已經兩次被捲入漩渦。
人們先是注意到，這位玻璃大王2月曾宣佈將曹氏家族名下70%的股票(價值約43億人民幣)捐贈給慈善基金會，但等到3月5日福耀玻璃發出正式公告卻顯示，捐贈比例縮水為60%(價值約38億元)。緊接著財報發佈，福耀玻璃的散戶股東開始抱怨：這位大慈善家有錢捐贈，為什麼分紅的時候變成了鐵公雞？
對前者，福耀公告解釋為意在避免觸發要約收購的繁瑣程式和巨大成本。依據中國《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收購人，也就是未來的慈善基金會要通過協定方式擁有福耀玻璃30%以上的股票時，必須向股東發出全面要約或者部分要約，用現金回購股票。最終，曹德旺只能選擇捐贈占公司總股本的29.5%的股票。對後者，曹德旺則解釋說，自己是大股東，分紅自己能占一多半，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時候分紅會把公司挖空—事實上，福耀玻璃上市時從資本市場上募集到的資金是7億元，但是截至2008年底福耀玻璃的現金分紅卻累計達到12.2億元，並因此被稱為“提款機”。
這些尷尬並非不可避免，只要在做慈善之前先對相關法規有充分瞭解，以及先與利益相關方進行有效溝通。但這場風波正彰顯了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開始主動承擔社會責任(CSR)時遇到的突出問題：隨著公司規模迅速膨脹以及2008年雪災、地震和奧運會等諸多社會事件發生，中國公司對CSR的關注程度正在顯著提高，但這些慈善新手的能力與其意願還不能完全匹配。
幾乎所有在中國有業務的大公司—無論是中國本土企業還是大型跨國公司—在其2008年CSR報告中，都把自己在汶川地震後緊急救援中的表現作為重點。
拜耳(中國)的震後援助專案相當典型。拜耳(中國)公司CSR部門經理曾慧敏告訴《第一財經週刊》，拜耳在災後啟動的“拜耳博愛計畫”共分四期，在這個持續5年的計畫中集合了公司所有的核心業務。其中，在安置階段，拜耳選擇援建都江堰的四川工商職業技術學院，由拜耳集團旗下的拜耳材料科技子集團提供輕便環保的建築材料，負責監督工程的是拜耳技術服務公司，而拜耳醫藥保健則提供了基本的藥品和設備。顯而易見，如果沒有公司內部資源的合理調動，在兩個月內建出20間標準教室、50間住房和一個診所是不可能完成的。
還有意料之外的收穫。博愛計畫已經進行到第四期，在過去將近一年時間裏，原本不在同一個業務子集團或者雖在同一子集團但工作內容缺少交集的員工，在參與同一項CSR專案時有了溝通並建立了良好的聯繫，增強了整個集團的凝聚力。拜耳的2008年CSR報告將在2009年6月發佈。
對IT服務和電子商務類企業來說，它們最有力的CSR工具是管道。阿裏巴巴在去年5月的大地震後作出了快速反應：在地震發生後，支付寶開通捐款通道；到6月，又在網上設立救災物資捐贈及採購平臺，為民眾的捐助活動提供了最便捷的管道。
2009年，潤靈公益事業諮詢公司推出了中國第一套CSR報告評估體系。作為2009年年初發佈的第一份CSR報告，阿裏巴巴的《勇擔責任 惠濟天下—阿裏巴巴集團2008年度社會責任報告》在潤靈的評價體系下得到44.22分，在互聯網行業處在領先水準，原因就在於CSR戰略與企業主營業務之間有很高的結合度。
穀歌中國在地震後提供的高清晰衛星圖片曾經轟動一時，這不僅是通過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作出了快速反應，為救援工作帶來最實在的幫助，同時也在該公司的政府公關方面邁出了穩健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還有萬科在汶川大地震之後的表現。曾經因為捐款數額問題而成為輿論焦點的萬科此時需要用有效的CSR專案來重建企業形象，而萬科所做的搭建安置區、評估公共設施損害狀況等行為用到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具有不可替代性，可以視作一場成功的危機公關的組成部分。即使不從功利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面對災害作出快速反應的成功案例。
稍有區別的是，服務諮詢行業公司所經營的並非實際可見的商品，它們的CSR專案規劃更偏重於知識和人的力量。
2009年3月底，畢馬威中國第一次發佈了公司CSR報告。畢馬威中國的CSR總監徐丹告訴《第一財經週刊》，公司在2008年2月成立了慈善基金，並且在地震的災後工作中出資援助，不過更大的資源優勢(2710.728,34.12,1.27%)並非來自金錢。在地震後的最初兩個月中，畢馬威為慈善機構提供了總共6600小時的志願者服務；若以整個2007至2008年度來計算，他們為包括中華慈善總會在內的80多家慈善機構提供了免費審計服務，總價值超過1700萬人民幣。
幾乎在與所有公司打交道時，畢馬威這樣的大型諮詢公司都在扮演專業第三方的角色。這讓畢馬威有了不同一般公司的做CSR的動力。“客戶常常會提出要查看諮詢公 司自己的報告，所以對我們來說，本身在CSR方面的表現就顯得更為重要。”徐丹說，在四大會計事務所中，目前只有畢馬威一家在進行全球企業CSR報告發展狀況的研究，並且每三年對全球趨勢進行一次總體調查。這些研究使得畢馬威在同行中又多了一項專業性優勢。
在過去的這一年，中國企業在CSR方面實實在在地前進了一大步。根據金蜜蜂CSR發展中心的統計，截至2008年11月，國內發佈CSR報告的公司已經超過150家，累計發佈的報告數量則近200份。除了公司本身對CSR的認識加深之外，令更多國內企業投入到正規化的CSR中去的是一股強勢的外部影響力：2008年5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提出了“每股社會貢獻值”的概念，接著又提出了強制性規定，A+H、上證公司治理指數成分股、金融股等三類公司發佈年報時必須發佈社會責任報告，這使得涉足CSR領域的國內企業數量猛增。
這正符合畢馬威的企業CSR趨勢研究中的發現—中國企業支援政府政策和回應輿論壓力的動機較強，而倫理動機、創新與學習動機明顯較弱。
大部分剛起步做CSR報告的中國企業都還沒有設立專門的CSR部門，比如李甯和貝爾都只是安排了一位CSR專員來做這件事，其崗位歸納總結的功能重於活動規劃。而另一些企業則樂於請專業的諮詢公司或公關公司來策劃CSR方案、製作報告。
潤靈諮詢的張浩而告訴《第一財經週刊》，對於中等規模的企業來說，請專業機構製作CSR報告的費用大致在10萬到15萬元人民幣左右。4月底是各大上市公司發佈每年財報的大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一般也選擇與財報同時公佈，於是三四月就成了CSR諮詢機構最忙碌的時候。
“企業確實開始關注CSR了，但是重視的程度還不那麼深。而且CSR專案的發起者往往並非企業最高層，我們在調用查詢資料時無法得到所有部門的配合，”張浩而告訴《第一財經週刊》。“除了媒體公關部以外，其他部門的員工普遍只把CSR理解為做好人好事、回報社會，而沒有意識到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勞動權益也是其中重要部？分。”
中國企業2008年發佈的CSR報告體現出一個突出的現象，抗災救助、捐資助教、植樹造林、兒童福利等幾項公益項目受到的關注度明顯高於其他項目。這類活動的策劃和執行相對簡單，大部分企業都把它們列入CSR行為的一部分。但當不少公司把這些缺乏差異性的公益活動當成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全部內容時，問題就產生了。
這類公司通常是剛剛涉足CSR領域，過於偏重於政府政策、領導者意識和採購商要求，它們的真誠不容置疑，但對CSR的誤解卻使它們忽略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其他重要方面。
上海貝爾在2009年3月發佈了公司歷史上第一份CSR報告。過去一年來，上海貝爾的CSR關注點集中在產品創新、綠色產業鏈以及生產過程中的環保節能上，同時兼顧員工勞動福利等。儘管報告中缺乏履責的典型案例，但做到了完整地覆蓋了企業的利益相關方，對第一次推出CSR報告的公司來說，已屬難能可貴。
幾乎所有的製造業公司都會在報告中提及環保話題，不過日本企業在這方面的表現尤其突出。在花王公司的CSR推進報告中，有一個“防止地球溫暖化活動”特輯，介紹了減少碳排放量的步驟。製品開發系統獨立開發了一個包裝印刷樹脂系統，染色時所需溫度可以比平常低30度，預計可以少消耗40%的電力，並將包裝厚度削薄，產品濃度提升，以減少包裝用量；生產系統把所用燃料從石油轉向了天然氣；物流系統開始採用容量更大、負載更高的物流工具；辦公室系統則從細節入手，影印機採用ID識別，以減少浪費。在這個項目中，要實現節能減排的高效率，前提是詳盡的資料收集、計算和設計，但一旦做好前期準備、開始執行，可持續性就很強了。
東芝的2008年CSR報告中也提到了類似的用以加強資源有效利用率的專案。無錫的東芝半導體公司對占不可回收廢棄物總量98%的廢研磨劑進行分析，發現其成分與水泥相同，便選擇無錫周邊的一家水泥廠來處理這些本應填埋的廢研磨劑。到2008年5月，在10個月時間內用這種方法處理了3.1噸廢料。
中日合資的廣州本田尚未發佈2008年的CSR報告。在目前正在執行的活動中，“節能減排事務局”是一個具有可持續性的項目。公司的公關經理王婷向《第一財經週刊》解釋了這一機構的工作方式：在公司的生產、採購、銷售等部門，都有對業務環節最為瞭解的員工作為節能減排志願者，輪流負責各自所在部門的節能工作。
畢馬威在去年10月下旬發佈了對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發展狀況的第6份研究報告，在討論企業CSR行為的推動因素時，資料表明：在2005年，G250企業(即2007年《財富》全球500強企業中的前250家)中只有9%是出於成本控制的目的推出CSR專案；而到2008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17%，增幅將近一倍。這些從生產環節中省錢的CSR行為，是經濟不景氣時的大勢所趨。節能減排是最直接、最易於實行的成本控制手段，同時還對環境有保護和改善作用，自然成為CSR事業的明星項目。 作為一家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公司，蘋果公司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環保生產和綠色產品開發方面。MacBook Air 被稱為全球最環保的筆記本。但4月13日，美國道德村協會(Ethisphere Institute)公佈了2008年度入選全球最具商業道德企業榜單的99家企業，蘋果並未上榜。蘋果的問題集中在勞工權益方面，幾年前曾被查出使用“血汗工廠”進行代工，但後來卻並未撤銷該工廠的代工資格，於是在這方面一直受到詬病。
這樣的苛責自有其意義：社會責任並不僅僅看企業做了多少好事，還應融於企業經營的每一方面。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內部的股東和員工、中部的供應鏈和消費者、外部的政府、公益組織和環境都該在CSR活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3月11日，達能公司宣佈將其小額信貸公益項目引入中國。達能集團為該項目提供了總額為2000萬元人民幣的資金，首先選擇6個縣作為試點。其中汶川地震災區2個縣，分別是地震中受災最重的綿竹市和什邡市。到2009年農曆春節前夕，100多基層農戶已經順利拿到了“達能小額信貸基金”發放的第一筆貸款。據初步測算，該專案啟動3年後，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每年可以為2.4萬多基層農戶提供總額為1.68億元的貸款。
在孟加拉，達能的類似計畫建立了由50到100家優酪乳廠組成的網路，在採購牛奶時，不向合作社購買，而是以更高的價格直接向窮苦農民收購。公司向農民提供小額貸款，讓他們購買更多的牛，提高產能和受益。根據達能的計畫，2009年內就要使這個專案實現10%以上的利潤率，而其中99%的盈利會被重新投入到專案中去以建立更多的優酪乳工廠，剩下的1%則作為股東的分紅。這個專案的規劃雖然相當龐大和複雜，但重在長期效果，使公司在不必無休止地投入資金的情況下，能讓公益專案以滾雪球的方式持續下去。
“任何有機體都無法在沒有養分的環境或者不毛之地欣欣向榮地生長。同樣，保護所在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也就是其生態系統，符合企業自身的利益。”達能公司全球執行總裁Franck Riboud說。
公平採購獲得越來越多的重視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星巴克的CSR系統中，被稱作“CAFE”(Coffee And Farmer Equity)的道德採購專案是重中之重。去年10月，星巴克承諾將在2009年通過道德採購的方式從不同產地收購總共4000萬磅(約1.82萬噸)的咖啡豆。這一採購量足以保證星巴克成為世界最大公平貿易咖啡採購商，但是在金融危機下、星巴克的業務受到嚴重打擊的時候，這一承諾也會造成巨大的成本負擔。
“我們承諾過的採購量是不會因為外界環境而改變的，”星巴克大中華區公關經理勵靜告訴《第一財經週刊》，“這是我們堅持很久的CSR系統中的一部分，即使短期內有成本壓力，但從長遠看，通過CSR專案來樹立企業社會形象往往需要數十年之功，為一季的蕭條而使之前的努力打折扣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這樣做確實不明智，因為那違反了企業自己的承諾，而這些承諾並非無人監督—許多NGO(非政府組織)正在承擔起這個責任。
2009年4月，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發佈最新一期“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榜單顯示有3家倒退的企業，分別是惠普、聯想和戴爾。綠色和平稱，這3家個人電腦生產商原先承諾在2009年年底之前會全面去除產品中的聚氯乙烯(PVC)和溴化阻燃劑(BFRs)等有毒物質，但是實際上它們正在遠離這個目標。
去除有毒物質需要提高整機成本，對於這些正在經歷自己歷史上最艱難時刻的電腦巨頭來說簡直難以忍受。可是省小錢的代價是，消費者們購買下一台電腦前也許會記起，惠普和聯想承諾過將在2009年這個最後期限之前解決問題，結果它們沒有做到。
2009年3月，《財富》雜誌第四次推出了針對財富500強的企業社會責任評級。這份2008年責任100強榜單顯示，本次危機中遭受打擊最為嚴重的兩個行業—投資銀行和保險—2008年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投入有所減少。但是也有例外，排名第2的通用電氣和排名第5的蘇格蘭哈裏法克斯銀行在2008年都獲得了排名的提升。因為這些公司不認為公司在艱難時期應放棄負責任的行為。《財富》雜誌評論說，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就包括透明度及與利益相關方的接觸。既然納稅人現在正在救援銀行和保險公司，這些公司就必須要更加負責地行事，無論他們是否願意。
通用電氣股價在2008年下跌55%，但是卻沒有削減CSR項目開支的打算。通用電氣表示：2007年該公司為慈善捐款、企業雇員慈善捐款匹配計畫等捐資1.6億美元，並打算在2008、2009兩年維持2007年的水準。通用電氣還在洪都拉斯和肯雅等地提供醫療器械及人員培訓，並從基金中撥出額外的資金，幫助國內弱勢群體過上溫飽的生活。
除了慈善之外，通用電氣還有一個為期十年、投資于環境友好實踐和產品的專案“ecomagination”。2008年此項目收入上升21%至170億美元，預期還會增長，因為奧巴馬政府打算投資多項通用電氣的優勢產品，如太陽能板、清潔煤炭發電廠、電子病例等。
通用電氣CEO傑弗瑞？伊梅爾特說：“公司應當踐行自己的理念，其責任不僅僅限於追求利潤，當我們渡過危機後，這一理念將有更豐富的含義。”
在這個危機時刻減少CSR預算還將帶來另外一重風險，那就是公眾和投資者對企業透明度的質疑。公眾們會相信，那些願意負責任的公司往往更透明，並且能夠更好地管理負面的風險。這些正是所有嚴肅的投資者—包括沃倫？巴菲特—欣賞的做法。
2009年1月，上海國家會計學院發佈了2008企業社會責任指數。這是中國的研究機構第一次針對國內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做出系統評價。“設立這個指數的出發點是鼓勵企業按照規則披露，讓公眾去監督。陽光是最好的殺蟲劑，最終好的企業會得到厚報。”會計學院副院長謝榮說。
來源：2009年10月14日，《第一財經週刊》
作者：CBN記者邱珈 趙慧 實習記者 廖蘭心 宋瀟
金字塔底層的機會
金字塔底層的機會
最近，河北獻縣小平王鄉衛生院院長李瑞平懷疑她的一個病人得了宮頸癌，但是由於衛生院醫療設備簡陋，病情又很複雜，她一直沒能為病人確診。在李瑞平20年的農村行醫生涯中，類似的情形經常發生。面對病人的痛苦和淚水，她經常陷入深深的自責，但又無能為力。不過這次這位病人是幸運的。
8月20日，一批基於3G EV-DO技術的手機和內置3G上網卡的電腦來到了獻縣的21個鄉村衛生院。利用其中預裝的一個專門援助鄉村醫生工作的“醫務E通”應用平臺，李瑞平得到北京醫療專家的幫助，最終確診病人患的是宮頸癌，並為她聯繫好了北京的治療醫院。李瑞平此前並不知道3G，更未聽說過EV-DO，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手機還能給病人“治病”。她說：“以前，資訊技術對於我們是可望不可及的夢想。”
幫助像李瑞平這樣的鄉村醫生實現夢想的是美國高通公司的“無線關愛”計畫。作為無線通信CDMA技術的領導者，高通從2005年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推出“無線關愛（Wireless Reach）計畫”，旨在讓眾多落後地區的人們從3G等無線技術中受益，目前已經在22個國家開展了37個項目。
“無線關愛計畫”是高通企業社會責任（CSR）計畫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其意義不僅僅是“幫助窮人”，而是在“幫助窮人”的同時，培育市場，發掘商機。“無線關愛計畫”負責人，高通公司國際政府事務高級總監Shawn Covell指出：“‘無線關愛計畫’是把企業責任和核心競爭力連接起來的戰略計畫。”
過去，很多企業在CSR方面只是採取簡單的捐贈方式，無法與企業的核心活動有效整合在一起。高通公司的“無線關愛計畫”，體現了一種被戰略管理大師邁克爾·波特稱之為“戰略型CSR”的新思路：企業應當尋找那些能為公司和社會創造共用價值的機會，在自己的核心價值主張中考慮社會利益，使社會影響成為企業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那麼，“無線關愛計畫”具體是如何體現這一思路的呢？一種更好的幫助窮人的方法李瑞平所在的衛生院是目前中國廣大農村地區醫療水準的典型代表：醫療設備簡陋，B超機、X光機都是幾十年前購置的舊設備，老式的血液分析儀只能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常規檢查，由於資金原因，他們更買不起新式CT和核磁設備，現有的4台電腦已經使用多年，經常出故障。利用3G高速無線接入技術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對於像李瑞平這樣的鄉村醫生來說，以前做夢都想不到，現在卻成了真切的現實。
李瑞平領到的是一部宇龍酷派智能手機，預裝了高通的合作夥伴西安聯合資訊技術公司專門為鄉村醫生設計、開發的基於BREW平臺的應用。其中的“醫務E通”平臺設置了“新聞資訊”、“政策法規”、“醫藥產品”、“培訓園地”、“專家通訊錄”、“疾病會診”六大功能板塊。經過培訓，李瑞平已經基本掌握了這套系統的使用方法。而就是通過聯繫“專家通訊錄”中的北京醫療專家，將病人資料上傳，然後電話和視頻連線求教，為上述疑似病例成功進行了會診。除了“醫務E通”，用手機登錄“中國實用鄉村醫生網”也是鄉村醫生們很感興趣的應用。對於資訊管道尚不通暢的鄉村醫生來說，如此隨時隨地的瞭解醫療行業的新聞和知識使他們受益匪淺。
為了解除醫生們後顧之憂，中國電信還為這些手機預存了兩年的上網費。 高通的“無線關愛計畫”，除了醫療，還關注創業、教育、環境和公共安全等領域。
在印尼、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無線關愛計畫”與格萊瑉基金會（Grameen Foundation）合作開展鄉村電話專案：在尚未開通電話的農村地區，創業者通過小額信貸機構獲得一筆小額貸款，他們用這筆貸款購買一套鄉村電話套件，然後以按分鐘計費的方式，為人們提供電話服務。這一簡單而有效的模式為30多萬鄉村電話經營者開創了一條有效的脫貧途徑。
在教育方面，高通希望通過3G改變發展中國家人們的學習方式。比如將教育延伸到課堂之外，使學生在家裏就能學習知識，和老師交流。還可以採用3G技術的低價智慧手機使那些買不起電腦上網的學生獲得線上教育資源。
在中國，“無線關愛計畫”為超過30所經濟落後地區的學校提供了無線上網設備。著名商業思想家、管理大師普拉哈拉德認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幫助窮人的方法，一種與他們共同創新，達到雙贏的途徑。只有這樣，窮人才會積極的參與進來，同時，向他們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公司也會有利可圖。
“無線關愛計畫”針對的群體正是欠發達地區的弱勢人群。高通全球CEO保羅·雅各這樣詮釋“無線關愛計畫”的意義：“利用3G技術，將世界各地的人們連接在一起，讓越來越多的人享受語音、互聯網、資料等服務。”其實這不僅僅是“無線關愛計畫”的目標，也是高通公司的總體戰略目標，“無線關愛計畫”已經成為高通戰略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回報社會，展現技術創新之外，“無線關愛計畫”使得高通能夠深入到普拉哈拉德筆下的世界經濟的金字塔底層BOP（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市場。
對於目前更多面向發達地區和高端人群的高通來說，BOP市場將給公司帶來新的機會和無限可能。深入BOP市場在40多億窮人的市場中發現商機和根除貧困是目前各國政府和企業必須面對的現實。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意識到BOP市場的巨大商機。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占發展中國家人口70%的9個國家的GDP總和達12.5萬億美元，這麼大的市場如何不讓人心動呢？
但是BOP市場有著其獨特的特徵，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說，這些特徵是完全陌生的，如何接近，並最終深入這些市場就成了企業面臨的一個挑戰。“無線關愛計畫”是高通開發的一條進入BOP市場的捷徑。目前，高通已經在 22個國家開展了這一專案，其中一些已經成為高通全球最重要的市場，
比如中國。今年是中國的3G元年，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都在積極進行3G網路建設。Shawn Covell說：“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中國這樣令人興奮，因為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手機用戶群體，而且正在部署全球最大的3G網路。隨著用戶群不斷增加，手機會變得越來越便宜，手機和應用有更多人可以使用。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CDMA發展的益處，不管是在城市的還是在農村的。”中國電信正在建設全球最大的CDMA EV-DO網路，這對於高通來說是一個盼望已久的好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國電信的3G用戶已經超過130萬戶，全年的發展目標為300萬戶。截至7月底，中國電信的3G網路已經實現全國所有縣級城市的全面覆蓋，其中包括全國342個地級城市、2055個縣及縣級市，以及包括東部沿海省市發達鄉鎮在內的6000多個鄉鎮。作為高通來說，現在正處於決戰中國市場的關鍵時刻。
從某個角度來看，“無線關愛計畫”也可以看作高通在中國市場推進的重要一步。首先，高通通過這一計畫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加強了與政府的關係。Shawn Covell說：“‘無線關愛計畫’不僅要滿足不同國家的人們的需求，還要符合國家的發展策略重點。”在國家大力推進農村改革，完善農村醫療體系的背景下，獻縣的捐助專案得到了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和河北省婦聯等政府部門的支持。
“無線關愛計畫”還鞏固了與客戶及合作夥伴的關係。在獻縣項目中，高通作為牽頭者和主要出資方，聯合了電信運營商，平臺提供商，終端供應商，幾乎涉及了整個產業鏈條的所有主要環節。整個計畫的實施，其實也是與各方合作夥伴的磨合。由於既有的經驗和解決方案在BOP市場很難行得通，欠發達地區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創新的場所。
2007年，為了幫助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受海嘯等自然災害困擾的漁民，“無線關愛計畫”為當地的漁民配備了一個名為“漁民之友”的BREW應用手機，讓漁民那個輕鬆地快速獲取諸如天氣狀況，哪里可以捕魚，哪里不可以捕魚，市場價格等關鍵資訊。很多創新應用是受到漁民們的啟發開發出來的，這些應用對於激發高通的創新能力彌足珍貴。對於一個高技術企業來說，不斷創新才是真正的競爭力所在。
在欠發達地區推廣最先進的技術，是高通的高明之處。傳統的觀點是，落後地區很難接受新技術，事實並非如此。BOP市場的消費者更願意採用新技術，原因是替代成本極低。相對於從無處不在的有線通信到無線通信的過渡，從一無所有到無線系統的過渡更加容易。BOP市場是拉動未來全球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發掘這個市場的機會將成為企業競爭的關鍵。在接觸和開發BOP市場方面，“無線關愛計畫”提供了富有啟發意義的經驗。
來源：2009年10月15日，《IT經理世界》
作者：吳穎
最近，河北獻縣小平王鄉衛生院院長李瑞平懷疑她的一個病人得了宮頸癌，但是由於衛生院醫療設備簡陋，病情又很複雜，她一直沒能為病人確診。在李瑞平20年的農村行醫生涯中，類似的情形經常發生。面對病人的痛苦和淚水，她經常陷入深深的自責，但又無能為力。不過這次這位病人是幸運的。
8月20日，一批基於3G EV-DO技術的手機和內置3G上網卡的電腦來到了獻縣的21個鄉村衛生院。利用其中預裝的一個專門援助鄉村醫生工作的“醫務E通”應用平臺，李瑞平得到北京醫療專家的幫助，最終確診病人患的是宮頸癌，並為她聯繫好了北京的治療醫院。李瑞平此前並不知道3G，更未聽說過EV-DO，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手機還能給病人“治病”。她說：“以前，資訊技術對於我們是可望不可及的夢想。”
幫助像李瑞平這樣的鄉村醫生實現夢想的是美國高通公司的“無線關愛”計畫。作為無線通信CDMA技術的領導者，高通從2005年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推出“無線關愛（Wireless Reach）計畫”，旨在讓眾多落後地區的人們從3G等無線技術中受益，目前已經在22個國家開展了37個項目。
“無線關愛計畫”是高通企業社會責任（CSR）計畫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其意義不僅僅是“幫助窮人”，而是在“幫助窮人”的同時，培育市場，發掘商機。“無線關愛計畫”負責人，高通公司國際政府事務高級總監Shawn Covell指出：“‘無線關愛計畫’是把企業責任和核心競爭力連接起來的戰略計畫。”
過去，很多企業在CSR方面只是採取簡單的捐贈方式，無法與企業的核心活動有效整合在一起。高通公司的“無線關愛計畫”，體現了一種被戰略管理大師邁克爾·波特稱之為“戰略型CSR”的新思路：企業應當尋找那些能為公司和社會創造共用價值的機會，在自己的核心價值主張中考慮社會利益，使社會影響成為企業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那麼，“無線關愛計畫”具體是如何體現這一思路的呢？一種更好的幫助窮人的方法李瑞平所在的衛生院是目前中國廣大農村地區醫療水準的典型代表：醫療設備簡陋，B超機、X光機都是幾十年前購置的舊設備，老式的血液分析儀只能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常規檢查，由於資金原因，他們更買不起新式CT和核磁設備，現有的4台電腦已經使用多年，經常出故障。利用3G高速無線接入技術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對於像李瑞平這樣的鄉村醫生來說，以前做夢都想不到，現在卻成了真切的現實。
李瑞平領到的是一部宇龍酷派智能手機，預裝了高通的合作夥伴西安聯合資訊技術公司專門為鄉村醫生設計、開發的基於BREW平臺的應用。其中的“醫務E通”平臺設置了“新聞資訊”、“政策法規”、“醫藥產品”、“培訓園地”、“專家通訊錄”、“疾病會診”六大功能板塊。經過培訓，李瑞平已經基本掌握了這套系統的使用方法。而就是通過聯繫“專家通訊錄”中的北京醫療專家，將病人資料上傳，然後電話和視頻連線求教，為上述疑似病例成功進行了會診。除了“醫務E通”，用手機登錄“中國實用鄉村醫生網”也是鄉村醫生們很感興趣的應用。對於資訊管道尚不通暢的鄉村醫生來說，如此隨時隨地的瞭解醫療行業的新聞和知識使他們受益匪淺。
為了解除醫生們後顧之憂，中國電信還為這些手機預存了兩年的上網費。 高通的“無線關愛計畫”，除了醫療，還關注創業、教育、環境和公共安全等領域。
在印尼、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無線關愛計畫”與格萊瑉基金會（Grameen Foundation）合作開展鄉村電話專案：在尚未開通電話的農村地區，創業者通過小額信貸機構獲得一筆小額貸款，他們用這筆貸款購買一套鄉村電話套件，然後以按分鐘計費的方式，為人們提供電話服務。這一簡單而有效的模式為30多萬鄉村電話經營者開創了一條有效的脫貧途徑。
在教育方面，高通希望通過3G改變發展中國家人們的學習方式。比如將教育延伸到課堂之外，使學生在家裏就能學習知識，和老師交流。還可以採用3G技術的低價智慧手機使那些買不起電腦上網的學生獲得線上教育資源。
在中國，“無線關愛計畫”為超過30所經濟落後地區的學校提供了無線上網設備。著名商業思想家、管理大師普拉哈拉德認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幫助窮人的方法，一種與他們共同創新，達到雙贏的途徑。只有這樣，窮人才會積極的參與進來，同時，向他們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公司也會有利可圖。
“無線關愛計畫”針對的群體正是欠發達地區的弱勢人群。高通全球CEO保羅·雅各這樣詮釋“無線關愛計畫”的意義：“利用3G技術，將世界各地的人們連接在一起，讓越來越多的人享受語音、互聯網、資料等服務。”其實這不僅僅是“無線關愛計畫”的目標，也是高通公司的總體戰略目標，“無線關愛計畫”已經成為高通戰略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回報社會，展現技術創新之外，“無線關愛計畫”使得高通能夠深入到普拉哈拉德筆下的世界經濟的金字塔底層BOP（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市場。
對於目前更多面向發達地區和高端人群的高通來說，BOP市場將給公司帶來新的機會和無限可能。深入BOP市場在40多億窮人的市場中發現商機和根除貧困是目前各國政府和企業必須面對的現實。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意識到BOP市場的巨大商機。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占發展中國家人口70%的9個國家的GDP總和達12.5萬億美元，這麼大的市場如何不讓人心動呢？
但是BOP市場有著其獨特的特徵，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說，這些特徵是完全陌生的，如何接近，並最終深入這些市場就成了企業面臨的一個挑戰。“無線關愛計畫”是高通開發的一條進入BOP市場的捷徑。目前，高通已經在 22個國家開展了這一專案，其中一些已經成為高通全球最重要的市場，
比如中國。今年是中國的3G元年，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都在積極進行3G網路建設。Shawn Covell說：“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中國這樣令人興奮，因為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手機用戶群體，而且正在部署全球最大的3G網路。隨著用戶群不斷增加，手機會變得越來越便宜，手機和應用有更多人可以使用。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CDMA發展的益處，不管是在城市的還是在農村的。”中國電信正在建設全球最大的CDMA EV-DO網路，這對於高通來說是一個盼望已久的好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國電信的3G用戶已經超過130萬戶，全年的發展目標為300萬戶。截至7月底，中國電信的3G網路已經實現全國所有縣級城市的全面覆蓋，其中包括全國342個地級城市、2055個縣及縣級市，以及包括東部沿海省市發達鄉鎮在內的6000多個鄉鎮。作為高通來說，現在正處於決戰中國市場的關鍵時刻。
從某個角度來看，“無線關愛計畫”也可以看作高通在中國市場推進的重要一步。首先，高通通過這一計畫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加強了與政府的關係。Shawn Covell說：“‘無線關愛計畫’不僅要滿足不同國家的人們的需求，還要符合國家的發展策略重點。”在國家大力推進農村改革，完善農村醫療體系的背景下，獻縣的捐助專案得到了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和河北省婦聯等政府部門的支持。
“無線關愛計畫”還鞏固了與客戶及合作夥伴的關係。在獻縣項目中，高通作為牽頭者和主要出資方，聯合了電信運營商，平臺提供商，終端供應商，幾乎涉及了整個產業鏈條的所有主要環節。整個計畫的實施，其實也是與各方合作夥伴的磨合。由於既有的經驗和解決方案在BOP市場很難行得通，欠發達地區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創新的場所。
2007年，為了幫助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受海嘯等自然災害困擾的漁民，“無線關愛計畫”為當地的漁民配備了一個名為“漁民之友”的BREW應用手機，讓漁民那個輕鬆地快速獲取諸如天氣狀況，哪里可以捕魚，哪里不可以捕魚，市場價格等關鍵資訊。很多創新應用是受到漁民們的啟發開發出來的，這些應用對於激發高通的創新能力彌足珍貴。對於一個高技術企業來說，不斷創新才是真正的競爭力所在。
在欠發達地區推廣最先進的技術，是高通的高明之處。傳統的觀點是，落後地區很難接受新技術，事實並非如此。BOP市場的消費者更願意採用新技術，原因是替代成本極低。相對於從無處不在的有線通信到無線通信的過渡，從一無所有到無線系統的過渡更加容易。BOP市場是拉動未來全球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發掘這個市場的機會將成為企業競爭的關鍵。在接觸和開發BOP市場方面，“無線關愛計畫”提供了富有啟發意義的經驗。
來源：2009年10月15日，《IT經理世界》
作者：吳穎
CSR報告：水準增長快 兩極分化大
CSR報告：水準增長快 兩極分化大
編者按：2008年，民族多難！彼時，民眾對企業社會責任，尤其是對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的重視前所未有，對個別企業的要求甚至達到了苛求的地步。也正因為如此，當下，翻開近380家A股上市公司的2008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豐富和精彩。
一直以來，部分投資者和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認識上的誤區，他們認為，社會責任報告增加了上市公司負擔，捐贈等行為更是與股東爭利。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由股東責任、員工責任、供應鏈責任、消費者責任、環保責任、社會公益責任和政府責任等7大責任模組組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可促進上市公司管理能力、企業文化等全方位的提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類似“三鹿事件”等責任突變狀況的發生。
我們在此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為的是讓更多的上市公司關注到這個涉及企業生命力與競爭力的價值領域，也讓更多的投資者關注到這個能影響上市公司投資估值的嚴肅命題。
日前，上交所宣佈將於8月5日正式發佈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此時，我們推出這一專題尤顯必要。
在滬深交易所的大力宣導下，A股上市公司2008年企業社會責任（簡稱CSR）報告披露已成規模。目前，滬市已有220餘家、深市已有近160家披露了2008年CSR報告，而2005年-2008年，A股上市公司自願發佈的CSR報告總量僅為130份左右。
根據上交所安排，將爭取兩三年內滬市公司均披露社會責任報告，深交所方面也有類似計畫，如此，上市公司CSR報告披露即將迎來一個全面發佈的高潮。面對這種狀況，如何評價社會責任報告的優劣、如何解讀社會責任報告，成為市場各方關注的焦點。
對於CSR，國內優秀的上市公司中不乏探索者與踐行者。比如，在蘇寧電器日前迎來上市五周年之際，公司正式向社會發佈了2008年企業責任報告，這是該公司發佈的首份社會責任報告，也是中國零售行業首份社會責任報告。再如，萬科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工業化住宅和裝修房方面的探索。這其實就是企業從自身行業和角度出發，努力在CSR上有所建樹，同時推動企業更快更和諧發展的典型代表。遺憾的是，與其他公司的洋洋灑灑相比，萬科2008年CSR報告顯得過於單薄和“拘謹”，體現在得分上是31.58分。
由此，引發出一個問題，如果說CSR實踐是企業的“做”，CSR報告是企業的“說”，那麼這兩者之間不可避免會有所差距，甚至是顛倒。如何正視這一問題、如何客觀評價成為難題。對此，我們希望借助專業機構的客觀和專業進行系統評價，通過對CSR報告的評價，縮小企業在“做”和“說”方面的偏差。
平均水準增長較快
據瞭解，潤靈公益事業諮詢——國內領先的CSR專業諮詢機構，對截至6月中旬發佈的372份A股上市公司2008年CSR進行了系統評價。結果顯示，滬市215家公司平均得分為30.48分，深市157家公司平均得分為28.09分，總體平均得分為29.47分。在具體公司排名上，中國平安、中國神華和建設銀行公司奪得前三，蘇州高新、皖通高速等得分靠後。頗為巧合的是，榜首和榜尾的十家公司均為滬市上市公司。
對於這些單調而枯燥的資料，業內專家的解讀是：A股上市公司2008年CSR報告品質總體發展速度要明顯快于全球整體水準，部分先導企業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報告兩極分化過於嚴重，部分中小型上市公司由於本身並不具備CSR基礎，甚至有的不知“CSR”為何物，也就更談不上對報告的重視和報告本身的品質了，他們形成了上市公司CSR報告的“窪地”水準，亟需提高並承諾持續改進。
談及國內外上市公司CSR報告差異時，潤靈公益事業諮詢表示，從整體範圍來看，中國企業的CSR報告與國外企業相比在披露內容和側重點上均有所差異。中國企業由於往往把CSR主要理解為社會捐助等慈善活動，甚至完全等同于慈善活動，因此，大多數企業發佈CSR的報告中都把慈善活動、社會捐助放在重要位置，投入大量篇幅加以論述。這種認識容易把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狹義化、引入歧途。另外，國外企業更重視對供應商的利益的披露，中國企業的CSR報告主要是對自身CSR資訊的披露，CSR活動並沒有形成一種戰略，而且並沒有有效傳遞到上游供應環節，整個供應鏈體系的社會責任管理更無從談起。
是促進不是負擔
一直以來，部分投資者和公司對CSR報告存在認識上的誤區，他們認為，報告增加了上市公司負擔，加大了上市公司的公益壓力，捐贈等行為更是與股東爭利。對此，業內專家表示，CSR報告可促進上市公司管理能力、企業文化等全方位的提高，對企業而言是難得的促進和總結機會，而不應該成為企業的負擔。
在專家看來，首先，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是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狀況的全面披露和解讀，如果報告品質比較高的話，投資者對於企業內部的責任優勢和責任劣勢一覽無遺，也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類似“三鹿事件”等責任突變狀況的發生。交易所強制企業發佈CSR報告，如果企業認真完成的話，這對投資者來說是個利好消息。當然，如果企業只是敷衍性、概括性地說一些套話的話，CSR報告也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由股東責任、員工責任、供應鏈責任、消費者責任、環保責任、社會公益責任和政府責任等7大責任模組組成，社會公益和捐贈只是社會責任概念的1/7，企業做了捐贈不等於履行了社會責任；企業沒有捐贈，未必責任履行的就差。這關鍵要看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和企業自身的發展階段。成熟優秀的企業必須把CSR的概念納入企業管理的範疇，CSR絕對不僅是公共關係和品牌管理層面的事務。相反，健全的責任管理體系可以規範企業的公益捐贈行為，對捐贈進行科學管理，增強其戰略性和社會有效性。
最後，企業編制CSR報告還是企業梳理內部管理的絕佳機會。在報告的資料收集階段，企業會發現內部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汙水處理設備的重複投入、節能節電的不到位之處、員工對於企業管理的回饋意見、供應鏈合作夥伴對於企業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以及消費者和客戶對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改進期望等，這些對於企業而言都是寶貴的財富，應該倍加珍惜。
科學解讀的三個關鍵字
對於CSR報告這樣的新生事物，應該如何正確解讀？對此，業內專家介紹說，科學解讀應該注意以下三個關鍵字。
其一，戰略有效性。看看企業重點陳述的責任內容，即企業的責任戰略傾向是否合理，是否有回避社會關注點的情況出現。比如光明乳業2008年CSR報告部分存在回避社會關注點的現象，沒有對牛奶供應鏈責任管理相關內容進行充分披露，屬於企業CSR戰略缺失或偏差。
其二，關鍵資料翔實性。關注CSR報告有沒有資料呈現，還是只是概括性、定性陳述；若有資料，資料能否體現其責任績效，其所呈現的資料是不是和責任履行相關，是不是關鍵資料。
其三，責任規劃和展望。關注CSR是否對明年及遠景進行了適當的規劃。如有相關規劃，這些規劃是否具體、是否規定了達成路徑、是否設定了定量的績效目標、是否切實和達成。目前多數社會責任報告的展望多表達“做的有不好的地方，明年繼續努力”，這樣的展望是空洞而無效的。
作者：羅平華
來源：2009/10/14 證券時報
編者按：2008年，民族多難！彼時，民眾對企業社會責任，尤其是對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的重視前所未有，對個別企業的要求甚至達到了苛求的地步。也正因為如此，當下，翻開近380家A股上市公司的2008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豐富和精彩。
一直以來，部分投資者和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認識上的誤區，他們認為，社會責任報告增加了上市公司負擔，捐贈等行為更是與股東爭利。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由股東責任、員工責任、供應鏈責任、消費者責任、環保責任、社會公益責任和政府責任等7大責任模組組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可促進上市公司管理能力、企業文化等全方位的提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類似“三鹿事件”等責任突變狀況的發生。
我們在此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為的是讓更多的上市公司關注到這個涉及企業生命力與競爭力的價值領域，也讓更多的投資者關注到這個能影響上市公司投資估值的嚴肅命題。
日前，上交所宣佈將於8月5日正式發佈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此時，我們推出這一專題尤顯必要。
在滬深交易所的大力宣導下，A股上市公司2008年企業社會責任（簡稱CSR）報告披露已成規模。目前，滬市已有220餘家、深市已有近160家披露了2008年CSR報告，而2005年-2008年，A股上市公司自願發佈的CSR報告總量僅為130份左右。
根據上交所安排，將爭取兩三年內滬市公司均披露社會責任報告，深交所方面也有類似計畫，如此，上市公司CSR報告披露即將迎來一個全面發佈的高潮。面對這種狀況，如何評價社會責任報告的優劣、如何解讀社會責任報告，成為市場各方關注的焦點。
對於CSR，國內優秀的上市公司中不乏探索者與踐行者。比如，在蘇寧電器日前迎來上市五周年之際，公司正式向社會發佈了2008年企業責任報告，這是該公司發佈的首份社會責任報告，也是中國零售行業首份社會責任報告。再如，萬科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工業化住宅和裝修房方面的探索。這其實就是企業從自身行業和角度出發，努力在CSR上有所建樹，同時推動企業更快更和諧發展的典型代表。遺憾的是，與其他公司的洋洋灑灑相比，萬科2008年CSR報告顯得過於單薄和“拘謹”，體現在得分上是31.58分。
由此，引發出一個問題，如果說CSR實踐是企業的“做”，CSR報告是企業的“說”，那麼這兩者之間不可避免會有所差距，甚至是顛倒。如何正視這一問題、如何客觀評價成為難題。對此，我們希望借助專業機構的客觀和專業進行系統評價，通過對CSR報告的評價，縮小企業在“做”和“說”方面的偏差。
平均水準增長較快
據瞭解，潤靈公益事業諮詢——國內領先的CSR專業諮詢機構，對截至6月中旬發佈的372份A股上市公司2008年CSR進行了系統評價。結果顯示，滬市215家公司平均得分為30.48分，深市157家公司平均得分為28.09分，總體平均得分為29.47分。在具體公司排名上，中國平安、中國神華和建設銀行公司奪得前三，蘇州高新、皖通高速等得分靠後。頗為巧合的是，榜首和榜尾的十家公司均為滬市上市公司。
對於這些單調而枯燥的資料，業內專家的解讀是：A股上市公司2008年CSR報告品質總體發展速度要明顯快于全球整體水準，部分先導企業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報告兩極分化過於嚴重，部分中小型上市公司由於本身並不具備CSR基礎，甚至有的不知“CSR”為何物，也就更談不上對報告的重視和報告本身的品質了，他們形成了上市公司CSR報告的“窪地”水準，亟需提高並承諾持續改進。
談及國內外上市公司CSR報告差異時，潤靈公益事業諮詢表示，從整體範圍來看，中國企業的CSR報告與國外企業相比在披露內容和側重點上均有所差異。中國企業由於往往把CSR主要理解為社會捐助等慈善活動，甚至完全等同于慈善活動，因此，大多數企業發佈CSR的報告中都把慈善活動、社會捐助放在重要位置，投入大量篇幅加以論述。這種認識容易把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狹義化、引入歧途。另外，國外企業更重視對供應商的利益的披露，中國企業的CSR報告主要是對自身CSR資訊的披露，CSR活動並沒有形成一種戰略，而且並沒有有效傳遞到上游供應環節，整個供應鏈體系的社會責任管理更無從談起。
是促進不是負擔
一直以來，部分投資者和公司對CSR報告存在認識上的誤區，他們認為，報告增加了上市公司負擔，加大了上市公司的公益壓力，捐贈等行為更是與股東爭利。對此，業內專家表示，CSR報告可促進上市公司管理能力、企業文化等全方位的提高，對企業而言是難得的促進和總結機會，而不應該成為企業的負擔。
在專家看來，首先，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是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狀況的全面披露和解讀，如果報告品質比較高的話，投資者對於企業內部的責任優勢和責任劣勢一覽無遺，也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類似“三鹿事件”等責任突變狀況的發生。交易所強制企業發佈CSR報告，如果企業認真完成的話，這對投資者來說是個利好消息。當然，如果企業只是敷衍性、概括性地說一些套話的話，CSR報告也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由股東責任、員工責任、供應鏈責任、消費者責任、環保責任、社會公益責任和政府責任等7大責任模組組成，社會公益和捐贈只是社會責任概念的1/7，企業做了捐贈不等於履行了社會責任；企業沒有捐贈，未必責任履行的就差。這關鍵要看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和企業自身的發展階段。成熟優秀的企業必須把CSR的概念納入企業管理的範疇，CSR絕對不僅是公共關係和品牌管理層面的事務。相反，健全的責任管理體系可以規範企業的公益捐贈行為，對捐贈進行科學管理，增強其戰略性和社會有效性。
最後，企業編制CSR報告還是企業梳理內部管理的絕佳機會。在報告的資料收集階段，企業會發現內部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汙水處理設備的重複投入、節能節電的不到位之處、員工對於企業管理的回饋意見、供應鏈合作夥伴對於企業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以及消費者和客戶對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改進期望等，這些對於企業而言都是寶貴的財富，應該倍加珍惜。
科學解讀的三個關鍵字
對於CSR報告這樣的新生事物，應該如何正確解讀？對此，業內專家介紹說，科學解讀應該注意以下三個關鍵字。
其一，戰略有效性。看看企業重點陳述的責任內容，即企業的責任戰略傾向是否合理，是否有回避社會關注點的情況出現。比如光明乳業2008年CSR報告部分存在回避社會關注點的現象，沒有對牛奶供應鏈責任管理相關內容進行充分披露，屬於企業CSR戰略缺失或偏差。
其二，關鍵資料翔實性。關注CSR報告有沒有資料呈現，還是只是概括性、定性陳述；若有資料，資料能否體現其責任績效，其所呈現的資料是不是和責任履行相關，是不是關鍵資料。
其三，責任規劃和展望。關注CSR是否對明年及遠景進行了適當的規劃。如有相關規劃，這些規劃是否具體、是否規定了達成路徑、是否設定了定量的績效目標、是否切實和達成。目前多數社會責任報告的展望多表達“做的有不好的地方，明年繼續努力”，這樣的展望是空洞而無效的。
作者：羅平華
來源：2009/10/14 證券時報
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慈善的生意 By段德峰
下午3點，天空湛藍，我正從雍和宮南大街走過，北京的9月是值得你留戀的時節。不過，過不了幾天這裏就將是冬天了。
如果你乘地鐵在雍和宮站下車，能不在迷宮一般的5個出口之間暈倒，並順利到達地面的話，再另外花上不到4分鐘，就可以來到今天的目的地——五道營胡同了。如你所知，和許多北京類似的地名一樣，這個地方在明清時代都曾駐紮為數不少的軍人。
不過，我的這篇專欄稿可不是說這件事。之所以提這些，是因為如今的五道營胡同已經不是營房啦，它已經是一個活色生香的時髦之地(此地很可能將替代南鑼鼓巷、後海等過氣的、嘈雜的地方)。自從我半年多前開始頻繁出入這一胡同以來，我注意到，幾乎每過一個星期，這條不到700米的小胡同都會冒出一兩家新的店——酒吧、咖啡館、茶館，還有那些我一直搞不清如何能夠盈利的時尚小店。
Brandnv公益店是其中的一家。這是一家專門經營二手商品以及那些主要由貧窮人士製作的手工藝產品的小店。小店的銷售收益全部捐給一家叫“農家女”的公益組織(我的研究表明，農家女應該能位列中國最好的20家草根NGO之一)。這家小店，看樣子面積不過10多平方的樣子，店主是個似乎永遠著裝奇異，行動麻利的人。可能由於最近進貨太多，很顯然，他對許多產品的售價還沒有搞清楚(你一問就知道了)。
其實，這已經不是國內第一家民間慈善商店了。之前，北京至少有“工友之家”在北京皮村和肖家河開辦的慈善超市，以及北京劉娘府那邊的同心愛心超市。我也聽說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一些類似的超市開始嘗試經營。
這些超市不僅接受那些有剩餘物件的人的捐贈，以做到物盡其用，也為NGO開展社會服務和工作提供了更多的資源。更為重要的是，慈善商店也給社區的居民參與社會公益提供了非常現實有效的“通道”。確實是一舉多得的好事情。
去年初的時候，我正好有機會去牛津，在靠近牛津大學大圖書館邊的街道上，專門去看了著名的樂施商店(Oxfam shop)最早的一家店鋪。這間店共分三層，每層樓面，我估計了一下，大約有50多平方米的樣子。裝修比較簡潔、樸素，樓上似乎主要賣書、一樓主要賣禮品和服裝，地下室主要賣唱片和其他一些東西，看上去貨物非常豐富。不過，據說1947年這家店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底層開始營業的時候，還僅僅只是一個經營二手書的書店。
如今，在英國已經有差不多750家樂施商店了，在全世界差不多也已經有超過800家樂施商店了。我還在牛津的考利路(Cowley road)上一家樂施商店裏買了4本書，其中一本《聽鳥飛過》是一個英國作者在蒙古荒涼偏遠地區生活多年之後寫的一本書，另外3本是彼得.梅爾所著介紹普羅旺斯的，四本書總價為6.96英鎊，合人民幣105塊不到(如果是2009年的現在的話，就只相當於70塊人民幣不到啦)，便宜是很顯然的了。
截至目前，英國全國有100家書店，而幾乎所有樂施商店都有一部分空間是用來賣書的。所以，樂施書店也就毫不奇怪地成為歐洲最大的二手書零售商。要保證這麼多店都能有書賣，其實很不簡單，尤其當這些書都是需要依靠捐贈而不是“採購”的時候。
今天的樂施商店在英國全境設有超過1000個接受捐贈的場所，以便接受公眾的捐贈。儘管樂施商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事實上，樂施商店只有非常少的專職工作人員(許多店僅有1位)，店裏的日常事務和工作則幾乎全部由志願者參與處理。
想想看：750家店，1000個接受捐贈的場所，歐洲最大的二手書零售者。該需要有多少捐贈人、多少志願者參與才能讓一切順利運行?當然，樂施商店能夠成功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稅收上的支持——所有的樂施商店都是免稅的。
與全球經濟老大的地位一致，美國的慈善商店的表現更為強大。銷售額超過20億美元的Goodwill是全美最大的慈善商店，它有著2324家的零售店，我的一個朋友曾在其中的一家Goodwill做志願者。
與樂施商店不同，Goodwill用的全職人員要多得多，這是因為Goodwill把增加就業本身作為組織的使命之一。
在Goodwill做志願者的朋友還告訴我一個有意思的小事：就在她做志願者的這家Goodwill店，從前也有一個中國志願者。這個志願者在一堆捐贈品中，慧眼識珠地看到一副標明了時間和作者的中國畫，在做了充分的研究以後，這個中國志願者認為這幅畫價值不菲，於是她代表Goodwill將畫送到拍賣行去拍賣，最後竟然以14000美元成交。
於是，這家goodwill的店經理很佩服這個中國人，因為這名志願者原本可以叫朋友來以超低的價格買下這幅畫，然後自己再拿去拍賣，可是她沒有這樣做。朋友很開心的告訴我：“中國人在這位美國經理心目中的形象從此昇華了”。
好了，言歸正傳，不管與英國還是美國相比，中國的民間慈善商店(區別于非民間慈善商店，我一直聽說某個相關部門也開了一些慈善商店，不過我一直沒能找到它們的影蹤)都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所有目前開張的這些民間慈善商店，由於多少都在做一些公開募集二手物資的行動，所以其實都是不“合法”的(我非常痛恨自己，每次談到慈善的時候都忍不住想到某一慈善行為是否合法，然後沮喪的發現太多的民間公益居然都是“不合法”的)。
而且，令人沮喪的是，那些有資格向公眾募集資金或物資的公益機構，似乎還沒有準備好開一家慈善商店。
來源：2009年9月15日 《21世紀經濟報導》
如果你乘地鐵在雍和宮站下車，能不在迷宮一般的5個出口之間暈倒，並順利到達地面的話，再另外花上不到4分鐘，就可以來到今天的目的地——五道營胡同了。如你所知，和許多北京類似的地名一樣，這個地方在明清時代都曾駐紮為數不少的軍人。
不過，我的這篇專欄稿可不是說這件事。之所以提這些，是因為如今的五道營胡同已經不是營房啦，它已經是一個活色生香的時髦之地(此地很可能將替代南鑼鼓巷、後海等過氣的、嘈雜的地方)。自從我半年多前開始頻繁出入這一胡同以來，我注意到，幾乎每過一個星期，這條不到700米的小胡同都會冒出一兩家新的店——酒吧、咖啡館、茶館，還有那些我一直搞不清如何能夠盈利的時尚小店。
Brandnv公益店是其中的一家。這是一家專門經營二手商品以及那些主要由貧窮人士製作的手工藝產品的小店。小店的銷售收益全部捐給一家叫“農家女”的公益組織(我的研究表明，農家女應該能位列中國最好的20家草根NGO之一)。這家小店，看樣子面積不過10多平方的樣子，店主是個似乎永遠著裝奇異，行動麻利的人。可能由於最近進貨太多，很顯然，他對許多產品的售價還沒有搞清楚(你一問就知道了)。
其實，這已經不是國內第一家民間慈善商店了。之前，北京至少有“工友之家”在北京皮村和肖家河開辦的慈善超市，以及北京劉娘府那邊的同心愛心超市。我也聽說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一些類似的超市開始嘗試經營。
這些超市不僅接受那些有剩餘物件的人的捐贈，以做到物盡其用，也為NGO開展社會服務和工作提供了更多的資源。更為重要的是，慈善商店也給社區的居民參與社會公益提供了非常現實有效的“通道”。確實是一舉多得的好事情。
去年初的時候，我正好有機會去牛津，在靠近牛津大學大圖書館邊的街道上，專門去看了著名的樂施商店(Oxfam shop)最早的一家店鋪。這間店共分三層，每層樓面，我估計了一下，大約有50多平方米的樣子。裝修比較簡潔、樸素，樓上似乎主要賣書、一樓主要賣禮品和服裝，地下室主要賣唱片和其他一些東西，看上去貨物非常豐富。不過，據說1947年這家店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底層開始營業的時候，還僅僅只是一個經營二手書的書店。
如今，在英國已經有差不多750家樂施商店了，在全世界差不多也已經有超過800家樂施商店了。我還在牛津的考利路(Cowley road)上一家樂施商店裏買了4本書，其中一本《聽鳥飛過》是一個英國作者在蒙古荒涼偏遠地區生活多年之後寫的一本書，另外3本是彼得.梅爾所著介紹普羅旺斯的，四本書總價為6.96英鎊，合人民幣105塊不到(如果是2009年的現在的話，就只相當於70塊人民幣不到啦)，便宜是很顯然的了。
截至目前，英國全國有100家書店，而幾乎所有樂施商店都有一部分空間是用來賣書的。所以，樂施書店也就毫不奇怪地成為歐洲最大的二手書零售商。要保證這麼多店都能有書賣，其實很不簡單，尤其當這些書都是需要依靠捐贈而不是“採購”的時候。
今天的樂施商店在英國全境設有超過1000個接受捐贈的場所，以便接受公眾的捐贈。儘管樂施商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事實上，樂施商店只有非常少的專職工作人員(許多店僅有1位)，店裏的日常事務和工作則幾乎全部由志願者參與處理。
想想看：750家店，1000個接受捐贈的場所，歐洲最大的二手書零售者。該需要有多少捐贈人、多少志願者參與才能讓一切順利運行?當然，樂施商店能夠成功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稅收上的支持——所有的樂施商店都是免稅的。
與全球經濟老大的地位一致，美國的慈善商店的表現更為強大。銷售額超過20億美元的Goodwill是全美最大的慈善商店，它有著2324家的零售店，我的一個朋友曾在其中的一家Goodwill做志願者。
與樂施商店不同，Goodwill用的全職人員要多得多，這是因為Goodwill把增加就業本身作為組織的使命之一。
在Goodwill做志願者的朋友還告訴我一個有意思的小事：就在她做志願者的這家Goodwill店，從前也有一個中國志願者。這個志願者在一堆捐贈品中，慧眼識珠地看到一副標明了時間和作者的中國畫，在做了充分的研究以後，這個中國志願者認為這幅畫價值不菲，於是她代表Goodwill將畫送到拍賣行去拍賣，最後竟然以14000美元成交。
於是，這家goodwill的店經理很佩服這個中國人，因為這名志願者原本可以叫朋友來以超低的價格買下這幅畫，然後自己再拿去拍賣，可是她沒有這樣做。朋友很開心的告訴我：“中國人在這位美國經理心目中的形象從此昇華了”。
好了，言歸正傳，不管與英國還是美國相比，中國的民間慈善商店(區別于非民間慈善商店，我一直聽說某個相關部門也開了一些慈善商店，不過我一直沒能找到它們的影蹤)都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所有目前開張的這些民間慈善商店，由於多少都在做一些公開募集二手物資的行動，所以其實都是不“合法”的(我非常痛恨自己，每次談到慈善的時候都忍不住想到某一慈善行為是否合法，然後沮喪的發現太多的民間公益居然都是“不合法”的)。
而且，令人沮喪的是，那些有資格向公眾募集資金或物資的公益機構，似乎還沒有準備好開一家慈善商店。
來源：2009年9月15日 《21世紀經濟報導》
慈善捐款之難 By段德峰
慈善捐款之難
段德峰，江蘇省盱眙人，歷任海倉慈善基金會總幹事，樂施會（Oxfam）傳播及公眾參與統籌。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學位，持有中國司法從業資格。長期關注公益事業與可持續發展。
先不說那些糟糕的環境與致命的氣候變化問題。基本上，你只要準備好錢，總是可以買到一部自己比較喜歡的手機、電腦或者別的什麼東西。不過，有些事情似乎並不能如你所願，“有錢花不出去”的麻煩許多人相比都遇到過。比如說，你想去菜場買一隻真正的“草雞或者土雞”，你一般都充滿懷疑。
我也聽說很多人（很可能也包括你啦）想要援助災區的某個受災居民的時候，卻發現根本找不到一家可以信任的公益組織來擔此重任，你不得不面臨“有錢花不出去”的煩惱。“行善這麼難”，你肯定會這樣想。
是的，這確實很糟。那些需要你幫助的人，可能每天都不能維持基本的溫飽，那些可愛的孩子可能正因為一點在你看來很少的金錢，而面臨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脅，而你又是那種有同情心和責任感的人。你知道你必須把你的捐款交出去，至少得有些行動，否則，你可能會寢食難安並自責不已。
於是你全力以赴的開始研究，希望能夠發現至少一個值得你託付捐款的公益組織。有的時候，你會如願以償。不過我敢肯定，在面對一些大規模的緊急情況，比如說地震或者洪水這樣巨災的時候，你很快就會發現，把“錢交給愚蠢的人是多麼可怕”（一位企業家在說到某些公益組織效率低下時如是說。我深以為然！），更不用提那些可能貪污你捐款的情況了。
其實，當一場巨災或別的社會問題產生的時候，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產生了一系列龐大的社會需求。正因為需求是如此龐大，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就像商業領域一樣，其實只有那些優秀的組織（公司或NGO）才能夠準確的識別這些千差萬別的需求，並由此啟動符合需求的產品或服務的研發。隨後，這些組織將會與產品或服務的付費者（消費者或捐款人）進行溝通，並說服這些付費者拿出恰當的資金，最終，組織（NGO或公司）將會為受益人提供產品和服務。過程就是這樣的了。
我這麼不厭其煩地說明這個過程，僅僅是希望能幫你清晰意識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如果公司在市場上發現需求以及產品研發、銷售、售後服務可能會很差勁的話，那麼你一直用崇敬的目光注視的NGO們也同樣有機會在上述的任何一個環節犯下各種錯誤。
我想說的是，我們每一個捐款人如果希望這個世界更好，如果希望公益組織更有效率更廉潔，那麼，在捐款之前你最好能像選擇一台電視機或者一個汽車一樣，睜大你的眼睛，必須的時候，甚至可以考慮學會做點“功課”。就像你決定花大錢買一件東西之前做的那樣。
當然啦，你買不到有機蔬菜，你還是可能考慮回到鄉下老家，或者在你城市的郊外包一塊地自己種點菜吃吃，不過，你顯然不會想要自己生產一部汽車吧？！我之所以打這個比方，是因為我已經猜到有些讀者，可能已經準備不捐錢給公益組織而是直接奔赴一線去災區服務了（很多人已經這麼做了）。
對於那些選擇自己動手的公眾來說，假如主要不是想體驗一下別樣的生活的話，我想直截了當地說出我的觀點，這樣的做法通常可能是更加不經濟的（想想自己去種菜的事兒吧）。從你準備掏出工資直接捐給災區的學生開始，你其實就開始承擔一連串的成本，比如郵費，以及這個錢可能被小孩的家長挪用到別處（最終可能將無法實現你意欲直接援助“學生”的想法）；當然，你如果自己親赴災區的話，最直接的費用肯定是旅費以及其他的風險。總之呢，我多少還是覺得汽車終究是汽車公司來造才好。
事實上，大多數人還是決定，既然不能去災區，捐一點總比什麼都不幹好點（至少“心裏”會好點吧），所以，你可能已經做好自己的捐款會被貪污一部分的準備，總不至於“全部”被全部貪污吧，你這樣安慰自己。對了，就在這個時候，你可能意外地發現勸募廣告中已經明確告訴你，他們將不從你的賑災捐款中提取一分錢的行政費用，於是，你心中怦然一動，就是這家啦，多好啊，一分錢行政成本都不扣除。於是你敲了幾下鍵盤，滑鼠動動，就把半個月辛苦的工資轉了出去。
總之，你就這樣捐了點錢。於是，我就開始不斷的聽到有人向我傾訴，他們曾經試圖與某個公募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索要一點點財務資訊時遭到了多麼惡劣的拒絕。“幸運”的是，得益於過去多年接受某些壟斷商業機構惡劣服務的訓練，大部分捐款人對惡劣服務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了。
我知道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在捐款後的第二年，再去仔細的讀讀這家公益組織的年度財務報告的，也不會再較真他們到底有沒有從自己的捐款中扣除了行政費用。而我沒有聽說，也沒有看到，哪一家當時通過各大門戶網站和媒體籌款的基金會，第二年還能在曾經發佈籌款廣告的門戶和主流媒體上公佈自己詳細的財務報表的（真是太沒有“捐款人之上”的意識了）。
不過，你不看也罷，因為我相信絕大部分聲稱“不動用一分錢做行政費”的公益組織，僅僅是一個噱頭罷了。事實上，他們不可能不用一分錢成本就能把數以億計的資金有效地花出去的，只是使用的成本來自於其他非限定性的捐款罷了。想想那些全世界最偉大的公司都需要成本才能提供服務或產品，你就明白了。
當然，以中國之大總還是有一些不錯的公益組織的，可惜的是，我看到的一些不錯的公益組織基本都是不能公開向公眾籌款的，所以，受制于資源的限制，它們事實上的工作領域與地域上都存在較大的局限性。
而對於普通公眾而言，要詳細地瞭解數目龐大的公益組織確實是太難了（光聽聽這些名字，估計你就開始暈了：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地方性公募基金會、全國性非公募基金會、地方性非公基金會、草根NGO……）。而且，很多優秀的小型公益組織在我看來，更像是商業領域的專賣店（他們僅關注一個小的細分領域），而大多數公眾還是希望能夠面對一家或少數幾家百貨商店式的公益組織，花較少的時間能夠解決自己所有的捐款或公益需求，比如環保、扶貧、救災、教育等等。
有人告訴我，中國經濟走了三十年才有今天。因此，對公益和慈善的發展，我們也應該抱有耐心和信心。這可能是必要的，我想。
摘自：2009年09月22日 《21世紀經濟報導》
段德峰，江蘇省盱眙人，歷任海倉慈善基金會總幹事，樂施會（Oxfam）傳播及公眾參與統籌。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學位，持有中國司法從業資格。長期關注公益事業與可持續發展。
先不說那些糟糕的環境與致命的氣候變化問題。基本上，你只要準備好錢，總是可以買到一部自己比較喜歡的手機、電腦或者別的什麼東西。不過，有些事情似乎並不能如你所願，“有錢花不出去”的麻煩許多人相比都遇到過。比如說，你想去菜場買一隻真正的“草雞或者土雞”，你一般都充滿懷疑。
我也聽說很多人（很可能也包括你啦）想要援助災區的某個受災居民的時候，卻發現根本找不到一家可以信任的公益組織來擔此重任，你不得不面臨“有錢花不出去”的煩惱。“行善這麼難”，你肯定會這樣想。
是的，這確實很糟。那些需要你幫助的人，可能每天都不能維持基本的溫飽，那些可愛的孩子可能正因為一點在你看來很少的金錢，而面臨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脅，而你又是那種有同情心和責任感的人。你知道你必須把你的捐款交出去，至少得有些行動，否則，你可能會寢食難安並自責不已。
於是你全力以赴的開始研究，希望能夠發現至少一個值得你託付捐款的公益組織。有的時候，你會如願以償。不過我敢肯定，在面對一些大規模的緊急情況，比如說地震或者洪水這樣巨災的時候，你很快就會發現，把“錢交給愚蠢的人是多麼可怕”（一位企業家在說到某些公益組織效率低下時如是說。我深以為然！），更不用提那些可能貪污你捐款的情況了。
其實，當一場巨災或別的社會問題產生的時候，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產生了一系列龐大的社會需求。正因為需求是如此龐大，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就像商業領域一樣，其實只有那些優秀的組織（公司或NGO）才能夠準確的識別這些千差萬別的需求，並由此啟動符合需求的產品或服務的研發。隨後，這些組織將會與產品或服務的付費者（消費者或捐款人）進行溝通，並說服這些付費者拿出恰當的資金，最終，組織（NGO或公司）將會為受益人提供產品和服務。過程就是這樣的了。
我這麼不厭其煩地說明這個過程，僅僅是希望能幫你清晰意識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如果公司在市場上發現需求以及產品研發、銷售、售後服務可能會很差勁的話，那麼你一直用崇敬的目光注視的NGO們也同樣有機會在上述的任何一個環節犯下各種錯誤。
我想說的是，我們每一個捐款人如果希望這個世界更好，如果希望公益組織更有效率更廉潔，那麼，在捐款之前你最好能像選擇一台電視機或者一個汽車一樣，睜大你的眼睛，必須的時候，甚至可以考慮學會做點“功課”。就像你決定花大錢買一件東西之前做的那樣。
當然啦，你買不到有機蔬菜，你還是可能考慮回到鄉下老家，或者在你城市的郊外包一塊地自己種點菜吃吃，不過，你顯然不會想要自己生產一部汽車吧？！我之所以打這個比方，是因為我已經猜到有些讀者，可能已經準備不捐錢給公益組織而是直接奔赴一線去災區服務了（很多人已經這麼做了）。
對於那些選擇自己動手的公眾來說，假如主要不是想體驗一下別樣的生活的話，我想直截了當地說出我的觀點，這樣的做法通常可能是更加不經濟的（想想自己去種菜的事兒吧）。從你準備掏出工資直接捐給災區的學生開始，你其實就開始承擔一連串的成本，比如郵費，以及這個錢可能被小孩的家長挪用到別處（最終可能將無法實現你意欲直接援助“學生”的想法）；當然，你如果自己親赴災區的話，最直接的費用肯定是旅費以及其他的風險。總之呢，我多少還是覺得汽車終究是汽車公司來造才好。
事實上，大多數人還是決定，既然不能去災區，捐一點總比什麼都不幹好點（至少“心裏”會好點吧），所以，你可能已經做好自己的捐款會被貪污一部分的準備，總不至於“全部”被全部貪污吧，你這樣安慰自己。對了，就在這個時候，你可能意外地發現勸募廣告中已經明確告訴你，他們將不從你的賑災捐款中提取一分錢的行政費用，於是，你心中怦然一動，就是這家啦，多好啊，一分錢行政成本都不扣除。於是你敲了幾下鍵盤，滑鼠動動，就把半個月辛苦的工資轉了出去。
總之，你就這樣捐了點錢。於是，我就開始不斷的聽到有人向我傾訴，他們曾經試圖與某個公募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索要一點點財務資訊時遭到了多麼惡劣的拒絕。“幸運”的是，得益於過去多年接受某些壟斷商業機構惡劣服務的訓練，大部分捐款人對惡劣服務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了。
我知道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在捐款後的第二年，再去仔細的讀讀這家公益組織的年度財務報告的，也不會再較真他們到底有沒有從自己的捐款中扣除了行政費用。而我沒有聽說，也沒有看到，哪一家當時通過各大門戶網站和媒體籌款的基金會，第二年還能在曾經發佈籌款廣告的門戶和主流媒體上公佈自己詳細的財務報表的（真是太沒有“捐款人之上”的意識了）。
不過，你不看也罷，因為我相信絕大部分聲稱“不動用一分錢做行政費”的公益組織，僅僅是一個噱頭罷了。事實上，他們不可能不用一分錢成本就能把數以億計的資金有效地花出去的，只是使用的成本來自於其他非限定性的捐款罷了。想想那些全世界最偉大的公司都需要成本才能提供服務或產品，你就明白了。
當然，以中國之大總還是有一些不錯的公益組織的，可惜的是，我看到的一些不錯的公益組織基本都是不能公開向公眾籌款的，所以，受制于資源的限制，它們事實上的工作領域與地域上都存在較大的局限性。
而對於普通公眾而言，要詳細地瞭解數目龐大的公益組織確實是太難了（光聽聽這些名字，估計你就開始暈了：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地方性公募基金會、全國性非公募基金會、地方性非公基金會、草根NGO……）。而且，很多優秀的小型公益組織在我看來，更像是商業領域的專賣店（他們僅關注一個小的細分領域），而大多數公眾還是希望能夠面對一家或少數幾家百貨商店式的公益組織，花較少的時間能夠解決自己所有的捐款或公益需求，比如環保、扶貧、救災、教育等等。
有人告訴我，中國經濟走了三十年才有今天。因此，對公益和慈善的發展，我們也應該抱有耐心和信心。這可能是必要的，我想。
摘自：2009年09月22日 《21世紀經濟報導》
企業社會責任成清華經管學院新版MBA第一課
企業社會責任成清華經管學院新版MBA第一課
策劃慈善方案、為貧困山區孩子和白血病人等弱勢群體開展義賣和宣傳活動……9月17日，清華經管學院在其招收的首屆新版MBA入學導向活動中，首次設立了“公益日”，旨在引發MBA新同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與思考。
“公益日”被安排得緊張而充實。既有嘉賓演講，更重要的還有學生親身實踐環節。在實踐活動中，新同學被分為五組，每個小組都要完成相應的“規定動作”和“自選動作”。五個小組的同學按照預先設定的不同主題在清華校園內開展宣傳和義賣活動，這些主題內容包括關注社會責任、關愛地球母親、關注白血病及骨髓移植、關注貧困山區教育、關注弱勢群體等。此外，各組還需策劃一個公益方案，內容和形式由各組選定。
雖是公益活動，但每個環節裁判都要給各小組打分，得分最高者獲勝。活動臨近結束，各小組還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和分享參與“公益日”的感受和收穫。一天的活動之後，大家感覺收穫很多，特別是對於社會責任的認識得到了提高和增強。
據悉，MBA新生當天宣傳和義賣活動所募集的全部款物將捐贈給需要幫助的人們。
清華經管MBA中心常務副主任毛東輝介紹說，近年來，世界著名商學院都將社會責任作為MBA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毒奶粉”等一系列涉及商業倫理和道德的事件頻發，全社會對於企業以及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問題越來越關注。作為以培養未來中國乃至世界商界領袖為目標的清華經管學院，在MBA新生入學導向中設置“公益日”，有著特殊的積極意義。
清華經管學院歷來重視社會責任問題，不僅體現在作為學術研究機構對於社會責任的關注與研究，同時還通過開展與世界範圍內的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的合作，來積極參與履行社會責任，更為重要的是對MBA學生社會責任意識的培養，更是走在國內商學院的前列。新版清華MBA旨在培養具有綜合管理能力的未來領導者，關注企業責任，關注社會發展是每一個未來將要踏上領導崗位的清華MBA學生必須學習的內容。因此清華經管學院從開學之初就對MBA學生導入相關理念，讓學生接觸相關企業，瞭解企業參與公益事業的各種形式，並熟悉公益慈善機構的運作，這不僅有利於增強MBA學生社會責任感，也有助於新生在未來的學習中深刻思考如何從戰略上將企業發展與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從而帶領企業為社會創造更大的效益。
2008年11月，清華經管學院正式成立了第一個MBA公益社團組織——陽光愛心社。同年5月4日，陽光愛心社代表清華MBA項目在TeamMBA的官方網站進行註冊，這代表清華MBA項目成為GMAC在中國的第一個TeamMBA成員。TeamMBA由GMAC（美國管理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委員會）發起，指導和支援商學院學生組織開展有關社會責任的活動。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陽光愛心社組織了很多次公益活動，在校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為清華經管學院帶來更為濃郁的“公益文化”，為提升清華MBA的社會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作用。
【新聞背景鏈結：清華MBA陽光愛心社】
清華MBA陽光愛心社成立於2008年11月，是清華MBA學生組成的公益社團組織。該社團的誕生，是清華經管學院適應當今社會發展趨勢、適應全球MBA教育潮流、高度重視MBA社會責任培養的產物。
2009年5月4日，陽光愛心社代表清華MBA項目在TeamMBA的官方網站進行註冊，這代表清華MBA項目成為GMAC在中國的第一個TeamMBA成員。TeamMBA由GMAC（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美國管理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委員會）發起，指導和支援商學院學生組織開展有關社會責任的活動。
陽光愛心社的宗旨是“關注弱勢，關心教育，關愛地球，奉獻愛心，傳播文明”。
陽光愛心社是一支充滿陽光、愛心、智慧和快樂的團隊。下設秘書處、財務部、國際部、宣傳部、外聯部、專案部等部門。同時在每個班級設有多名“班級愛心大使”，是陽光愛心社的骨幹會員，是陽光愛心社與廣大會員和同學溝通交流的重要紐帶。從最初的十幾名會員發展成目前擁有32名班級愛心大使，數百名會員的愛心公益社團。
陽光愛心社的主要活動形式包括：組織社會公益服務、扶貧濟困、幫孤助殘、助學支教掃盲、青少年援助、環境保護、募捐、宣傳、義工等。
成立近一年來，陽光愛心社組織了多次公益活動，在校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包括：順義啟智學校助殘活動、“共聚同秀”新年晚會愛心義賣活動；“感恩自然，愛心添新綠”義務植樹活動；“公益企業公益行”活動；“聆聽六月，童心飛揚”為聾兒學校義賣活動；“彙聚愛心 傳遞溫暖”系列活動，即在5.12地震發生一周年之際，組織了汶川百日公益捐助為震區孩子捐書、捐款、義賣，赴震區為孩子們提供積極心理輔導等等。
陽光愛心社成立近一年來，為清華經管學院帶來更為濃郁的“公益文化”，為提升清華MBA的社會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作用。
來源：2009-09-23 中國"教育在線"網站
策劃慈善方案、為貧困山區孩子和白血病人等弱勢群體開展義賣和宣傳活動……9月17日，清華經管學院在其招收的首屆新版MBA入學導向活動中，首次設立了“公益日”，旨在引發MBA新同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與思考。
“公益日”被安排得緊張而充實。既有嘉賓演講，更重要的還有學生親身實踐環節。在實踐活動中，新同學被分為五組，每個小組都要完成相應的“規定動作”和“自選動作”。五個小組的同學按照預先設定的不同主題在清華校園內開展宣傳和義賣活動，這些主題內容包括關注社會責任、關愛地球母親、關注白血病及骨髓移植、關注貧困山區教育、關注弱勢群體等。此外，各組還需策劃一個公益方案，內容和形式由各組選定。
雖是公益活動，但每個環節裁判都要給各小組打分，得分最高者獲勝。活動臨近結束，各小組還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和分享參與“公益日”的感受和收穫。一天的活動之後，大家感覺收穫很多，特別是對於社會責任的認識得到了提高和增強。
據悉，MBA新生當天宣傳和義賣活動所募集的全部款物將捐贈給需要幫助的人們。
清華經管MBA中心常務副主任毛東輝介紹說，近年來，世界著名商學院都將社會責任作為MBA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毒奶粉”等一系列涉及商業倫理和道德的事件頻發，全社會對於企業以及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問題越來越關注。作為以培養未來中國乃至世界商界領袖為目標的清華經管學院，在MBA新生入學導向中設置“公益日”，有著特殊的積極意義。
清華經管學院歷來重視社會責任問題，不僅體現在作為學術研究機構對於社會責任的關注與研究，同時還通過開展與世界範圍內的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的合作，來積極參與履行社會責任，更為重要的是對MBA學生社會責任意識的培養，更是走在國內商學院的前列。新版清華MBA旨在培養具有綜合管理能力的未來領導者，關注企業責任，關注社會發展是每一個未來將要踏上領導崗位的清華MBA學生必須學習的內容。因此清華經管學院從開學之初就對MBA學生導入相關理念，讓學生接觸相關企業，瞭解企業參與公益事業的各種形式，並熟悉公益慈善機構的運作，這不僅有利於增強MBA學生社會責任感，也有助於新生在未來的學習中深刻思考如何從戰略上將企業發展與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從而帶領企業為社會創造更大的效益。
2008年11月，清華經管學院正式成立了第一個MBA公益社團組織——陽光愛心社。同年5月4日，陽光愛心社代表清華MBA項目在TeamMBA的官方網站進行註冊，這代表清華MBA項目成為GMAC在中國的第一個TeamMBA成員。TeamMBA由GMAC（美國管理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委員會）發起，指導和支援商學院學生組織開展有關社會責任的活動。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陽光愛心社組織了很多次公益活動，在校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為清華經管學院帶來更為濃郁的“公益文化”，為提升清華MBA的社會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作用。
【新聞背景鏈結：清華MBA陽光愛心社】
清華MBA陽光愛心社成立於2008年11月，是清華MBA學生組成的公益社團組織。該社團的誕生，是清華經管學院適應當今社會發展趨勢、適應全球MBA教育潮流、高度重視MBA社會責任培養的產物。
2009年5月4日，陽光愛心社代表清華MBA項目在TeamMBA的官方網站進行註冊，這代表清華MBA項目成為GMAC在中國的第一個TeamMBA成員。TeamMBA由GMAC（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美國管理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委員會）發起，指導和支援商學院學生組織開展有關社會責任的活動。
陽光愛心社的宗旨是“關注弱勢，關心教育，關愛地球，奉獻愛心，傳播文明”。
陽光愛心社是一支充滿陽光、愛心、智慧和快樂的團隊。下設秘書處、財務部、國際部、宣傳部、外聯部、專案部等部門。同時在每個班級設有多名“班級愛心大使”，是陽光愛心社的骨幹會員，是陽光愛心社與廣大會員和同學溝通交流的重要紐帶。從最初的十幾名會員發展成目前擁有32名班級愛心大使，數百名會員的愛心公益社團。
陽光愛心社的主要活動形式包括：組織社會公益服務、扶貧濟困、幫孤助殘、助學支教掃盲、青少年援助、環境保護、募捐、宣傳、義工等。
成立近一年來，陽光愛心社組織了多次公益活動，在校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包括：順義啟智學校助殘活動、“共聚同秀”新年晚會愛心義賣活動；“感恩自然，愛心添新綠”義務植樹活動；“公益企業公益行”活動；“聆聽六月，童心飛揚”為聾兒學校義賣活動；“彙聚愛心 傳遞溫暖”系列活動，即在5.12地震發生一周年之際，組織了汶川百日公益捐助為震區孩子捐書、捐款、義賣，赴震區為孩子們提供積極心理輔導等等。
陽光愛心社成立近一年來，為清華經管學院帶來更為濃郁的“公益文化”，為提升清華MBA的社會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作用。
來源：2009-09-23 中國"教育在線"網站
2009年9月8日 星期二
中國公民社會期待突破
中國公民社會期待突破
中國公民社會需要政府給予更好的法制環境和稅收環境，需要教育機構提供培訓，更需要公民社會精神內核的根系深紮地下。政府和草根應是夥伴，而不是從屬關係。
以川震的廢墟為襁褓，中國的公民社會在零八年轟轟烈烈地誕生了。無論人們是否認同中國公民社會在川震中崛起的說法，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與內涵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未來選擇的方向，中國社會大踏步地邁向了一個嶄新的公益時代。千千萬萬的志願者和數以億計的捐款不僅標誌著災難中人道主義精神的爆發，更體現了一代人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在神州大地上，一種全新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正在悄然建立，人們似乎猛醒過來，發現自己想要的原來就在前方不遠處。中國已經邁進了公民社會的門檻。
月前，陽光文化基金會主席楊瀾在北京大學博雅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北大—陽光公益創新論壇」上作了這樣一個比喻：「毋庸置疑，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公益的時代。我們是在共同建立一片熱帶雨林，過去，這一片雨林的生態不是非常平衡，它有官方的慈善機構，就像是幾棵參天大樹，它又有一些草根，貼著地皮長著地衣、苔蘚、小草，象徵著深入社區的、生存艱難的草根公益機構，但是這中間缺少豐富的層次，缺少喬木，缺少灌木，缺少藤條，更缺少陽光雨露。」
公益機構和民間組織的發展與壯大是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一個重要標誌。以非政府組織NGO為例，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零年是中國草根NGO的啟蒙發展階段，二零零零年後才進入快速增長期。這種增長與公民意識的萌生和公民社會的醞釀幾乎是同步進行的。福特基金會治理與公共政策項目幹事Kathleen Hartford表達了她對公民社會的認識：「公民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對公民事務的廣泛參與，能夠快速靈活地作出反應，幫助社會找出需求和意義。」要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還需要發動社會力量包括民間力量，而公民組織正在擔負起這些責任。作為中國社會的新生力量，公民組織如果能從縱向聯繫國家與家庭，從橫向聯繫公民個體，把社會連結成一張具有彈性的網絡，必將能幫助中國公民社會由幼年大踏步地邁向壯年時期。
深圳重視發展社會組織
政府政策對公民組織的發展發揮著重要影響力，Kathleen Hartford說，公民社會與政府的關係都非常重要，「公民社會必須考慮和政府一起，不能把公民社會和政府分開」。政府與草根怎樣合作？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李景鵬教授認為應該秉承一種「夥伴關係」的原則：「政府不要把公民社會變成工具，如果是下屬，就不再是夥伴。現在我們就正在不斷地向這種夥伴關係發展，政府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公民組織的重要性。」一向努力走在改革前沿的深圳市政府已經把扶持、發展社會組織作為未來改革任務，致力於形成一個政府和社會組織功能互補、相互協調的社會管理網絡。深圳民間組織管理局的馬宏認為，關鍵是要理順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的關係，把無限的政府改造成為有限的和服務型的政府，更多地發揮民間的積極性。「要給社會組織發展讓步空間」，馬宏說：「譬如深圳市已經決定以後新增的公共服務事項，只要是能給社會組織做的，我們將不再設立新的事業單位，通過購買服務實現政府的公共責任。」他認為應該避免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爭地盤、搶飯碗的內耗，給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環境。
在零八年「公民性」發展的高峰過去之後，人們的頭腦中不免產生了憂慮：零九年怎辦？一零年怎麼辦？未來怎麼辦？當下，握有主動權的中國公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它已成為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關鍵。談到零八年的公民慈善行動，楊瀾說：「這是一次井噴。怎樣管理這種效應，怎樣疏導它，讓它變成可持續的力量，怎樣把它變成一個油田，從中細水長流地不斷得到能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很多人在為零八年的慈善捐款接近一千億人民幣（約一百四十六億美元）而感到興奮鼓舞的時候，楊瀾已經在考慮這種捐款的可持續性——慈善持續下去的機制和後續能力在哪裏？金融危機會不會打擊企業和個人的捐款能力？她認為，在零九年以及之後的幾年內如果還能夠有每年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的穩定增長，這個數字會比零八年那些帶有某種偶然性的數字更具有意義。
除了資金之外，公益活動的可持續性也需要思考。川震後，大江南北的志願者懷著愛心與熱情潮湧般地奔向災區，不料蜂擁而至卻也出現一些越幫越忙的尷尬局面；而如今將近一年過去了，災區又面臨著志願者匱乏的局面，這其中的原因就如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秘書長王汝鵬所說的那樣，中國志願者的體系還沒有正式建立起來，都是自發的，沒有形成規範的、有效的應急組織。此外，志願者缺乏領袖也是志願者群體的一個缺陷，畢竟公益機構沒有精力面對無數個人。王汝鵬說，志願者應該進行領袖的培訓，以領袖來凝聚周圍的個體，這樣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只召集領袖、布置任務就可以了。楊瀾也同意這樣的觀點：「儘管慈善的目的不是營利，但這並不意味著慈善的過程就應該是低效的、管理混亂的。」企業家王石說得則更加直白：「中國缺乏NGO的職業經理人。」就在公益組織人才短缺的同時，成千上萬的中國大學生面臨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如何把公益行動專業化、科學化，使其真正成為一種工作和一項事業，也亟待解決。王汝鵬說：「我們現在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後面的任務還非常艱巨。」
公益組織的發展直接影響到公民社會未來的成長，而這種發展，則需要政府和民間組織在公益活動中不斷創新，因為只有創新，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活力。
在零八年川震的救災中，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收到了十五億三千九百萬元人民幣的捐款，從接到捐款到目前為止一共實施了兩千一百多個公益項目，相當於過去三年項目數量總和的三倍。然而，大量的資金和項目給紅基會造成了過大的壓力，如果再按照傳統的做法，將資金通過省、市、縣一級級組織撥付下去，通過契約把項目一一落實的話，其工作量將難以想像，善款也很容易在源頭或途中滯留，形成「善款堰塞湖」。面對災難中的緊迫局面，紅基會採取了面向社會公開招標的方法，開始尋求與民間公益組織和專業公益服務機構的合作。最初，紅基會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選擇了十五個公益機構，投入了兩千萬元人民幣，平均每個公益機構僅兩百萬元人民幣。但是，這樣一筆錢對於不曾擁有大量資源且長期處於弱勢地位的草根組織來說絕對是一筆大錢，因此他們摸爬滾打，在震區夜以繼日地拼命工作。王汝鵬說，這兩百萬的作用被放大了。與此同時，網絡募捐也興起。影星李連杰的「壹基金」在「五一二」地震當夜即與幾大網站展開網絡聯合勸募。
處於公民社會發展之路上的中國，正努力地培養著自己的創新意識。當王石任理事長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一個由中國企業家巨頭組成的環保民間組織，以民主方式在建立現代企業管理機制的時候，中國NGO研究學者鄧國勝也提出了草根NGO應該向社會企業模式轉型的問題。福特基金會的Kathleen Hartford前瞻性地指出，「中國公民社會應該進入國際公民機構，進入國際民間團體。如果中國的公民社會不進入，就沒有辦法發現國外的好範例，也沒有辦法和全世界分享中國公民社會創新的貢獻」。
中國公益事業尋求創新
嘗試才有發展，探索才有未來。當下中國公益事業和民間組織的創新只是一個開始，未來的道路還很長。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Scott Kennedy有個生動而富有深意的說法：「中國的故事，不是一個黑的故事，不是一個白的故事，而是一個灰色的故事。」中國公民社會中的行為在變化，民間組織越來越活躍，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的貢獻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中國正在努力建立的這一片公民社會的熱帶雨林，還需要政府給予更好的法制環境、稅收環境作為陽光和空氣，需要教育機構提供培訓作為成長的養料，更需要公民社會精神內核的根系深紮地下。楊瀾說，她期待有一天能看到這個熱帶雨林鬱鬱蔥蔥，生生不息。願中國公民社會不斷乘風破浪，走向成熟。
來源：2009/04/19《亞洲週刊》二十三卷十五期
中國公民社會需要政府給予更好的法制環境和稅收環境，需要教育機構提供培訓，更需要公民社會精神內核的根系深紮地下。政府和草根應是夥伴，而不是從屬關係。
以川震的廢墟為襁褓，中國的公民社會在零八年轟轟烈烈地誕生了。無論人們是否認同中國公民社會在川震中崛起的說法，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與內涵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未來選擇的方向，中國社會大踏步地邁向了一個嶄新的公益時代。千千萬萬的志願者和數以億計的捐款不僅標誌著災難中人道主義精神的爆發，更體現了一代人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在神州大地上，一種全新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正在悄然建立，人們似乎猛醒過來，發現自己想要的原來就在前方不遠處。中國已經邁進了公民社會的門檻。
月前，陽光文化基金會主席楊瀾在北京大學博雅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北大—陽光公益創新論壇」上作了這樣一個比喻：「毋庸置疑，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公益的時代。我們是在共同建立一片熱帶雨林，過去，這一片雨林的生態不是非常平衡，它有官方的慈善機構，就像是幾棵參天大樹，它又有一些草根，貼著地皮長著地衣、苔蘚、小草，象徵著深入社區的、生存艱難的草根公益機構，但是這中間缺少豐富的層次，缺少喬木，缺少灌木，缺少藤條，更缺少陽光雨露。」
公益機構和民間組織的發展與壯大是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一個重要標誌。以非政府組織NGO為例，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零年是中國草根NGO的啟蒙發展階段，二零零零年後才進入快速增長期。這種增長與公民意識的萌生和公民社會的醞釀幾乎是同步進行的。福特基金會治理與公共政策項目幹事Kathleen Hartford表達了她對公民社會的認識：「公民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對公民事務的廣泛參與，能夠快速靈活地作出反應，幫助社會找出需求和意義。」要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還需要發動社會力量包括民間力量，而公民組織正在擔負起這些責任。作為中國社會的新生力量，公民組織如果能從縱向聯繫國家與家庭，從橫向聯繫公民個體，把社會連結成一張具有彈性的網絡，必將能幫助中國公民社會由幼年大踏步地邁向壯年時期。
深圳重視發展社會組織
政府政策對公民組織的發展發揮著重要影響力，Kathleen Hartford說，公民社會與政府的關係都非常重要，「公民社會必須考慮和政府一起，不能把公民社會和政府分開」。政府與草根怎樣合作？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李景鵬教授認為應該秉承一種「夥伴關係」的原則：「政府不要把公民社會變成工具，如果是下屬，就不再是夥伴。現在我們就正在不斷地向這種夥伴關係發展，政府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公民組織的重要性。」一向努力走在改革前沿的深圳市政府已經把扶持、發展社會組織作為未來改革任務，致力於形成一個政府和社會組織功能互補、相互協調的社會管理網絡。深圳民間組織管理局的馬宏認為，關鍵是要理順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的關係，把無限的政府改造成為有限的和服務型的政府，更多地發揮民間的積極性。「要給社會組織發展讓步空間」，馬宏說：「譬如深圳市已經決定以後新增的公共服務事項，只要是能給社會組織做的，我們將不再設立新的事業單位，通過購買服務實現政府的公共責任。」他認為應該避免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爭地盤、搶飯碗的內耗，給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環境。
在零八年「公民性」發展的高峰過去之後，人們的頭腦中不免產生了憂慮：零九年怎辦？一零年怎麼辦？未來怎麼辦？當下，握有主動權的中國公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它已成為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關鍵。談到零八年的公民慈善行動，楊瀾說：「這是一次井噴。怎樣管理這種效應，怎樣疏導它，讓它變成可持續的力量，怎樣把它變成一個油田，從中細水長流地不斷得到能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很多人在為零八年的慈善捐款接近一千億人民幣（約一百四十六億美元）而感到興奮鼓舞的時候，楊瀾已經在考慮這種捐款的可持續性——慈善持續下去的機制和後續能力在哪裏？金融危機會不會打擊企業和個人的捐款能力？她認為，在零九年以及之後的幾年內如果還能夠有每年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的穩定增長，這個數字會比零八年那些帶有某種偶然性的數字更具有意義。
除了資金之外，公益活動的可持續性也需要思考。川震後，大江南北的志願者懷著愛心與熱情潮湧般地奔向災區，不料蜂擁而至卻也出現一些越幫越忙的尷尬局面；而如今將近一年過去了，災區又面臨著志願者匱乏的局面，這其中的原因就如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秘書長王汝鵬所說的那樣，中國志願者的體系還沒有正式建立起來，都是自發的，沒有形成規範的、有效的應急組織。此外，志願者缺乏領袖也是志願者群體的一個缺陷，畢竟公益機構沒有精力面對無數個人。王汝鵬說，志願者應該進行領袖的培訓，以領袖來凝聚周圍的個體，這樣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只召集領袖、布置任務就可以了。楊瀾也同意這樣的觀點：「儘管慈善的目的不是營利，但這並不意味著慈善的過程就應該是低效的、管理混亂的。」企業家王石說得則更加直白：「中國缺乏NGO的職業經理人。」就在公益組織人才短缺的同時，成千上萬的中國大學生面臨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如何把公益行動專業化、科學化，使其真正成為一種工作和一項事業，也亟待解決。王汝鵬說：「我們現在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後面的任務還非常艱巨。」
公益組織的發展直接影響到公民社會未來的成長，而這種發展，則需要政府和民間組織在公益活動中不斷創新，因為只有創新，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活力。
在零八年川震的救災中，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收到了十五億三千九百萬元人民幣的捐款，從接到捐款到目前為止一共實施了兩千一百多個公益項目，相當於過去三年項目數量總和的三倍。然而，大量的資金和項目給紅基會造成了過大的壓力，如果再按照傳統的做法，將資金通過省、市、縣一級級組織撥付下去，通過契約把項目一一落實的話，其工作量將難以想像，善款也很容易在源頭或途中滯留，形成「善款堰塞湖」。面對災難中的緊迫局面，紅基會採取了面向社會公開招標的方法，開始尋求與民間公益組織和專業公益服務機構的合作。最初，紅基會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選擇了十五個公益機構，投入了兩千萬元人民幣，平均每個公益機構僅兩百萬元人民幣。但是，這樣一筆錢對於不曾擁有大量資源且長期處於弱勢地位的草根組織來說絕對是一筆大錢，因此他們摸爬滾打，在震區夜以繼日地拼命工作。王汝鵬說，這兩百萬的作用被放大了。與此同時，網絡募捐也興起。影星李連杰的「壹基金」在「五一二」地震當夜即與幾大網站展開網絡聯合勸募。
處於公民社會發展之路上的中國，正努力地培養著自己的創新意識。當王石任理事長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一個由中國企業家巨頭組成的環保民間組織，以民主方式在建立現代企業管理機制的時候，中國NGO研究學者鄧國勝也提出了草根NGO應該向社會企業模式轉型的問題。福特基金會的Kathleen Hartford前瞻性地指出，「中國公民社會應該進入國際公民機構，進入國際民間團體。如果中國的公民社會不進入，就沒有辦法發現國外的好範例，也沒有辦法和全世界分享中國公民社會創新的貢獻」。
中國公益事業尋求創新
嘗試才有發展，探索才有未來。當下中國公益事業和民間組織的創新只是一個開始，未來的道路還很長。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Scott Kennedy有個生動而富有深意的說法：「中國的故事，不是一個黑的故事，不是一個白的故事，而是一個灰色的故事。」中國公民社會中的行為在變化，民間組織越來越活躍，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的貢獻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中國正在努力建立的這一片公民社會的熱帶雨林，還需要政府給予更好的法制環境、稅收環境作為陽光和空氣，需要教育機構提供培訓作為成長的養料，更需要公民社會精神內核的根系深紮地下。楊瀾說，她期待有一天能看到這個熱帶雨林鬱鬱蔥蔥，生生不息。願中國公民社會不斷乘風破浪，走向成熟。
來源：2009/04/19《亞洲週刊》二十三卷十五期
2009年8月30日 星期日
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發佈 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能否提速
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發佈 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能否提速
5日，由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編制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正式發佈。在成為中國證券市場中上百隻指數大家庭的又一新成員，並給投資者提供了新的投資標的後，社會責任指數能否促進Ａ股上市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成為最大看點。
入選責任指數須披露社會責任報告
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上海證券交易所與中證指數公司聯合編制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５日正式對外發佈行情，指數代碼定為000048，指數簡稱為責任指數。
責任指數是由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表現較好的100只滬市股票組成樣本股編制而成的指數，但同為主題指數，它與此前已經推出的紅利指數、治理指數、上證央企指數相比有何獨特的主題特徵？
2008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指數公司已聯合發佈了上證公司治理指數、上證180公司治理指數。由於社會責任是一個基於公司治理的主題，因此此次責任指數的發佈在一定程度上是上證公司治理指數的延伸。
據介紹，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樣本空間主要由上證公司治理板塊樣本股、金融類公司、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的公司以及其他積極承擔和履行社會責任、反響較好的公司組成。責任指數樣本數量基本固定，每年調整一次。目前，責任指數樣本股中包括了中國石油、中國神華、交通銀行、中信證券、寶鋼股份、招商銀行、中國聯通等大盤股。
雖然大盤藍籌股依然佔據了責任指數樣本股的半壁江山，但作為責任指數特點所在，入選該指數的公司必須披露社會責任報告，這成為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的最大看點。
來源：新華網上海2009年8月6日電
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正式發佈
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4日宣佈,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上證社會責任指數5日正式對外發佈行情。
股票市場似乎與企業社會責任究竟有沒有關係？
資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往往是只論盈虧輸贏，不談價值取向。因此，古今中外的資本市場歷來是弱肉強食的博弈場，也是熱衷忽悠的故事會。其發展歷程中從不缺乏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的圈錢、騙錢事件。遠的不說，即便是最發達最成熟的美國市場，也因為華爾街金融家的貪婪，孕育了次貸危機。當“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大量製造並且交易，金融市場的海嘯也就為時不遠了。為此，華爾街付出了慘重代價，也連累到全世界陷入了經濟危機。
可見，資本市場不僅需要炒股致富的傳奇故事，更需要積極向上的商業信仰。而社會責任，就是這種信仰的具體體現。實際上，社會責任早已不是捐錢捐物的狹隘範疇，而是貫穿企業整個生產和投資過程，比如說，對消費者的負責、對員工的關愛、對環境的愛護、對股東的回報、對商業夥伴的公平交易等等。企業的這些行為都是對社會的回饋，也有助於形成企業家群體的正面價值觀。因此，社會責任指數的發佈，讓A股市場彌補了沒有相關指數的缺憾，也促進了國內投資理念的進步。現在，投資者在財務和業績指標之外，可以從更全面的視角來考察一家上市公司，並且能通過自身的投資行為，進一步引導鼓勵上市公司履行好社會責任。
早在2008年4月，興業社會責任基金誕生，這是國內首個關於社會責任投資的基金。如今，社會責任指數又正式發佈。這意味著，社會責任運作體系中最關鍵的三個環節已經具備了兩個。國內還需要社會責任仲介和相關評級機構出現，以便讓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時，有公平公開的評判標準和動態跟蹤的評判結果。
此次上證所和中證指數公司於7月21日發佈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編制方案，為虛擬資本履行社會責任提供看客觀依據。上證所有關負責人表示,推出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上市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標的並推廣社會責任投資理念。
5日正式發佈行情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代碼為000048,指數簡稱為“責任指數”。
這條指數是由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表現較好的100只滬市股票組成樣本股,基日為2009年6月30日,基點為1000點。
統計顯示,2008年度上證社會責任指數平均每股社會貢獻值2.42元,平均每股收益為0.69元,均遠高於滬市平均水準,較好地體現了社會責任的主題特徵。
全社會期待著社會責任投資的完整運作體系出現，也希望那些入選社會責任指數的上市公司擁有更好的業績表現，真正成為中國企業界的榜樣。
來源：2009/08/11 北京 公益時報
中國平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名列A股企業榜首
近日，由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聯合編制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S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正式對外發佈。作為該指數100只樣本股之一，中國平安(SH 601318)首度披露的2008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獲得獨立第三方的高度評價，並以72.09分的最高得分名列A股企業榜首。
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簡稱責任指數(Responsibility index)，指數代碼為000048。該指數以上證公司治理板塊中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A股公司股票為樣本空間，並根據每股社會貢獻值進行排名，選取排名最高的前100名為責任指數的樣本股，其中包括中國平安、中國石油、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國聯通等大盤股。統計顯示,2008年度上證社會責任指數平均每股社會貢獻值2.42元,遠高於滬市平均水準。
資料顯示，與上證紅利指數、上證中央企業50指數等其他主題投資指數相比，責任指數最主要的特點是入選該指數的公司必須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來自上交所的資訊顯示，2008年度共有2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包括“可持續發展報告”和“企業公民報告”在內的社會責任報告。國內首家公益諮詢公司和領先的企業社會責任專業諮詢機構——潤靈公益事業諮詢(RLCCW)，對截至2009年6月中旬發佈的372份A股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進行了評價。中國平安2008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72.09的最高分排名第一，中國神華和建設銀行分列二、三名。
評價結果顯示，中國平安2008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按照利益相關方分類原則，從中國平安的企業價值觀出發，以“平安堅信什麼——平安為什麼要這麼做——利益相關方關心什麼——平安主張什麼——平安做了什麼——平安做的怎麼樣”為闡述邏輯，對股東、客戶、員工、環境和社會、合作夥伴五大利益相關方的履責情況進行了詳盡闡述和系統披露。報告不僅從管理到績效對中國平安以往履責情況進行了全面梳理，還對中國平安未來履責做出了科學規劃和系統安排，使該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真正成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有效管理工具。
據悉，中國平安將繼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並將其提升至公司治理及戰略層面，積極、全面履行企業公民職責。
5日，由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編制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正式發佈。在成為中國證券市場中上百隻指數大家庭的又一新成員，並給投資者提供了新的投資標的後，社會責任指數能否促進Ａ股上市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成為最大看點。
入選責任指數須披露社會責任報告
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上海證券交易所與中證指數公司聯合編制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５日正式對外發佈行情，指數代碼定為000048，指數簡稱為責任指數。
責任指數是由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表現較好的100只滬市股票組成樣本股編制而成的指數，但同為主題指數，它與此前已經推出的紅利指數、治理指數、上證央企指數相比有何獨特的主題特徵？
2008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指數公司已聯合發佈了上證公司治理指數、上證180公司治理指數。由於社會責任是一個基於公司治理的主題，因此此次責任指數的發佈在一定程度上是上證公司治理指數的延伸。
據介紹，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樣本空間主要由上證公司治理板塊樣本股、金融類公司、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的公司以及其他積極承擔和履行社會責任、反響較好的公司組成。責任指數樣本數量基本固定，每年調整一次。目前，責任指數樣本股中包括了中國石油、中國神華、交通銀行、中信證券、寶鋼股份、招商銀行、中國聯通等大盤股。
雖然大盤藍籌股依然佔據了責任指數樣本股的半壁江山，但作為責任指數特點所在，入選該指數的公司必須披露社會責任報告，這成為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的最大看點。
來源：新華網上海2009年8月6日電
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正式發佈
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4日宣佈,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上證社會責任指數5日正式對外發佈行情。
股票市場似乎與企業社會責任究竟有沒有關係？
資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往往是只論盈虧輸贏，不談價值取向。因此，古今中外的資本市場歷來是弱肉強食的博弈場，也是熱衷忽悠的故事會。其發展歷程中從不缺乏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的圈錢、騙錢事件。遠的不說，即便是最發達最成熟的美國市場，也因為華爾街金融家的貪婪，孕育了次貸危機。當“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大量製造並且交易，金融市場的海嘯也就為時不遠了。為此，華爾街付出了慘重代價，也連累到全世界陷入了經濟危機。
可見，資本市場不僅需要炒股致富的傳奇故事，更需要積極向上的商業信仰。而社會責任，就是這種信仰的具體體現。實際上，社會責任早已不是捐錢捐物的狹隘範疇，而是貫穿企業整個生產和投資過程，比如說，對消費者的負責、對員工的關愛、對環境的愛護、對股東的回報、對商業夥伴的公平交易等等。企業的這些行為都是對社會的回饋，也有助於形成企業家群體的正面價值觀。因此，社會責任指數的發佈，讓A股市場彌補了沒有相關指數的缺憾，也促進了國內投資理念的進步。現在，投資者在財務和業績指標之外，可以從更全面的視角來考察一家上市公司，並且能通過自身的投資行為，進一步引導鼓勵上市公司履行好社會責任。
早在2008年4月，興業社會責任基金誕生，這是國內首個關於社會責任投資的基金。如今，社會責任指數又正式發佈。這意味著，社會責任運作體系中最關鍵的三個環節已經具備了兩個。國內還需要社會責任仲介和相關評級機構出現，以便讓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時，有公平公開的評判標準和動態跟蹤的評判結果。
此次上證所和中證指數公司於7月21日發佈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編制方案，為虛擬資本履行社會責任提供看客觀依據。上證所有關負責人表示,推出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上市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標的並推廣社會責任投資理念。
5日正式發佈行情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代碼為000048,指數簡稱為“責任指數”。
這條指數是由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表現較好的100只滬市股票組成樣本股,基日為2009年6月30日,基點為1000點。
統計顯示,2008年度上證社會責任指數平均每股社會貢獻值2.42元,平均每股收益為0.69元,均遠高於滬市平均水準,較好地體現了社會責任的主題特徵。
全社會期待著社會責任投資的完整運作體系出現，也希望那些入選社會責任指數的上市公司擁有更好的業績表現，真正成為中國企業界的榜樣。
來源：2009/08/11 北京 公益時報
中國平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名列A股企業榜首
近日，由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聯合編制的上證社會責任指數(S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正式對外發佈。作為該指數100只樣本股之一，中國平安(SH 601318)首度披露的2008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獲得獨立第三方的高度評價，並以72.09分的最高得分名列A股企業榜首。
上證社會責任指數簡稱責任指數(Responsibility index)，指數代碼為000048。該指數以上證公司治理板塊中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A股公司股票為樣本空間，並根據每股社會貢獻值進行排名，選取排名最高的前100名為責任指數的樣本股，其中包括中國平安、中國石油、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國聯通等大盤股。統計顯示,2008年度上證社會責任指數平均每股社會貢獻值2.42元,遠高於滬市平均水準。
資料顯示，與上證紅利指數、上證中央企業50指數等其他主題投資指數相比，責任指數最主要的特點是入選該指數的公司必須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來自上交所的資訊顯示，2008年度共有2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包括“可持續發展報告”和“企業公民報告”在內的社會責任報告。國內首家公益諮詢公司和領先的企業社會責任專業諮詢機構——潤靈公益事業諮詢(RLCCW)，對截至2009年6月中旬發佈的372份A股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進行了評價。中國平安2008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72.09的最高分排名第一，中國神華和建設銀行分列二、三名。
評價結果顯示，中國平安2008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按照利益相關方分類原則，從中國平安的企業價值觀出發，以“平安堅信什麼——平安為什麼要這麼做——利益相關方關心什麼——平安主張什麼——平安做了什麼——平安做的怎麼樣”為闡述邏輯，對股東、客戶、員工、環境和社會、合作夥伴五大利益相關方的履責情況進行了詳盡闡述和系統披露。報告不僅從管理到績效對中國平安以往履責情況進行了全面梳理，還對中國平安未來履責做出了科學規劃和系統安排，使該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真正成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有效管理工具。
據悉，中國平安將繼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並將其提升至公司治理及戰略層面，積極、全面履行企業公民職責。
固特異：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圍繞安全展開
固特異：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圍繞安全展開
“這是我一生經歷當中最貴的一次理髮了！”談起固特異中國一年前為支援中國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所舉行的“無聲拍賣”活動，柯華德•皮埃爾一改先前陳述的平靜，誇張的手勢和表情感染著在場的每一個人：
“為配合這項活動，我決定當時剃光頭，拍賣我的頭髮，而且將由出價最高的競價者剃掉我的頭髮。”
最終固特異中國的市場總監出價15萬元拍得了給柯華德•皮埃爾剃頭、獲得其頭髮的機會。
道路安全是固特異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與實踐的基點
《WTO經濟導刊》：如果用一句話或一個詞來概括固特異的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會是什麼？
柯華德•皮埃爾：在中國，落實到一個詞，就是“安全”。
我們關注的安全分為很多不同方面，首先是道路安全，其次還包括社區安全、環境安全以及在我們固特異自己的企業當中、在我們的工廠當中的工作場所安全。
《WTO經濟導刊》：固特異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是什麼？
柯華德•皮埃爾：固特異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所做的所有工作，包括我剛才一開始提到的公益事業，都緊緊圍繞固特異品牌最關鍵的元素——那就是關注安全——展開。
《WTO經濟導刊》：固特異中國實施了哪些企業社會責任專案，將這些戰略貫徹下去？
柯華德•皮埃爾：我們看到在中國目前的駕車人當中，有很多人屬於第一代駕車人，這導致在中國道路安全有很多危險和隱患，我們希望改變這種現狀，所以推出了很多具體的項目，來促進在中國的道路交通安全。
我們推出的第一個項目是叫做“麗人安全行”，在中國已經推進三年了。在這個項目當中，每一個到固特異店裏來的女性駕車人，其車輛都可以得到免費的安全檢查，我們為她們免費講授關於車輛維護以及安全性能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而且我們這樣的安全技能、車輛維護的講授是通過固特異在店面的女性技師完成的。
第二個項目是對所有把車開到固特異店裏來的車主，為他們的車輛提供包括12個項目的免費車輛安全檢查，主要包括胎壓、輪胎的使用狀況、車輛用油的狀況、車輛的治動系統等等。
第三個項目是“關注輪胎，關注行車安全”。我們員工業餘時間或者店面沒有工作的時候，會走到街上、社區，對停在停車場當中的車輛做免費的安全檢查，當然是主要關注輪胎安全這部分。
去年，在“關注輪胎、關注行車安全”這個項目當中，我們員工檢查了150萬輛車。檢查後，會留一張紙在前擋風玻璃上，指出車輛哪些方面有問題，要注意及時檢查和處理。2008年我們在全國為超過128萬輛車提供了輪胎安全檢測，我們驚訝地發現有26％的車輛存在輪胎安全隱患問題，或者輪胎過於陳舊，或者胎壓不足，我們會提醒胎壓不足的車主立即到我們店裏，免費為其車輛輪胎充氣。
《WTO經濟導刊》：可不可以把這個“麗人安全行”活動理解成責任行銷？效益如何？
柯華德•皮埃爾：“麗人安全行”的效益可從兩方面來說。首先固特異從來不統計由於我們工作挽救了多少生命，但至少可以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由於做了安全檢查工作，幫助車輛恢復正常的胎壓而避免事故發生。在這方面我們都有統計：安全檢查了多少萬輛的車次，其中多少有安全方面的問題，我們為多少車輛提供了免費的安全檢查和服務。
其次，我們認為，通過這樣的檢查最終會有一部分消費者會再回到我們店來買我們的輪胎。但我們必須耐心，必須首先建立好這樣的關係。
在過去兩年當中，我們每週都會在中國主要的大城市，就固特異的品牌知名度對中國消費者進行調查，可以看到固特異品牌的認知度在穩步上升，這得益於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剛才向大家介紹的這些專案。
不設專職CSR部門，CSR體現在全員、全過程
《WTO經濟導刊》：除了道路安全，固特異在其他兩個方面的安全是如何做的？
柯華德•皮埃爾：說到環境安全，讓固特異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大連市已經連續兩年將固特異評為社會責任突出貢獻最佳企業。
當然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過去兩年，我們在大連的工廠成功地把生產輪胎的能耗降低了20％。另外我們在大連的工廠已經徹底消除了固體廢棄物的排放，我們不向垃圾廠輸送任何廢物，我們所有生產產生的廢物都將再迴圈利用。
同時在輪胎的生產方面，我們也在不斷探索和尋找新的材料，這些新材料的污染比傳統材料要低的多。
第三個安全的層面是我們自身員工安全，他們在工作場所的安全。舉兩個例子，例如我們的大連工廠已經實現了連續500天以上的無事故運行。這基於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我們對員工進行了大量培訓，開展了聯合安全教育，對員工安全生產也制定了很多激勵機制。
第二個例子是我們在靠近大連市區新建的一家工廠。由於這家新工廠正在建設過程中，我們對負責建設的承包商也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培訓以及安全生產準則。在過去90天、45萬個人工小時的龐大的工作量中，沒有發生一起事故，哪怕是微小的擦傷事故都沒有。
所以再次強調，固特異對安全的關注，除了道路安全，環境安全和工作場所安全同樣受到高度重視。
《WTO經濟導刊》：固特異通過什麼樣的機制，確保公司上述戰略與實踐得到貫徹和實施？有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去做這件事情？
柯華德•皮埃爾：我們沒有專門機構負責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工作，因為我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當嵌入到我們日常工作當中去，而不是單列出來的某一項特殊的活動或者工作。
每個人工作過程當中都必須體現出企業社會責任。我剛才舉的例子都是融入到公司日常決策和工作當中，在每個人的日常工作當中完成的。
金融危機下加大對中國市場佈局力度
《WTO經濟導刊》：由於金融危機導致目前經濟不景氣和處於不確定性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固特異中國如何應對？
柯華德•皮埃爾：顯而易見這場危機帶來了嚴重影響，但中國的情況和世界其他地區不一樣。從目前的市場情況來年，中國正在快速地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車市。
由於在中國基本上都是現金購車，90％以上是不用車貸的。所以對中國市場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消費者的信心、保持他們對未來的信心，這樣他們仍然會非常迫切的要去實現擁有第一輛車的夢想。
因此我們沒有改變在中國的計畫。除了繼續投資興建在大連附近的固特異最先進的工廠，我們還通過繼續投資，不斷擴大我們的品牌專賣店網路，現在在中國已經有了800多家品牌專賣店，這是在中國最大的一個輪胎品牌專賣店的銷售網路。
《WTO經濟導刊》：有沒有具體的措施或專案來應對這場危機？
柯華德•皮埃爾：我們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品質非常優秀，出口到世界各地，而且不斷有固特異中國的員工被派到固特異其他國家的工廠任職，這說明我們在中國的團隊人才濟濟。
在進入中國馬上到達15周年之際，我們決定在中國建設一家固特異在全世界最先進的工廠，這一舉措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我們在大連建的這家工廠，將推出很多先進的技術和先進工藝，被發改委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有關部門列為一個典範。在這家工廠當中，將會實現100％的資源迴圈利用，將會實現零填埋排放，與此同時能耗還將進一步降低。
在這家工廠當中，水資源利用是一套閉合環路的系統，也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資源，有效地節約和保護水資源。另外在這家新工廠當中，所有的工種設計對男女員工都是適合的，任何工種、崗位都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性別歧視。另外就這家工廠佈局而言，採納了製造業最新的技術和理念，體現的是整個製造業當中最先進的知識和做法。
除了大連工廠，最後我還要介紹一下在中國正在以及將要推出的項目。三年前我在上海創建了固特異的採購中心，為固特異在全球的生產和業務活動採購所需的設備、原材料和有關零部件。現在正在大幅度的擴大在中國的採購工作規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原來在美國或者在歐洲辦公的全球採購總監當中的三位已經調到上海來了。
另外我對於我們在中國已有的研發機構的研發工作品質也感到非常滿意，所以我們在中國又啟動了一個新計畫，就是在中國的研發機構當中，把原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些我們的產品研發職能也融入到中國的研發工作中，並且與中國的技術、產品、研發方面的研究機構建立起合作關係。
美國固特異輪胎橡膠公司（簡稱固特異）始建於1898年，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固特異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輪胎生產公司，總部位於美國俄亥俄州阿克隆市，公司主要在28個國家90多個工廠中生產輪胎、工程橡膠產品和化學產品。
柯華德•皮埃爾
固特異亞太區總裁，負責固特異在亞太區的業務，包括中國、日本、印度、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
“這是我一生經歷當中最貴的一次理髮了！”談起固特異中國一年前為支援中國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所舉行的“無聲拍賣”活動，柯華德•皮埃爾一改先前陳述的平靜，誇張的手勢和表情感染著在場的每一個人：
“為配合這項活動，我決定當時剃光頭，拍賣我的頭髮，而且將由出價最高的競價者剃掉我的頭髮。”
最終固特異中國的市場總監出價15萬元拍得了給柯華德•皮埃爾剃頭、獲得其頭髮的機會。
道路安全是固特異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與實踐的基點
《WTO經濟導刊》：如果用一句話或一個詞來概括固特異的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會是什麼？
柯華德•皮埃爾：在中國，落實到一個詞，就是“安全”。
我們關注的安全分為很多不同方面，首先是道路安全，其次還包括社區安全、環境安全以及在我們固特異自己的企業當中、在我們的工廠當中的工作場所安全。
《WTO經濟導刊》：固特異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是什麼？
柯華德•皮埃爾：固特異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所做的所有工作，包括我剛才一開始提到的公益事業，都緊緊圍繞固特異品牌最關鍵的元素——那就是關注安全——展開。
《WTO經濟導刊》：固特異中國實施了哪些企業社會責任專案，將這些戰略貫徹下去？
柯華德•皮埃爾：我們看到在中國目前的駕車人當中，有很多人屬於第一代駕車人，這導致在中國道路安全有很多危險和隱患，我們希望改變這種現狀，所以推出了很多具體的項目，來促進在中國的道路交通安全。
我們推出的第一個項目是叫做“麗人安全行”，在中國已經推進三年了。在這個項目當中，每一個到固特異店裏來的女性駕車人，其車輛都可以得到免費的安全檢查，我們為她們免費講授關於車輛維護以及安全性能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而且我們這樣的安全技能、車輛維護的講授是通過固特異在店面的女性技師完成的。
第二個項目是對所有把車開到固特異店裏來的車主，為他們的車輛提供包括12個項目的免費車輛安全檢查，主要包括胎壓、輪胎的使用狀況、車輛用油的狀況、車輛的治動系統等等。
第三個項目是“關注輪胎，關注行車安全”。我們員工業餘時間或者店面沒有工作的時候，會走到街上、社區，對停在停車場當中的車輛做免費的安全檢查，當然是主要關注輪胎安全這部分。
去年，在“關注輪胎、關注行車安全”這個項目當中，我們員工檢查了150萬輛車。檢查後，會留一張紙在前擋風玻璃上，指出車輛哪些方面有問題，要注意及時檢查和處理。2008年我們在全國為超過128萬輛車提供了輪胎安全檢測，我們驚訝地發現有26％的車輛存在輪胎安全隱患問題，或者輪胎過於陳舊，或者胎壓不足，我們會提醒胎壓不足的車主立即到我們店裏，免費為其車輛輪胎充氣。
《WTO經濟導刊》：可不可以把這個“麗人安全行”活動理解成責任行銷？效益如何？
柯華德•皮埃爾：“麗人安全行”的效益可從兩方面來說。首先固特異從來不統計由於我們工作挽救了多少生命，但至少可以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由於做了安全檢查工作，幫助車輛恢復正常的胎壓而避免事故發生。在這方面我們都有統計：安全檢查了多少萬輛的車次，其中多少有安全方面的問題，我們為多少車輛提供了免費的安全檢查和服務。
其次，我們認為，通過這樣的檢查最終會有一部分消費者會再回到我們店來買我們的輪胎。但我們必須耐心，必須首先建立好這樣的關係。
在過去兩年當中，我們每週都會在中國主要的大城市，就固特異的品牌知名度對中國消費者進行調查，可以看到固特異品牌的認知度在穩步上升，這得益於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剛才向大家介紹的這些專案。
不設專職CSR部門，CSR體現在全員、全過程
《WTO經濟導刊》：除了道路安全，固特異在其他兩個方面的安全是如何做的？
柯華德•皮埃爾：說到環境安全，讓固特異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大連市已經連續兩年將固特異評為社會責任突出貢獻最佳企業。
當然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過去兩年，我們在大連的工廠成功地把生產輪胎的能耗降低了20％。另外我們在大連的工廠已經徹底消除了固體廢棄物的排放，我們不向垃圾廠輸送任何廢物，我們所有生產產生的廢物都將再迴圈利用。
同時在輪胎的生產方面，我們也在不斷探索和尋找新的材料，這些新材料的污染比傳統材料要低的多。
第三個安全的層面是我們自身員工安全，他們在工作場所的安全。舉兩個例子，例如我們的大連工廠已經實現了連續500天以上的無事故運行。這基於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我們對員工進行了大量培訓，開展了聯合安全教育，對員工安全生產也制定了很多激勵機制。
第二個例子是我們在靠近大連市區新建的一家工廠。由於這家新工廠正在建設過程中，我們對負責建設的承包商也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培訓以及安全生產準則。在過去90天、45萬個人工小時的龐大的工作量中，沒有發生一起事故，哪怕是微小的擦傷事故都沒有。
所以再次強調，固特異對安全的關注，除了道路安全，環境安全和工作場所安全同樣受到高度重視。
《WTO經濟導刊》：固特異通過什麼樣的機制，確保公司上述戰略與實踐得到貫徹和實施？有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去做這件事情？
柯華德•皮埃爾：我們沒有專門機構負責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工作，因為我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當嵌入到我們日常工作當中去，而不是單列出來的某一項特殊的活動或者工作。
每個人工作過程當中都必須體現出企業社會責任。我剛才舉的例子都是融入到公司日常決策和工作當中，在每個人的日常工作當中完成的。
金融危機下加大對中國市場佈局力度
《WTO經濟導刊》：由於金融危機導致目前經濟不景氣和處於不確定性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固特異中國如何應對？
柯華德•皮埃爾：顯而易見這場危機帶來了嚴重影響，但中國的情況和世界其他地區不一樣。從目前的市場情況來年，中國正在快速地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車市。
由於在中國基本上都是現金購車，90％以上是不用車貸的。所以對中國市場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消費者的信心、保持他們對未來的信心，這樣他們仍然會非常迫切的要去實現擁有第一輛車的夢想。
因此我們沒有改變在中國的計畫。除了繼續投資興建在大連附近的固特異最先進的工廠，我們還通過繼續投資，不斷擴大我們的品牌專賣店網路，現在在中國已經有了800多家品牌專賣店，這是在中國最大的一個輪胎品牌專賣店的銷售網路。
《WTO經濟導刊》：有沒有具體的措施或專案來應對這場危機？
柯華德•皮埃爾：我們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品質非常優秀，出口到世界各地，而且不斷有固特異中國的員工被派到固特異其他國家的工廠任職，這說明我們在中國的團隊人才濟濟。
在進入中國馬上到達15周年之際，我們決定在中國建設一家固特異在全世界最先進的工廠，這一舉措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我們在大連建的這家工廠，將推出很多先進的技術和先進工藝，被發改委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有關部門列為一個典範。在這家工廠當中，將會實現100％的資源迴圈利用，將會實現零填埋排放，與此同時能耗還將進一步降低。
在這家工廠當中，水資源利用是一套閉合環路的系統，也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資源，有效地節約和保護水資源。另外在這家新工廠當中，所有的工種設計對男女員工都是適合的，任何工種、崗位都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性別歧視。另外就這家工廠佈局而言，採納了製造業最新的技術和理念，體現的是整個製造業當中最先進的知識和做法。
除了大連工廠，最後我還要介紹一下在中國正在以及將要推出的項目。三年前我在上海創建了固特異的採購中心，為固特異在全球的生產和業務活動採購所需的設備、原材料和有關零部件。現在正在大幅度的擴大在中國的採購工作規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原來在美國或者在歐洲辦公的全球採購總監當中的三位已經調到上海來了。
另外我對於我們在中國已有的研發機構的研發工作品質也感到非常滿意，所以我們在中國又啟動了一個新計畫，就是在中國的研發機構當中，把原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些我們的產品研發職能也融入到中國的研發工作中，並且與中國的技術、產品、研發方面的研究機構建立起合作關係。
美國固特異輪胎橡膠公司（簡稱固特異）始建於1898年，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固特異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輪胎生產公司，總部位於美國俄亥俄州阿克隆市，公司主要在28個國家90多個工廠中生產輪胎、工程橡膠產品和化學產品。
柯華德•皮埃爾
固特異亞太區總裁，負責固特異在亞太區的業務，包括中國、日本、印度、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
2009年8月21日 星期五
受困傳銷門 雅芳淪為壞孩子
受困傳銷門 雅芳淪為壞孩子
作為中國第一家獲得直銷牌照的企業，雅芳店鋪加直銷員的模式，一直是中國直銷行業的一面旗幟。但近期在哈爾濱上演的12家專賣店集體要求退貨及舉報傳銷事件，讓這家全球最大的直銷公司站在風口浪尖上，從“賄賂門”到“傳銷門”再到“退貨門”，關於雅芳的質疑一浪高過一浪。雅芳到底是“好孩子”還是“壞孩子”？
過於依賴高層斡旋
時間回到6年前，那時的雅芳眉飛色舞，氣勢如虹。
2003年10月22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接見了首次訪京的美國雅芳董事會主席兼首席行政長官鐘彬嫻，5天后，《粵港資訊時報》發表了《雅芳CEO鐘彬嫻首訪北京，吳儀一語定心》一文，吳儀一句“現在雅芳遵守中國的法律，將來一定不會讓你們吃虧”以及直銷牌照首發雅芳的暗示，讓雅芳上下群情激昂，熱血沸騰，鐘彬嫻甚至在返程的飛機上懷疑“每年開店500家的速度是不是慢了”。
一直以來，雅芳一直以鐘彬嫻為其王牌而引以為傲。鐘彬嫻是唯一一位曾連續三年被美國權威雜誌《財富》評選為“全美50位最有影響力的商界女性”，而且還是惟一一位華裔女性。
作為晚清第一家李鴻章家族的後人，在美國長大的鐘彬嫻由於華裔血統和顯赫的家世背景，無形中拉近了她與中國市場的距離，比起其他外資直銷公司，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市場孕育，雅芳都佔據了得天獨厚的優勢。2003年10月，2004年6月，2005年4月，鐘彬嫻都出現在北京，為雅芳(中國)奔走謀劃。
但外資企業，尤其是屢屢涉及傳銷非議的直銷公司，其在中國的長期發展，本土化是必然。雅芳的發展不能全憑鐘彬嫻女士的高度威望，把首腦公關僅僅押寶在鐘彬嫻一人身上。
哈爾濱涉及傳銷及退貨事件爆發後，地方工商局在接到舉報後迅速立案調查，說明雅芳沒有和地方政府建立正常的溝通，連工商部門都不知道雅芳在當地的經營情況。因為如果雅芳定期打書面報告，工商部門也會先將舉報情況和報告進行核查，而不是先立案。
與雅芳打過交道的人，或許會對雅芳的組織管理有所抱怨，覺得它們內部分工太細，細到外人無所適從。其實它們不是分工細，而是一種體制慣性下有心無力地漠視態度，是對舊模式的習慣性迷戀，雅芳在中國過於依賴鐘彬嫻與中國高層的“親情會晤”了。
直銷、專賣難平衡
遭遇“退貨門”和“涉嫌傳銷”事件並非偶然，這或許反映出雅芳在行銷管道上的混亂、管理的薄弱和傳銷式企業文化的僵硬。雅芳中國在轉型時所遭遇的問題，至今也沒能解決。
11年前，中國政府頒佈了《關於全面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積極回應政府號召的雅芳中國徹底轉型，改為單層次的直銷模式，亦因此成為中國首家獲得直銷試點的企業。
但是單層次的直銷模式對原有管道經銷商的利益構成了威脅，由於直銷員具有更多的價格優勢，在2005年就曾發生經銷商齊聚廣州要求退貨的事件，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雅芳在中國搞著搞著又搞回傳銷了，這是企業文化使然，多年的習慣難以改掉，思維方式也沒有本土化，這是多年來深陷傳銷文化的惡果。
雅芳涉嫌傳銷，問題無非以下方面：
其一，打“擦邊球”思想作怪。“雅芳”以前與傳銷有過一段姻緣，自然知道這中間利有多厚，在經不住誘惑時，打打政策法規“擦邊球”也是難免的。
其二，內部管理出問題。雅芳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的反傳銷法規，即使是打“擦邊球”，也要事先安撫好經銷商，退貨事件說明，雅芳不僅是行銷方法有問題，內部管理也有問題。
其三，分支機搆瞞上欺下。問題只在哈爾濱發生，有可能是那裏的分支機搆瞞著總公司涉足灰色地帶，觸了法律的紅線，這更暴露內部管理之薄弱。如果是雅芳公司的行銷政策導致這兩個事件的發生，那問題就嚴重了。
進入中國十多年，雅芳經營方式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每一次轉型都伴隨著陣痛。
1998年，國家禁止傳銷，雅芳開始投入大量資源向完全依靠店鋪批發零售的傳統商業方式轉變，對於擁有100多年直銷經驗的雅芳而言，一切從零開始。此後，雅芳在中國保持近40%的年增長速度，2004年收入為20億元，來自專賣店的收入約占70%，雅芳更像一家傳統型化妝品公司。
2005年，受累於店鋪銷售方式，雅芳業績大幅下滑。雅芳在全國開設了6000多家專賣店，但數百平方米的專賣店輻射範圍不可能承載太多業務員，加上消費者較少直銷店購買的消費習慣，雅芳單店營利能力有限。
而從2003－2005年在中國做直銷的企業都以幾何級數增長，唯獨先進者雅芳落後了。在直銷行業，90%的公司採用多層次直銷方式，門店更多提供進貨和管理，這種發展“人”的方式，增速顯然更快。
2005年，憑藉單層次直銷模式，雅芳成為中國首家商務部和工商總局批准的直銷試點企業，在外資直銷企業中，雅芳被允許在中國最大範圍內開展直銷經營活動。
但向直銷轉向的雅芳不可能放棄原來龐大的專賣店系統，而專賣店經銷商和直銷員存在競爭，雅芳的直銷員雖然掛靠店鋪，指定由專賣店進貨，但直銷員不可能只在店鋪內銷售，這又導致搶客源問題的出現。雅芳一直在兩者之間苦苦尋找平衡點而不得。
在管道拓展上，雅芳的解決方式一直存在問題。3年前雅芳涉足電子商務，但面臨原來的銷售管道和電子網路管道衝突，引起當時雅芳直銷員反對。
轉型直銷後，雅芳大量聘用直銷員，又引起了專賣店經銷商要求雅芳正視他們的利益的矛盾。
雅芳在中國不斷進行戰略嘗試，但每一次改變都會帶來矛盾和問題。直至今天，雅芳仍以一種近似模糊的狀態徘徊在直銷和傳銷之間，由於這種狀況遲遲未能改變，雅芳失陷，只是早晚的事。
來源：2009/07/23 時代週報
全球最大直銷企業雅芳在中國陷入兩難境地
文｜CBN記者 金晶 龔鴻燕 薛華 昝慧昉 實習記者 張雋瑋
5000家銷售門店，100萬直銷員，哪個更重要？全球最大的直銷企業在中國陷入兩難境地。
認識一下Dawn Parrino吧。
她1997年帶著10美元加入雅芳公司，在第一周裏，她挨家挨戶推銷，賺到了800美元。“太美妙了，我以為我只能賺點零花錢呢。
”Dawn是全球600萬雅芳直銷員中的一個。
這是鐘彬嫻在2008年公司年度財報上的開場白。這位華裔女性曾經是扭轉公司命運的人，她被《財富》、《時代》、《商業週刊》多次評為全球最佳商界領袖，傳說中她還是李鴻章家族的後代。現在，這位雅芳董事局主席和CEO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夠找到越來越多像Dawn Parrino這樣的“雅芳的力量”。
雅芳中國公司正在嚴格執行這樣的戰略。你一定看過不少次這樣的電視廣告：一群女士向你講述加入雅芳的美好經驗，她們態度誠懇，說話具有感染力，廣告的最後會打出一個400招聘熱線號碼和“明天更美好”的字樣。“加入雅芳吧！”—這家“比女人更懂女人”的公司向你發出召喚。
在廣告的背後，雅芳的直銷員隊伍正在迅速擴張。今年3月，這個數字首次突破了100萬。這距離雅芳從中國政府手中接過第一張直銷牌照只有3年時間。
真應該祝賀雅芳中國找到了100萬個Dawn Parrino啊！這些人是雅芳中國生意的源泉，鐘彬嫻可以拿這個資料來使美國的投資者們信服但等等，停下來仔細想想，也許鐘彬嫻的希望已經落空了。
100萬不是一個小數，他們分佈於全國，如果將直銷員也納入公司範疇內，這真是一家雇員數量龐大的公司。但是當他們在街道上熱情同你打招呼或者按下你家門鈴的時候，意外發生了—經驗告訴我們，很少有機會能夠偶遇雅芳的直銷員，盯住你不放的人十有八九他們來自另一家名聲更響的安利公司。那個Dawn Parrino去哪兒了？
目前，安利在中國擁有20多萬名活躍直銷員。在安利的官方網站上有這樣的介紹，安利活躍行銷人員每月通過銷售安利產品而得到的平均收入達到1700元。雅芳公司沒有透露它們對活躍直銷員的界定標準。
事情多少有點蹊蹺。但這對林月琴來說不是太大的秘密。
林月琴在2008年10月正式成為雅芳的經銷商，在上海遠郊區開了一家雅芳專賣店。每個月3號，她需要坐3個小時的車輾轉幾次到淮海路上的雅芳分公司開會。最近幾個月來，會上的新消息總是讓她感覺有些沮喪。“不斷有新政策出來，都是支持直銷員的，公司好像要慢慢扼殺我們。” 儘管有些忿忿不平，但林月琴還是在按照公司要求發展直銷員(雅芳公司的官方說法為推薦直銷員)。目前，她的店鋪已經發展了接近300個直銷員，但她的下一句話卻足以讓所有人大跌眼鏡，“其中真正做事的只有3個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
對雅芳中國來說，它分佈在全國的5000家專賣店是其實現直銷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雅芳各地分公司一般會給經銷商下達每月每店發展10到20名直銷員的任務。同時，一些上門顧客也樂意在店主的推薦下給自己加上一個雅芳直銷員的身份，因為一旦加入，就可以開始用7折的價格購買公司產品。
自我消費型的直銷員在這個行業裏並不少見，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他們不會主動向陌生人推銷產品，一般都是自己使用或者給朋友代為選購，這也是直銷公司業績增長的一個途徑。
如果說雅芳中國幸運地找到了100萬忠實的顧客，那倒也不是什麼壞事，但問題似乎要更嚴重一些。林月琴說，大多數時候，為了完成指標並獲得獎勵，經銷商都是用各種機會拿來別人的身份證註冊為直銷員，這個比例高得令人吃驚，“我用免費辦會員的辦法吸引他們過來。”
看來，一家跨國大公司的總部政策遇到了執行難題，或者說，已經被歪曲了。這可能是雅芳美國總部意料之外的糟糕情況，但可以讓他們稍感安慰的是，在財務報表上是無法看到這一點的。
2009年第二季度，中國是雅芳全球惟一還在增長的區域市場，在此前的一份季報裏，美國總部稱讚中國區活躍直銷員同比增長了41%，直銷收入增長30%，彌補了專賣店銷量的下降。
他們當然不會知道，當林月琴每月向公司訂購1.5萬元產品的時候，其中一半會走直銷員帳號，另一半則用自己的經銷商帳號(雅芳經銷商每月最低訂貨量為7000元)。她這樣做的動力是，雅芳為了鼓勵直銷業務，一般會給直銷員更多的單個產品優惠折扣和更多贈品；另外，經銷商還能從直銷員訂貨總額中獲得9個折扣返點。
這道數學題是這樣的：雅芳經銷商訂貨能獲得的折扣是6.3折，而直銷員系統訂貨是7折，但如果減去9個返點，則實際折扣變成了6.1折。在公司的各種“引導”之下，經銷商會“主動”幫助雅芳提升其直銷業務資料。
但對於雅芳公司來說，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左口袋與右口袋的遊戲了，或者說是“皇帝的新裝”。雅芳中國公司和其分佈在各省市的分公司對此又是否知情？對於這個尖銳的問題他們最近不會輕易回答，因為這家在中國向來乖巧、並可以被稱為是中國直銷業楷模的公司自從去年陷入賄賂醜聞後，最近又一次因為一個壞消息而只能選擇沉默。
一個多月前，哈爾濱工商部門的一次檢查讓雅芳黑龍江分公司遭遇難堪，媒體報導中出現了“涉嫌傳銷”的描述，隨後，事件又演變為激烈的“退貨門”。即使最終調查結果可以澄清“涉傳”只是一場誤會，不過，雅芳公司卻無法逃避尷尬—在店鋪加直銷的商業模式下，這家公司面臨著迷失自己的危險。
北京的秦佳2002年就開起了雅芳，至今她的店鋪已經因為拆遷搬過兩次，不過每次她都會選擇將店開在大學附近。去年底，她在雅芳北京分公司開會時聽到的一個消息是，2009年北京不會再發展新的專賣店了。
“公司開始大力發展直銷員，從2007年開始，北京陸續關了一些專賣店，以前總數超過200家，現在大概是180多家了，”秦佳說，“感覺公司更看重直銷，但估計也只有1%的直銷員是真正銷售型的。”據她介紹，雅芳北京分公司對銷售主管們的考核以往都是以訂貨量為標準，但現在直銷員數量成為他們的業績考核重點。在北京，一般一個銷售主管會負責區域內8到10家雅芳專賣店，他們是雅芳公司與經銷商們聯繫的中間人物，也是雅芳員工中壓力最大的一群人。
雅芳公司在接受《第一財經週刊》的書面採訪時表示，目前雅芳中國直銷業務的比重正在穩步增長，對於雅芳直銷在中國的穩健發展表示滿意。雅芳專賣店將作為雅芳中國直銷模式的重要組成，以服務網點的形式為直銷員提供直銷服務。
2005年4月，雅芳成為中國惟一直銷試點企業，當然，這家公司為了獲取跨國公司在華第一張“直銷牌照”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政府1998年頒佈“禁傳令”後，雅芳一度放棄了發展直銷員，轉而在各個省市大力推廣自己的銷售門店。最多的時候，雅芳當時在中國擁有6300家專賣店和1500個美容專櫃，被視為轉型最為徹底的一家直銷公司。這家全球最大的化妝品直銷公司似乎在中國變換了身份，成為一家零售企業。
中國直銷法即將出臺的消息曾經使雅芳的股價從30美元迅速上漲到46美元，隨後，雅芳如願獲得了中國第一張直銷牌照，它也正式開始了其店鋪加直銷員的發展模式。到2007年10月，按照雅芳公佈的數字，其直銷員數量已經達到66萬。由於雅芳嚴格按照中國法律規定，採取的是單層次直銷，直銷員本身沒有動力再為公司招募直銷員。
但這種模式卻讓人感到有些許不安。經銷商們抱怨公司政策傾向於直銷，損害了它們的發展；而直銷員們發現，在專賣店和美容專櫃大量存在的中國，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的空間。一位業內人士評論說，管道爭鬥對任何一家公司來說都可能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雅芳正在承受歷史賦予它的無奈—一家公司在特殊時期堅定選擇的一項生存戰略，讓自己擺脫了直銷企業的身份，等它想要回歸時，卻發現要付出比想像中更多的代價—在5000家店鋪和100萬直銷員之間，雅芳處於兩難境地。
更糟糕的是，雅芳對市場價格體系幾乎已經失控。無論對於零售還是直銷來說，這都是致命的打擊。
準確來說，秦佳開了一家雅芳折扣店。所有正在出售的產品都在打折，從1折到5折不等，“大家都是這樣，賣貴了沒人買。”秦佳對她店鋪的消費人群也十分清楚，她們基本都來自于附近的大學，每次的消費基本在20到30元左右。
這麼做的結果是，秦佳不能夠像最初幾年那樣賺到好的利潤了。在2002年時，化妝品專賣店還算是新鮮事物，雅芳在中國大多數城市都有良好的知名度，週末的時候她甚至根本忙不過來，更重要的是，秦佳可以以正價來出售產品。“到2005年的時候，感覺大家爭相打折的趨勢已經明朗化了，從那之後，市場就一直處於這樣的狀態中。”
雅芳也許是所有化妝品公司中最愛打折的一個。每個月，它的《女人開講》會員手冊裏會有幾十款產品有優惠價，經銷商和直銷員則是在優惠價的基礎上按照固有的6.3折和7折從公司訂貨。 一位2003年前在重慶開店的雅芳經銷商告訴記者，從很早開始，有經驗的店主們就對囤貨駕輕就熟了。經銷商會採取大量訂購本月特價產品的辦法，等到下月產品恢復原價時就可以賺取更好的利潤。
這樣的辦法卻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變了味道。漸漸地，大多數專賣店開始選擇訂購便宜的產品，並常年打折出>>售，顧客們也對此習以為常。在雅芳大量發展直銷員後，矛盾變得更加複雜。在百度貼吧中一位委屈的直銷員記錄道：給同事定了貨，但同事跑去專賣店，店主給了更低的折扣，真讓我難以下臺。怪不得在“安利吧”中大家討論的多是該不該加入安利，但在“雅芳吧”裏多數人對雅芳究竟能打多低折扣感興趣。
據秦佳介紹，雅芳公司從未對產品零售價有統一的規定，經銷商們可以自作主張。而安利公司在全國有一個800人的守則部門，公司規定所有行銷人員不得打折出售安利的產品。
黑店和網路店鋪的出現讓事情變得更壞了。在淘寶網上搜索雅芳二字，一共會出現超過43萬件寶貝，它們都在以極低的折扣出售，店主大多數聲稱自己是經銷商或直銷員。林月琴在2008年前的身份也是直銷員，她從經銷商那裏進貨，然後放在自己的店鋪裏出售，“現在我這個區域，有兩家正規店，黑店大概有10家。”由於她所在的上海郊區縣的消費水準相當於中國的普通城鎮，所以從每月1.5萬的銷量中她還可以得到約4000元的利潤，“這裏的人還覺得雅芳是一個高端的品牌。”但秦佳就沒有這麼幸運，在北京學校周邊開店主要以走量為主，她只能得到大約10%的利潤。
無序的價格競爭侵蝕著經銷商和直銷員們的利益，讓他們對此品牌產生厭倦，雅芳的顧客們也開始對它產生懷疑。一位今年從雅芳南京分公司離職的原高級經理告訴《第一財經週刊》，目前雅芳在全國做得最好的是寧夏銀川、甘肅蘭州、內蒙古等經濟並不發達的地區，而上海則是全國做得最差的地方，儘管雅芳的行銷總部此前已從廣州遷到了上海。
根據雅芳2008年的財報，它在全球的收入增長8%，達到107億美元，它是全球最大的直銷企業，超過安利、如新等公司。與在中國實行的單層次直銷模式不同，它在美國等全球市場都採取多層次直銷。《商業週刊》的一篇報導中引述，美國直銷協會會長尼爾？奧芬稱，目前全球80%以上的直銷公司擁有與其生意相適應的多層次薪酬計畫。雅芳還會在其網站上銷售產品。
2008年雅芳中國銷售額為3.5億美元，增長25%，財報稱這得益於活躍直銷員的功勞。與此同時，整個中國直銷行業都拿出了不錯的業績，安利2008年銷售增長28%達到178億元人民幣(占全球的1/3)，玫琳凱增長50%達到37億元。
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雅芳開始在全球實行“精明消費”計畫，主張向顧客提供更多優惠產品。翻開《女人開講》7月號，一款原價150元的新活煥膚面膜當月特價只要15元，意味著經銷商和直銷員可以用10元左右的價格訂貨。
低價策略讓雅芳中國今年第二季度的銷售件數上漲32%，銷售額上漲15%。與此同時，特殊的經濟環境還被雅芳認為是其發展直銷隊伍的最佳時機。根據公司公佈的消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其直銷員數量開始顯著增長。知情人士透露，雅芳2009年的廣告支出計畫為3億人民幣，其中大部分用於直銷員招聘廣告。
但即使雅芳中國能夠繼續拿出漂亮的直銷員增長以及財務數字，這家公司仍然讓人擔心。雅芳公司在最近的《商業週刊》全球“最佳業績50強”中排名第13位，但它在中國的市場策略和管理水準卻正讓其處於一個潛在的危險迴圈之中。“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泡沫，等它堆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終究有一天是會破滅的”，前述雅芳離職的高級經理說—這真耐人尋味。
來源：2009/08/21 上海 第一財經週刊
雅芳行銷模式轉變之惑
日前，雅芳公司發佈的財報顯示，由於企業重組開支巨大，該公司第二季度的利潤大幅下降了54％。雅芳公司表示，已經削減了超過25％的經理層職位，今年底之前將裁員1300人，希望每年可以節省2億美元開支。
2005年，雅芳在國內第一個拿到直銷執照，隨之採取專賣店發展直銷人員的銷售模式。四年之後，直銷人員越來越龐大。資料顯示，自從轉型直銷公司以後，雅芳已經招募了560000多名直銷員。
大量的直銷人員走向市場，為了沖業績，一些直銷人員在所難免的選擇了囤貨，隨之而來的是“黑店”和“網店”的如雨後春笙冒了出來。
這些反過來影響了專賣店的正常經營，一些專賣店難以為繼，紛紛要求退貨。
近來，雅芳公司一直在努力削減運營成本，並擴大廣告宣傳力度，但這些措施收效似乎不大。
轉向
近來王先生經常關注有關雅芳的新聞，對於專賣店的業務熱情逐漸退去。
剛開雅芳專賣店時，曾經讓他非常興奮。
他至今仍清晰的記得，當年，大學還沒有畢業的他，經過一番市場調研，東拼西湊了八、九萬元錢，選擇了一個遠離他老家的另一個縣級城市開起了雅芳專賣店。
當時，他只是朦朧覺得這個肯定能賺錢，比出去找工作要好些，但至於怎麼賺錢，並沒有清晰的思路。
“八、九萬元，對於當時家境並不寬裕的我來說，其實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多年後，提起當時的情景，他甚是佩服自已。
生意比他想像的好做，很快，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打開了局面，業務越做越大，幾年後，不僅償還了債務，還存了幾十萬元。
他憧憬著再做個三、五年，手裏握有大筆資金後再涉足相關行業，規模化、系統化經營。
2005年，是一個轉捩點，他的計畫很快被打破。
2005年10月，雅芳在中國第一個獲得直銷牌照，隨之而來的是，雅芳在中國開始嘗試一種新的操作模式，由專賣店外招募直銷人員，從事直銷業務。
最開始，他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他反而覺得是一次提升自的機會，他可以借助培訓員工的同時提升自已，但很快，他發現自已想錯了。他表示因為做直銷，店裏也就沒什麼生意了。
“黑店”和“網店”很自然的冒了出來，他們時不時的採取低價策略。
價格的不統一，很快打破了原有的平靜，他發現專賣店的業務越來越難做。
以市場上標價120元的雅芳100ml的新活再生活肌水為例，在一家標有“真”（消費者保障服務，提供假一賠三）標誌的網店裏面，這款化妝品在包含了郵費的情況下，售價僅55元。
有媒體記者曾以買家的身份向網店詢問低價雅芳產品的原因，“我們是雅芳的一級批發商。”這家網店聲稱。該店主還告訴記者，之所以這麼便宜是因為“我們進的貨多，把公司的贈品也賣了。”
對於一般專賣店因囤貨導致一些產品賣不出去，從而出現以5折甚至更低的價格將產品出售給所謂的“黑店”的說法，上述網店店主也予以肯定。該店主還聲言：“雅芳的東西幾折的都有。”並且表示“有的東西1~2折也很正常，並且是正品。”
王先生表示專賣店的利潤也越來越低，以前能拿到40%左右，而現在只有10%左右。這樣即便他的銷量大了，贏利還比以前差。
即便一個月做10萬，也就賺1萬，同時開支得好幾千，最後所剩無已。
因而，最近他盤算著把店子轉讓搞點別的生意。
8月5日下午，《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致電雅芳(中國)有限公司，總機接線員表示，將記者的問題轉告相關部門，然後由他們聯繫記者，但截止發稿前，記者仍未獲得回復。
專賣店要求退貨
據王先生反映，類似的情況在當地很普遍，很多人轉行不開店了。
早在2005年時雅芳就曾發生“退貨門”事件，一些經銷商集體要求退貨。
6月23日，再次曝出專賣店要求退貨的事。據媒體報導，在哈爾濱的12家雅芳專賣店集體要求雅芳退貨。
據當地媒體報導，這12家專賣店在聯合發給雅芳的退貨檔中，共提到了3點退貨理由：第一，雅芳公司分支機搆以出國遊為促銷手段和以取消經銷合同為要脅，讓服務網點大量囤貨，造成相當一部分產品過期，而雅芳公司拒絕召回;其次，雅芳公司在現存的服務網點周圍無序開店，不顧服務網點的死活;第三，雅芳公司的直銷員和服務網點嚴重衝突，相互爭嘴，相互砸價，造成貨物積壓。
針對此事，雅芳（中國）有限公司公關部工作人員曾向媒體表示：“相關事情公司尚在調查之中，相關資訊不方便透露。”
業內資深人士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表示，雅芳為了轉型做直銷，給很多店主下任務，很多人為了完成任務也是敷衍了事，就把以前的會員客人隨便轉成直銷員，其實很多人都不做直銷員的事，也就是直銷員很多，實際上他們的產出很小。
行銷模式轉變之惑
作為首家在中國獲得直銷牌照的企業，雅芳（中國）有限公司店鋪加直銷員的模式曾是中國直銷行業的標準模式。
但在6月份，在哈爾濱，雅芳卻因涉嫌傳銷被舉報，目前尚無最後定論，當地有關部門正在進一步調查當中。
據媒體報導，6月23日，哈爾濱南崗工商分局在接到舉報之後，對雅芳（中國）有限公司黑龍江分公司進行了突擊調查，隨後雅芳（中國）有限公司相關領導也趕赴哈爾濱處理相關事宜。
儘管最後結果仍未出來，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事件背後反映出的實質是行銷管道的問題，其中大量“黑店”的存在成為雅芳之痛。
同時，熟諳直銷行業的人士指出，除了銷售管道的問題，造成現在這種情況的原因還包括了一些監督上的問題。其一，國家的直銷立法尚不完善，執法監督的力度不夠。“國家2005年頒佈《直銷法》的時候，大部分企業都是按照法律來做的。但實際上真正按照法律來做的公司賺不到錢，鑽空子的公司反而賺到了錢，所以不少公司也就轉而開始鑽空子，搞起了傳銷。另外打擊傳銷的應該是工商部門，而工商部門又沒有抓人的權利，需要和公安部門聯合行動，但是公安部門不具備認定傳銷的職能，如此就造成了一定的監管缺失。”其二，群眾對直銷的認識存在很大的誤區。“國內許多人都認為直銷一本萬利，把這種模式當成是賺錢的工具，從而走入了一種誤區，而到了實在走不通的時候，就轉變為拉人頭的行為，至此就變為了傳銷。”
來源：2009/08/07 中國聯合商報
作為中國第一家獲得直銷牌照的企業，雅芳店鋪加直銷員的模式，一直是中國直銷行業的一面旗幟。但近期在哈爾濱上演的12家專賣店集體要求退貨及舉報傳銷事件，讓這家全球最大的直銷公司站在風口浪尖上，從“賄賂門”到“傳銷門”再到“退貨門”，關於雅芳的質疑一浪高過一浪。雅芳到底是“好孩子”還是“壞孩子”？
過於依賴高層斡旋
時間回到6年前，那時的雅芳眉飛色舞，氣勢如虹。
2003年10月22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接見了首次訪京的美國雅芳董事會主席兼首席行政長官鐘彬嫻，5天后，《粵港資訊時報》發表了《雅芳CEO鐘彬嫻首訪北京，吳儀一語定心》一文，吳儀一句“現在雅芳遵守中國的法律，將來一定不會讓你們吃虧”以及直銷牌照首發雅芳的暗示，讓雅芳上下群情激昂，熱血沸騰，鐘彬嫻甚至在返程的飛機上懷疑“每年開店500家的速度是不是慢了”。
一直以來，雅芳一直以鐘彬嫻為其王牌而引以為傲。鐘彬嫻是唯一一位曾連續三年被美國權威雜誌《財富》評選為“全美50位最有影響力的商界女性”，而且還是惟一一位華裔女性。
作為晚清第一家李鴻章家族的後人，在美國長大的鐘彬嫻由於華裔血統和顯赫的家世背景，無形中拉近了她與中國市場的距離，比起其他外資直銷公司，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市場孕育，雅芳都佔據了得天獨厚的優勢。2003年10月，2004年6月，2005年4月，鐘彬嫻都出現在北京，為雅芳(中國)奔走謀劃。
但外資企業，尤其是屢屢涉及傳銷非議的直銷公司，其在中國的長期發展，本土化是必然。雅芳的發展不能全憑鐘彬嫻女士的高度威望，把首腦公關僅僅押寶在鐘彬嫻一人身上。
哈爾濱涉及傳銷及退貨事件爆發後，地方工商局在接到舉報後迅速立案調查，說明雅芳沒有和地方政府建立正常的溝通，連工商部門都不知道雅芳在當地的經營情況。因為如果雅芳定期打書面報告，工商部門也會先將舉報情況和報告進行核查，而不是先立案。
與雅芳打過交道的人，或許會對雅芳的組織管理有所抱怨，覺得它們內部分工太細，細到外人無所適從。其實它們不是分工細，而是一種體制慣性下有心無力地漠視態度，是對舊模式的習慣性迷戀，雅芳在中國過於依賴鐘彬嫻與中國高層的“親情會晤”了。
直銷、專賣難平衡
遭遇“退貨門”和“涉嫌傳銷”事件並非偶然，這或許反映出雅芳在行銷管道上的混亂、管理的薄弱和傳銷式企業文化的僵硬。雅芳中國在轉型時所遭遇的問題，至今也沒能解決。
11年前，中國政府頒佈了《關於全面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積極回應政府號召的雅芳中國徹底轉型，改為單層次的直銷模式，亦因此成為中國首家獲得直銷試點的企業。
但是單層次的直銷模式對原有管道經銷商的利益構成了威脅，由於直銷員具有更多的價格優勢，在2005年就曾發生經銷商齊聚廣州要求退貨的事件，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雅芳在中國搞著搞著又搞回傳銷了，這是企業文化使然，多年的習慣難以改掉，思維方式也沒有本土化，這是多年來深陷傳銷文化的惡果。
雅芳涉嫌傳銷，問題無非以下方面：
其一，打“擦邊球”思想作怪。“雅芳”以前與傳銷有過一段姻緣，自然知道這中間利有多厚，在經不住誘惑時，打打政策法規“擦邊球”也是難免的。
其二，內部管理出問題。雅芳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的反傳銷法規，即使是打“擦邊球”，也要事先安撫好經銷商，退貨事件說明，雅芳不僅是行銷方法有問題，內部管理也有問題。
其三，分支機搆瞞上欺下。問題只在哈爾濱發生，有可能是那裏的分支機搆瞞著總公司涉足灰色地帶，觸了法律的紅線，這更暴露內部管理之薄弱。如果是雅芳公司的行銷政策導致這兩個事件的發生，那問題就嚴重了。
進入中國十多年，雅芳經營方式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每一次轉型都伴隨著陣痛。
1998年，國家禁止傳銷，雅芳開始投入大量資源向完全依靠店鋪批發零售的傳統商業方式轉變，對於擁有100多年直銷經驗的雅芳而言，一切從零開始。此後，雅芳在中國保持近40%的年增長速度，2004年收入為20億元，來自專賣店的收入約占70%，雅芳更像一家傳統型化妝品公司。
2005年，受累於店鋪銷售方式，雅芳業績大幅下滑。雅芳在全國開設了6000多家專賣店，但數百平方米的專賣店輻射範圍不可能承載太多業務員，加上消費者較少直銷店購買的消費習慣，雅芳單店營利能力有限。
而從2003－2005年在中國做直銷的企業都以幾何級數增長，唯獨先進者雅芳落後了。在直銷行業，90%的公司採用多層次直銷方式，門店更多提供進貨和管理，這種發展“人”的方式，增速顯然更快。
2005年，憑藉單層次直銷模式，雅芳成為中國首家商務部和工商總局批准的直銷試點企業，在外資直銷企業中，雅芳被允許在中國最大範圍內開展直銷經營活動。
但向直銷轉向的雅芳不可能放棄原來龐大的專賣店系統，而專賣店經銷商和直銷員存在競爭，雅芳的直銷員雖然掛靠店鋪，指定由專賣店進貨，但直銷員不可能只在店鋪內銷售，這又導致搶客源問題的出現。雅芳一直在兩者之間苦苦尋找平衡點而不得。
在管道拓展上，雅芳的解決方式一直存在問題。3年前雅芳涉足電子商務，但面臨原來的銷售管道和電子網路管道衝突，引起當時雅芳直銷員反對。
轉型直銷後，雅芳大量聘用直銷員，又引起了專賣店經銷商要求雅芳正視他們的利益的矛盾。
雅芳在中國不斷進行戰略嘗試，但每一次改變都會帶來矛盾和問題。直至今天，雅芳仍以一種近似模糊的狀態徘徊在直銷和傳銷之間，由於這種狀況遲遲未能改變，雅芳失陷，只是早晚的事。
來源：2009/07/23 時代週報
全球最大直銷企業雅芳在中國陷入兩難境地
文｜CBN記者 金晶 龔鴻燕 薛華 昝慧昉 實習記者 張雋瑋
5000家銷售門店，100萬直銷員，哪個更重要？全球最大的直銷企業在中國陷入兩難境地。
認識一下Dawn Parrino吧。
她1997年帶著10美元加入雅芳公司，在第一周裏，她挨家挨戶推銷，賺到了800美元。“太美妙了，我以為我只能賺點零花錢呢。
”Dawn是全球600萬雅芳直銷員中的一個。
這是鐘彬嫻在2008年公司年度財報上的開場白。這位華裔女性曾經是扭轉公司命運的人，她被《財富》、《時代》、《商業週刊》多次評為全球最佳商界領袖，傳說中她還是李鴻章家族的後代。現在，這位雅芳董事局主席和CEO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夠找到越來越多像Dawn Parrino這樣的“雅芳的力量”。
雅芳中國公司正在嚴格執行這樣的戰略。你一定看過不少次這樣的電視廣告：一群女士向你講述加入雅芳的美好經驗，她們態度誠懇，說話具有感染力，廣告的最後會打出一個400招聘熱線號碼和“明天更美好”的字樣。“加入雅芳吧！”—這家“比女人更懂女人”的公司向你發出召喚。
在廣告的背後，雅芳的直銷員隊伍正在迅速擴張。今年3月，這個數字首次突破了100萬。這距離雅芳從中國政府手中接過第一張直銷牌照只有3年時間。
真應該祝賀雅芳中國找到了100萬個Dawn Parrino啊！這些人是雅芳中國生意的源泉，鐘彬嫻可以拿這個資料來使美國的投資者們信服但等等，停下來仔細想想，也許鐘彬嫻的希望已經落空了。
100萬不是一個小數，他們分佈於全國，如果將直銷員也納入公司範疇內，這真是一家雇員數量龐大的公司。但是當他們在街道上熱情同你打招呼或者按下你家門鈴的時候，意外發生了—經驗告訴我們，很少有機會能夠偶遇雅芳的直銷員，盯住你不放的人十有八九他們來自另一家名聲更響的安利公司。那個Dawn Parrino去哪兒了？
目前，安利在中國擁有20多萬名活躍直銷員。在安利的官方網站上有這樣的介紹，安利活躍行銷人員每月通過銷售安利產品而得到的平均收入達到1700元。雅芳公司沒有透露它們對活躍直銷員的界定標準。
事情多少有點蹊蹺。但這對林月琴來說不是太大的秘密。
林月琴在2008年10月正式成為雅芳的經銷商，在上海遠郊區開了一家雅芳專賣店。每個月3號，她需要坐3個小時的車輾轉幾次到淮海路上的雅芳分公司開會。最近幾個月來，會上的新消息總是讓她感覺有些沮喪。“不斷有新政策出來，都是支持直銷員的，公司好像要慢慢扼殺我們。” 儘管有些忿忿不平，但林月琴還是在按照公司要求發展直銷員(雅芳公司的官方說法為推薦直銷員)。目前，她的店鋪已經發展了接近300個直銷員，但她的下一句話卻足以讓所有人大跌眼鏡，“其中真正做事的只有3個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
對雅芳中國來說，它分佈在全國的5000家專賣店是其實現直銷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雅芳各地分公司一般會給經銷商下達每月每店發展10到20名直銷員的任務。同時，一些上門顧客也樂意在店主的推薦下給自己加上一個雅芳直銷員的身份，因為一旦加入，就可以開始用7折的價格購買公司產品。
自我消費型的直銷員在這個行業裏並不少見，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他們不會主動向陌生人推銷產品，一般都是自己使用或者給朋友代為選購，這也是直銷公司業績增長的一個途徑。
如果說雅芳中國幸運地找到了100萬忠實的顧客，那倒也不是什麼壞事，但問題似乎要更嚴重一些。林月琴說，大多數時候，為了完成指標並獲得獎勵，經銷商都是用各種機會拿來別人的身份證註冊為直銷員，這個比例高得令人吃驚，“我用免費辦會員的辦法吸引他們過來。”
看來，一家跨國大公司的總部政策遇到了執行難題，或者說，已經被歪曲了。這可能是雅芳美國總部意料之外的糟糕情況，但可以讓他們稍感安慰的是，在財務報表上是無法看到這一點的。
2009年第二季度，中國是雅芳全球惟一還在增長的區域市場，在此前的一份季報裏，美國總部稱讚中國區活躍直銷員同比增長了41%，直銷收入增長30%，彌補了專賣店銷量的下降。
他們當然不會知道，當林月琴每月向公司訂購1.5萬元產品的時候，其中一半會走直銷員帳號，另一半則用自己的經銷商帳號(雅芳經銷商每月最低訂貨量為7000元)。她這樣做的動力是，雅芳為了鼓勵直銷業務，一般會給直銷員更多的單個產品優惠折扣和更多贈品；另外，經銷商還能從直銷員訂貨總額中獲得9個折扣返點。
這道數學題是這樣的：雅芳經銷商訂貨能獲得的折扣是6.3折，而直銷員系統訂貨是7折，但如果減去9個返點，則實際折扣變成了6.1折。在公司的各種“引導”之下，經銷商會“主動”幫助雅芳提升其直銷業務資料。
但對於雅芳公司來說，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左口袋與右口袋的遊戲了，或者說是“皇帝的新裝”。雅芳中國公司和其分佈在各省市的分公司對此又是否知情？對於這個尖銳的問題他們最近不會輕易回答，因為這家在中國向來乖巧、並可以被稱為是中國直銷業楷模的公司自從去年陷入賄賂醜聞後，最近又一次因為一個壞消息而只能選擇沉默。
一個多月前，哈爾濱工商部門的一次檢查讓雅芳黑龍江分公司遭遇難堪，媒體報導中出現了“涉嫌傳銷”的描述，隨後，事件又演變為激烈的“退貨門”。即使最終調查結果可以澄清“涉傳”只是一場誤會，不過，雅芳公司卻無法逃避尷尬—在店鋪加直銷的商業模式下，這家公司面臨著迷失自己的危險。
北京的秦佳2002年就開起了雅芳，至今她的店鋪已經因為拆遷搬過兩次，不過每次她都會選擇將店開在大學附近。去年底，她在雅芳北京分公司開會時聽到的一個消息是，2009年北京不會再發展新的專賣店了。
“公司開始大力發展直銷員，從2007年開始，北京陸續關了一些專賣店，以前總數超過200家，現在大概是180多家了，”秦佳說，“感覺公司更看重直銷，但估計也只有1%的直銷員是真正銷售型的。”據她介紹，雅芳北京分公司對銷售主管們的考核以往都是以訂貨量為標準，但現在直銷員數量成為他們的業績考核重點。在北京，一般一個銷售主管會負責區域內8到10家雅芳專賣店，他們是雅芳公司與經銷商們聯繫的中間人物，也是雅芳員工中壓力最大的一群人。
雅芳公司在接受《第一財經週刊》的書面採訪時表示，目前雅芳中國直銷業務的比重正在穩步增長，對於雅芳直銷在中國的穩健發展表示滿意。雅芳專賣店將作為雅芳中國直銷模式的重要組成，以服務網點的形式為直銷員提供直銷服務。
2005年4月，雅芳成為中國惟一直銷試點企業，當然，這家公司為了獲取跨國公司在華第一張“直銷牌照”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政府1998年頒佈“禁傳令”後，雅芳一度放棄了發展直銷員，轉而在各個省市大力推廣自己的銷售門店。最多的時候，雅芳當時在中國擁有6300家專賣店和1500個美容專櫃，被視為轉型最為徹底的一家直銷公司。這家全球最大的化妝品直銷公司似乎在中國變換了身份，成為一家零售企業。
中國直銷法即將出臺的消息曾經使雅芳的股價從30美元迅速上漲到46美元，隨後，雅芳如願獲得了中國第一張直銷牌照，它也正式開始了其店鋪加直銷員的發展模式。到2007年10月，按照雅芳公佈的數字，其直銷員數量已經達到66萬。由於雅芳嚴格按照中國法律規定，採取的是單層次直銷，直銷員本身沒有動力再為公司招募直銷員。
但這種模式卻讓人感到有些許不安。經銷商們抱怨公司政策傾向於直銷，損害了它們的發展；而直銷員們發現，在專賣店和美容專櫃大量存在的中國，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的空間。一位業內人士評論說，管道爭鬥對任何一家公司來說都可能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雅芳正在承受歷史賦予它的無奈—一家公司在特殊時期堅定選擇的一項生存戰略，讓自己擺脫了直銷企業的身份，等它想要回歸時，卻發現要付出比想像中更多的代價—在5000家店鋪和100萬直銷員之間，雅芳處於兩難境地。
更糟糕的是，雅芳對市場價格體系幾乎已經失控。無論對於零售還是直銷來說，這都是致命的打擊。
準確來說，秦佳開了一家雅芳折扣店。所有正在出售的產品都在打折，從1折到5折不等，“大家都是這樣，賣貴了沒人買。”秦佳對她店鋪的消費人群也十分清楚，她們基本都來自于附近的大學，每次的消費基本在20到30元左右。
這麼做的結果是，秦佳不能夠像最初幾年那樣賺到好的利潤了。在2002年時，化妝品專賣店還算是新鮮事物，雅芳在中國大多數城市都有良好的知名度，週末的時候她甚至根本忙不過來，更重要的是，秦佳可以以正價來出售產品。“到2005年的時候，感覺大家爭相打折的趨勢已經明朗化了，從那之後，市場就一直處於這樣的狀態中。”
雅芳也許是所有化妝品公司中最愛打折的一個。每個月，它的《女人開講》會員手冊裏會有幾十款產品有優惠價，經銷商和直銷員則是在優惠價的基礎上按照固有的6.3折和7折從公司訂貨。 一位2003年前在重慶開店的雅芳經銷商告訴記者，從很早開始，有經驗的店主們就對囤貨駕輕就熟了。經銷商會採取大量訂購本月特價產品的辦法，等到下月產品恢復原價時就可以賺取更好的利潤。
這樣的辦法卻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變了味道。漸漸地，大多數專賣店開始選擇訂購便宜的產品，並常年打折出>>售，顧客們也對此習以為常。在雅芳大量發展直銷員後，矛盾變得更加複雜。在百度貼吧中一位委屈的直銷員記錄道：給同事定了貨，但同事跑去專賣店，店主給了更低的折扣，真讓我難以下臺。怪不得在“安利吧”中大家討論的多是該不該加入安利，但在“雅芳吧”裏多數人對雅芳究竟能打多低折扣感興趣。
據秦佳介紹，雅芳公司從未對產品零售價有統一的規定，經銷商們可以自作主張。而安利公司在全國有一個800人的守則部門，公司規定所有行銷人員不得打折出售安利的產品。
黑店和網路店鋪的出現讓事情變得更壞了。在淘寶網上搜索雅芳二字，一共會出現超過43萬件寶貝，它們都在以極低的折扣出售，店主大多數聲稱自己是經銷商或直銷員。林月琴在2008年前的身份也是直銷員，她從經銷商那裏進貨，然後放在自己的店鋪裏出售，“現在我這個區域，有兩家正規店，黑店大概有10家。”由於她所在的上海郊區縣的消費水準相當於中國的普通城鎮，所以從每月1.5萬的銷量中她還可以得到約4000元的利潤，“這裏的人還覺得雅芳是一個高端的品牌。”但秦佳就沒有這麼幸運，在北京學校周邊開店主要以走量為主，她只能得到大約10%的利潤。
無序的價格競爭侵蝕著經銷商和直銷員們的利益，讓他們對此品牌產生厭倦，雅芳的顧客們也開始對它產生懷疑。一位今年從雅芳南京分公司離職的原高級經理告訴《第一財經週刊》，目前雅芳在全國做得最好的是寧夏銀川、甘肅蘭州、內蒙古等經濟並不發達的地區，而上海則是全國做得最差的地方，儘管雅芳的行銷總部此前已從廣州遷到了上海。
根據雅芳2008年的財報，它在全球的收入增長8%，達到107億美元，它是全球最大的直銷企業，超過安利、如新等公司。與在中國實行的單層次直銷模式不同，它在美國等全球市場都採取多層次直銷。《商業週刊》的一篇報導中引述，美國直銷協會會長尼爾？奧芬稱，目前全球80%以上的直銷公司擁有與其生意相適應的多層次薪酬計畫。雅芳還會在其網站上銷售產品。
2008年雅芳中國銷售額為3.5億美元，增長25%，財報稱這得益於活躍直銷員的功勞。與此同時，整個中國直銷行業都拿出了不錯的業績，安利2008年銷售增長28%達到178億元人民幣(占全球的1/3)，玫琳凱增長50%達到37億元。
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雅芳開始在全球實行“精明消費”計畫，主張向顧客提供更多優惠產品。翻開《女人開講》7月號，一款原價150元的新活煥膚面膜當月特價只要15元，意味著經銷商和直銷員可以用10元左右的價格訂貨。
低價策略讓雅芳中國今年第二季度的銷售件數上漲32%，銷售額上漲15%。與此同時，特殊的經濟環境還被雅芳認為是其發展直銷隊伍的最佳時機。根據公司公佈的消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其直銷員數量開始顯著增長。知情人士透露，雅芳2009年的廣告支出計畫為3億人民幣，其中大部分用於直銷員招聘廣告。
但即使雅芳中國能夠繼續拿出漂亮的直銷員增長以及財務數字，這家公司仍然讓人擔心。雅芳公司在最近的《商業週刊》全球“最佳業績50強”中排名第13位，但它在中國的市場策略和管理水準卻正讓其處於一個潛在的危險迴圈之中。“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泡沫，等它堆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終究有一天是會破滅的”，前述雅芳離職的高級經理說—這真耐人尋味。
來源：2009/08/21 上海 第一財經週刊
雅芳行銷模式轉變之惑
日前，雅芳公司發佈的財報顯示，由於企業重組開支巨大，該公司第二季度的利潤大幅下降了54％。雅芳公司表示，已經削減了超過25％的經理層職位，今年底之前將裁員1300人，希望每年可以節省2億美元開支。
2005年，雅芳在國內第一個拿到直銷執照，隨之採取專賣店發展直銷人員的銷售模式。四年之後，直銷人員越來越龐大。資料顯示，自從轉型直銷公司以後，雅芳已經招募了560000多名直銷員。
大量的直銷人員走向市場，為了沖業績，一些直銷人員在所難免的選擇了囤貨，隨之而來的是“黑店”和“網店”的如雨後春笙冒了出來。
這些反過來影響了專賣店的正常經營，一些專賣店難以為繼，紛紛要求退貨。
近來，雅芳公司一直在努力削減運營成本，並擴大廣告宣傳力度，但這些措施收效似乎不大。
轉向
近來王先生經常關注有關雅芳的新聞，對於專賣店的業務熱情逐漸退去。
剛開雅芳專賣店時，曾經讓他非常興奮。
他至今仍清晰的記得，當年，大學還沒有畢業的他，經過一番市場調研，東拼西湊了八、九萬元錢，選擇了一個遠離他老家的另一個縣級城市開起了雅芳專賣店。
當時，他只是朦朧覺得這個肯定能賺錢，比出去找工作要好些，但至於怎麼賺錢，並沒有清晰的思路。
“八、九萬元，對於當時家境並不寬裕的我來說，其實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多年後，提起當時的情景，他甚是佩服自已。
生意比他想像的好做，很快，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打開了局面，業務越做越大，幾年後，不僅償還了債務，還存了幾十萬元。
他憧憬著再做個三、五年，手裏握有大筆資金後再涉足相關行業，規模化、系統化經營。
2005年，是一個轉捩點，他的計畫很快被打破。
2005年10月，雅芳在中國第一個獲得直銷牌照，隨之而來的是，雅芳在中國開始嘗試一種新的操作模式，由專賣店外招募直銷人員，從事直銷業務。
最開始，他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他反而覺得是一次提升自的機會，他可以借助培訓員工的同時提升自已，但很快，他發現自已想錯了。他表示因為做直銷，店裏也就沒什麼生意了。
“黑店”和“網店”很自然的冒了出來，他們時不時的採取低價策略。
價格的不統一，很快打破了原有的平靜，他發現專賣店的業務越來越難做。
以市場上標價120元的雅芳100ml的新活再生活肌水為例，在一家標有“真”（消費者保障服務，提供假一賠三）標誌的網店裏面，這款化妝品在包含了郵費的情況下，售價僅55元。
有媒體記者曾以買家的身份向網店詢問低價雅芳產品的原因，“我們是雅芳的一級批發商。”這家網店聲稱。該店主還告訴記者，之所以這麼便宜是因為“我們進的貨多，把公司的贈品也賣了。”
對於一般專賣店因囤貨導致一些產品賣不出去，從而出現以5折甚至更低的價格將產品出售給所謂的“黑店”的說法，上述網店店主也予以肯定。該店主還聲言：“雅芳的東西幾折的都有。”並且表示“有的東西1~2折也很正常，並且是正品。”
王先生表示專賣店的利潤也越來越低，以前能拿到40%左右，而現在只有10%左右。這樣即便他的銷量大了，贏利還比以前差。
即便一個月做10萬，也就賺1萬，同時開支得好幾千，最後所剩無已。
因而，最近他盤算著把店子轉讓搞點別的生意。
8月5日下午，《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致電雅芳(中國)有限公司，總機接線員表示，將記者的問題轉告相關部門，然後由他們聯繫記者，但截止發稿前，記者仍未獲得回復。
專賣店要求退貨
據王先生反映，類似的情況在當地很普遍，很多人轉行不開店了。
早在2005年時雅芳就曾發生“退貨門”事件，一些經銷商集體要求退貨。
6月23日，再次曝出專賣店要求退貨的事。據媒體報導，在哈爾濱的12家雅芳專賣店集體要求雅芳退貨。
據當地媒體報導，這12家專賣店在聯合發給雅芳的退貨檔中，共提到了3點退貨理由：第一，雅芳公司分支機搆以出國遊為促銷手段和以取消經銷合同為要脅，讓服務網點大量囤貨，造成相當一部分產品過期，而雅芳公司拒絕召回;其次，雅芳公司在現存的服務網點周圍無序開店，不顧服務網點的死活;第三，雅芳公司的直銷員和服務網點嚴重衝突，相互爭嘴，相互砸價，造成貨物積壓。
針對此事，雅芳（中國）有限公司公關部工作人員曾向媒體表示：“相關事情公司尚在調查之中，相關資訊不方便透露。”
業內資深人士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表示，雅芳為了轉型做直銷，給很多店主下任務，很多人為了完成任務也是敷衍了事，就把以前的會員客人隨便轉成直銷員，其實很多人都不做直銷員的事，也就是直銷員很多，實際上他們的產出很小。
行銷模式轉變之惑
作為首家在中國獲得直銷牌照的企業，雅芳（中國）有限公司店鋪加直銷員的模式曾是中國直銷行業的標準模式。
但在6月份，在哈爾濱，雅芳卻因涉嫌傳銷被舉報，目前尚無最後定論，當地有關部門正在進一步調查當中。
據媒體報導，6月23日，哈爾濱南崗工商分局在接到舉報之後，對雅芳（中國）有限公司黑龍江分公司進行了突擊調查，隨後雅芳（中國）有限公司相關領導也趕赴哈爾濱處理相關事宜。
儘管最後結果仍未出來，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事件背後反映出的實質是行銷管道的問題，其中大量“黑店”的存在成為雅芳之痛。
同時，熟諳直銷行業的人士指出，除了銷售管道的問題，造成現在這種情況的原因還包括了一些監督上的問題。其一，國家的直銷立法尚不完善，執法監督的力度不夠。“國家2005年頒佈《直銷法》的時候，大部分企業都是按照法律來做的。但實際上真正按照法律來做的公司賺不到錢，鑽空子的公司反而賺到了錢，所以不少公司也就轉而開始鑽空子，搞起了傳銷。另外打擊傳銷的應該是工商部門，而工商部門又沒有抓人的權利，需要和公安部門聯合行動，但是公安部門不具備認定傳銷的職能，如此就造成了一定的監管缺失。”其二，群眾對直銷的認識存在很大的誤區。“國內許多人都認為直銷一本萬利，把這種模式當成是賺錢的工具，從而走入了一種誤區，而到了實在走不通的時候，就轉變為拉人頭的行為，至此就變為了傳銷。”
來源：2009/08/07 中國聯合商報
中國企業家社會責任宣言
中國企業家社會責任宣言
社會責任是中國歷朝歷代商賈一以貫之的信念和品格。《史記·貨殖列傳》中說“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強調了做生意時“仁義”的重要性。近代的大晉商，“信、義、利”作為從商之道，“信、義”兩字在先，“利”卻排在最後。抗戰時期，一大批民族企業家懷著“振興實業、挽救中華”的夢想，把個人的命運、企業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企業社會責任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開始意識到承擔社會責任的必要性與必然性，用行動體現了新一代中國企業家勇於肩負社會責任的思想境界和高潔情操。實踐證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企業家要樹立現代財富觀，必須認識到，所謂的財富絕非僅指金錢、資本本身，社會聲譽、環保理念、社會責任感、道德意識等等也是企業重要的資產。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痛定思痛，釀成悲劇的毒奶粉、形形色色的垃圾食品、頻發災難的劣質工程、無休止的環境污染、對因貧困交不起學費孩子的冷漠、對弱勢群體的熟視無睹……這些事件使得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與企業的誠信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無疑，在這場全球化推廣的企業社會責任倡議和建設中，中國企業和歐美跨國公司相比，無論在意識上，還是在行動上都落後甚遠。這不但導致了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同步的尷尬局面，而且從長期來看，必將弱化中國企業乃至中國在全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有鑒於此，為了推進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強化中國企業在全球的品牌形象和競爭力，今天我們開始啟動中國企業家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調查將致力於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企業家社會責任滿意指數，推出一批勇於承擔社會責任，最受尊重、最受愛戴、最受推崇的現代企業家。在此，我們莊嚴承諾：
一、我們將時刻牢記莊嚴的囑託：企業要在依法經營、納稅的過程中創造企業的陽光利潤，要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技術和創新能力，把企業做大做強，提高效益，為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我們追求卓越，將更加珍視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加強責任意識，切實承擔起產品品質安全第一責任人的神聖使命，為消費者提供品質優良的產品和服務；我們千方百計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專業走向卓越，鑄就企業長久發展的平臺。
沒三、我們將積極履行企業社會契約和法律責任，誠信經營。孟子早就說過：“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信是幾千年來的做人之道和商業古訓。我們對消費者，對員工，對合作者，對朋友，對關心和支持我們事業的一切人士，待之以誠，用之以信。
四、我們將嚴守企業的社會責任，宣導公平競爭。我們渴求、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只有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才能消除惡性競爭，才能淨化市場空氣；只有在公平競爭的市場中，才能真正展示我們駕馭市場的能力，才能真正體現我們的人生價值。
五、我們必須樹立緊迫感和危機感：生於憂患，死于安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不停地告誡自己，社會的變革在推動我們，世界經濟的大舞臺在招喚我們，但我們又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必須在緊迫感和危機感中不斷地自我越超和再生。
六、我們要把企業發展與社會發展結合起來，把追求個人價值實現與回報社會結合起來，把遵循市場法則與遵守社會公德結合起來，並源源不斷地回報社會，善待員工，關心弱勢群體，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積極投入公益事業，對和平充滿嚮往。
七、時代對企業家呼喚不僅僅是物質財富。我們拼搏進取，我們始終保持永不滿足的創業精神，自重自尊，自信自謙，腳踏實地，創新發展，揚棄汲收，放眼世界，這就是我們需要樹立的企業家風範。
我們相信會有更多的企業家把握好財富命運，在心靈深處注入理性的財富責任，提高心靈的向善程度，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美好。
連結1：中國企業家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
連結2：中國企業家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規則
來源：2009/08/13 新浪財經
社會責任是中國歷朝歷代商賈一以貫之的信念和品格。《史記·貨殖列傳》中說“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強調了做生意時“仁義”的重要性。近代的大晉商，“信、義、利”作為從商之道，“信、義”兩字在先，“利”卻排在最後。抗戰時期，一大批民族企業家懷著“振興實業、挽救中華”的夢想，把個人的命運、企業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企業社會責任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開始意識到承擔社會責任的必要性與必然性，用行動體現了新一代中國企業家勇於肩負社會責任的思想境界和高潔情操。實踐證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企業家要樹立現代財富觀，必須認識到，所謂的財富絕非僅指金錢、資本本身，社會聲譽、環保理念、社會責任感、道德意識等等也是企業重要的資產。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痛定思痛，釀成悲劇的毒奶粉、形形色色的垃圾食品、頻發災難的劣質工程、無休止的環境污染、對因貧困交不起學費孩子的冷漠、對弱勢群體的熟視無睹……這些事件使得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與企業的誠信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無疑，在這場全球化推廣的企業社會責任倡議和建設中，中國企業和歐美跨國公司相比，無論在意識上，還是在行動上都落後甚遠。這不但導致了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同步的尷尬局面，而且從長期來看，必將弱化中國企業乃至中國在全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有鑒於此，為了推進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強化中國企業在全球的品牌形象和競爭力，今天我們開始啟動中國企業家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調查將致力於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企業家社會責任滿意指數，推出一批勇於承擔社會責任，最受尊重、最受愛戴、最受推崇的現代企業家。在此，我們莊嚴承諾：
一、我們將時刻牢記莊嚴的囑託：企業要在依法經營、納稅的過程中創造企業的陽光利潤，要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技術和創新能力，把企業做大做強，提高效益，為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我們追求卓越，將更加珍視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加強責任意識，切實承擔起產品品質安全第一責任人的神聖使命，為消費者提供品質優良的產品和服務；我們千方百計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專業走向卓越，鑄就企業長久發展的平臺。
沒三、我們將積極履行企業社會契約和法律責任，誠信經營。孟子早就說過：“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信是幾千年來的做人之道和商業古訓。我們對消費者，對員工，對合作者，對朋友，對關心和支持我們事業的一切人士，待之以誠，用之以信。
四、我們將嚴守企業的社會責任，宣導公平競爭。我們渴求、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只有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才能消除惡性競爭，才能淨化市場空氣；只有在公平競爭的市場中，才能真正展示我們駕馭市場的能力，才能真正體現我們的人生價值。
五、我們必須樹立緊迫感和危機感：生於憂患，死于安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不停地告誡自己，社會的變革在推動我們，世界經濟的大舞臺在招喚我們，但我們又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必須在緊迫感和危機感中不斷地自我越超和再生。
六、我們要把企業發展與社會發展結合起來，把追求個人價值實現與回報社會結合起來，把遵循市場法則與遵守社會公德結合起來，並源源不斷地回報社會，善待員工，關心弱勢群體，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積極投入公益事業，對和平充滿嚮往。
七、時代對企業家呼喚不僅僅是物質財富。我們拼搏進取，我們始終保持永不滿足的創業精神，自重自尊，自信自謙，腳踏實地，創新發展，揚棄汲收，放眼世界，這就是我們需要樹立的企業家風範。
我們相信會有更多的企業家把握好財富命運，在心靈深處注入理性的財富責任，提高心靈的向善程度，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美好。
連結1：中國企業家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
連結2：中國企業家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規則
來源：2009/08/13 新浪財經
農夫山泉一分錢捐贈遭質疑 疑借公益活動牟利
農夫山泉一分錢捐贈遭質疑 疑借公益活動牟利
不可否認，農夫山泉的行銷曾經轟動一時，然而在過度依賴行銷概念的同時，也使得農夫山泉受到牽連，尤其是當它打造出的“農夫山泉有點甜”，“喝一瓶水，捐一分錢”的概念連遭質疑時。在一組網路調查中顯示，有高達70.9%的網友認為農夫山泉“一分錢”捐贈活動是借公益活動牟利。
近日，農夫山泉可謂“焦頭爛額”，不僅前段時間費盡心思力證“清白”的“水源地”危機公關以失敗而告終，而最近被媒體曝光“一 分錢公益”涉嫌欺詐的事件更是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農夫山泉“一分錢”事件被曝光後，很多人對農夫山泉的行為進行了指責。某網站社區一位名為a_b_c_15的網友留言，“一瓶水一分錢並不多，累計起來就很多。可是卻以這樣的名義去獲取大眾的信任。”針對農夫山泉的行為，很多網友發出了自己的心聲。
“想想真不值得，如果這一分錢用在他們所說的地方，我會繼續喝農夫，可是，我的一分錢竟然下落不明。”一北京網友跟帖，甚至有網友在網路上，呼籲大家，抵制農夫，“不要讓他們用善心的藉口，再來欺騙我們的同情心。”
截止8月17日下午4時在某網站做的一項關於農夫山泉“一分錢”網友調查資料顯示，有高達95.66%的網友認為，農夫山泉“一分錢”產品行銷承諾捐贈款項應該公開善款使用情況。而由鳳凰網發起的另一組“農夫山泉一分錢捐贈被指欺詐”的調查顯示，有81.4%的網友認為“一分錢”廣告涉嫌欺詐，甚至高達70.9%的網友認為農夫山泉“一分錢”捐贈活動是借公益活動牟利。
雖然為澄清捐贈事實，最近，農夫山泉在網路上刊登了一份《農夫山泉關於一分錢捐贈活動的聲明》，但就從2001年開展的“一分錢”活動至何時結束，以及這幾年期間每年由於“一分錢”活動所捐的款項等相關問題還是引來了不少質疑。
緣何不公開歷年捐贈紀錄？
在網路聲明中，農夫山泉僅就對2006年“飲水思源”助學活動作了相關解釋，並羅列了500萬善款的使用情況，但這個活動是從2001年開始的，為什麼農夫山泉不向公眾澄清每年捐贈活動的開展情況？從頭到尾，我們只看到2006年的現金捐贈，其他年份呢？公益領域一位資深人士表示。
據記者調查，農夫山泉“一分錢”專案從2001年便開始啟動。“喝農夫山泉為奧運捐一分錢”——每賣一瓶水即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捐贈一分錢，當時，首屆“一分錢”行動支持了北京申辦奧運會。當年，農夫山泉宣導的“聚沙成塔”宣傳理念被評為十大成功行銷案例。
2002年，“一分錢”行動的主題更換為“陽光工程”，據公開資料顯示，農夫山泉共向全國24個省的395所學校捐贈了價值500萬元的體育器材。而這500萬的體育器材通過何種方式捐贈無從查考。
之後，2004年，第三屆“一分錢”行動與雅典奧運會同行，以支持“中國體育事業”。
據另一份公開資料顯示，2002年，農夫山泉啟動“農夫山泉陽光工程”後，曾表示，此活動將延續到2008年，為期7年。而記者從公開管道沒有查到“一分錢”公益項目在2007、2008兩年有任何的捐贈活動。
而至於此活動終止的時間，每年捐贈的款項以及資助者的資訊，公眾無從得知。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成員蔣蘇華律師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法律關係角度而言，農夫山泉與每個普通消費者之間在存在商品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的同時，還存在一種承諾捐款的合同關係，此關係不是委託，而是義務，農夫山泉有義務用自己的名義按“一瓶水一分錢”的計算方式向其承諾的被捐助物件捐助善款。同時應當指出的是，此合同並非贈與合同(贈與合同存在於贈與人與受贈人之間)，而是普通並可強制履行的合同。
“企業發起這個活動，應該有告知的義務，不能到最後不了了之。從2001發起的公益活動，應該每年的捐贈數額，以及捐贈款項要作相應的公示，畢竟這不等同於一般的商業活動。”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錦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蔣蘇華律師表示，消費者有充分的知情權，按約定數額向特定對象捐助善款就是農夫山泉的服務、承諾與義務，不管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還是《合同法》來看，消費者都有權利要求農夫山泉提供其實際履行承諾的真實情況，如農夫山泉不能提供證明材料，消費者有權要求其繼續履行，甚至可訴至法院要求農夫山泉強制履行。
他認為，從交易過程來看，農夫山泉廠家並非法律上的最終銷售方與接收消費者買水款方，而是礦泉水的生產方；同時農夫山泉廠家顯然也沒有將其賣一瓶農夫山泉的所得款區分為銷售價格與消費者捐贈款(一分錢)兩部分；但農夫山泉通過廣告方式向消費者做出了“只要消費者購買一瓶農夫山泉，農夫山泉就捐贈一分錢”要約，而經消費者購買農夫山泉礦泉水的行為即為我國《合同法》第二十二條的所規定的“通過行為作出承諾”。
金錦萍也強調說，企業把產品或服務與慈善掛鈎，並且在宣傳中攙雜公益元素進行行銷，這在很大程度上對消費者具有引導作用。“所以企業在從事這種行為時候，應該考慮到市場秩序，發起這樣的活動，要儘量的規範，而不是利用消費者的“愛心”進行誘導，進行赤裸裸的商業行為。”
“一分錢”廣告不屬於公益性廣告？
通過小小的一分錢，農夫山泉不僅建立起與捐助者之間的良好聯想，而且還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甚至時至今日，公眾提起“一分錢” 活動腦海閃現的第一印象還是農夫山泉。“每喝一瓶農夫山泉，就為水源地的貧困孩子捐出一分錢”廣告至今在消費者耳邊響起，甚至很多人認為農夫山泉的一分錢廣告屬於公益性廣告。
“廣告其實是為了達到一種訴求，最終目的是推銷企業的產品或者服務，當然，訴求的方式有很多種，”中國廣告協會法律服務中心彭曄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很多企業通過添加公益元素來刺激消費者最柔軟的地方，其實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行銷產品。這種形式不能認定為公益廣告。”
在他看來，公益性廣告是為公眾切身利益服務的廣告，若廣告中出現帶有商品或者服務的企業名稱或者LOGO都不能算公益性廣告。據瞭解，1995 年，國家實施《廣告法》只是針對商業性廣告，而具體到公益性廣告目前國家相關法律條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目前，在國內屬於空白。”
農夫山泉“一分錢”的廣告為喧鬧的電視廣告增加了‘愛’的內容，無形中對企業形象的提升起到了一般‘自吹自擂’的廣告所達不到的效果。但這不是公益廣告，確切的說應該是帶有公益性的商業廣告。”金錦萍強調說，“在美國的稅法上，若是企業行為從事這種帶有公益元素的廣告，是不能享受免稅政策的。” 而在農夫山泉在2006年與宋慶齡基金會合作時，農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500萬元的捐贈得到了相應的免稅發票。“而在國內，這種行為應該如何界定，現在還沒明確的法律規定。”她表示。
公益行銷的“透明度”
無風不起浪。很多人認為，之所以農夫山泉出現千島湖水質存在問題，“一分錢”不透明遭受質疑的地方，是因為農夫山泉的“概念行銷”。據一位從事飲用水品牌行銷的策劃人透露，農夫山泉很擅長概念行銷，無論是其標榜的“山泉”、“天然水”，還是“喝一瓶水捐一分錢”的公益形象，都是為其銷售打造的一種概念。
曾有業內人士撰文，農夫山泉的一分錢公益行動無疑是中國最具特色，也最值得爭議的企業公益活動，其最成功的手法在於農夫山泉以行銷的心態來操刀公益。
“每買一瓶農夫山泉，你就為水源地的孩子捐了一分錢.。”其實，早在2006年，農夫山泉曾讓貧困地區(農夫山泉水源地)孩子以真人真事真場景出現于農夫山泉的一分錢廣告之中時，很多人就給予了質疑。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副秘書長劉京揚接受記者坦言，“公益行銷也是企業行銷模式的一種，這樣做並不違法，但關鍵問題在於兩點，第一，企業怎麼證明一分錢活動捐贈的錢用在公益項目上。第二，企業怎麼證明銷售數字沒有作假？”
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劉文奎也強調，“公益行銷”如果要想保持公益公信力，充分展示企業的公益誠信，就必須保持相當的透明度。如果動員消費者參與了，消費者卻不知道自己捐的錢到底用沒用到慈善公益事業上，這樣的“公益行銷”必然最終會遭遇消費者質疑。
業內一位專家表示，不可否認，農夫山泉的概念行銷曾經一度使農夫山泉成為一個成功的案例，然而過度依賴概念的同時，也使得農夫山泉深深地被概念所累，尤其是當它打造出的概念遭到質疑的時候，品牌的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
農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是中國飲料工業“十強”企業之一。中華商業資訊中心市場監測報告顯示，從1999年至2004年在全國瓶裝飲用水十大品牌中，農夫山泉市場綜合佔有率連續六年列第一名。其控股母公司浙江養生堂網站顯示：農夫山泉的產值不斷遞增，每年上一個臺階。
商業倫理道德存在的必要性
農夫山泉遭受著的一連串打擊給國內企業上了生動的一課。業內人士刊登文章指出，農夫山泉的背信棄義才會使得它陷入困境。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呼籲企業商業道德倫理存在的必要性。
除了眼前“一分錢”不透明遭受質疑外，眼下，農夫山泉正在舉行一場大型危機公關活動。從2009年7月起，在全國招募2000名消費者到千島湖“尋源”。從策劃、組織、聯合近百家媒體到消費者三天兩夜的全程免費旅行，來度過“水源地污染”的危機。
然而就在這一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質疑聲再次響起。據媒體報導，千島湖作為一個旅遊地和養殖場，不可能保持良好的水質，更談不上直接飲用。
著名的水文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陳夢熊甚至明確表示，就目前國內水質的總體情況來看，國內地表水和地下水已經不能作為礦泉水企業的直接取水點。而這也標誌著農夫山泉這場力證水源“清白”的危機公關似乎也以失敗而告終。
對於水源門事件，農夫山泉認為這是“有人”惡意炒作。其實，對於飲用水行業來說，“口水戰”由來已久。從2000年的水源之爭到2008年的水源門事件，農夫山泉一直憑藉著“千島湖”的水源地反對添加礦物質的“礦物質水”，並以此向同行們發動了口誅筆伐。甚至，之前，農夫山泉還讓員工潛入康師傅杭州水廠拍照，揭發康師傅礦物質水所謂的“優質水源”，引發聲討康師傅虛假宣傳的浪潮。
就在業內猜測農夫山泉是“康師傅水源門”事件幕後策劃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時，康師傅進行了“反撲”。根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2009年3月19日發佈的《中國地表水水質月報》，農夫山泉的兩個水源地千島湖與丹江口水庫，在今年1月份的水質已經被列入第Ⅳ類，即主要適用於一般工業用水及人體非直接接觸的娛樂用水區，屬於“輕度污染”，是不適於直接飲用的。
業內一位專家表示，不論企業從事商業活動還是公益活動，必須遵守相應的商業倫理道德，踐行基本的社會責任，否則企業發展就會似空中樓閣，經不起時間的任何檢驗。
來源：2009/08/18 中國江蘇網
康師傅VS農夫山泉水之戰十年仇怨深
採訪·撰文/蔣毅坤 潘青山
瓶裝水行業內互相拆臺式的競爭，讓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正在對這個市場產生懷疑。最近流行的關於“凡是用塑膠瓶子裝的水都不安全”的段子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2009年6月，《中國新聞週刊》在其發表的《康師傅水源門事件再調查：誰在毀掉瓶裝水》一文中揭露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消息：千島湖——農夫山泉的水源地之一，已被列入第Ⅳ類。也就是說，千島湖的水只能作為工業用水，不能和人體接觸。
農夫山泉的千島湖水源，正是其得以成功的王牌和關鍵。這樣一篇文章，順理成章地讓農夫山泉也陷入了康師傅曾經所遇到的“水源門”事件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6月15日，農夫山泉在接受新華網記者採訪時，稱該事件背後是業內人的惡意炒作。在矛頭直接指向康師傅後，農夫山泉宣佈不再接受任何媒體參訪。“該說的我們都說完了。”農夫山泉公關部相關負責人如此向《數位商業時代》記者表示。
康師傅總裁室公關部協理余國雄向本刊記者表示，康師傅絕對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我們知道這樣做，其結果只會損害整個消費者的信心，把整體市場做壞。”
去年的 “水源門”事件，讓康師傅失去了包裝水行業老大的位置。康師傅礦物質水從2008年8月起銷量一路下滑，9月份開始從盈利變為虧損，全年虧損高達3000萬元。
不過事情並未就此結束。就在浙江省環保廳6月16日出面稱千島湖水質總體良好後不久，在各大門戶網站和天涯、西祠等人氣論壇上相繼出現了題為《農夫山泉四大原罪》、《農夫山泉水源門反思：天然水，有點甜？不安全！》、《千島湖水質起底你還喝“天然水”？》等文章，並被網友廣為轉貼。
這些文章普遍使用了“記者”和“本報記者”的說法，但是經本刊利用百度和穀歌搜索後，並未發現有平面媒體曾經刊載過這些文章，搜索的結果最終都指向了江蘇新聞網。《農夫山泉水源門反思：天然水，有點甜？不安全！》、《農夫山泉四大原罪》這兩篇文章分別錄入於6月22日11點04分49秒和6月22日11點08分40秒，相差僅4分鐘，並且這兩篇文章都是由署名為“翔鳴”的編輯錄入，文章均沒有具體出處和作者姓名。
一時間，“水之戰”再次撲朔迷離，而市場卻迅速對此作出反應。在多家媒體紛紛報導農夫山泉“水源門”的文章後，農夫山泉的經銷商開始接到超市下架的通知，而據新華網報導，6月12日，農夫山泉董事長鐘睒睒甚至親自接到深圳某經銷商要求退掉1萬箱水的電話。
在某網上關於水質問題的調查中，1352位參與調查的網友裏，534票(39.5%)選擇“以後不再喝礦泉水了”，原因是“污染是肯定的，這年頭喝什麼都不安全”；384票(28.4%)選擇了“猶豫中，靜觀事態發展”。
十年“水之戰” 冤家易結難解
瓶裝水行業的恩怨由來已久。而農夫山泉一直以來都是在行業內發表不同聲音最多的企業，早就被視作行業中的“另類”。“這次事件背後，可能存在農夫山泉被行業內有關企業排擠的問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飲用水行業人士說。
2000年4月，農夫山泉以廣告的方式來演示純淨水和天然水的對比實驗，並在得出純淨水對健康不利的結論後，農夫山泉旗下公司“養生堂”宣佈停止生產純淨水，就此揭開中國包裝飲用水的水源之戰。
從2002年到2006年，“農夫山泉”牌瓶裝飲用水連續五年列同類產品市場銷量第一位(據全國大型零售企業商品銷售調查統計)，2006年，農夫山泉飲料總產量、銷售收入、利稅、利潤的增幅在中國飲料工業“十強”企業中均名列第一。
而2004年進軍瓶裝水領域的康師傅，透過速食麵和茶飲料的領先地位積累下的優質管道，再加上價格優勢，到了2008年7月，康師傅的市場份額達到了25%(據AC尼爾森資料)，大大領先娃哈哈和農夫山泉。
2008年，康師傅與農夫山泉的競爭開始白熱化。先是農夫山泉開展測試PH值活動，指責康師傅礦物質水“偽健康”，再是有網友探密的帖子稱“康師傅礦物質水的水源來自自來水”，最終在媒體的大肆渲染後演變為康師傅“水源門”危機。
這直接改變了康師傅瓶裝水的市場份額。據AC尼爾森2008年12月份公佈的資料顯示，按銷售量計算，康師傅礦物質水2008年市場佔有率為19.9%，距最高峰下跌超過5個百分點；而農夫山泉的市場份額相比“水源門”之前上升了0.7%。
來源：2009/07/17 數字商業時代
一分錢捐贈廣告被指欺詐爭議調查 農夫山泉高調反擊
本報記者 白雪
鏡頭中，一群孩子歡笑著踢球、跳繩。畫外音響起，“兩塊一根的跳繩，20元一副的球拍,一個像樣的籃球架……從現在起，每喝一瓶農夫山泉，你就為孩子們的渴望捐出了一分錢”。結尾字幕是：“到2008年，陽光工程將為20萬孩子帶來運動的快樂”。
農夫山泉2002年這則“一分錢”電視廣告，至今還留在很多人的記憶裏。最近，這則曾經獲獎的廣告，給農夫山泉惹來了質疑聲。
8月11日，《公益時報》發表文章稱，按廣告所稱，農夫山泉每年15億瓶到20億瓶銷售規模，從2001年到2008年，農夫山泉每年至少拿出1500萬元注入助學基金，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到。
此後，農夫山泉和“假捐”的字眼連在了一起。8月14日和8月18日，農夫山泉兩次發表聲明稱，
該“詆毀性報導”有可能是一系列經過周密策劃的蓄意事件。
“一分錢”，再一次牽動了公眾的目光。
應該捐1500萬元，還是500萬元
《公益時報》稱，農夫山泉“一分錢”項目，“唯一能查到的現金，是2006年與宋慶齡基金會的合作”。“廣告中，農夫山泉並沒有說明活動的具體期限以及日期”，但據調查，此次活動僅為2006年1月至7月舉行，捐贈額為500萬元。
該報質疑，“2008年，農夫山泉飲用水的市場銷售量大致是15億瓶到20億瓶的規模，2005年以來也基本保持了這樣的銷量。”文中援引“業內一位人士”的話表示，“如果按照實際計算，農夫山泉應該每年至少拿出1500萬元注入助學基金，而不是500萬元。”
8月14日，農夫山泉發表了第一份公開聲明，對2006年的“飲水思源”助學活動作出解釋。
聲明稱，農夫山泉與宋慶齡基金會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06年7月31日期間，農夫山泉以每銷售一瓶水就提取一分錢的形式，捐贈“飲水思源”助學活動。活動期間，農夫山泉印製並銷售了5億瓶帶有“飲水思源”一分錢活動標誌的天然水產品，捐贈款總額為5007563元(其中7563元為義賣所得)。
今天下午，本報也收到了宋慶齡基金會對於“飲水思源”專案的情況介紹。
現在，已經被當年的合作雙方確認的情況是，上述款項已於2006年年底匯入宋慶齡基金會指定帳戶，計畫資助萬綠湖、千島湖、丹江口和長白山地區共1002名小學生完成小學教育(部分學生為完成初中教育)、改善教學設施、開展夏令營活動等。
宋慶齡基金會還提供了實施情況：截至2008年末，支出“飲水思源”基金4355260元，其中上述四個地區學生資助款1079376元，改善教學設施1388649元，圖書配送589672元，專題活動1297563元。結餘652303元，將繼續用於資助學生完成學業。
但是，“每喝一瓶農夫山泉，你就為孩子們的渴望捐出了一分錢”這句話有了兩種解釋：按廣告字面意思，“每一瓶”指的是農夫山泉銷售的每一瓶水，計至少每年該捐出1500萬元；而按照農夫山泉公司給出的解釋，“每一瓶”指的是“每一瓶帶有‘飲水思源’活動標誌”的水，因此，公司捐出500萬元。
“一分錢”活動是獨立的，還是連續的
《公益時報》稱，“農夫山泉‘一分錢’專案從2001年開始啟動，2002年，‘一分錢’行動的主題更換為‘陽光工程’。2004年，第三屆‘一分錢’行動與雅典奧運會同行，以支持‘中國體育事業’。據另一份公開資料顯示，2002年，農夫山泉啟動‘農夫山泉陽光工程’後，曾表示，此活動將延續到2008年，為期7年。而記者從公開管道沒有查到‘一分錢’公益項目在2007、2008兩年有任何的捐贈活動。”
農夫山泉的公關部今天以書面形式回復中國青年報記者，認為上述說法完全是主觀惡意推測。事實上，農夫山泉與“一分錢捐贈”相關的活動共舉行過三屆，並且每屆的捐贈主題、物件以及合作機構都不一樣。
2001年是與北京2008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合作，直接捐款100萬元及一定數量的飲用水，旨在支持北京申奧。
2002年是與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品材裝備中心(簡稱中心)合作，以“陽光工程”為主題向貧困地區的小學校捐贈價值500萬元的體育器材。由農夫山泉公司出資，中心監督第三方通過招標購買器材並由中心建議捐贈對象，公證處公證。
2006年是與宋慶齡基金會合作，主題是“飲水思源”。農夫山泉從來沒有宣稱也沒有向公眾承諾過要將活動從2001年持續至2008年。
農夫山泉公司表示，他們並沒有像某些媒體所指責的那樣“有意誤導”。首先，在沒有活動的年份，沒有做過相關廣告；其次，在做活動的年份，也僅在每年的4至8月間進行廣告投放，這是眾所周知的飲料行業的宣傳規律。此外，在電視廣告中，由於時長限制，沒有辦法對活動的詳細規則作全部敍述，但在產品的標貼上是有明確告示的。
“被誤解”的行銷
農夫山泉的解釋，否認了“每一次活動按當年銷售額捐贈，每年都舉行‘一分錢捐贈’活動”邏輯鏈。但是，也有分析認為，反觀當年那則廣告和相關新聞，很多人都會誤解。
除了文章開頭提及的那條廣告。2002年的“陽光工程”還有另一條廣告：“您的一分錢，我們是這樣花的，2002年，農夫山泉陽光工程已為24個省的377所學校捐贈了5029028元的體育器材。您的一分錢，讓20萬孩子第一次感受到運動的快樂。”
而2002的一份參加陽光工程發佈會的媒體報導曾表示，“該工程計畫從今年起到2008年，為期7年，其實施方案以年度為單位不斷推進。本年度活動期間，農夫山泉公司繼續推出‘一瓶水，一分錢’活動：即每銷售一瓶農夫山泉飲用天然水，農夫山泉公司就代表消費者捐出一分錢用於陽光工程。”
這樣的廣告和報導，會不會引發消費者或讀者的誤解呢？
對此，農夫山泉的解釋是，“廣告從某種程度來講是一種藝術形式，在支持奧運的活動中，我們捐獻的是體育器材，重要的是2008年是當時國人的一個體育夢想。我們是代消費者進行捐贈的，這支廣告也能較好地激發起公眾的自豪感，以及付出的快樂感。”
農夫山泉強調，“這支廣告只在2002年的4月至8月間播出，此後再也沒有播出過，因此，是在這期間的承諾，不存在引起誤會的動機和條件，也應該不會引起消費者的誤解。”
“至於稿件中的說法是媒體的報導，我們在活動的發佈會上可能播出過這則廣告，也許媒體這樣理解也未可知。因為年代比較久遠，無法進行考證了。實事求是講，作為一項發佈會的報導，影響也不可能有多深遠。”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告學系主任陳剛說，“從行銷的角度，當年這則廣告將公益的理念和廣告結合起來，是很成功的。這種公益性質可能會使更多的人對農夫山泉有好感。”陳剛說，但是，如果捐贈額和承諾不符合，就涉及企業誠信問題。
他分析，由於廣告中沒有提醒，表示“打上標誌的產品才參與活動”，所以應該理解為所有產品都包括進去。“廣告是要創意，但創意要以產品和承諾的真實性為基礎，是不可以誇大的。”
陳剛表示，如果在公益事件上出問題，會對農夫山泉的品牌形象造成很大衝擊。
“被誤解”的稿件
一則7年前的廣告和一起3年前的行銷活動，突然把農夫山泉推到了聚光燈下，給他們帶來了預料之外的誠信危機。
“發生的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農夫山泉公司駐北京負責人魏鐵驪告訴本報記者，前不久，衛生部召開了一次關於礦物質水相關標準的研討會。在會上，其他飲用水企業都贊成“出於調節口感目的，可以在水中添加硫酸鎂等食品添加劑”，而唯有農夫山泉的代表明確表示反對。這使其成為業內的“異類”。
魏鐵驪指出，在這次會議之後，先是出現了“千島湖水質危機”，隨後又出現了此次“假捐”事件，14日，中國社工協會突然宣佈，被指在“一分錢公益”事件中有欺詐行為的農夫山泉被排除在2009年第五屆優秀企業公民活動評選範圍之外。
農夫山泉表示，他們“在此之前從沒有聽說過該協會，更不知道有這個評選活動，也從沒申請要
參加評選。此次遭拒，讓人莫名其妙”。
為此，農夫山泉公司8月18日以公益時報社、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為被告，向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提起名譽權訴訟，要求兩被告向公司公開道歉，並賠償人民幣500萬元。
該公司表示，“或許就絕對金額而言，我公司的公益投入不能算最多，但如果從公益事業的持續性、及時性和影響力，以及公益投入所占利潤的比值看，我們在公益事業方面的付出問心無愧，有時甚至是超出我們能力的。”
《公益時報》相關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並非針對農夫山泉，而是希望通過報導，促進國內慈善資訊的公開、透明。
“如果農夫山泉自己捐錢給基金會，那我們無權要求其公開。但農夫山泉恰恰是動員社會公眾的力量去買水捐贈，從概念上說，這是一次公募行為。”上述人士表示，作為一次公募行為，必須要向公眾說清楚，否則容易導致公眾對慈善組織的不信任。
那麼，國內公募基金會那麼多，為什麼首先要求一家企業做到資訊公開呢？
“我們做了很多東西，但是最後發現農夫山泉最容易入手，因為其活動影響最大，沒有人不知道他那兩條廣告語。”他說。
來源：2009/8/20 中國青年報
不可否認，農夫山泉的行銷曾經轟動一時，然而在過度依賴行銷概念的同時，也使得農夫山泉受到牽連，尤其是當它打造出的“農夫山泉有點甜”，“喝一瓶水，捐一分錢”的概念連遭質疑時。在一組網路調查中顯示，有高達70.9%的網友認為農夫山泉“一分錢”捐贈活動是借公益活動牟利。
近日，農夫山泉可謂“焦頭爛額”，不僅前段時間費盡心思力證“清白”的“水源地”危機公關以失敗而告終，而最近被媒體曝光“一 分錢公益”涉嫌欺詐的事件更是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農夫山泉“一分錢”事件被曝光後，很多人對農夫山泉的行為進行了指責。某網站社區一位名為a_b_c_15的網友留言，“一瓶水一分錢並不多，累計起來就很多。可是卻以這樣的名義去獲取大眾的信任。”針對農夫山泉的行為，很多網友發出了自己的心聲。
“想想真不值得，如果這一分錢用在他們所說的地方，我會繼續喝農夫，可是，我的一分錢竟然下落不明。”一北京網友跟帖，甚至有網友在網路上，呼籲大家，抵制農夫，“不要讓他們用善心的藉口，再來欺騙我們的同情心。”
截止8月17日下午4時在某網站做的一項關於農夫山泉“一分錢”網友調查資料顯示，有高達95.66%的網友認為，農夫山泉“一分錢”產品行銷承諾捐贈款項應該公開善款使用情況。而由鳳凰網發起的另一組“農夫山泉一分錢捐贈被指欺詐”的調查顯示，有81.4%的網友認為“一分錢”廣告涉嫌欺詐，甚至高達70.9%的網友認為農夫山泉“一分錢”捐贈活動是借公益活動牟利。
雖然為澄清捐贈事實，最近，農夫山泉在網路上刊登了一份《農夫山泉關於一分錢捐贈活動的聲明》，但就從2001年開展的“一分錢”活動至何時結束，以及這幾年期間每年由於“一分錢”活動所捐的款項等相關問題還是引來了不少質疑。
緣何不公開歷年捐贈紀錄？
在網路聲明中，農夫山泉僅就對2006年“飲水思源”助學活動作了相關解釋，並羅列了500萬善款的使用情況，但這個活動是從2001年開始的，為什麼農夫山泉不向公眾澄清每年捐贈活動的開展情況？從頭到尾，我們只看到2006年的現金捐贈，其他年份呢？公益領域一位資深人士表示。
據記者調查，農夫山泉“一分錢”專案從2001年便開始啟動。“喝農夫山泉為奧運捐一分錢”——每賣一瓶水即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捐贈一分錢，當時，首屆“一分錢”行動支持了北京申辦奧運會。當年，農夫山泉宣導的“聚沙成塔”宣傳理念被評為十大成功行銷案例。
2002年，“一分錢”行動的主題更換為“陽光工程”，據公開資料顯示，農夫山泉共向全國24個省的395所學校捐贈了價值500萬元的體育器材。而這500萬的體育器材通過何種方式捐贈無從查考。
之後，2004年，第三屆“一分錢”行動與雅典奧運會同行，以支持“中國體育事業”。
據另一份公開資料顯示，2002年，農夫山泉啟動“農夫山泉陽光工程”後，曾表示，此活動將延續到2008年，為期7年。而記者從公開管道沒有查到“一分錢”公益項目在2007、2008兩年有任何的捐贈活動。
而至於此活動終止的時間，每年捐贈的款項以及資助者的資訊，公眾無從得知。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成員蔣蘇華律師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法律關係角度而言，農夫山泉與每個普通消費者之間在存在商品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的同時，還存在一種承諾捐款的合同關係，此關係不是委託，而是義務，農夫山泉有義務用自己的名義按“一瓶水一分錢”的計算方式向其承諾的被捐助物件捐助善款。同時應當指出的是，此合同並非贈與合同(贈與合同存在於贈與人與受贈人之間)，而是普通並可強制履行的合同。
“企業發起這個活動，應該有告知的義務，不能到最後不了了之。從2001發起的公益活動，應該每年的捐贈數額，以及捐贈款項要作相應的公示，畢竟這不等同於一般的商業活動。”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錦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蔣蘇華律師表示，消費者有充分的知情權，按約定數額向特定對象捐助善款就是農夫山泉的服務、承諾與義務，不管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還是《合同法》來看，消費者都有權利要求農夫山泉提供其實際履行承諾的真實情況，如農夫山泉不能提供證明材料，消費者有權要求其繼續履行，甚至可訴至法院要求農夫山泉強制履行。
他認為，從交易過程來看，農夫山泉廠家並非法律上的最終銷售方與接收消費者買水款方，而是礦泉水的生產方；同時農夫山泉廠家顯然也沒有將其賣一瓶農夫山泉的所得款區分為銷售價格與消費者捐贈款(一分錢)兩部分；但農夫山泉通過廣告方式向消費者做出了“只要消費者購買一瓶農夫山泉，農夫山泉就捐贈一分錢”要約，而經消費者購買農夫山泉礦泉水的行為即為我國《合同法》第二十二條的所規定的“通過行為作出承諾”。
金錦萍也強調說，企業把產品或服務與慈善掛鈎，並且在宣傳中攙雜公益元素進行行銷，這在很大程度上對消費者具有引導作用。“所以企業在從事這種行為時候，應該考慮到市場秩序，發起這樣的活動，要儘量的規範，而不是利用消費者的“愛心”進行誘導，進行赤裸裸的商業行為。”
“一分錢”廣告不屬於公益性廣告？
通過小小的一分錢，農夫山泉不僅建立起與捐助者之間的良好聯想，而且還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甚至時至今日，公眾提起“一分錢” 活動腦海閃現的第一印象還是農夫山泉。“每喝一瓶農夫山泉，就為水源地的貧困孩子捐出一分錢”廣告至今在消費者耳邊響起，甚至很多人認為農夫山泉的一分錢廣告屬於公益性廣告。
“廣告其實是為了達到一種訴求，最終目的是推銷企業的產品或者服務，當然，訴求的方式有很多種，”中國廣告協會法律服務中心彭曄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很多企業通過添加公益元素來刺激消費者最柔軟的地方，其實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行銷產品。這種形式不能認定為公益廣告。”
在他看來，公益性廣告是為公眾切身利益服務的廣告，若廣告中出現帶有商品或者服務的企業名稱或者LOGO都不能算公益性廣告。據瞭解，1995 年，國家實施《廣告法》只是針對商業性廣告，而具體到公益性廣告目前國家相關法律條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目前，在國內屬於空白。”
農夫山泉“一分錢”的廣告為喧鬧的電視廣告增加了‘愛’的內容，無形中對企業形象的提升起到了一般‘自吹自擂’的廣告所達不到的效果。但這不是公益廣告，確切的說應該是帶有公益性的商業廣告。”金錦萍強調說，“在美國的稅法上，若是企業行為從事這種帶有公益元素的廣告，是不能享受免稅政策的。” 而在農夫山泉在2006年與宋慶齡基金會合作時，農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500萬元的捐贈得到了相應的免稅發票。“而在國內，這種行為應該如何界定，現在還沒明確的法律規定。”她表示。
公益行銷的“透明度”
無風不起浪。很多人認為，之所以農夫山泉出現千島湖水質存在問題，“一分錢”不透明遭受質疑的地方，是因為農夫山泉的“概念行銷”。據一位從事飲用水品牌行銷的策劃人透露，農夫山泉很擅長概念行銷，無論是其標榜的“山泉”、“天然水”，還是“喝一瓶水捐一分錢”的公益形象，都是為其銷售打造的一種概念。
曾有業內人士撰文，農夫山泉的一分錢公益行動無疑是中國最具特色，也最值得爭議的企業公益活動，其最成功的手法在於農夫山泉以行銷的心態來操刀公益。
“每買一瓶農夫山泉，你就為水源地的孩子捐了一分錢.。”其實，早在2006年，農夫山泉曾讓貧困地區(農夫山泉水源地)孩子以真人真事真場景出現于農夫山泉的一分錢廣告之中時，很多人就給予了質疑。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副秘書長劉京揚接受記者坦言，“公益行銷也是企業行銷模式的一種，這樣做並不違法，但關鍵問題在於兩點，第一，企業怎麼證明一分錢活動捐贈的錢用在公益項目上。第二，企業怎麼證明銷售數字沒有作假？”
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劉文奎也強調，“公益行銷”如果要想保持公益公信力，充分展示企業的公益誠信，就必須保持相當的透明度。如果動員消費者參與了，消費者卻不知道自己捐的錢到底用沒用到慈善公益事業上，這樣的“公益行銷”必然最終會遭遇消費者質疑。
業內一位專家表示，不可否認，農夫山泉的概念行銷曾經一度使農夫山泉成為一個成功的案例，然而過度依賴概念的同時，也使得農夫山泉深深地被概念所累，尤其是當它打造出的概念遭到質疑的時候，品牌的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
農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是中國飲料工業“十強”企業之一。中華商業資訊中心市場監測報告顯示，從1999年至2004年在全國瓶裝飲用水十大品牌中，農夫山泉市場綜合佔有率連續六年列第一名。其控股母公司浙江養生堂網站顯示：農夫山泉的產值不斷遞增，每年上一個臺階。
商業倫理道德存在的必要性
農夫山泉遭受著的一連串打擊給國內企業上了生動的一課。業內人士刊登文章指出，農夫山泉的背信棄義才會使得它陷入困境。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呼籲企業商業道德倫理存在的必要性。
除了眼前“一分錢”不透明遭受質疑外，眼下，農夫山泉正在舉行一場大型危機公關活動。從2009年7月起，在全國招募2000名消費者到千島湖“尋源”。從策劃、組織、聯合近百家媒體到消費者三天兩夜的全程免費旅行，來度過“水源地污染”的危機。
然而就在這一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質疑聲再次響起。據媒體報導，千島湖作為一個旅遊地和養殖場，不可能保持良好的水質，更談不上直接飲用。
著名的水文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陳夢熊甚至明確表示，就目前國內水質的總體情況來看，國內地表水和地下水已經不能作為礦泉水企業的直接取水點。而這也標誌著農夫山泉這場力證水源“清白”的危機公關似乎也以失敗而告終。
對於水源門事件，農夫山泉認為這是“有人”惡意炒作。其實，對於飲用水行業來說，“口水戰”由來已久。從2000年的水源之爭到2008年的水源門事件，農夫山泉一直憑藉著“千島湖”的水源地反對添加礦物質的“礦物質水”，並以此向同行們發動了口誅筆伐。甚至，之前，農夫山泉還讓員工潛入康師傅杭州水廠拍照，揭發康師傅礦物質水所謂的“優質水源”，引發聲討康師傅虛假宣傳的浪潮。
就在業內猜測農夫山泉是“康師傅水源門”事件幕後策劃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時，康師傅進行了“反撲”。根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2009年3月19日發佈的《中國地表水水質月報》，農夫山泉的兩個水源地千島湖與丹江口水庫，在今年1月份的水質已經被列入第Ⅳ類，即主要適用於一般工業用水及人體非直接接觸的娛樂用水區，屬於“輕度污染”，是不適於直接飲用的。
業內一位專家表示，不論企業從事商業活動還是公益活動，必須遵守相應的商業倫理道德，踐行基本的社會責任，否則企業發展就會似空中樓閣，經不起時間的任何檢驗。
來源：2009/08/18 中國江蘇網
康師傅VS農夫山泉水之戰十年仇怨深
採訪·撰文/蔣毅坤 潘青山
瓶裝水行業內互相拆臺式的競爭，讓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正在對這個市場產生懷疑。最近流行的關於“凡是用塑膠瓶子裝的水都不安全”的段子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2009年6月，《中國新聞週刊》在其發表的《康師傅水源門事件再調查：誰在毀掉瓶裝水》一文中揭露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消息：千島湖——農夫山泉的水源地之一，已被列入第Ⅳ類。也就是說，千島湖的水只能作為工業用水，不能和人體接觸。
農夫山泉的千島湖水源，正是其得以成功的王牌和關鍵。這樣一篇文章，順理成章地讓農夫山泉也陷入了康師傅曾經所遇到的“水源門”事件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6月15日，農夫山泉在接受新華網記者採訪時，稱該事件背後是業內人的惡意炒作。在矛頭直接指向康師傅後，農夫山泉宣佈不再接受任何媒體參訪。“該說的我們都說完了。”農夫山泉公關部相關負責人如此向《數位商業時代》記者表示。
康師傅總裁室公關部協理余國雄向本刊記者表示，康師傅絕對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我們知道這樣做，其結果只會損害整個消費者的信心，把整體市場做壞。”
去年的 “水源門”事件，讓康師傅失去了包裝水行業老大的位置。康師傅礦物質水從2008年8月起銷量一路下滑，9月份開始從盈利變為虧損，全年虧損高達3000萬元。
不過事情並未就此結束。就在浙江省環保廳6月16日出面稱千島湖水質總體良好後不久，在各大門戶網站和天涯、西祠等人氣論壇上相繼出現了題為《農夫山泉四大原罪》、《農夫山泉水源門反思：天然水，有點甜？不安全！》、《千島湖水質起底你還喝“天然水”？》等文章，並被網友廣為轉貼。
這些文章普遍使用了“記者”和“本報記者”的說法，但是經本刊利用百度和穀歌搜索後，並未發現有平面媒體曾經刊載過這些文章，搜索的結果最終都指向了江蘇新聞網。《農夫山泉水源門反思：天然水，有點甜？不安全！》、《農夫山泉四大原罪》這兩篇文章分別錄入於6月22日11點04分49秒和6月22日11點08分40秒，相差僅4分鐘，並且這兩篇文章都是由署名為“翔鳴”的編輯錄入，文章均沒有具體出處和作者姓名。
一時間，“水之戰”再次撲朔迷離，而市場卻迅速對此作出反應。在多家媒體紛紛報導農夫山泉“水源門”的文章後，農夫山泉的經銷商開始接到超市下架的通知，而據新華網報導，6月12日，農夫山泉董事長鐘睒睒甚至親自接到深圳某經銷商要求退掉1萬箱水的電話。
在某網上關於水質問題的調查中，1352位參與調查的網友裏，534票(39.5%)選擇“以後不再喝礦泉水了”，原因是“污染是肯定的，這年頭喝什麼都不安全”；384票(28.4%)選擇了“猶豫中，靜觀事態發展”。
十年“水之戰” 冤家易結難解
瓶裝水行業的恩怨由來已久。而農夫山泉一直以來都是在行業內發表不同聲音最多的企業，早就被視作行業中的“另類”。“這次事件背後，可能存在農夫山泉被行業內有關企業排擠的問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飲用水行業人士說。
2000年4月，農夫山泉以廣告的方式來演示純淨水和天然水的對比實驗，並在得出純淨水對健康不利的結論後，農夫山泉旗下公司“養生堂”宣佈停止生產純淨水，就此揭開中國包裝飲用水的水源之戰。
從2002年到2006年，“農夫山泉”牌瓶裝飲用水連續五年列同類產品市場銷量第一位(據全國大型零售企業商品銷售調查統計)，2006年，農夫山泉飲料總產量、銷售收入、利稅、利潤的增幅在中國飲料工業“十強”企業中均名列第一。
而2004年進軍瓶裝水領域的康師傅，透過速食麵和茶飲料的領先地位積累下的優質管道，再加上價格優勢，到了2008年7月，康師傅的市場份額達到了25%(據AC尼爾森資料)，大大領先娃哈哈和農夫山泉。
2008年，康師傅與農夫山泉的競爭開始白熱化。先是農夫山泉開展測試PH值活動，指責康師傅礦物質水“偽健康”，再是有網友探密的帖子稱“康師傅礦物質水的水源來自自來水”，最終在媒體的大肆渲染後演變為康師傅“水源門”危機。
這直接改變了康師傅瓶裝水的市場份額。據AC尼爾森2008年12月份公佈的資料顯示，按銷售量計算，康師傅礦物質水2008年市場佔有率為19.9%，距最高峰下跌超過5個百分點；而農夫山泉的市場份額相比“水源門”之前上升了0.7%。
來源：2009/07/17 數字商業時代
一分錢捐贈廣告被指欺詐爭議調查 農夫山泉高調反擊
本報記者 白雪
鏡頭中，一群孩子歡笑著踢球、跳繩。畫外音響起，“兩塊一根的跳繩，20元一副的球拍,一個像樣的籃球架……從現在起，每喝一瓶農夫山泉，你就為孩子們的渴望捐出了一分錢”。結尾字幕是：“到2008年，陽光工程將為20萬孩子帶來運動的快樂”。
農夫山泉2002年這則“一分錢”電視廣告，至今還留在很多人的記憶裏。最近，這則曾經獲獎的廣告，給農夫山泉惹來了質疑聲。
8月11日，《公益時報》發表文章稱，按廣告所稱，農夫山泉每年15億瓶到20億瓶銷售規模，從2001年到2008年，農夫山泉每年至少拿出1500萬元注入助學基金，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到。
此後，農夫山泉和“假捐”的字眼連在了一起。8月14日和8月18日，農夫山泉兩次發表聲明稱，
該“詆毀性報導”有可能是一系列經過周密策劃的蓄意事件。
“一分錢”，再一次牽動了公眾的目光。
應該捐1500萬元，還是500萬元
《公益時報》稱，農夫山泉“一分錢”項目，“唯一能查到的現金，是2006年與宋慶齡基金會的合作”。“廣告中，農夫山泉並沒有說明活動的具體期限以及日期”，但據調查，此次活動僅為2006年1月至7月舉行，捐贈額為500萬元。
該報質疑，“2008年，農夫山泉飲用水的市場銷售量大致是15億瓶到20億瓶的規模，2005年以來也基本保持了這樣的銷量。”文中援引“業內一位人士”的話表示，“如果按照實際計算，農夫山泉應該每年至少拿出1500萬元注入助學基金，而不是500萬元。”
8月14日，農夫山泉發表了第一份公開聲明，對2006年的“飲水思源”助學活動作出解釋。
聲明稱，農夫山泉與宋慶齡基金會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06年7月31日期間，農夫山泉以每銷售一瓶水就提取一分錢的形式，捐贈“飲水思源”助學活動。活動期間，農夫山泉印製並銷售了5億瓶帶有“飲水思源”一分錢活動標誌的天然水產品，捐贈款總額為5007563元(其中7563元為義賣所得)。
今天下午，本報也收到了宋慶齡基金會對於“飲水思源”專案的情況介紹。
現在，已經被當年的合作雙方確認的情況是，上述款項已於2006年年底匯入宋慶齡基金會指定帳戶，計畫資助萬綠湖、千島湖、丹江口和長白山地區共1002名小學生完成小學教育(部分學生為完成初中教育)、改善教學設施、開展夏令營活動等。
宋慶齡基金會還提供了實施情況：截至2008年末，支出“飲水思源”基金4355260元，其中上述四個地區學生資助款1079376元，改善教學設施1388649元，圖書配送589672元，專題活動1297563元。結餘652303元，將繼續用於資助學生完成學業。
但是，“每喝一瓶農夫山泉，你就為孩子們的渴望捐出了一分錢”這句話有了兩種解釋：按廣告字面意思，“每一瓶”指的是農夫山泉銷售的每一瓶水，計至少每年該捐出1500萬元；而按照農夫山泉公司給出的解釋，“每一瓶”指的是“每一瓶帶有‘飲水思源’活動標誌”的水，因此，公司捐出500萬元。
“一分錢”活動是獨立的，還是連續的
《公益時報》稱，“農夫山泉‘一分錢’專案從2001年開始啟動，2002年，‘一分錢’行動的主題更換為‘陽光工程’。2004年，第三屆‘一分錢’行動與雅典奧運會同行，以支持‘中國體育事業’。據另一份公開資料顯示，2002年，農夫山泉啟動‘農夫山泉陽光工程’後，曾表示，此活動將延續到2008年，為期7年。而記者從公開管道沒有查到‘一分錢’公益項目在2007、2008兩年有任何的捐贈活動。”
農夫山泉的公關部今天以書面形式回復中國青年報記者，認為上述說法完全是主觀惡意推測。事實上，農夫山泉與“一分錢捐贈”相關的活動共舉行過三屆，並且每屆的捐贈主題、物件以及合作機構都不一樣。
2001年是與北京2008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合作，直接捐款100萬元及一定數量的飲用水，旨在支持北京申奧。
2002年是與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品材裝備中心(簡稱中心)合作，以“陽光工程”為主題向貧困地區的小學校捐贈價值500萬元的體育器材。由農夫山泉公司出資，中心監督第三方通過招標購買器材並由中心建議捐贈對象，公證處公證。
2006年是與宋慶齡基金會合作，主題是“飲水思源”。農夫山泉從來沒有宣稱也沒有向公眾承諾過要將活動從2001年持續至2008年。
農夫山泉公司表示，他們並沒有像某些媒體所指責的那樣“有意誤導”。首先，在沒有活動的年份，沒有做過相關廣告；其次，在做活動的年份，也僅在每年的4至8月間進行廣告投放，這是眾所周知的飲料行業的宣傳規律。此外，在電視廣告中，由於時長限制，沒有辦法對活動的詳細規則作全部敍述，但在產品的標貼上是有明確告示的。
“被誤解”的行銷
農夫山泉的解釋，否認了“每一次活動按當年銷售額捐贈，每年都舉行‘一分錢捐贈’活動”邏輯鏈。但是，也有分析認為，反觀當年那則廣告和相關新聞，很多人都會誤解。
除了文章開頭提及的那條廣告。2002年的“陽光工程”還有另一條廣告：“您的一分錢，我們是這樣花的，2002年，農夫山泉陽光工程已為24個省的377所學校捐贈了5029028元的體育器材。您的一分錢，讓20萬孩子第一次感受到運動的快樂。”
而2002的一份參加陽光工程發佈會的媒體報導曾表示，“該工程計畫從今年起到2008年，為期7年，其實施方案以年度為單位不斷推進。本年度活動期間，農夫山泉公司繼續推出‘一瓶水，一分錢’活動：即每銷售一瓶農夫山泉飲用天然水，農夫山泉公司就代表消費者捐出一分錢用於陽光工程。”
這樣的廣告和報導，會不會引發消費者或讀者的誤解呢？
對此，農夫山泉的解釋是，“廣告從某種程度來講是一種藝術形式，在支持奧運的活動中，我們捐獻的是體育器材，重要的是2008年是當時國人的一個體育夢想。我們是代消費者進行捐贈的，這支廣告也能較好地激發起公眾的自豪感，以及付出的快樂感。”
農夫山泉強調，“這支廣告只在2002年的4月至8月間播出，此後再也沒有播出過，因此，是在這期間的承諾，不存在引起誤會的動機和條件，也應該不會引起消費者的誤解。”
“至於稿件中的說法是媒體的報導，我們在活動的發佈會上可能播出過這則廣告，也許媒體這樣理解也未可知。因為年代比較久遠，無法進行考證了。實事求是講，作為一項發佈會的報導，影響也不可能有多深遠。”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告學系主任陳剛說，“從行銷的角度，當年這則廣告將公益的理念和廣告結合起來，是很成功的。這種公益性質可能會使更多的人對農夫山泉有好感。”陳剛說，但是，如果捐贈額和承諾不符合，就涉及企業誠信問題。
他分析，由於廣告中沒有提醒，表示“打上標誌的產品才參與活動”，所以應該理解為所有產品都包括進去。“廣告是要創意，但創意要以產品和承諾的真實性為基礎，是不可以誇大的。”
陳剛表示，如果在公益事件上出問題，會對農夫山泉的品牌形象造成很大衝擊。
“被誤解”的稿件
一則7年前的廣告和一起3年前的行銷活動，突然把農夫山泉推到了聚光燈下，給他們帶來了預料之外的誠信危機。
“發生的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農夫山泉公司駐北京負責人魏鐵驪告訴本報記者，前不久，衛生部召開了一次關於礦物質水相關標準的研討會。在會上，其他飲用水企業都贊成“出於調節口感目的，可以在水中添加硫酸鎂等食品添加劑”，而唯有農夫山泉的代表明確表示反對。這使其成為業內的“異類”。
魏鐵驪指出，在這次會議之後，先是出現了“千島湖水質危機”，隨後又出現了此次“假捐”事件，14日，中國社工協會突然宣佈，被指在“一分錢公益”事件中有欺詐行為的農夫山泉被排除在2009年第五屆優秀企業公民活動評選範圍之外。
農夫山泉表示，他們“在此之前從沒有聽說過該協會，更不知道有這個評選活動，也從沒申請要
參加評選。此次遭拒，讓人莫名其妙”。
為此，農夫山泉公司8月18日以公益時報社、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為被告，向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提起名譽權訴訟，要求兩被告向公司公開道歉，並賠償人民幣500萬元。
該公司表示，“或許就絕對金額而言，我公司的公益投入不能算最多，但如果從公益事業的持續性、及時性和影響力，以及公益投入所占利潤的比值看，我們在公益事業方面的付出問心無愧，有時甚至是超出我們能力的。”
《公益時報》相關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並非針對農夫山泉，而是希望通過報導，促進國內慈善資訊的公開、透明。
“如果農夫山泉自己捐錢給基金會，那我們無權要求其公開。但農夫山泉恰恰是動員社會公眾的力量去買水捐贈，從概念上說，這是一次公募行為。”上述人士表示，作為一次公募行為，必須要向公眾說清楚，否則容易導致公眾對慈善組織的不信任。
那麼，國內公募基金會那麼多，為什麼首先要求一家企業做到資訊公開呢？
“我們做了很多東西，但是最後發現農夫山泉最容易入手，因為其活動影響最大，沒有人不知道他那兩條廣告語。”他說。
來源：2009/8/20 中國青年報
友達獲全球永續發展報告 A+等級
友達獲全球永續發展報告 A+等級
友達今日宣布，發行第二本通過挪威商立恩威驗證（DNV）第三者獨立查證，亦為全球TFT-LCD產業唯一一家，獲得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指導綱領第三版A+等級證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同時也達到AA1000AS標準。
該報告書展現友達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努力絲毫未鬆懈，儘管面臨全球總體經濟疲弱嚴苛的挑戰，在產品設計生產、供應鏈管理、客戶服務、員工及社會關懷等各面向，仍然持續、主動地尋求解決方案以減少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的衝擊。
作為國際領導的液晶面板製造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直為友達所秉持的信念。友達於2008年初揭櫫「友達綠色承諾」，展現「永續發展」的決心，其中涵蓋了創新研發、採購、製造、運輸、服務、回收處理以及員工親身參與等全方位的環保計畫。
今年的報告書涵蓋以下主題: 如創新節能面板，開發出多款創新節能面板，例如經過改良及優化的46吋環保節能「Eco Plus」Full HD面板，輕、薄、省電皆達30%以上，也同時提升包裝效率達66%以上，為更輕、更薄、更省電，亦兼具造型的全方位節能環保面板。
世界第一座綠色TFT-LCD廠房，位於中科8.5代新廠房，於2009年3月通過美國綠建築協會LEED綠建築評估系統之金級認證，成為全世界第一座取得美國LEED綠建築認證的TFT-LCD廠房建築物。
整體節能成效可達21%。在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率方面則高達90%，每年可減少約300萬噸的自來水用量，約是1,430個標準游泳池的水量。此外，整體營建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也高達90%，大幅減少資源浪費與降低環境衝擊。
溫室氣體減量成效，2008年排放量與2007比較，在產能增加約4%情形下，溫室氣體排放量仍下降4.6%，顯示溫室氣體排放量已開始呈現成長減緩的趨勢。其中，PFCs溫室氣體減量的部分，累積自2003年至2008年，共減下相當於39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來源：2009/08/20 台灣 經濟日報
友達創新節能面板省電30% 8.5代廠節能成效達21%
8月21日消息，友達光電近日發行第2本通過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公司(DNV)第三者獨立查證，亦為全球TFT-LCD產業唯一獲得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指出創新節能面板省電30%，友達8.5代廠節能成效可達21%，報告書指導綱領為第三版A+等級(GRIG3LevelA+)證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也達到AA1000AS標準。
友達報告書涵蓋以下主題：創新節能面板、世界第一座綠色TFT-LCD廠房、溫室氣體減量成效、友達與在地居民的互動、社會責任的實踐。
創新節能面板方面，友達開發多款創新節能面板，例如經過改良及優化的46寸環保節能“EcoPlus”FullHD面板，輕、薄、省電皆達30%以上，也同時提升包裝效率達66%以上，為更輕、更薄、更省電，亦兼具造型的全方位節能環保面板。
其次，關于世界第一座綠色TFT-LCD廠房的部份，友達位于中科8.5代新廠房，成為全世界第一座取得美國LEED綠建築認證的TFT-LCD廠房建築物。
整體節能成效可達21%。
在制程用水回收再利用率方面則高達90%，每年可減少約300萬噸的自來水用量，約是1,430個標準游泳池的水量。
此外，整體營建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也高達90%。
另外，在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的角度來看，友達表示，2008年排放量與2007年比較，在產能增加約4%情形下，溫室氣體排放量仍下降4.6%，顯示溫室氣體排放量已開始呈現成長減緩的趨勢。
其中，PFCs溫室氣體減量的部分，累積自2003年至2008年，共減下相當于39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友達光電指出，為了解決臭味問題，讓陽光山林社區居民感受改善誠意，達成與鄰近社區共存的最佳典範，並建立友達價值鏈的綠色知識交流平臺，讓價值鏈夥伴分享、學習彼此的環保經驗與成果。
在社會責任的實踐方面，2006年3月，友達光電蘇州廠成立“友達中國行”基金，以建設希望學校為目標，于2007年成功協助安徽省太湖縣大明村建起了“友達光電大明希望小學”。
除了協助建造校舍外，友達員工捐款也在2年間資助了407個孩子。
友達光電廈門廠則贊助福建省漳州市“白雲小學”的校舍翻新及基礎建設，以及提供初中和小學學生助學獎學金。
來源：2009 / 08 / 21鉅亨網
友達今日宣布，發行第二本通過挪威商立恩威驗證（DNV）第三者獨立查證，亦為全球TFT-LCD產業唯一一家，獲得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指導綱領第三版A+等級證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同時也達到AA1000AS標準。
該報告書展現友達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努力絲毫未鬆懈，儘管面臨全球總體經濟疲弱嚴苛的挑戰，在產品設計生產、供應鏈管理、客戶服務、員工及社會關懷等各面向，仍然持續、主動地尋求解決方案以減少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的衝擊。
作為國際領導的液晶面板製造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直為友達所秉持的信念。友達於2008年初揭櫫「友達綠色承諾」，展現「永續發展」的決心，其中涵蓋了創新研發、採購、製造、運輸、服務、回收處理以及員工親身參與等全方位的環保計畫。
今年的報告書涵蓋以下主題: 如創新節能面板，開發出多款創新節能面板，例如經過改良及優化的46吋環保節能「Eco Plus」Full HD面板，輕、薄、省電皆達30%以上，也同時提升包裝效率達66%以上，為更輕、更薄、更省電，亦兼具造型的全方位節能環保面板。
世界第一座綠色TFT-LCD廠房，位於中科8.5代新廠房，於2009年3月通過美國綠建築協會LEED綠建築評估系統之金級認證，成為全世界第一座取得美國LEED綠建築認證的TFT-LCD廠房建築物。
整體節能成效可達21%。在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率方面則高達90%，每年可減少約300萬噸的自來水用量，約是1,430個標準游泳池的水量。此外，整體營建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也高達90%，大幅減少資源浪費與降低環境衝擊。
溫室氣體減量成效，2008年排放量與2007比較，在產能增加約4%情形下，溫室氣體排放量仍下降4.6%，顯示溫室氣體排放量已開始呈現成長減緩的趨勢。其中，PFCs溫室氣體減量的部分，累積自2003年至2008年，共減下相當於39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來源：2009/08/20 台灣 經濟日報
友達創新節能面板省電30% 8.5代廠節能成效達21%
8月21日消息，友達光電近日發行第2本通過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公司(DNV)第三者獨立查證，亦為全球TFT-LCD產業唯一獲得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指出創新節能面板省電30%，友達8.5代廠節能成效可達21%，報告書指導綱領為第三版A+等級(GRIG3LevelA+)證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也達到AA1000AS標準。
友達報告書涵蓋以下主題：創新節能面板、世界第一座綠色TFT-LCD廠房、溫室氣體減量成效、友達與在地居民的互動、社會責任的實踐。
創新節能面板方面，友達開發多款創新節能面板，例如經過改良及優化的46寸環保節能“EcoPlus”FullHD面板，輕、薄、省電皆達30%以上，也同時提升包裝效率達66%以上，為更輕、更薄、更省電，亦兼具造型的全方位節能環保面板。
其次，關于世界第一座綠色TFT-LCD廠房的部份，友達位于中科8.5代新廠房，成為全世界第一座取得美國LEED綠建築認證的TFT-LCD廠房建築物。
整體節能成效可達21%。
在制程用水回收再利用率方面則高達90%，每年可減少約300萬噸的自來水用量，約是1,430個標準游泳池的水量。
此外，整體營建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也高達90%。
另外，在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的角度來看，友達表示，2008年排放量與2007年比較，在產能增加約4%情形下，溫室氣體排放量仍下降4.6%，顯示溫室氣體排放量已開始呈現成長減緩的趨勢。
其中，PFCs溫室氣體減量的部分，累積自2003年至2008年，共減下相當于39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友達光電指出，為了解決臭味問題，讓陽光山林社區居民感受改善誠意，達成與鄰近社區共存的最佳典範，並建立友達價值鏈的綠色知識交流平臺，讓價值鏈夥伴分享、學習彼此的環保經驗與成果。
在社會責任的實踐方面，2006年3月，友達光電蘇州廠成立“友達中國行”基金，以建設希望學校為目標，于2007年成功協助安徽省太湖縣大明村建起了“友達光電大明希望小學”。
除了協助建造校舍外，友達員工捐款也在2年間資助了407個孩子。
友達光電廈門廠則贊助福建省漳州市“白雲小學”的校舍翻新及基礎建設，以及提供初中和小學學生助學獎學金。
來源：2009 / 08 / 21鉅亨網
百事公司等列為“重點水污染企業”是誤讀
百事公司等列為“重點水污染企業”是誤讀
日前，有關百事可樂北京公司、可口可樂北京公司、北京匯源等12家企業，被列為重點水污染企業的新聞引起不少紛爭。記者就這一事件向百事公司求證，百事大中華區公共關係總監李玲說，“百事中國的所有灌裝廠都嚴格遵守國家廢水處理及排放標準，所有工廠的廢水在排放前均經過嚴格的處理程式，除去所含污染物並再利用于工廠的清潔和綠化。北京百事在2008年還被北京市水務局譽為“北京市節水優秀企業”。
同時，記者從中國飲料工業協會瞭解到，在2008年百事中國的灌裝廠共獲得了中國飲料工業協會所頒發的25個“優秀節水企業”獎項中的11個，充分體現了百事公司在此領域的行業領導地位。
同被列入的“重點水污染企業””的可口可樂北京公司也表示，目前廠內的用水及污水的處理排放是完全按照國家標準來做的，不存在污染問題。
那麼所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被列為重點水污染企業”名單，這個名單是否是空穴來風？記者瞭解到，在此之前，北京市發改委日前發出“關於開展清潔生產審核深挖節能減排潛力的通知”，今年將對重點水污染企業和年耗能1萬噸標準煤以上的重點用能企業開展清潔生產審核工作。
經瞭解，所謂“重點水污染企業”，主要是因為這些涉及釀造、飲料和乳製品的企業，在平時生產過程中的用水量較大，與其他企業相比會產生更多的污水。北京市在進一步推動清潔生產中，將這些企業列為重點監測對象，並非這些企業就是產生污染的企業。但是這些名單已出臺，經媒體報導，名單內的企業即被視為“污染企業”，引起了公眾誤解，企業紛紛跟北京市方面說明情況，該名單現已經從北京市發改委網站上撤下。
記者瞭解到，這12家重點用水企業包括4家釀造類企業、4家飲料類企業、4家乳製品類企業。對這12家企業，將於8月底前啟動清潔生產審核。區縣環保局負責企業清潔生產審核的監督管理，在清潔生產審核工作啟動後，每月至少監測一次。
同時北京市發改委還公佈了15家重點用能企業，包括北京賓士戴姆勒克萊斯勒汽車有限公司、首鋼日電電子有限公司、北京重型電機廠等15家企業。區縣發改委將每月對這15家企業審核進展情況進行跟蹤調查。
市發改委稱，近年來北京三產能耗比重快速增加，2008年已超過二產能耗，服務業節能降耗的形勢日益緊迫。按照《北京市支持清潔生產資金使用辦法》規定，北京加大了政府資金對清潔生產工作的引導帶動作用，對於通過驗收的企業補貼一定費用。對於被列入重點用能企業名單，北京賓士相關人士表示，公司對此前制定的節能減排規劃的細節做出了重新修訂。今年，北京賓士將主要通過技術改造來加速節能減排，在節電、廢水和工業垃圾處理方面將加大力度。
時間：2009/08/20
來源：人民網跨國公司頻道
美刊：外企上了中國水污染名單
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8月20日文章，原題：北京告訴公司，不要污染中國 當全世界責怪中國污染地球時，北京卻把矛頭對準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公司在北京的加工廠，稱它們是重點水污染企業。
離中國實現制訂的節能減排目標只剩下一年時間了。這些目標被列入中國“十一五”規劃中。如此說來，北京市政府正在為其他地方政府樹立榜樣：如何加大努力迫使私營企業實現綠色目標。
北京市發改委把12家國際和當地企業列入“重點水污染企業名單”。這些公司包括可口可樂北京公司、百事可樂北京公司。北京市發改委發言人說，首都的目標是使大型企業環保標準達到“十一五”規劃制訂的節能減排目標，“如果這些公司在更清潔生產方面多做一點努力，它們將對首都節能節水做出重大貢獻。這就是為什麼它們被列入名單的原因。”
通知敦促私營企業定期清潔生產線，目的是減少能源消耗和化學物排放。飲料和釀酒企業被要求適當地進行汙水處理，以便北京能夠實現其目標。
被貼上“污染企業”標籤的公司每季度要接受環保履行情況的檢查，但是北京市發改委並沒有具體指出在這些公司被從監控名單上刪除之前需要接受多長時間的監測。可口可樂媒體總監凱爾赫格稱，北京可口可樂公司除遵守本公司的嚴格標準外，也遵守北京市的廢水排放標準。北京分公司有完備的廢水監測系統。此外，可口可樂公司致力於提高水的使用效率。百事也發表類似聲明，稱百事所有工廠嚴格遵守中國廢水處理和排放標準。（作者衛維恩•沃克，陳一譯）
時間：2009/08/21
來源：環球時報
日前，有關百事可樂北京公司、可口可樂北京公司、北京匯源等12家企業，被列為重點水污染企業的新聞引起不少紛爭。記者就這一事件向百事公司求證，百事大中華區公共關係總監李玲說，“百事中國的所有灌裝廠都嚴格遵守國家廢水處理及排放標準，所有工廠的廢水在排放前均經過嚴格的處理程式，除去所含污染物並再利用于工廠的清潔和綠化。北京百事在2008年還被北京市水務局譽為“北京市節水優秀企業”。
同時，記者從中國飲料工業協會瞭解到，在2008年百事中國的灌裝廠共獲得了中國飲料工業協會所頒發的25個“優秀節水企業”獎項中的11個，充分體現了百事公司在此領域的行業領導地位。
同被列入的“重點水污染企業””的可口可樂北京公司也表示，目前廠內的用水及污水的處理排放是完全按照國家標準來做的，不存在污染問題。
那麼所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被列為重點水污染企業”名單，這個名單是否是空穴來風？記者瞭解到，在此之前，北京市發改委日前發出“關於開展清潔生產審核深挖節能減排潛力的通知”，今年將對重點水污染企業和年耗能1萬噸標準煤以上的重點用能企業開展清潔生產審核工作。
經瞭解，所謂“重點水污染企業”，主要是因為這些涉及釀造、飲料和乳製品的企業，在平時生產過程中的用水量較大，與其他企業相比會產生更多的污水。北京市在進一步推動清潔生產中，將這些企業列為重點監測對象，並非這些企業就是產生污染的企業。但是這些名單已出臺，經媒體報導，名單內的企業即被視為“污染企業”，引起了公眾誤解，企業紛紛跟北京市方面說明情況，該名單現已經從北京市發改委網站上撤下。
記者瞭解到，這12家重點用水企業包括4家釀造類企業、4家飲料類企業、4家乳製品類企業。對這12家企業，將於8月底前啟動清潔生產審核。區縣環保局負責企業清潔生產審核的監督管理，在清潔生產審核工作啟動後，每月至少監測一次。
同時北京市發改委還公佈了15家重點用能企業，包括北京賓士戴姆勒克萊斯勒汽車有限公司、首鋼日電電子有限公司、北京重型電機廠等15家企業。區縣發改委將每月對這15家企業審核進展情況進行跟蹤調查。
市發改委稱，近年來北京三產能耗比重快速增加，2008年已超過二產能耗，服務業節能降耗的形勢日益緊迫。按照《北京市支持清潔生產資金使用辦法》規定，北京加大了政府資金對清潔生產工作的引導帶動作用，對於通過驗收的企業補貼一定費用。對於被列入重點用能企業名單，北京賓士相關人士表示，公司對此前制定的節能減排規劃的細節做出了重新修訂。今年，北京賓士將主要通過技術改造來加速節能減排，在節電、廢水和工業垃圾處理方面將加大力度。
時間：2009/08/20
來源：人民網跨國公司頻道
美刊：外企上了中國水污染名單
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8月20日文章，原題：北京告訴公司，不要污染中國 當全世界責怪中國污染地球時，北京卻把矛頭對準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公司在北京的加工廠，稱它們是重點水污染企業。
離中國實現制訂的節能減排目標只剩下一年時間了。這些目標被列入中國“十一五”規劃中。如此說來，北京市政府正在為其他地方政府樹立榜樣：如何加大努力迫使私營企業實現綠色目標。
北京市發改委把12家國際和當地企業列入“重點水污染企業名單”。這些公司包括可口可樂北京公司、百事可樂北京公司。北京市發改委發言人說，首都的目標是使大型企業環保標準達到“十一五”規劃制訂的節能減排目標，“如果這些公司在更清潔生產方面多做一點努力，它們將對首都節能節水做出重大貢獻。這就是為什麼它們被列入名單的原因。”
通知敦促私營企業定期清潔生產線，目的是減少能源消耗和化學物排放。飲料和釀酒企業被要求適當地進行汙水處理，以便北京能夠實現其目標。
被貼上“污染企業”標籤的公司每季度要接受環保履行情況的檢查，但是北京市發改委並沒有具體指出在這些公司被從監控名單上刪除之前需要接受多長時間的監測。可口可樂媒體總監凱爾赫格稱，北京可口可樂公司除遵守本公司的嚴格標準外，也遵守北京市的廢水排放標準。北京分公司有完備的廢水監測系統。此外，可口可樂公司致力於提高水的使用效率。百事也發表類似聲明，稱百事所有工廠嚴格遵守中國廢水處理和排放標準。（作者衛維恩•沃克，陳一譯）
時間：2009/08/21
來源：環球時報
民政部起草捐贈信息披露辦法
民政部起草捐贈信息披露辦法
汶川地震後中國的社會捐贈總額超過760億元，創歷史之最。
在民政部等主管部門、百餘家NGO、基金會、企業代表參與的社會組織512行動論壇上，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救災捐贈機制課題負責人鄧國勝披露了調研數據。
「這些錢約80%最終流向了政府部門統籌使用，僅70多億可供基金會、慈善組織自行安排」。 流入政府的錢使用情況如何？論壇上學者呼籲建立更加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
「目前，民政部正在擬定捐贈信息披露辦法，擬對披露的內容、披露主體、捐贈物資使用的評估等，進行細化規定,」民政部指定的捐贈信息統計機構「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對本報透露。
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會
民政部門統計：2005年中國的社會捐款為31億元，2006年增長到100億元，2007年猛增到309億元，到了2008年，更是首次突破1000億元，為歷史上最高的數字。
而這個空前數字和汶川地震後踴躍捐助息息相關，鄧國勝介紹：「截至到今年4月30日，汶川地震的救災捐贈總額已超760億」。(其中捐贈資金約653億元，物資折合約114億元) 調研發現，截止到08年11月份，全國總共募集資金652.52億元，其中58%的資金(約379億)流向了可以接受社會捐贈的政府部門；約36%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紅十字會和慈善會系統，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會。
即使流入了一些地方紅十字會、慈善會、基金會，最後的資金仍然會歸集到政府部門統籌使用。鄧和同事們在調查中發現這樣的事實，社會捐贈總額的760億元，有相當大一部分被轉入各地政府的財政賬戶，然後通過對口支援的方式進入災區，「在有的省份，對口援建資金一半以上是社會捐贈資金，剩下的才是政府財政資金；在另外一些省份，財政資金的比例更低」。
鄧估算，大約80%的捐贈資金最後都進入了政府財政賬戶，由政府統籌用於抗災救災。
總體看，僅有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和中國扶貧基金會等10多家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所接受的社會捐贈資金，由這些民間組織自行安排使用，這部分的資金大約為74.11億元。
而在汶川地震後蓬勃而生的眾多NGO組織，數量在一年後銳減，有點計劃僅推進了一半就擱置，志願者的人越來越少，紛紛撤回原籍。
「這後面缺錢是很大一個原因,」鄧表示。 據不完全統計，奔赴四川一線參與救災的民間組織有300多家，介入的志願者一度高達300萬人左右。
到今年4月，堅守在災區的民間組織估計已經不足50家，志願者也不到5萬人。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表示，由於現行政策限制，很多草根NGO大多沒有(法)註冊，不被承認，企業或基金會當然不敢把錢直接捐給他們。
新政策制訂中 竇瑞剛直言，政府制定接受捐贈機構的公信力更高，但往往長期的計劃體制下，他們往往更多集中注意政府的原則指示以及大企業的聲音，「而對於民眾或一般企業的小額捐款，可能沒有太大的動力向公眾公佈」。
他和眾多企業及學者都盼望政府有進一步的資金使用情況的披露機制。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也道出苦衷,「不是我們不願意，而是有的企業不願意公佈明細。我們也擔心，一些局部不好的信息披露出來，可能會影響捐款人積極性」。
一位常年研究慈善捐贈學者認為，可借鑒台灣地區經驗，「公佈兩份名單，一份是願意公佈的企業及其明細，另一份如實寫清不願意公佈的企業名單。通過社會輿論，後一個名單將越來越短。」
劉佑平介紹，一份關於捐贈信息的披露辦法正由民政部相關部門負責制定，今後要求所有的基金會、慈善組織都要及時披露捐贈信息名單，在該文件中，由誰披露、在什麼地方披露、披露的具體內容等都有規定，此外還包括相關簽約援助項目的後續追蹤、評估及相應信息的及時披露等。
「這個辦法著眼於全過程信息披露。從現實中的各種案例看，除了捐贈本身外，對捐贈物資使用情況的監督更為重要。相關物資使用單位、主管方都要及時盡到信息披露的義務，」劉說。
時間：2009/08/14
來源：財匯資訊，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汶川地震後中國的社會捐贈總額超過760億元，創歷史之最。
在民政部等主管部門、百餘家NGO、基金會、企業代表參與的社會組織512行動論壇上，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救災捐贈機制課題負責人鄧國勝披露了調研數據。
「這些錢約80%最終流向了政府部門統籌使用，僅70多億可供基金會、慈善組織自行安排」。 流入政府的錢使用情況如何？論壇上學者呼籲建立更加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
「目前，民政部正在擬定捐贈信息披露辦法，擬對披露的內容、披露主體、捐贈物資使用的評估等，進行細化規定,」民政部指定的捐贈信息統計機構「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對本報透露。
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會
民政部門統計：2005年中國的社會捐款為31億元，2006年增長到100億元，2007年猛增到309億元，到了2008年，更是首次突破1000億元，為歷史上最高的數字。
而這個空前數字和汶川地震後踴躍捐助息息相關，鄧國勝介紹：「截至到今年4月30日，汶川地震的救災捐贈總額已超760億」。(其中捐贈資金約653億元，物資折合約114億元) 調研發現，截止到08年11月份，全國總共募集資金652.52億元，其中58%的資金(約379億)流向了可以接受社會捐贈的政府部門；約36%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紅十字會和慈善會系統，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會。
即使流入了一些地方紅十字會、慈善會、基金會，最後的資金仍然會歸集到政府部門統籌使用。鄧和同事們在調查中發現這樣的事實，社會捐贈總額的760億元，有相當大一部分被轉入各地政府的財政賬戶，然後通過對口支援的方式進入災區，「在有的省份，對口援建資金一半以上是社會捐贈資金，剩下的才是政府財政資金；在另外一些省份，財政資金的比例更低」。
鄧估算，大約80%的捐贈資金最後都進入了政府財政賬戶，由政府統籌用於抗災救災。
總體看，僅有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和中國扶貧基金會等10多家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所接受的社會捐贈資金，由這些民間組織自行安排使用，這部分的資金大約為74.11億元。
而在汶川地震後蓬勃而生的眾多NGO組織，數量在一年後銳減，有點計劃僅推進了一半就擱置，志願者的人越來越少，紛紛撤回原籍。
「這後面缺錢是很大一個原因,」鄧表示。 據不完全統計，奔赴四川一線參與救災的民間組織有300多家，介入的志願者一度高達300萬人左右。
到今年4月，堅守在災區的民間組織估計已經不足50家，志願者也不到5萬人。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表示，由於現行政策限制，很多草根NGO大多沒有(法)註冊，不被承認，企業或基金會當然不敢把錢直接捐給他們。
新政策制訂中 竇瑞剛直言，政府制定接受捐贈機構的公信力更高，但往往長期的計劃體制下，他們往往更多集中注意政府的原則指示以及大企業的聲音，「而對於民眾或一般企業的小額捐款，可能沒有太大的動力向公眾公佈」。
他和眾多企業及學者都盼望政府有進一步的資金使用情況的披露機制。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也道出苦衷,「不是我們不願意，而是有的企業不願意公佈明細。我們也擔心，一些局部不好的信息披露出來，可能會影響捐款人積極性」。
一位常年研究慈善捐贈學者認為，可借鑒台灣地區經驗，「公佈兩份名單，一份是願意公佈的企業及其明細，另一份如實寫清不願意公佈的企業名單。通過社會輿論，後一個名單將越來越短。」
劉佑平介紹，一份關於捐贈信息的披露辦法正由民政部相關部門負責制定，今後要求所有的基金會、慈善組織都要及時披露捐贈信息名單，在該文件中，由誰披露、在什麼地方披露、披露的具體內容等都有規定，此外還包括相關簽約援助項目的後續追蹤、評估及相應信息的及時披露等。
「這個辦法著眼於全過程信息披露。從現實中的各種案例看，除了捐贈本身外，對捐贈物資使用情況的監督更為重要。相關物資使用單位、主管方都要及時盡到信息披露的義務，」劉說。
時間：2009/08/14
來源：財匯資訊，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2009年8月19日 星期三
NGO體制先天不足 汶川地震捐款去向惹爭議
NGO體制先天不足 汶川地震捐款去向惹爭議
當許多人用“井噴”這個詞來形容去年汶川大地震激發出的公眾捐贈熱潮時，一年之後，價值767.12億元的捐贈款物去向卻“迷糊”了公眾。
“80％左右的地震捐資進入了政府財政專戶，作為政府的“額外稅收”。六成以上的捐贈人不知捐款去向。——這是8月12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非政府組織（NGO）研究所所長、救災捐贈機制課題負責人鄧國勝披露的一組調研數據。
《國際先驅導報》報道，數字一出，便引爆了一顆“輿論炸彈”，民政部、學者以及網民之間拉開了一場“口水仗”。
許多網友提出質疑：“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捐款，就是不知道捐給了誰，真正需要的人往往沒有得到多少！”更有網民直言：“地方官員近些年公信力那麼低，把地震捐款交給他們我們不放心！”
針對洶洶輿情，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隔天便做出回應：“公眾把資金捐給慈善組織，但最後還是由政府來執行項目，這是個很現實的體制問題。”
數據的發佈人鄧國勝對這場爭論不置可否，只是他展現了一個學者的冷靜和思考，他表示，“我們的報告並不是想突出這些數字，而是想表現背後深層次的東西。”
理想與現實有距離
雖然網上輿論“嗆人”，但鄧國勝所率團隊的問卷調查顯示，60.8％的受訪者認為“救災捐資就應由政府統籌使用”。王振耀也稱，“納入國庫管理也有優勢，比如捐贈使用都有審計，不會出現挪用的情況。”幾位受訪專家也都認為，由政府集中使用社會捐贈資金，在目前的情況下，更具有現實操作性。
不過，具有“現實操作性”，並不等同於就是“最好的方式”。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指出了這一現實，他表示，社會捐款和財政專戶本來就屬於兩個系統，財政撥款救助屬於國庫系統，而捐款應納入社會決策體系，“但是由於社會體系還沒有建立相關的使用和反饋制度，這就導致大量社會捐贈只能流向政府。”
在鄧國勝看來，官方和民間組織兩者是應該互補的。官方將善款收歸財政，民間組織的優勢就沒法發揮，官方“大包大攬”的做法直接導致了民間組織的越加發育不良。“一些民間組織的捐贈也要上繳，這從法律層面來說也不合理。”
一面是官方因包辦一切而疲於應付，一面是民間組織委靡不振。據了解，地震發生後，全國各地的社會捐贈資金和物質蜂擁而至，而四川省紅十字會的全職工作人員數量非常有限，導致無法及時、有效地處理社會捐贈的款物。
民間力量成長的煩惱
翟雁是北京惠澤人機構的一位負責人，在談及NGO的發展困境時，言語中多了不少的無奈。“我們只要一出生，就被稱作難產兒或者先天不足者。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官方對民間組織實行的是雙重管理體制，民間慈善組織不但要到民政部門註冊，還要挂靠一個業務主管部門。由於門檻過高，大多數民間慈善組織沒有註冊或只是作為公司身份進行工商註冊，而如果作為公司身份，則要被收取各項稅收，這讓很多NGO生存難以為繼。
在翟雁的眼中，中國的NGO從來不缺少熱情和愛心，但因為身份定位模糊，讓許多NGO哪出事情就往哪撲，哪有錢和資源就往哪去，這就容易導致其迎合投資方或者官方從而喪失獨立性。
應多扶持民間組織
對於放開慈善領域的官方管制，給予民間慈善組織以發育和成長空間，這些年來社會吁求不斷。儘管官方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政策，但現實的問題是，很多政策落不到實處。
在多數研究者眼中，政府應該多做扶持NGO發展的事情，比如可以向NGO募捐慈善組織免費提供資訊公開軟體，讓資金做到透明公開。鄧國勝則最希望“官方可以拿出一小部分善款，用招投標的方式來促使這些NGO自主參與災後重建。”
在這些方面，境外一些經驗值得借鑒。比如在美國，有很多民間志願者組織的聯合會來進行救災工作。在台灣則通過設立基金的方式來運作。如台灣“9·21大地震 ”後的一個月內，即成立了“9·21震災重建基金會”，官方賑災專戶中的捐款悉數進入該基金會，以民間捐贈的名義，公開、透明地進行項目運作，或自行執行，或與官方、NGO組織合作。
來源：中評社北京2009年8月18日電
當許多人用“井噴”這個詞來形容去年汶川大地震激發出的公眾捐贈熱潮時，一年之後，價值767.12億元的捐贈款物去向卻“迷糊”了公眾。
“80％左右的地震捐資進入了政府財政專戶，作為政府的“額外稅收”。六成以上的捐贈人不知捐款去向。——這是8月12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非政府組織（NGO）研究所所長、救災捐贈機制課題負責人鄧國勝披露的一組調研數據。
《國際先驅導報》報道，數字一出，便引爆了一顆“輿論炸彈”，民政部、學者以及網民之間拉開了一場“口水仗”。
許多網友提出質疑：“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捐款，就是不知道捐給了誰，真正需要的人往往沒有得到多少！”更有網民直言：“地方官員近些年公信力那麼低，把地震捐款交給他們我們不放心！”
針對洶洶輿情，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隔天便做出回應：“公眾把資金捐給慈善組織，但最後還是由政府來執行項目，這是個很現實的體制問題。”
數據的發佈人鄧國勝對這場爭論不置可否，只是他展現了一個學者的冷靜和思考，他表示，“我們的報告並不是想突出這些數字，而是想表現背後深層次的東西。”
理想與現實有距離
雖然網上輿論“嗆人”，但鄧國勝所率團隊的問卷調查顯示，60.8％的受訪者認為“救災捐資就應由政府統籌使用”。王振耀也稱，“納入國庫管理也有優勢，比如捐贈使用都有審計，不會出現挪用的情況。”幾位受訪專家也都認為，由政府集中使用社會捐贈資金，在目前的情況下，更具有現實操作性。
不過，具有“現實操作性”，並不等同於就是“最好的方式”。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指出了這一現實，他表示，社會捐款和財政專戶本來就屬於兩個系統，財政撥款救助屬於國庫系統，而捐款應納入社會決策體系，“但是由於社會體系還沒有建立相關的使用和反饋制度，這就導致大量社會捐贈只能流向政府。”
在鄧國勝看來，官方和民間組織兩者是應該互補的。官方將善款收歸財政，民間組織的優勢就沒法發揮，官方“大包大攬”的做法直接導致了民間組織的越加發育不良。“一些民間組織的捐贈也要上繳，這從法律層面來說也不合理。”
一面是官方因包辦一切而疲於應付，一面是民間組織委靡不振。據了解，地震發生後，全國各地的社會捐贈資金和物質蜂擁而至，而四川省紅十字會的全職工作人員數量非常有限，導致無法及時、有效地處理社會捐贈的款物。
民間力量成長的煩惱
翟雁是北京惠澤人機構的一位負責人，在談及NGO的發展困境時，言語中多了不少的無奈。“我們只要一出生，就被稱作難產兒或者先天不足者。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官方對民間組織實行的是雙重管理體制，民間慈善組織不但要到民政部門註冊，還要挂靠一個業務主管部門。由於門檻過高，大多數民間慈善組織沒有註冊或只是作為公司身份進行工商註冊，而如果作為公司身份，則要被收取各項稅收，這讓很多NGO生存難以為繼。
在翟雁的眼中，中國的NGO從來不缺少熱情和愛心，但因為身份定位模糊，讓許多NGO哪出事情就往哪撲，哪有錢和資源就往哪去，這就容易導致其迎合投資方或者官方從而喪失獨立性。
應多扶持民間組織
對於放開慈善領域的官方管制，給予民間慈善組織以發育和成長空間，這些年來社會吁求不斷。儘管官方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政策，但現實的問題是，很多政策落不到實處。
在多數研究者眼中，政府應該多做扶持NGO發展的事情，比如可以向NGO募捐慈善組織免費提供資訊公開軟體，讓資金做到透明公開。鄧國勝則最希望“官方可以拿出一小部分善款，用招投標的方式來促使這些NGO自主參與災後重建。”
在這些方面，境外一些經驗值得借鑒。比如在美國，有很多民間志願者組織的聯合會來進行救災工作。在台灣則通過設立基金的方式來運作。如台灣“9·21大地震 ”後的一個月內，即成立了“9·21震災重建基金會”，官方賑災專戶中的捐款悉數進入該基金會，以民間捐贈的名義，公開、透明地進行項目運作，或自行執行，或與官方、NGO組織合作。
來源：中評社北京2009年8月18日電
2009年7月11日 星期六
聯電2008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獲業界首張獨立查證證書
聯電2008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獲業界首張獨立查證證書
聯電 今日 (6) 宣布，其 2008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已通過挪威商立恩威驗證公司 (DNV)查證，獲得台灣半導體晶圓專工業界首張第三者 (third-party) 獨立查證證書。
聯電指出，查證結果證明聯電在資訊揭露的真實和突破，而該份報告已在 6 月 30日以電子刊物型式公告在公司官方網站。 DNV 依照 AA1000AS 2008 查證標準進行查驗，確認聯電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容符合全球報告書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的全球永續性報告書第三代綱領 G3 準則 (GRI/G3 guidelines) 中A+ 應用等級。
聯電執行長孫世偉表示，聯電向來重視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除成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負責相關事務的推行外，並且每年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向社會大眾透明且公開的呈現本公司在環境保護、公司治理與社會參與方面的相關策略、目標、實際作為與各項績效數據。
孫世偉指出，藉由通過獨立單位的查證，不僅證明報告書所揭露的內容、資料與數據，都是真實而準確的，也意味著聯電在資訊揭露方面的謹慎、重視與突破。
聯電自 2000 年發行第一本企業環境年報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 CER)，並自 2001 起採用電子刊物形式發行，以落實節約用紙的環保理念；2005 年起將環境報告書拓展為企業社會責任年報 (CSR report)，將公司在環境保護、公司治理與社會參與方面的成果一併收錄。
2006年，聯電導入 GRI/G3 準則所編製之報告書，經 GRI 審核通過且授與 A 級應用標章，為台灣企業首例。此外，聯電在非財務性的資訊揭露上也有變革，包含在公司官方網站上設有企業社會責任專區、公司財務年報中增列企業社會責任專章等，公開呈現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做法與成效。
來源：2009/07/06 鉅亨網
聯電 今日 (6) 宣布，其 2008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已通過挪威商立恩威驗證公司 (DNV)查證，獲得台灣半導體晶圓專工業界首張第三者 (third-party) 獨立查證證書。
聯電指出，查證結果證明聯電在資訊揭露的真實和突破，而該份報告已在 6 月 30日以電子刊物型式公告在公司官方網站。 DNV 依照 AA1000AS 2008 查證標準進行查驗，確認聯電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容符合全球報告書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的全球永續性報告書第三代綱領 G3 準則 (GRI/G3 guidelines) 中A+ 應用等級。
聯電執行長孫世偉表示，聯電向來重視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除成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負責相關事務的推行外，並且每年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向社會大眾透明且公開的呈現本公司在環境保護、公司治理與社會參與方面的相關策略、目標、實際作為與各項績效數據。
孫世偉指出，藉由通過獨立單位的查證，不僅證明報告書所揭露的內容、資料與數據，都是真實而準確的，也意味著聯電在資訊揭露方面的謹慎、重視與突破。
聯電自 2000 年發行第一本企業環境年報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 CER)，並自 2001 起採用電子刊物形式發行，以落實節約用紙的環保理念；2005 年起將環境報告書拓展為企業社會責任年報 (CSR report)，將公司在環境保護、公司治理與社會參與方面的成果一併收錄。
2006年，聯電導入 GRI/G3 準則所編製之報告書，經 GRI 審核通過且授與 A 級應用標章，為台灣企業首例。此外，聯電在非財務性的資訊揭露上也有變革，包含在公司官方網站上設有企業社會責任專區、公司財務年報中增列企業社會責任專章等，公開呈現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做法與成效。
來源：2009/07/06 鉅亨網
2009年6月15日 星期一
“全球契約”對中國企業是標籤嗎？
“全球契約”對中國企業是標籤嗎？
根據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4月公布的數據﹐2008年加入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的企業數量比上一年增長了30%。截至去年底﹐中國共有172家企業加入全球契約組織﹐位列全球第六。
而截至目前的最新數字顯示﹐中國已有200余家企業加入全球契約組織﹐短短幾個月﹐又有30余家企業進入了全球契約組織的大家庭。正如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執行長官喬治？科爾所說﹐中國加入全球契約組織的企業數量增幅很大。
現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作為全球契約的網絡﹐參與了這個工作。為了適應這樣的發展趨勢﹐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在中國成立了協調各個網絡的秘書處﹐叫“聯合國全球契約網絡中心辦公室”。科爾先生專程來中國出席了網絡中心辦公室成立大會。網絡中心辦公室的成立使全球契約組織在全世界形成合力。
“全球契約”的概念是什麼﹖它對中國企業的意義又在何處呢“全球契約是標簽嗎﹖”
中國企業在進步
“全球契約”概念是1999年初由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倡議的。2000年﹐聯合國“全球契約”活動正式啟動﹐主旨是要求企業以對社會負責任的理念﹑投資和貿易參與全球化﹐特別是以遵循聯合國人權﹑勞工標准﹑環境和反腐敗等10項原則為尺度。中國企業加入全球契約組織重要的是理念﹑思想和行為的進步﹐不是簡單地貼標簽。
成立于2005年的中國企業聯合會全球契約推進辦公室意在為中國企業加入全球契約並正確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全面規範的指導和服務。中國企業聯合會僱主工作部副主任程多生表示﹐GC推進辦公室呼籲更多的中國企業可以把自身的責任意識提升起來﹐分享各自在環保﹑人權﹑勞工標准和反腐敗等方面的工作成果與經驗。
查看中國全球契約組織企業的名單﹐其中不乏一些行業“龍頭”企業﹐如中國電網﹑中海油﹑海爾﹑中鋼﹑中國移動等等﹐同時也有一些沿海地區的中小型企業。根據全球契約組織的規定﹐凡成員企業每年都要提交本企業誠信措施方面的進展報告﹐否則將受到相應處罰。“企業提交進展報告的過程同時也是完善自身的過程﹐這包括改善企業運轉中的環保﹑反腐敗等環節。”聯合國全球契約理事會理事﹑全球契約中國網絡中心辦公室主任陳英表示。
陳英指出﹐從每年的進展報告可以看出﹐許多中國企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些企業開始致力于做更多的社會責任方面的工作﹐比如中遠集團每次整理年度報告時都會成立專門的工作小組來總結各方面工作和統計相關數據﹐這些經驗和心得對企業自身和其所處行業的發展都非常有幫助。”她說。
“全球契約”是合作溝通學習的平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國際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從一味的被動接受‘全球化’到現在可以正面應對來自國際的各種審視﹐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陳英說。她認為﹐“全球契約”所倡導的“社會責任”曾引起全球化初始階段中許多中國企業的困惑﹐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重視對企業文化的塑造﹐並開始研究企業本身與社會的關系。
陳英說﹐作為自願的倡議﹐“全球契約”在約束力上沒有那麼嚴格﹐但重要的是企業自己的承諾。它為成員企業提供了一個多方參與﹑溝通和學習的合作平台。通過這個聯合國的平台﹐企業與政府可以進行直接的對話﹐改變了之前聯合國只與政府對話的單一局面﹐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打破了不同行業“門戶間”的界線。成員企業在同聯合國機構﹑各國政府﹑勞工界以及價值鏈上所有的企業公司建立伙伴關系的過程中﹐可以有機會與政策制定者們交流自己的想法﹐這對各成員企業的領導者來說也是融入“全球化”的一條捷徑。
陳英表示﹐過去中國企業喜歡一開口就介紹自己的生產力﹐比如今年建了多少廠房﹑上了多少項目﹐然而隨著全球化的延伸﹐人們可以看到﹐更多的大型國際企業首先談的是政治與社會責任。她說﹕“融合到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平台中﹐可以幫助中國企業更快地成長為國際性企業﹐具有國際性思維和語言﹐建立與其他跨國公司共同探討解決世界難點問題的參與能力。”
領袖企業樹立榜樣是首要
雖然聯合國“全球契約”可以通過把企業文化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來推進企業間的相互合作﹐開拓更為廣闊的國際市場﹐但“全球契約”的概念在中國企業間依然處于“萌芽”狀態﹐甚至有一些中小型企業完全不知道“全球契約”的存在。
談到這一點﹐陳英表示﹐“‘全球契約’和企業社會責任對中國企業來說都是新鮮的﹐即便作為契約的推進者﹐我們也依然在摸索著前進。”她認為﹐中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精髓都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在這樣的基礎上﹐如果可以有步驟地推進對“全球契約”所倡導的原則的認識與應用﹐並緊密關注國際政策和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變化﹐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建設將會更加完善﹐更接近國際的標准。
“但在目前的階段﹐我們並不要求中小型企業都一股腦加入全球契約組織﹐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作出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諾。”陳英說。她認為﹐企業遵守自己在社會方面的承諾﹐需要企業第一人真正有認識﹐是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和很大的人力和財力﹐需要有計劃﹑步驟和界限。比如要開發一個環保項目﹐就需要成立專門的課題開發小組﹐同時還需要專門的設備和研究人才﹐甚至需要多年的調研。她坦言﹐這些對于大多數小企業來說﹐還有一定難度。對于他們而言﹐最重要的依然是提高自身的生產與經濟實力﹐但要建立責任意識﹐改變經營行為﹐以對社會負責任的行為從事經營。最近地方政府為了鼓勵環境保護﹐促進就業﹐建立了很多支持小企業參加的項目﹐很多小企業在政府資金的支持下﹐參與到對社會負責任的投資經營項目中。政府的支持是小企業以對社會負責任的姿態參與全球化的重要保証。“我們更鼓勵更多的大型的﹑管理基礎好的企業﹑行業領袖企業積極加入我們。在提升自身形象﹐與國際接軌的同時﹐他們也可以為中國的企業界帶來更多關于社會責任的認識﹐同時帶動中小企業。”她說。
來源：2009/05/27 經濟參考報
根據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4月公布的數據﹐2008年加入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的企業數量比上一年增長了30%。截至去年底﹐中國共有172家企業加入全球契約組織﹐位列全球第六。
而截至目前的最新數字顯示﹐中國已有200余家企業加入全球契約組織﹐短短幾個月﹐又有30余家企業進入了全球契約組織的大家庭。正如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執行長官喬治？科爾所說﹐中國加入全球契約組織的企業數量增幅很大。
現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作為全球契約的網絡﹐參與了這個工作。為了適應這樣的發展趨勢﹐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在中國成立了協調各個網絡的秘書處﹐叫“聯合國全球契約網絡中心辦公室”。科爾先生專程來中國出席了網絡中心辦公室成立大會。網絡中心辦公室的成立使全球契約組織在全世界形成合力。
“全球契約”的概念是什麼﹖它對中國企業的意義又在何處呢“全球契約是標簽嗎﹖”
中國企業在進步
“全球契約”概念是1999年初由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倡議的。2000年﹐聯合國“全球契約”活動正式啟動﹐主旨是要求企業以對社會負責任的理念﹑投資和貿易參與全球化﹐特別是以遵循聯合國人權﹑勞工標准﹑環境和反腐敗等10項原則為尺度。中國企業加入全球契約組織重要的是理念﹑思想和行為的進步﹐不是簡單地貼標簽。
成立于2005年的中國企業聯合會全球契約推進辦公室意在為中國企業加入全球契約並正確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全面規範的指導和服務。中國企業聯合會僱主工作部副主任程多生表示﹐GC推進辦公室呼籲更多的中國企業可以把自身的責任意識提升起來﹐分享各自在環保﹑人權﹑勞工標准和反腐敗等方面的工作成果與經驗。
查看中國全球契約組織企業的名單﹐其中不乏一些行業“龍頭”企業﹐如中國電網﹑中海油﹑海爾﹑中鋼﹑中國移動等等﹐同時也有一些沿海地區的中小型企業。根據全球契約組織的規定﹐凡成員企業每年都要提交本企業誠信措施方面的進展報告﹐否則將受到相應處罰。“企業提交進展報告的過程同時也是完善自身的過程﹐這包括改善企業運轉中的環保﹑反腐敗等環節。”聯合國全球契約理事會理事﹑全球契約中國網絡中心辦公室主任陳英表示。
陳英指出﹐從每年的進展報告可以看出﹐許多中國企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些企業開始致力于做更多的社會責任方面的工作﹐比如中遠集團每次整理年度報告時都會成立專門的工作小組來總結各方面工作和統計相關數據﹐這些經驗和心得對企業自身和其所處行業的發展都非常有幫助。”她說。
“全球契約”是合作溝通學習的平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國際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從一味的被動接受‘全球化’到現在可以正面應對來自國際的各種審視﹐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陳英說。她認為﹐“全球契約”所倡導的“社會責任”曾引起全球化初始階段中許多中國企業的困惑﹐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重視對企業文化的塑造﹐並開始研究企業本身與社會的關系。
陳英說﹐作為自願的倡議﹐“全球契約”在約束力上沒有那麼嚴格﹐但重要的是企業自己的承諾。它為成員企業提供了一個多方參與﹑溝通和學習的合作平台。通過這個聯合國的平台﹐企業與政府可以進行直接的對話﹐改變了之前聯合國只與政府對話的單一局面﹐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打破了不同行業“門戶間”的界線。成員企業在同聯合國機構﹑各國政府﹑勞工界以及價值鏈上所有的企業公司建立伙伴關系的過程中﹐可以有機會與政策制定者們交流自己的想法﹐這對各成員企業的領導者來說也是融入“全球化”的一條捷徑。
陳英表示﹐過去中國企業喜歡一開口就介紹自己的生產力﹐比如今年建了多少廠房﹑上了多少項目﹐然而隨著全球化的延伸﹐人們可以看到﹐更多的大型國際企業首先談的是政治與社會責任。她說﹕“融合到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平台中﹐可以幫助中國企業更快地成長為國際性企業﹐具有國際性思維和語言﹐建立與其他跨國公司共同探討解決世界難點問題的參與能力。”
領袖企業樹立榜樣是首要
雖然聯合國“全球契約”可以通過把企業文化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來推進企業間的相互合作﹐開拓更為廣闊的國際市場﹐但“全球契約”的概念在中國企業間依然處于“萌芽”狀態﹐甚至有一些中小型企業完全不知道“全球契約”的存在。
談到這一點﹐陳英表示﹐“‘全球契約’和企業社會責任對中國企業來說都是新鮮的﹐即便作為契約的推進者﹐我們也依然在摸索著前進。”她認為﹐中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精髓都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在這樣的基礎上﹐如果可以有步驟地推進對“全球契約”所倡導的原則的認識與應用﹐並緊密關注國際政策和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變化﹐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建設將會更加完善﹐更接近國際的標准。
“但在目前的階段﹐我們並不要求中小型企業都一股腦加入全球契約組織﹐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作出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諾。”陳英說。她認為﹐企業遵守自己在社會方面的承諾﹐需要企業第一人真正有認識﹐是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和很大的人力和財力﹐需要有計劃﹑步驟和界限。比如要開發一個環保項目﹐就需要成立專門的課題開發小組﹐同時還需要專門的設備和研究人才﹐甚至需要多年的調研。她坦言﹐這些對于大多數小企業來說﹐還有一定難度。對于他們而言﹐最重要的依然是提高自身的生產與經濟實力﹐但要建立責任意識﹐改變經營行為﹐以對社會負責任的行為從事經營。最近地方政府為了鼓勵環境保護﹐促進就業﹐建立了很多支持小企業參加的項目﹐很多小企業在政府資金的支持下﹐參與到對社會負責任的投資經營項目中。政府的支持是小企業以對社會負責任的姿態參與全球化的重要保証。“我們更鼓勵更多的大型的﹑管理基礎好的企業﹑行業領袖企業積極加入我們。在提升自身形象﹐與國際接軌的同時﹐他們也可以為中國的企業界帶來更多關于社會責任的認識﹐同時帶動中小企業。”她說。
來源：2009/05/27 經濟參考報
2009年3月20日 星期五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檔案中文版發表 揭露台商的企業社會責任缺失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檔案中文版發表 揭露台商的企業社會責任缺失
摘自：2008年7月10日 苦勞網
特約記者蔡志杰
2007年8月，苦勞網介紹了荷蘭的NGO組織「跨國企業研究中心」（其荷蘭文縮寫為SOMO）所發表的兩份關於宏碁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並徵求義工翻譯這兩篇報告。經過接近一年的時間，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呈現這兩份報告的翻譯成果給大家。
我們非常感謝這幾位參與翻譯的朋友，其實他們花的時間並不長，反而是我們最後的校訂整合工作拖得比較久，且因為報告中提到不少專有名詞，為了讓讀者能夠更容易進入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論述的脈絡，我們在報告中加入大量的譯註，以說明這些專有名詞的意涵，所以花了不少精神及力氣。
關於這兩篇報告的內容，其實在去年已經介紹過。「高科技電子業」產品經過層層外包給供應商生產之後，其勞動條件跟勞力密集的成衣或運動鞋業並沒有兩樣。筆者在這裡摘錄報告中的一段話就足以說明：
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產業硬體部門的整體製造過程中，許多部分屬於低科技和勞力密集性質，也因此面臨與成衣、鞋業類似的勞動條件問題。本研究揭露的違反勞動人權事項包括：危險的勞動環境、惡劣和虐待性的勞動條件、過長工時和強迫加班、違法低薪和無償加班、否定罷工權、歧視性僱用、定期契約工與「見習生」的使用、無約勞工、以及缺乏組織工會的自由。
至於更詳細的內容，既然我們已經翻譯成中文，相信大家可以無語文障礙地下載來閱讀流傳。筆者在這裡想說明的，反而是翻譯過程中的一些感想：
一、西方的NGO研究機構因為擁有較多資源，可以使用很多資料庫及既有的研究成果來進行企業研究，如這兩份宏碁報告列出了宏碁筆記型電腦的供應鏈狀況，雖然宏碁自己宣稱報告中所述有些錯誤，但基本上SOMO仍抓住了宏碁供應鏈的大概，甚至還有資源資助生產國的NGO組織從事勞動條件實地調查，所以才能夠作進一步的企業社會責任追蹤與監督。這些資源，往往是台灣的NGO組織所缺乏的。
二、報告中大量提到國際上已經存在著的、關於環境或勞工權益的企業行為基準，不管是國際間的政府組織（聯合國或國際勞工組織）、NGO非政府組織（如「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評比）或企業（如〈電子行業行為準則〉）所設立，換句話說，標準不是沒有，只是要不要遵守。
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自願原則的社會性基準往往是不被尊重的，所以才會有那麼多重覆制定的原則或基準。至於如何產生強制力來約束這些跨國企業呢？透過國際組織的貿易制裁（如歐盟的「電子電機設備有害物質限用指令」）、消費者抵制或基層勞工的組織結社力量來達到環境及勞工基準嗎？這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三、雖然近年來國內財經雜誌大力吹捧「企業社會責任」，但從SOMO對宏碁的調查可以看出來，台灣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仍在非常初步的階段。一般來說，台灣企業不是把「企業社會責任」當成作善事，就是如同SOMO對宏碁的評語一樣：只會談環保，卻一點都不懂勞工權益。或許環保議題是比較容易獲得媒體的注意。
總之，我們翻譯宏碁的企業社會責任檔案並介紹給大家，意圖並不只是在督促宏碁，還包括所有的台資企業。對於自己建立品牌想在國際行銷的企業來說，企業社會責任已必須是標準配備的一部分，缺了難以行走天下；對代工廠及各層供應商來說，在這個商品供過於求的時代，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將會使自己陷入接單更為不利的局面。
然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到底為何呢？SOMO對宏碁的調查給了一個範例：「企業社會責任」不是作善事、不需什麼偉大的德行，只是把自己、以及監督供應商，把本來就該做的事做好，至少要遵守基本的勞工及環境基準。但是這麼簡單的事，台商卻往往都做不到哩。
摘自：2008年7月10日 苦勞網
特約記者蔡志杰
2007年8月，苦勞網介紹了荷蘭的NGO組織「跨國企業研究中心」（其荷蘭文縮寫為SOMO）所發表的兩份關於宏碁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並徵求義工翻譯這兩篇報告。經過接近一年的時間，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呈現這兩份報告的翻譯成果給大家。
我們非常感謝這幾位參與翻譯的朋友，其實他們花的時間並不長，反而是我們最後的校訂整合工作拖得比較久，且因為報告中提到不少專有名詞，為了讓讀者能夠更容易進入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論述的脈絡，我們在報告中加入大量的譯註，以說明這些專有名詞的意涵，所以花了不少精神及力氣。
關於這兩篇報告的內容，其實在去年已經介紹過。「高科技電子業」產品經過層層外包給供應商生產之後，其勞動條件跟勞力密集的成衣或運動鞋業並沒有兩樣。筆者在這裡摘錄報告中的一段話就足以說明：
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產業硬體部門的整體製造過程中，許多部分屬於低科技和勞力密集性質，也因此面臨與成衣、鞋業類似的勞動條件問題。本研究揭露的違反勞動人權事項包括：危險的勞動環境、惡劣和虐待性的勞動條件、過長工時和強迫加班、違法低薪和無償加班、否定罷工權、歧視性僱用、定期契約工與「見習生」的使用、無約勞工、以及缺乏組織工會的自由。
至於更詳細的內容，既然我們已經翻譯成中文，相信大家可以無語文障礙地下載來閱讀流傳。筆者在這裡想說明的，反而是翻譯過程中的一些感想：
一、西方的NGO研究機構因為擁有較多資源，可以使用很多資料庫及既有的研究成果來進行企業研究，如這兩份宏碁報告列出了宏碁筆記型電腦的供應鏈狀況，雖然宏碁自己宣稱報告中所述有些錯誤，但基本上SOMO仍抓住了宏碁供應鏈的大概，甚至還有資源資助生產國的NGO組織從事勞動條件實地調查，所以才能夠作進一步的企業社會責任追蹤與監督。這些資源，往往是台灣的NGO組織所缺乏的。
二、報告中大量提到國際上已經存在著的、關於環境或勞工權益的企業行為基準，不管是國際間的政府組織（聯合國或國際勞工組織）、NGO非政府組織（如「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評比）或企業（如〈電子行業行為準則〉）所設立，換句話說，標準不是沒有，只是要不要遵守。
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自願原則的社會性基準往往是不被尊重的，所以才會有那麼多重覆制定的原則或基準。至於如何產生強制力來約束這些跨國企業呢？透過國際組織的貿易制裁（如歐盟的「電子電機設備有害物質限用指令」）、消費者抵制或基層勞工的組織結社力量來達到環境及勞工基準嗎？這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三、雖然近年來國內財經雜誌大力吹捧「企業社會責任」，但從SOMO對宏碁的調查可以看出來，台灣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仍在非常初步的階段。一般來說，台灣企業不是把「企業社會責任」當成作善事，就是如同SOMO對宏碁的評語一樣：只會談環保，卻一點都不懂勞工權益。或許環保議題是比較容易獲得媒體的注意。
總之，我們翻譯宏碁的企業社會責任檔案並介紹給大家，意圖並不只是在督促宏碁，還包括所有的台資企業。對於自己建立品牌想在國際行銷的企業來說，企業社會責任已必須是標準配備的一部分，缺了難以行走天下；對代工廠及各層供應商來說，在這個商品供過於求的時代，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將會使自己陷入接單更為不利的局面。
然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到底為何呢？SOMO對宏碁的調查給了一個範例：「企業社會責任」不是作善事、不需什麼偉大的德行，只是把自己、以及監督供應商，把本來就該做的事做好，至少要遵守基本的勞工及環境基準。但是這麼簡單的事，台商卻往往都做不到哩。
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2009天下企業公民獎 CSR 經濟再起的機會
2009天下企業公民獎 CSR 經濟再起的機會
二○○九年，全球的貿易量預計少了兩個百分點，幾乎各行各業都面對一個劇烈萎縮的世界。跟著經濟成長一起萎縮的，還有前兩年在全球企業競相大張旗鼓較勁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風潮。
雖然沒有正式的統計，顯示企業在金融海嘯後、對CSR社會責任（包含公司治理、培訓研發、慈善捐助、節能減碳）的投資是否減少。但是，從社會氣氛觀察，籠罩在營收銳減、減薪裁員的陰影下，企業聚焦經營獲利、刪減員工福利或是偏鄉弱勢的資助，似乎是合理的發展。
難道，企業社會責任只是富裕浪潮下的一時流行嗎？
CSR退潮了嗎？
闔上財務報表、跳脫當下的新聞，重新檢視過去幾年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快速發展的幾個趨勢，不但依然存在、甚至更往前推進。
在金融海嘯之後，高舉自由大旗的英國、美國，政府開始介入企業營運，國際出現對企業要有更嚴格規範、更透明資訊揭露的要求。
人權、環保團體對於企業的監督也絲毫沒有放鬆。今年年底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後京都議定書的氣候變遷高峰會議，預計將把各國的環保與溫室氣體排放標準再往上提高。壓力沒有改變，而且還有更多問題浮現：弱勢的生計、飲水、醫療、持續擴大的環境問題，都需要企業投入共同解決。
因為，企業還是社會資源的重要掌控者。即使受金融海嘯重創，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中，企業仍佔三分之一強。
金錢遊戲退潮，企業的價值，也將被重新評估。
「企業應該重回核心價值，」今年二月初在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在與企業領袖同台的討論會中疾呼。
他指出，解決社會的需求，才是重新啟動經濟活力的關鍵，也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企業。就像一九六○年代的農業改良革命，不但解決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問題，也改善當地經濟、帶動育種、肥料，既為企業創造成長，也為衰退的經濟殺出條新路。
現在，是另一個重新啟動的「黃金機會，」潘基文相信，挑戰雖然大，但是過去已經有過成功經驗，「這一代的企業有機會，更有責任繼續向前推進。」
不可否認，有些企業的確在衰退下縮減對慈善、教育等的投入。但是也有許多企業堅持既定的社會責任方向，改變社會，也創造企業的機會。
大企業就有大責任
○八年對全球第一大咖啡連鎖品牌星巴克，是辛苦年。股價掉超過一半，總裁蕭茲在十二月趕緊端出了四億美元的降低成本計劃，但是，社會責任的支出不動。不僅新推出資助非洲愛滋病計劃，還要持續增加對於公平交易咖啡豆的採購、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收購者，以改善哥倫比亞與衣索比亞咖啡農的生活。
「當我們走出迷霧，」奇異總裁伊梅特強調，「更重要的是，企業除了賺錢、還代表甚麼價值。」
這也說出了許多企業領導人堅持社會責任的理由。
奇異的股價在去年跌幅也是超過一半，但是對食物、衣物等滿足基本需求的捐助反而增加。在回應未來環境需求的數十億美元大計劃上（ecomagination），也持續投入發展潔淨媒火力電廠，電子病歷等綠色產品，營收在二○○八年還逆勢成長二一％。
把焦點放回台灣，有許多企業對於社會責任也有同樣的堅持，成為進步的推手。
台灣產業鏈共同拿下環保金牌
去年下半年，大家談起電腦大廠華碩的焦點，都放在因庫存問題單季虧損了二十七億台幣。但是在同一段時間，華碩是全球十大電腦大廠中第一個拿到通行歐盟二十七國的環保標章EuP、取得美國環保標章EPEAT的金牌。
「你看，上面寫著台灣，」協助申請流程的環保署蕭慧娟處長翻開證書影本說，讓台灣在高難度的競爭中露了臉。
「華碩自己好還不夠，」負責計劃的華碩品質長林全貴說，更重大的工程是帶著台灣上千家大大小小供應商一起學習新標準。他跟同事一家家去上課，隨叫隨到、解決設計與生產的問題，把整個供應鏈拉到世界級的水平。
傳統產業中，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去年過世後，他個人與企業對慈善的投入，再度受到關注。
以制度與改善能力著稱的台塑，近來把標準作業流程、追蹤成效的能力，放入解決鮮少人願意觸碰的問題——監獄中的愛滋病患，教他們一技之長。經過輔導的受刑人再犯率，從過去的八○％降低到三四％，每個愛滋病患潛在節省的醫療效益是一百五十萬元。
「一塊錢也不能浪費，」台塑行政中心副總裁王瑞華堅持，即使做公益，還是要有目標、要求最大效果，因為，「這是社會交給我們保管的錢，」這也是父親王永慶對他們每個孩子的教導。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在他上任蓋茲基金會後第一份年報公開信中說：「富有的人有責任解決不公平，」尤其是此刻，「否則再走出經濟蕭條時，世界會更不公平，提升生活的機會將更少。」
不論是投入金錢、貢獻人力、還是發揮專業，愈來愈多企業在台灣不同角落，做「機會」的推手。
2009天下企業公民獎
【大型企業】
1 台灣積體電路
2 台達電子
3 中華電信
4 光寶科技
5 玉山金融控股
6 台灣大哥大
7 聯發科技
8 中國鋼鐵
9 友達光電
10 統一超商
【中堅企業】
1 信義房屋仲介
2 台灣永光化學
3 上銀科技
4 合勤科技
5 普萊德科技
6 全懋精密科技
7 研華
8 圓剛科技
9 宏正自動科技
10 聚陽實業
【外商企業】
1 花旗銀行
2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
3 台灣杜邦
4 惠普
5 麥當勞
6 渣打銀行
7 嬌生公司楊森大藥廠
8 台灣安捷倫科技
9 台灣愛普生科技
10 美商亞培
天下企業公民評選辦法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調查設計，參考聯合國綱領、ＯＥＣＤ、美國道瓊永續指數等國際指標與評量方法，以四大面向──「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保護」，評選台灣最佳企業公民。
「公司治理」評量董事會的獨立性及公司的透明度。
「企業承諾」包含對消費者的承諾、對員工的培育照顧、和對創新研發的投入。
「社會參與」衡量企業是否長期投入特定議題、並發揮影響力。
「環境保護」則調查企業在環保及節能上是否有具體目標與做法。
調查評選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初選：從受金管會監督的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上櫃、興櫃公司）中，篩選連續三年獲利的公司，及由專家學者推薦的在台外商參與調查。2009年的公開發行企業共2036家，推薦外商共53家。
第二階段複選：由《天下雜誌》編輯部評比各家企業回覆資料，同時邀請會計師事務所與各產業同業公會等專業人士進行評分。
第三階段決選：由具公信與社會聲望的十人評審團，綜合複選分數、企業資料，決選出「天下企業公民ＴＯＰ５０」。
2009年調查對象以200億作為區分，以上為「大型企業」、以下為「中堅企業」，再加上「外商企業」共分三組評選。
調查時間：2008年11月10日至2009年1月7日。
調查研究小組：吳韻儀、黃靖萱、張玄江）
2009年「天下企業公民調查」評審團：
評審長
史欽泰（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前工研院院長）
評審
施顏祥（經濟部次長）
沈世宏（環保署署長）
丁克華（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理事長、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陳春山（中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長、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
徐木蘭（明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世新大學企管系兼任教授）
朱竹元（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
黃秉德（政大EMBA非營利事業管理組召集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高永興（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營運長）
黃正忠（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祕書長）
來源：2009年3月 天下雜誌417期
作者：吳韻儀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富有的人有責任解決不公平，否則再走出經濟蕭條時，世界會更不公平，提升生活的機會將更少。」2009年天下企業公民榜單揭曉，在這個困難的時刻，CSR（企業社會責任）不再僅是形象或回饋，而是重啟經濟活力的關鍵。五家企業的努力展現暴雨中難能可貴的堅持。
二○○九年，全球的貿易量預計少了兩個百分點，幾乎各行各業都面對一個劇烈萎縮的世界。跟著經濟成長一起萎縮的，還有前兩年在全球企業競相大張旗鼓較勁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風潮。
雖然沒有正式的統計，顯示企業在金融海嘯後、對CSR社會責任（包含公司治理、培訓研發、慈善捐助、節能減碳）的投資是否減少。但是，從社會氣氛觀察，籠罩在營收銳減、減薪裁員的陰影下，企業聚焦經營獲利、刪減員工福利或是偏鄉弱勢的資助，似乎是合理的發展。
難道，企業社會責任只是富裕浪潮下的一時流行嗎？
CSR退潮了嗎？
闔上財務報表、跳脫當下的新聞，重新檢視過去幾年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快速發展的幾個趨勢，不但依然存在、甚至更往前推進。
在金融海嘯之後，高舉自由大旗的英國、美國，政府開始介入企業營運，國際出現對企業要有更嚴格規範、更透明資訊揭露的要求。
人權、環保團體對於企業的監督也絲毫沒有放鬆。今年年底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後京都議定書的氣候變遷高峰會議，預計將把各國的環保與溫室氣體排放標準再往上提高。壓力沒有改變，而且還有更多問題浮現：弱勢的生計、飲水、醫療、持續擴大的環境問題，都需要企業投入共同解決。
因為，企業還是社會資源的重要掌控者。即使受金融海嘯重創，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中，企業仍佔三分之一強。
金錢遊戲退潮，企業的價值，也將被重新評估。
「企業應該重回核心價值，」今年二月初在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在與企業領袖同台的討論會中疾呼。
他指出，解決社會的需求，才是重新啟動經濟活力的關鍵，也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企業。就像一九六○年代的農業改良革命，不但解決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問題，也改善當地經濟、帶動育種、肥料，既為企業創造成長，也為衰退的經濟殺出條新路。
現在，是另一個重新啟動的「黃金機會，」潘基文相信，挑戰雖然大，但是過去已經有過成功經驗，「這一代的企業有機會，更有責任繼續向前推進。」
不可否認，有些企業的確在衰退下縮減對慈善、教育等的投入。但是也有許多企業堅持既定的社會責任方向，改變社會，也創造企業的機會。
大企業就有大責任
○八年對全球第一大咖啡連鎖品牌星巴克，是辛苦年。股價掉超過一半，總裁蕭茲在十二月趕緊端出了四億美元的降低成本計劃，但是，社會責任的支出不動。不僅新推出資助非洲愛滋病計劃，還要持續增加對於公平交易咖啡豆的採購、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收購者，以改善哥倫比亞與衣索比亞咖啡農的生活。
「當我們走出迷霧，」奇異總裁伊梅特強調，「更重要的是，企業除了賺錢、還代表甚麼價值。」
這也說出了許多企業領導人堅持社會責任的理由。
奇異的股價在去年跌幅也是超過一半，但是對食物、衣物等滿足基本需求的捐助反而增加。在回應未來環境需求的數十億美元大計劃上（ecomagination），也持續投入發展潔淨媒火力電廠，電子病歷等綠色產品，營收在二○○八年還逆勢成長二一％。
把焦點放回台灣，有許多企業對於社會責任也有同樣的堅持，成為進步的推手。
台灣產業鏈共同拿下環保金牌
去年下半年，大家談起電腦大廠華碩的焦點，都放在因庫存問題單季虧損了二十七億台幣。但是在同一段時間，華碩是全球十大電腦大廠中第一個拿到通行歐盟二十七國的環保標章EuP、取得美國環保標章EPEAT的金牌。
「你看，上面寫著台灣，」協助申請流程的環保署蕭慧娟處長翻開證書影本說，讓台灣在高難度的競爭中露了臉。
「華碩自己好還不夠，」負責計劃的華碩品質長林全貴說，更重大的工程是帶著台灣上千家大大小小供應商一起學習新標準。他跟同事一家家去上課，隨叫隨到、解決設計與生產的問題，把整個供應鏈拉到世界級的水平。
傳統產業中，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去年過世後，他個人與企業對慈善的投入，再度受到關注。
以制度與改善能力著稱的台塑，近來把標準作業流程、追蹤成效的能力，放入解決鮮少人願意觸碰的問題——監獄中的愛滋病患，教他們一技之長。經過輔導的受刑人再犯率，從過去的八○％降低到三四％，每個愛滋病患潛在節省的醫療效益是一百五十萬元。
「一塊錢也不能浪費，」台塑行政中心副總裁王瑞華堅持，即使做公益，還是要有目標、要求最大效果，因為，「這是社會交給我們保管的錢，」這也是父親王永慶對他們每個孩子的教導。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在他上任蓋茲基金會後第一份年報公開信中說：「富有的人有責任解決不公平，」尤其是此刻，「否則再走出經濟蕭條時，世界會更不公平，提升生活的機會將更少。」
不論是投入金錢、貢獻人力、還是發揮專業，愈來愈多企業在台灣不同角落，做「機會」的推手。
2009天下企業公民獎
【大型企業】
1 台灣積體電路
2 台達電子
3 中華電信
4 光寶科技
5 玉山金融控股
6 台灣大哥大
7 聯發科技
8 中國鋼鐵
9 友達光電
10 統一超商
【中堅企業】
1 信義房屋仲介
2 台灣永光化學
3 上銀科技
4 合勤科技
5 普萊德科技
6 全懋精密科技
7 研華
8 圓剛科技
9 宏正自動科技
10 聚陽實業
【外商企業】
1 花旗銀行
2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
3 台灣杜邦
4 惠普
5 麥當勞
6 渣打銀行
7 嬌生公司楊森大藥廠
8 台灣安捷倫科技
9 台灣愛普生科技
10 美商亞培
天下企業公民評選辦法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調查設計，參考聯合國綱領、ＯＥＣＤ、美國道瓊永續指數等國際指標與評量方法，以四大面向──「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保護」，評選台灣最佳企業公民。
「公司治理」評量董事會的獨立性及公司的透明度。
「企業承諾」包含對消費者的承諾、對員工的培育照顧、和對創新研發的投入。
「社會參與」衡量企業是否長期投入特定議題、並發揮影響力。
「環境保護」則調查企業在環保及節能上是否有具體目標與做法。
調查評選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初選：從受金管會監督的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上櫃、興櫃公司）中，篩選連續三年獲利的公司，及由專家學者推薦的在台外商參與調查。2009年的公開發行企業共2036家，推薦外商共53家。
第二階段複選：由《天下雜誌》編輯部評比各家企業回覆資料，同時邀請會計師事務所與各產業同業公會等專業人士進行評分。
第三階段決選：由具公信與社會聲望的十人評審團，綜合複選分數、企業資料，決選出「天下企業公民ＴＯＰ５０」。
2009年調查對象以200億作為區分，以上為「大型企業」、以下為「中堅企業」，再加上「外商企業」共分三組評選。
調查時間：2008年11月10日至2009年1月7日。
調查研究小組：吳韻儀、黃靖萱、張玄江）
2009年「天下企業公民調查」評審團：
評審長
史欽泰（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前工研院院長）
評審
施顏祥（經濟部次長）
沈世宏（環保署署長）
丁克華（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理事長、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陳春山（中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長、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
徐木蘭（明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世新大學企管系兼任教授）
朱竹元（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
黃秉德（政大EMBA非營利事業管理組召集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高永興（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營運長）
黃正忠（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祕書長）
麥可波特最新關注：公益事業、醫療、環保
麥可波特最新關注：公益事業、醫療、環保
來源：2009年3月號 台灣《經理人月刊》
整理‧撰文 / 謝明彧
環保、公益等社會議題，已對企業競爭力產生重要影響。殼牌石油因為正確的公益策略，獲利同時也增進了社會福利；美國三大車廠卻因為龐大的醫療保險費用而濱臨倒閉。波特對策略的研究，也從企業、產業、區域，擴張到社會體系。
從2000年以後，波特研究的主題從企業經營策略面，開始轉向社會公益、醫療保健、綠色環保等議題上，不僅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陸續發表了諸如〈企業慈善事業的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企業綠色競爭力〉（Climate Business）等多篇影響廣泛的文章，更於2006年出版了《重新定義醫療保健》（Redefining Health Care）一書。
很多人對波特的轉向感到不解，為何一位全球聞名的策略大師，要將研究領域從原有的企業競爭策略，跳到公益事業、環境保育、醫療健保這類「社會議題」上呢？其實，這些看似與公司營運關係不大的領域，在波特眼中，都與一家企業的競爭力息息相關。
公益與營利，並非零合取捨
「10年前，在我的研究計畫中，『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這個問題根本無足輕重，但是現在，我認為社會責任與經濟問題已是密不可分，」這是波特在接受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CBS）企業價值觀與責任中心主任米特‧摩爾辛（Mette Morsing）副教授訪談時，對CSR議題所做的表示。
CSR是近年來最受矚目的企業議題之一，不僅代表了社會對企業的期待，更攸關企業品牌形象的樹立。波特指出，當企業的公益環保政策，能夠與企業自身的經營策略相結合時，才能使企業用於公益環保的投資，發揮最大的效用，並為企業創造與眾不同的競爭優勢。
這種看法顯然不同於經濟學家與企業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既定印象。在傳統認知中，經理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股東謀取最大利益，但企業從事公益行為，乍看似是侵蝕了利潤，有違此一受託。換言之，企業行善與營利是一種零合的取捨，而企業做公益的理由，與其說是「回饋社會」，倒不如說是迫於社會「為富不仁」的指責壓力，無可奈何之下的「花錢消災」行為。
也因此，許多企業在落實其公益政策時，只著眼於「做好事以博得好名聲」，把公益活動單純視為品牌行銷與公關宣傳的一部分。一旦獲利前景不佳，公益活動往往是企業第一個開刀裁撤的對象，而公益活動的內容，更常與企業核心能力毫不相干，只是主管個人的喜好。
公益與環保，也是策略一環
這種為宣傳而做的公益，不僅內容常與企業專業脫節，進行了也不會帶給企業營運上任何幫助，等於是毫無益助的額外支出，甚至有時得再額外花一筆錢進行宣傳，例如生產萬寶路（Marlboro）香菸的美國煙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就曾花了7000萬美元做公益，卻另外花了1億美元宣傳這件事！
波特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不是企業購買「贖罪券」，用以抵抗社會的負面評價，企業必須用更積極的態度來思索公司的公益政策，從防守方轉為攻擊方，憑藉自身的專業能力，投注於自己能夠做得比其他企業更好的公益項目（亦即將企業的核心能力與社會事業做結合），如此不僅能因為熱心公益而獲得大眾尊敬，也可對商業經營發揮正面效用。
以荷蘭殼牌（Shell）石油為例，該公司便是發揮在鑽探與海岸建設上的能力，投入墨西哥灣的海岸保育計畫。此舉不但協助墨國進行海岸維護，防止海岸線被侵蝕，也為殼牌取得在墨西哥灣區開採石油的機會。波特表示，殼牌的公益政策不只是花錢建立形象而已，而是憑藉其技術，同時達到企業獲利與社會公義的平衡。
「公益行銷是行銷，而非公益。真正的策略性公益，應該既能加強企業的競爭力，同時又能增進社會福利，」波特強調，這才是企業進行公益活動時該有的正確態度，不應把公益當成是迫於無奈的公關花費，而是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策略一環。
醫療費用，竟壓垮企業競爭力
除了公益慈善之外，波特近年來關注美國醫療保健議題，也是基於同樣的思考。由於美國沒有全民健保，所以規定企業必須為員工購買私人商業保險。但由於無論是保險費或醫療費都十分高昂，因而大幅拉高了企業的人事成本，這使美國企業在與外國公司競爭時，縱然能透過技術改善降低製造成本，但無法壓低（甚至節節升高）的人事成本，使得總生產成本始終居高不下，也因此墊高了產品價格，導致企業競爭力不足。
去年美國三大汽車廠（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之所以瀕臨倒閉，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正來自於此：高昂的人事成本，使企業在面對日韓等競爭對手時毫無招架之力；而且即使景氣低迷，相關費用還是刪減不得，更導致企業營運受困。
看似與企業無關的醫療體系，居然是壓垮企業的原因之一，促使波特將注意力轉向醫療領域，因為企業的競爭力不只來自內在的修練，外在社會因素的影響，更是企業無法迴避的課題。
美國醫療費用的高昂，除了因為法令規定醫院急診室不得拒收沒有醫療保險的病患，使得很多時候醫院進行醫療卻收不錢，導致壞帳不斷升高，因而提高醫療費用，以從付得起的人那邊收取更多的錢來彌補損失。
此外，由於醫療費用多數由保險支付，能讓病人進行更多醫療項目，醫院就可以收到更多錢，所以醫院在看診時，往往鼓勵病人進行許多無謂的昂貴體檢，以拉高營收，而不會思索如何以最少花費達到最大療效。而保險公司由於支出增加，對於願意支付項目審核也變嚴，只針對必須性的醫療行為支付費用，導致一些無立即實效的預防性檢驗紛紛被刪除在保險名單外，讓許多原本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疾病，拖到變重症才被發現與治療，但重症花費顯然高於預防醫療，如此反成為惡性循環，更拉高保險公司的支出。
波特指出，要改革現狀，就必須將現今醫療機構關注的焦點從「節省費用，爭取利潤最大化」移向「如何提升醫病價值」，以進行組織改革。醫療照護的目的在於恢復及維持健康，而要提升醫療品質，醫師和病人之間的充分互動合作是必要的。此外，醫療人員也要盡可能避免誤診或及早發現問題，如此既可減少資源浪費、提升品質，更能有效降低成本。
環保、公益、醫療保健這些社會議題，乍看與企業經營策略並無直接相關，但放大來看，其實都會對企業經營造成重大影響。所以，波特並非轉換了研究領域，而是擴大了策略的範疇，從早期關注企業本身的競爭策略，到研究區域、國家、地域對企業競爭力的改變，再到如今放眼整個社會體系對企業造成的影響，如同觀察層層擴散的漣漪般，循序漸進地思索每個影響企業競爭力的環節，並為之提出解答。
來源：2009年3月號 台灣《經理人月刊》
整理‧撰文 / 謝明彧
環保、公益等社會議題，已對企業競爭力產生重要影響。殼牌石油因為正確的公益策略，獲利同時也增進了社會福利；美國三大車廠卻因為龐大的醫療保險費用而濱臨倒閉。波特對策略的研究，也從企業、產業、區域，擴張到社會體系。
從2000年以後，波特研究的主題從企業經營策略面，開始轉向社會公益、醫療保健、綠色環保等議題上，不僅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陸續發表了諸如〈企業慈善事業的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企業綠色競爭力〉（Climate Business）等多篇影響廣泛的文章，更於2006年出版了《重新定義醫療保健》（Redefining Health Care）一書。
很多人對波特的轉向感到不解，為何一位全球聞名的策略大師，要將研究領域從原有的企業競爭策略，跳到公益事業、環境保育、醫療健保這類「社會議題」上呢？其實，這些看似與公司營運關係不大的領域，在波特眼中，都與一家企業的競爭力息息相關。
公益與營利，並非零合取捨
「10年前，在我的研究計畫中，『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這個問題根本無足輕重，但是現在，我認為社會責任與經濟問題已是密不可分，」這是波特在接受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CBS）企業價值觀與責任中心主任米特‧摩爾辛（Mette Morsing）副教授訪談時，對CSR議題所做的表示。
CSR是近年來最受矚目的企業議題之一，不僅代表了社會對企業的期待，更攸關企業品牌形象的樹立。波特指出，當企業的公益環保政策，能夠與企業自身的經營策略相結合時，才能使企業用於公益環保的投資，發揮最大的效用，並為企業創造與眾不同的競爭優勢。
這種看法顯然不同於經濟學家與企業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既定印象。在傳統認知中，經理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股東謀取最大利益，但企業從事公益行為，乍看似是侵蝕了利潤，有違此一受託。換言之，企業行善與營利是一種零合的取捨，而企業做公益的理由，與其說是「回饋社會」，倒不如說是迫於社會「為富不仁」的指責壓力，無可奈何之下的「花錢消災」行為。
也因此，許多企業在落實其公益政策時，只著眼於「做好事以博得好名聲」，把公益活動單純視為品牌行銷與公關宣傳的一部分。一旦獲利前景不佳，公益活動往往是企業第一個開刀裁撤的對象，而公益活動的內容，更常與企業核心能力毫不相干，只是主管個人的喜好。
公益與環保，也是策略一環
這種為宣傳而做的公益，不僅內容常與企業專業脫節，進行了也不會帶給企業營運上任何幫助，等於是毫無益助的額外支出，甚至有時得再額外花一筆錢進行宣傳，例如生產萬寶路（Marlboro）香菸的美國煙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就曾花了7000萬美元做公益，卻另外花了1億美元宣傳這件事！
波特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不是企業購買「贖罪券」，用以抵抗社會的負面評價，企業必須用更積極的態度來思索公司的公益政策，從防守方轉為攻擊方，憑藉自身的專業能力，投注於自己能夠做得比其他企業更好的公益項目（亦即將企業的核心能力與社會事業做結合），如此不僅能因為熱心公益而獲得大眾尊敬，也可對商業經營發揮正面效用。
以荷蘭殼牌（Shell）石油為例，該公司便是發揮在鑽探與海岸建設上的能力，投入墨西哥灣的海岸保育計畫。此舉不但協助墨國進行海岸維護，防止海岸線被侵蝕，也為殼牌取得在墨西哥灣區開採石油的機會。波特表示，殼牌的公益政策不只是花錢建立形象而已，而是憑藉其技術，同時達到企業獲利與社會公義的平衡。
「公益行銷是行銷，而非公益。真正的策略性公益，應該既能加強企業的競爭力，同時又能增進社會福利，」波特強調，這才是企業進行公益活動時該有的正確態度，不應把公益當成是迫於無奈的公關花費，而是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策略一環。
醫療費用，竟壓垮企業競爭力
除了公益慈善之外，波特近年來關注美國醫療保健議題，也是基於同樣的思考。由於美國沒有全民健保，所以規定企業必須為員工購買私人商業保險。但由於無論是保險費或醫療費都十分高昂，因而大幅拉高了企業的人事成本，這使美國企業在與外國公司競爭時，縱然能透過技術改善降低製造成本，但無法壓低（甚至節節升高）的人事成本，使得總生產成本始終居高不下，也因此墊高了產品價格，導致企業競爭力不足。
去年美國三大汽車廠（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之所以瀕臨倒閉，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正來自於此：高昂的人事成本，使企業在面對日韓等競爭對手時毫無招架之力；而且即使景氣低迷，相關費用還是刪減不得，更導致企業營運受困。
看似與企業無關的醫療體系，居然是壓垮企業的原因之一，促使波特將注意力轉向醫療領域，因為企業的競爭力不只來自內在的修練，外在社會因素的影響，更是企業無法迴避的課題。
美國醫療費用的高昂，除了因為法令規定醫院急診室不得拒收沒有醫療保險的病患，使得很多時候醫院進行醫療卻收不錢，導致壞帳不斷升高，因而提高醫療費用，以從付得起的人那邊收取更多的錢來彌補損失。
此外，由於醫療費用多數由保險支付，能讓病人進行更多醫療項目，醫院就可以收到更多錢，所以醫院在看診時，往往鼓勵病人進行許多無謂的昂貴體檢，以拉高營收，而不會思索如何以最少花費達到最大療效。而保險公司由於支出增加，對於願意支付項目審核也變嚴，只針對必須性的醫療行為支付費用，導致一些無立即實效的預防性檢驗紛紛被刪除在保險名單外，讓許多原本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疾病，拖到變重症才被發現與治療，但重症花費顯然高於預防醫療，如此反成為惡性循環，更拉高保險公司的支出。
波特指出，要改革現狀，就必須將現今醫療機構關注的焦點從「節省費用，爭取利潤最大化」移向「如何提升醫病價值」，以進行組織改革。醫療照護的目的在於恢復及維持健康，而要提升醫療品質，醫師和病人之間的充分互動合作是必要的。此外，醫療人員也要盡可能避免誤診或及早發現問題，如此既可減少資源浪費、提升品質，更能有效降低成本。
環保、公益、醫療保健這些社會議題，乍看與企業經營策略並無直接相關，但放大來看，其實都會對企業經營造成重大影響。所以，波特並非轉換了研究領域，而是擴大了策略的範疇，從早期關注企業本身的競爭策略，到研究區域、國家、地域對企業競爭力的改變，再到如今放眼整個社會體系對企業造成的影響，如同觀察層層擴散的漣漪般，循序漸進地思索每個影響企業競爭力的環節，並為之提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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