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清的企業社會責任

訊騰網 《中國觀察》03期：看不清的企業社會責任

導語： 企業向左？責任向右？

企業逐利本質與其社會責任是天生不可調和？還是兩者榮辱與共、共進共退？上周，社會現實對這一命題再次提出考驗。10月18日，社科院發佈研究報告，稱央企社會責任指數遠遠領先於民企和外企。此言一出，在社會上引起了爭議。

為此，《中國觀察》邀請了社科院報告起草者之一鐘宏武、金佰利公司佟梅，民生銀行曹雪森以及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顧問郭毅，一同討論有關這場爭論的是是非非。

關於社科院的報告，上榜的有責任的企業幾乎都是央企，沒有被社會普遍接受。鐘宏武解釋說，按照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和信心披露兩大標準進行排列，同時將企業年銷售額500億作為門檻。其實，社科院報告引起爭議的焦點，恰恰是這樣的標準是否客觀和公正。

企業社會責任，在全球是否有統一的標準？而國際上又是怎樣的標準？做客《中國觀察》的嘉賓，意見不一。作為外資企業的代表佟梅，這樣描述中外企業社會責任的區別，“大型國有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只會優先考慮政府關注的民生問題，而跨國公司則會根據自己業務專長領域進行企業社會行動。”“國際上一般以行業內進行社會責任比較，而不是按照企業性質進行比較”。

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進入新世紀後，才在中國大規模起步，處於“嬰兒期”。郭毅針對目前企業責任標準模糊不清的現狀開出了自己的良方，“中國當前需要在原則上建立差異的社會責任標準。”

民生銀行的曹雪森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個自覺行為”而不是其他。

以下為訪談實錄：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這裏是騰訊新聞《中國觀察》節目，這兩天有一個話題特別熱並有爭議。一條是中國社科院出了一個報告，叫《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09》。還有另一條新聞是，福建首富捐了80億建慈善基金，也引起了爭議。為什麼做好事，還要引起一些非議呢，我們今天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今天，我們這個討論陣容十分強大，我給大家介紹一下。分別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鐘宏武博士，鐘老師您好。同時，我再補充一下，鐘老師就是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09》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第二位是金佰利中國有限公司企業發展戰略項目總監佟梅；第三位是中國民生銀行品牌管理部社會中心主任曹雪森曹主任；第四位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盟特邀專家郭毅。

這兩條新聞大的歸類可以說就是社會責任，同時引起了社會很大關注和爭議。對鐘老師這個報告，有人說，為什麼央企排名會在民企前面。對陳發樹的建立的基金，有些評論說有避稅的嫌疑。我想請問一下四位嘉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些認識上的分歧？

媒體片面理解社科院報告導致以訛傳訛

鐘宏武：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各位網友。因為這段時間對我們的報告有很多爭議，我也一直想利用機會認真解釋我們的報告；第二也希望通過這次解釋，引導社會朝著我們認為應該討論的方向去討論，使社會責任工作能更快更好的發展。

首先我先說說自己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這個報告會引起爭議。我覺得原因有三：第一個是客觀原因，我們這個報告發佈了，但是書買不到。今天我們書才投放到北京的新華書店，其他地方都買不到。所以很多同志在討論我們報告的時候，並沒有看到原文是什麼。大家都不知道書裏面寫的是什麼，然後就根據評論進行再次評論，導致以訛傳訛的東西很多。

主持人：認識不全面？

鐘宏武：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2009》指出了研究範圍，但是在新聞發佈的時候，可能媒體只摘取了我們的結論部分，並沒有限制我們指向的內容是什麼。我們這份指數它研究的是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兩個內容：我們一般認為評價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好壞，是否履行社會責任有三個方面的原則，第一個社會責任的管理。你是不是有相關的理念、有相關的戰略，有相應的組織體系，在人力資源、採購各個方面能不能把這些社會責任的觀念落實下去，我們叫做社會責任管理；第二個是社會責任資訊的披露。我們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我們研究的物件是中國一百強，什麼概念呢？最小的企業年銷售收入都在500億以上，這些企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至為重大。我們認為它在賺取利潤的同時，肯定對社會和環境有相應的影響，希望企業透明、給社會予以說明。

第三方面才是社會責任的績效，就是我們網上經常討論的你捐了過多少錢，給員工多少工資，這個環境污染有多少。我們這個指數只研究前面兩項，所以說“我們今年的發展指數2009”，其實正確解讀應該是“社會責任管理指數和資訊披露指數2009”。而一般讀者可能沒有機會把這個全文看到，媒體朋友可能覺得這個過於冷藏。認為我們好像是對企業的實際績效來評價，可能導致認為國有企業或者中央企業佔有很豐富的資源、捐錢，慷他人之慨，對社會不公平。而民營企業相對而言在更為競爭的環境下生存、更為困難，這樣同一種績效標準是不是合理。我這裏強調一下，我們研究的是責任管理和責任資訊披露，這兩個責任對於所有企業來說都是共同責任，具有跨企業性質的通用性。就意味著無論是我們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需要強化社會責任理念，都需要披露社會責任資訊。我認為這一點是沒有差別的，所以我們的研究指數是可以橫向比較的。

主持人：您認為最糟糕的是這個書沒有同時發佈。

鐘宏武：對。大家沒有讀到，然後就誤解了。第三個原因，如果我們這個結論掐頭去尾只看最後結論。會是這樣五個結論：第一個社會責任整體水準偏低，大家沒有質疑；第二中央企業好像在所有企業性質中最好，比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指數都要高，由於大家都不瞭解我們指數的內涵，這個自然而然的就指向於是指中央企業社會責任的績效比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高，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也不知道怎麼辦，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結論本身不是我們得出的，是因為前面都被去掉了，所有隱含、假題都沒有了。

主持人：過程去掉了。

鐘宏武：對，直接論出來了。

主持人：央企到底是不是最好，我們一會兒可以再討論。您在解釋第三點，一共說五點，還有什麼？

鐘宏武：第三個企業社會責任存在著行業的差異，電力行業和電網行業社會責任指數最高。第四個是規模越大社會責任指數越高。

主持人：第五個就是銷售額嗎？

鐘宏武：不是，規模就是指銷售額。

主持人：您這個報告需要全面來解讀。

鐘宏武：第五個觀點，這個觀點很少有人報導，我們認為中國是社會責任的實踐領先於社會責任的管理。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做的很好，做的很多，但是我們溝通的很少，說的很少。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只做不說是傻把式。

中國社會企業責任到現在才三年，外企已有百年歷史

主持人：就是說中國做的多，說的少。佟總一直在外企工作，我知道金佰利在1983年開始被《財富》雜誌評為最受尊敬的企業？

佟梅：對，是。

主持人：您談一下這個話題，為什麼社科院的報告在社會上，會有這麼大的爭議？

佟梅：我記得2006年1月1日中國發佈新的《公司法》，首先第一次把公司要負有社會責任作為《公司法》的法條。當時有許多學都說，這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元年。所以中國的社會企業責任應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才三年的時間。

金佰利是1872年成立的公司，到今年已經有137年的歷史。公司1872年成立之初，有四個治理公司的原則，其中的幾個原則我們把它認為是公司的一個創業之本。分別是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當時沒有用這幾個字來說明，但說了這麼幾個事情。首先，公司的發展一定要依賴我們的消費者和客戶，只有我們提供最好、能力之內提供的最好的產品，才能夠贏得這個公司業務的持續發展。

第二是要平等公平的對待員工，讓他們在工作中有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這是1872年我們公司提出來的。第三絕不提供超過市場和客戶需求的產品，就是我們的產能一定要符合這個市場需求。
為什麼要提出這一點，就是不要浪費資源，不要過多的生產市場本身並不需求的產品。這個可持續發展原則，我覺得如果從今天來看，可能是最根本的企業社會責任。從經濟上、人文上和環境上，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觀。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角度來看，可能在很多國內受眾眼裏面，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以慈善捐贈為主的一個客觀的評估標準，所以這裏面的偏差可能也是來自于一個文化上的區別。

主持人：或者可能像您剛才說的，我們時間還短，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才3年，從這個角度來說還是一個“孩子”，允許有偏差。

佟梅：是。

主持人：金佰利從1872年開始，建立就有了最初社會責任的定位。而民生銀行這次也上了企業社會責任百強榜，同時胡潤公佈的中國企業2009慈善榜，民生銀行也在上面。從一個金融企業的角度來說，你怎麼看待剛才二位都說的這個問題。

曹雪森：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有爭議是一件好事，證明社會各界都在關注這一點。如果這件事沒有人關心、沒有爭議，我們可想而知現在的企業公民將是一個什麼狀態。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企業經營現在都在進步。同時，這種爭議我想會更加的促使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會更加朝著規範化、標準化、全面化、自覺化的這幾個方向去發展。

產生觀點上的分歧也是正常的

主持人：郭老師，您是一個研究者。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偏差，您從研究的角度看一下這個問題。

郭毅：首先，鐘宏武博士做的這個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導向是，揭示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我恰恰也是覺得這個方面，對當前推動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為什麼要做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指數這個東西呢？其實就是要發揮社會責任報告和發展指數，對整個社會企業發展的社會責任方面的一種導向和規範作用，讓企業知道它的目標在哪里。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呢？剛才曹總也說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人們對這個事情關注比較多了，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也就說明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面有分歧。

這個分歧的產生是是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情況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中國是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市場化的發展過程，而社會責任問題的提出來實際上是針對市場化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在市場化三十多年的時間內，把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社會問題集中地展現出來。我們具有低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也有高層次的社會責任比較複雜的責任問題。

低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如誠信經營、依法納稅，這個問題在很多企業沒有得到重視和解決，比如環境問題、污染問題。高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比如慈善捐贈和社會公益投入等等。不同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在中國這個社會是交織在一起的。這個是問題不同，同時在中國轉型經濟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企業多元化，既有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這些企業身份背景不同，履行責任的資源和能力也不相同。所以這個問題上問題多元，而解決問題的主體物件也是多元的，所以產生觀點上的分歧也是正常的。

全球統一的社會責任標準出臺時間已推延三次

主持人：剛才幾位嘉賓的意見我大體知道，就是說現在企業社會責任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者說需不需要一個標準，這是我們作為第二大問題拋出來。比如胡潤榜企業社會責任的評選標準是從捐贈、公益捐贈、就業人數、納稅、環保等等很多方面提出來的。那麼企業社會責任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者大概的方向，來引導民眾正確認識這個問題？

鐘宏武：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比較尖銳。這裏面有幾個比較核心的意識：第一個世界上有沒有統一的社會責任標準；第二社會責任標準如果有的話，應該包括哪些內容。第三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指數2009和美好標準之間是什麼關係。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來說，社會責任標準是目前全世界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目前，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正在編寫ISO26000，這個就是社會責任的標準。但在編這個標準的時候，他們自己認為實際上不存在這樣一個標準。

主持人：ISO26000會出臺嗎？

鐘宏武：正在編寫過程中，出臺時間已經推遲三次了。

主持人：為什麼不能出臺？

鐘宏武：就是差異比較大，社會責任包括經濟、價值觀等等方面。

有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披露有問題

主持人：您同意有這個標準，還是不同意這個標準？

鐘宏武：我同意研究這個標準，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我覺得研究這個標準過程中，會產生人類共有的知識和財富，這也是為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指標體系打下了基礎。

我們這個指標體系是吸收國內外相關指數基礎上，進行一個綜合的相容並蓄，但是也有我們自己的內容。剛才你講到的胡潤榜評選的6個方面，在我們指標體系中只是6個指標，我們的內涵比它更為龐大，我們一共有少的指標有110個，多的有150個。

這個指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一個好的企業，想在我們指數上得到一個好的表現。你就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社會責任資訊披露工作要非常全面，各個方面的要求和指數都得有，不僅僅是捐贈等。還有就是管理，這是單獨拿出來的，社會責任用一位很著名的政治人物的話講，不是一項新的工作，而是一種新的方式來改進原有的工作。怎麼改進呢？我們就需要明確它的理念，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有一個專門的組織，甚至培訓。

目前，很遺憾的看到企業沒有。他說我們都在做啊，但是具體做什麼不知道。第三塊就是要平衡。你不能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有的企業資訊披露是有問題的，在對外發佈公開信息的時候只講自己的貢獻，不講自己的問題。

主持人：說好不說壞。

鐘宏武：對。比如我們經常說“這是一個完美企業”，這不是在表揚企業，這是在批評。完美企業？這不可能。包括財富的最佳企業，客觀講企業肯定存在著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企業都不願意說自己不好的，最後被媒體曝光，或者被政府部門審查。

所以在我們評價指標體系，要考慮到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我認為我們第一階段的研究的社會責任指數，跟中國社會責任的發展狀況也是初步的。但是我相信框架基本都是合理的，而且有很強的延展性。

主持人：要有這個標準，同時按照你說的三大點去推。

鐘宏武：我們為什麼說全球統一的標準沒有，但是我們應該有一個中國的標準，為什麼這麼講？我一直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的社會責任是一樣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標準。

主持人：國情不一樣，老百姓文化也不一樣。

鐘宏武：對，認識價值觀不同。

道鐘斯的評價指數更客觀

主持人：佟總您怎麼看？

佟梅：其實企業也是在變的，我們一百多年的公司，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自己企業責任的標準。我們公司以前不太參與社會責任的調查和榜單，但這個在5年前發生變化。我們從2003年開始，參加了美國道鐘斯可持續發展指數的評比，開始向公眾全披露所有的道鐘斯指數需要我們企業披露的所有資料。

道鐘斯指數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指數評估，可能跟鐘教授這邊的研究有一些類似，還是相對比較全面，應該是一個企業有14項各個方面的指數。有一個特別不一樣的地方，並沒有說這個是國有企業，因為美國情況不一樣，而是你這個企業所在的行業。比如金佰利公司是一個個人健康護理領域的行業，這個行業裏面指數是領先的還是不是領先的，因為沒法跟那些能源公司或者是其他行業的國家重點經濟支柱行業去比較，因為規模不一樣。但公司產品影響到每個消費者，所以它的指數是針對消費者的指數，這個評估我們覺得還是蠻有意義的。

主持人：其他標準跟鐘教授這邊差不多吧？

佟梅：道鐘斯指數經過多年的積累，所以指數的方方面面可能更全面。

我覺得在中國來說，有社科院這個指數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任何一個資料在一個點上，這個資料是對還是錯，可能意義沒那麼大。如果我們連續性地看這個點的趨勢，可能對所有管理者來說包括社會學研究工作者來說都更有意義。

我自己看到的跨國公司和國內大型國有企業之間的一些根本性不同，大型國有企業在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方針或者策略的時候，會依據國家特別是國家政府優先考慮的相關民生的問題。相比社會而言，他們優先會考慮政府的關注的問題，可能會作為他們首先關注的社會責任的活動主題。這跟我們國有企業性質應該說是相輔相成的。

而跨國公司，包括一些個人、私有經濟的一些公司。我們會發現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說，他們會根據自己業務所專長領域進行企業和社會行動。
我舉一個例子，不是金佰利的公司，是IBM的例子，它會用他們的技術作為他們公司責任的平臺，給你提供某些技術。讓沒有機會讀書的孩子們，可能通過這個遠端教育能夠上學。

主持人：從事他們比較擅長的事情。

佟梅：對，我覺得這是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私有經濟方面的差別。

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個自覺行為

主持人：佟總談到了國外跟國內區別，她是做行業比較。曹主任，民生銀行這幾年做得很好，也一直做很多事情，你們是怎麼樣的情況？

曹雪森：中國民生銀行我們自建行以來到今年是14個年頭了，我們經營時間不算是多早，但是我們在履行社會責任道路上面，我們民生銀行都做出的巨大的貢獻。民生銀行有一個經營理念，實際上大家在關注我們的品牌宣傳、廣告宣傳的時候可以能夠注意到一句話，叫“服務大眾，情系民生”，我覺得這八個字就能夠很充分地體現出作為民生銀行來講，在回饋社會，回報社會我們的一個態度和我們自身的一個行為標準。我想簡要地通過這麼六點來談一下作為民生銀行我們這13年來是怎麼做的。

首先第一，我們有一個樸實的責任理想，我們董文標董事長在會議上曾經講過一句話，“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對社會的承諾基於兩點，一個是有多大的能力，一個是有多少誠意”。民生銀行始終懷著一個源於社會，回饋社會的感恩之心，對公益的投入也是隨著我們銀行實力的增強，我們也是在不斷的增強。我們洪行長也講，民生銀行的社會責任不是為了慈善而慈善，為了公益而公益，也不是臨時擠出資金來搞公益活動，而是制度化、系統化、科學化的自覺行為。我們也是在我們董事長和洪行長整體的指導下，這幾年在教育、扶貧、抗震救災、科研、創業、就業、醫療、文化、藝術等這些重大領域做了很多工作。

第二，我想民生銀行的積極動力，回饋社會，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是我們對社會的感恩之心。我想我們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民生銀行這麼多年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也是在不斷的呼籲，呼籲目的來自於想呼籲更多的人，更多的企業，讓大家一同和民生銀行履行社會責任。一個企業在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呼籲更多的人一起來做。我覺得這也是履行社會責任之一。

第三就是我們民生銀行在誠信方面的追求，我們沒有做過公益的空口承諾，我們對一些貧困、教育、醫療、扶貧這些工作我們的關注都是講到就要做到。

第四是系統的責任機制。我們也是在董事會、行領導的關注下、重視下我們從去年開始，從08年開始第一個階段連續五年我們對外公開承諾，每年拿出稅前利潤的0.8%到1.2%，用這個資金我們專門成立了一個“民生銀行公益捐贈基金”。

主持人：我插一句話，現在很多網友質疑，我們國企捐這麼多錢到底有沒有通過董事會的同意？鐘教授您瞭解呢？

鐘宏武：肯定通過，而且非常規範。現在國有企業和中央企業捐贈已經現代化了，今年國家電網公司、中國移動都建立了自己的基金會，而且運作非常專業。

主持人：佟總，國外企業也是這樣子嗎？比如年初像民生銀行這樣有一個規定，拿出利潤的多少來做慈善事業？

佟梅：我們金佰利全球慈善基金會1970年成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將近40年的歷史，制度化是有。網友對於現代企業管理，特別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規範可能不是特別清楚。金佰利公司也很巧是一家華爾街上市的公司，我們在全球每年出財報的同時，也要出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主要內容是由全球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所有企業公民行為而做的一部分報告。這只是這個報告的一部分，它還包括比如我們在全球的將近40個國家，所有工廠的工作環境是不是安全，環境管理是不是符合當地的環境管理要求和金佰利全球國際的要求。

主持人：曹主任您繼續。

曹雪森：剛才談到我們的責任機制成立公益捐贈基金，每年這筆資金是比較大的，至少都是一個億以上。

第五就是我們特色的責任方向，我想剛才佟總也講到，每個企業的優勢和它所側重的方向都有各自的擅長，作為民生銀行來講，除了在經濟、社會、環境三個基本的面以外，從前年我們一直在致力於資助、扶持文化藝術領域，通過我們的扶持和資助來滿足當今民眾文化精神的需求，推動咱們文化繁榮的振興。

我們從07年開始連續十年我們捐贈炎黃藝術館，並且從去年開始一直到現在，炎黃藝術館都在定期的舉辦各種各樣的大規模的藝術展覽，而且對社會都是免費開放的，希望大家能夠去那裏感受一下那種文化和藝術的氛圍。

第六，就是我們全員的責任參與。我想作為一個企業，現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公民這個話題大家都談的非常多了。

你在面對社會的時候是一個企業的整體形象面對社會，履行社會責任的時候也是整體在履行社會責任，但是在企業內部，你的員工對這個概念，對這個詞他自身能理解多少，可能也是決定你的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這個已經是在我們整體管理機制中，我們洪行長在水行長會的時候就曾經提出，要把民生銀行企業社會責任滲透到銀行管理機制當中去，和績效體系中去。我們在這幾年當中都是按照這麼一套思路來去進行的。

主持人：看來民生銀行非常制度化。

曹雪森：我為什麼談到這六點呢，就回到主持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標準問題。從這六點來看好像我們沒有參照什麼標準。我一直在強調，社會責任是一個自覺行為，可能在這方面是一個企業的道德追求。你的道德準則，你從社會索取過程中你要為社會做些什麼，企業社會責任首要解決的是自覺。

主持人：自己願意做。

曹雪森：對，你要願意做，不願意做談不上執行什麼。在執行過程中，當然我們很希望現在能夠有一個標準，來去衡量我們履行的情況，或者能夠指引我們怎麼能夠更好的去為社會多做一些貢獻。

國企和私企社會責任標準應該有差異

主持人：郭老師，您認為這個需不需要標準？

郭毅：我認為當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要建立一種標準，但這種標準是原則性的。在中國當前階段，是在原則上建立也差異的社會責任標準，也就是說針對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或者說跨國公司還有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建立有差異性的社會責任標準。在國外，特別是一些歐洲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上面也好，理論研究也好，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和法律之間的區別。他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根本履行推動機制在於企業自願、自覺和自立。

我認為，社會責任的標準在中國現階段由於因為在轉型期，存在的問題很多，各種不同的企業所擁有的資源也不同。比如說剛才佟女士和曹總都談到，在跨國公司有跨國公司的這樣一種資源和本土企業有本土的資源，同時他們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社會責任在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和社會責任資源和社會責任的行動付出，在當前中國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珍貴的資源，這種資源應該給它用好，導向社會最需要的地方去。

中國和西方國家有不一樣的需求，所以如果建立一種標準，沒有建立具體國家區別，比如發展中國家，或者非洲國家，這個很有可能導致社會責任資源的浪費。比如不解決問題，或者不願意幹的，或者幹不了的，對於中國現階段來講需要建立一種有原則的，用我們國家領導人的話，前段時間胡錦濤主席在全球環境峰會上提到的“共同差別的責任”，還是有差別性，因為解決的前提是適合，只有適合才能有動力去完成。

社科院報告上的企業，最低門檻是年銷售額500億以上

主持人：剛才三位都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企業做社會責任就是要自覺，說白了就是心甘情願做這個事情。我們也是做了很多調查，為什麼社科院報告中社會責任百強企業國企會那麼多，民企或者外企少了一些，是他們不願意再，不願意向外公佈？

鐘宏武：我給主持人和朋友們再次解釋一下，我聽你問我這個問題特別恐慌，你也是屬於誤讀我們這個報告，。我們報告叫做中國一百強企業。這一百強是根據中國企業聯合會做的一個年度調查，他們每年都做的中國五百強。我們把排名前一百的企業拿出來做研究，這一百強的企業銷售收入占到中國GDP的54%，這些企業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他們在經濟、社會、環境，影響力、控制力和帶動力，我們對這些企業進行評價。要求兩點：第一點起到責任帶頭作用；第二點確實履行社會責任，減少對社會的負面影響。這個是一百強。由於是一百強，中國國有經濟特色就是在大企業中國有企業就是比重最多，我們上萬億的，都是國有、中央企業。所以自然而然一百強當中80%都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規模上不了那麼大，自然就進不了我們這種範疇，自然而然報告當中國有企業80%，民營企業將近20家，外企就3家。

主持人：有的企業可能會說我也有20億。

鐘宏武：我們的研究物件最少的都是500億，沒有20億的，500億責任和一萬億沒有太大的差異了。

主持人：社會責任是不是以資金、銷售額大小和捐贈額大小來衡量這個問題？像騰訊公司也在做，小企業可能會喊冤。

鐘宏武：我們篩選的樣本就是最大的企業，你（小企業）不用喊冤。他進來他就死定了，因為很小，一年20億的收入和一萬億的肯定有天壤之別。你很想進去？

具體金額無法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好壞

主持人：沒有很想進去，就是標準問題。

佟梅：我覺得企業社會責任是社會問題，無論是小企業，還是大企業，面對的跟社會的承諾是一致的。首先在營運過程中，我簡單地看了鐘老師的報告，是把生產安全、主動減排是放在前面的，這是一個企業運作的根本。無論您今年做了20億還是500億，那麼主動減排，鐘老師觀點我是同意的。如果你是龍頭企業，跟行長協會做一些培訓，雖然是同行，是競爭者，但這個環境是大家的。所以這個是共同的社會性話題，不知道民生銀行的曹老師怎麼看這個問題。

曹雪森：首先一點，我個人感覺不能用一個具體金額，來衡量你怎麼做這個事的好與壞。可能我們今後如果做的更完善一些的話，可能是分層面，分等級的去進行，500億的標準，和20億的標準。如果將來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我希望是這麼一個方式。當然500億和20億，他們能夠為社會做的力量，單從金額來說肯定是不一樣的，完全不能按照這種具體的數字去衡量。我感覺，比如說一個小型企業，它自覺地能夠在剛才佟總講的這種節能減排上，我每天少往河流裏少放一點污水，我少往空氣裏排放一點污染物，難道你不說它是在履行社會責任嗎?這個時候可能沒有一個具體的硬性資料來衡量它，這就是談到的企業道德問題，道德準則問題。

目前,大家可能達到一個共識，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現在剛剛開始，現在可能更多的能夠講到自覺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可能更多是來自于500強大型企業裏面，因為它們能力更強大一些。一些規模小的企業，可能現在針對這個概念還處在一個認識的過程中。我想，是不是先把這些能夠做的起來的企業，對它們進行一些指導。我覺得也行，也可以。我個人感覺，是不是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硬性說法來解釋這個問題。

主持人：郭老師，您怎麼看？特別是排行榜出來之後，央企還是比較多。剛才鐘老師已經解釋了，可能標準有一些高。

郭毅：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資源和能力是不同的，在國外理論界研究也是把大型公司制企業和中小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履行路徑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個板塊。我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做他們特邀專家，同盟企業有騰訊網、萬科集團、IBM、TCL，還有諾基亞，這些企業都有一定社會知名度和社會影響。所以他們加入的話，共同完成一個社會責任項目，他們能夠起到在社會推行領域中的標杆作用，能夠對其他企業有帶動和影響作用。在汶川大地震之前，萬科在汶川成立了一個住房援建專案，IBM、TCL和思科集團也在這個之中，發揮各自優勢的企業，這個實際上發揮了很大的影響。汶川地震中王老吉捐了10個億，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更有一個關注的是乞丐往捐獻桶裏面捐錢。小企業，中小企業在它的生產經營和活動範圍內也盡到了它應該盡的社會責任，這就是整個社會責任和諧共建的局面。

我還要說一點就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可能對這個問題的感覺更加明顯，因為跨國公司帶來社會責任的差異，企業社會責任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在社會文化基礎之上。比如說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一個會員企業，思科集團就成立了自己企業公民和多元文化的研究中心，專門研究中國國情特點和中國社會問題癥結所在的社會責任項目。對症下藥，思科在中國要做什麼，表達一個意思是企業所在規模大小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不同，他們產生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有差異的。
資訊披露是大企業首要責任，沒有這個就不要講責任

主持人：剛才郭老師也提到了，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分能力的排行可能更好一些？

鐘宏武：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議，我們排行其實已經考慮到了不同性質企業，在不同企業社會屬性的影響。我們已經做了行業分類，一百強裏面有19個行業，對每個行業提出了單獨的指標體系。規模還是那個假設，這些企業都很大，500億以上都具有向社會說明和強化社會管理的要求。我們認為是共同責任，所以沒有對規模進行調整。什麼意思呢？18歲以後就是成年了。18歲和50歲的好像都是有同樣的法律，18歲以下的有其他的說法。我覺得一百強企業不用考慮標準，最小的500億.500億什麼概念。如果要研究20萬、30萬中小企業的標準，但我們認為還是剛才曹主任講的，中國發展階段，應該是能力強者擔更大的責任，起著更大的引領作用。不能對小企業有更多的要求，因為資源不一樣。所以我們對大型企業，就是對18歲以上提出了統一的要求。

主持人：您這個報告某種程度讓大企業起一個引導作用？

鐘宏武：對。他們剛才都說社會責任是自願的，但是我想強調對於大型企業來講，很多事情不是你自願的，因為你大。企業合法性是社會賦予的，股東給企業出了錢，有理由、有義務，你回報一些財務報告。

主持人：你說大企業必須有這個責任。我記得2006年財富雜誌評出一個全球性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國家電網公司、中石油、中石化都上了榜，但在後面，幾乎是倒數第二名，或者是倒數第幾名，為什麼在我們這個報告裏面排在了前面？

鐘宏武：國家電網公司當年是64名，當年是倒數第一名，沒分，就它沒分，最慘。為什麼呢？因為財富雜誌使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標準，跟我們標準有點類似，但比我們更簡單，只在網上搜英文版的社會責任報告。國家電網報告寫了一個中文版的，人家說我看不見，所以就零分。

主持人：所以我們很多企業打零分？

鐘宏武：就給國家電網打了零分，但國家電網此後每一年排名都在以15名以上的速度攀升，現在55名左右。當年排名總體企業是64家，現在是100家，就是它的相對名次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想說什麼意思呢，我們這個評價和財富評價都有缺陷，我們不用證明它的好，也不用它來證明我們的錯。

主持人：就是搜索資料的問題。剛才提到一個問題，金佰利、民生銀行，包括我們這次做節目請了一些LG等著名的外資企業，他們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但很多企業表示我們做就可以了。

鐘宏武：我這次來做節目，我想跟網友溝通一句話，資訊披露是大企業首要責任，其他都不用談，沒有這個就不要講責任。我們做這個當中，100強企業，竟然有兩個來網站都沒有，就不要想企業的收入和年報了。上千億的企業，網站都沒有？都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這樣很危險，事後諸葛亮。

很多企業做了社會責任但沒有小紅花

主持人：企業做了社會責任，要不要公佈，我們要不要對外說？

鐘宏武：不說，社科院就是零分。

主持人：靠後。

鐘宏武：不是靠後，就是零分。我們現在零分的很多。

佟梅：因為我是做消費品公司的，跟很多中國的消費者，各個區域的消費者有過溝通。我們做過這種消費者喜好的調查：問他們，他們其實還是希望企業能夠披露的。從披露的形式來講，我覺得不同的階段，公司在發展不同階段可能有不同的披露形式。社科院也好，還有北大的一些研究者也好，前些日子召開過一個會議，它其中有一個內容是教給企業如何製作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我是支持一個企業去披露它的社會責任行為的。這樣做有兩個好處。剛才兩位教授都說了，如果你是一個行業的領導者的話，你有這樣的社會責任去引領你這個行業成為一個更具備企業社會責任，公民責任的這麼一個行業和一個行業的成員，一個主要成員。

另外一個，它的社會效應是很大的。當你有很多這種在行業裏面有足夠的大的影響力，在社會上有足夠大的影響力的企業去推動這個事情的話，社會資源和得到的關注度其實對我們整個企業社會責任這個項目，這個核心所追求的無論是和發展，文化藝術發展，還是我們引領的健康教育領域，其實還是希望在每一個你營運的大的環境，社會環境裏面，每個人都受到影響，這個影響可能是直接受益者，也可能是受到這種教育或者引領。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是需要持續的管理你企業社會公民責任的資訊來做的。鐘教授講過一句話我特別認同，就是你有企業社會責任同時也有管理能力，所以我覺得能夠系統地傳播你的企業社會責任，這件事本身是你對這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能力的一個披露。

主持人：曹老師。

曹雪森：我覺得作為社會責任的資訊披露，現在每年都有要求社會責任報告，這個社會責任報告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責任資訊披露的工具或者是一種手段，一種管道，所以我覺得現在不用再談社會責任資訊該不該披露的問題了。我剛才講了，民生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動力之一就是我們要對社會有一個呼籲，你要對社會有一個呼籲就要去講，就要把你做的一些事情和你的一些經驗以及感受講給別人。

主持人：就是你們作為呼籲者或者是帶動作用。

曹雪森：我們可能就是一個在呼籲，在傳播這個理念。一個企業在社會，你是一個很好的優秀企業，一個很好的企業公民，你能夠得到社會、得到公民認可，同時對你企業做企業社會責任有極大的好處。通過認可，同時回饋給你企業，使你企業經營壯大，會促使你將來有更大的力量回饋社會，這是良性的迴圈，這是很好的一種方法。

郭毅：我覺得做企業，做社會責任報告，或者向公眾公示自己行為，這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做的好事的小孩子都希望得到老師的表揚，給一朵小紅花。但是在中國，為什麼很多企業做了認可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事情沒有小紅花。
中國一些企業社會責任是倒逼出來的

主持人：有的還挨了一板子。

郭毅：對，而且有的企業沒有這種自覺意識。我覺得跟我們國家企業社會責任推行機制有關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為什麼在2004年以後出現了這種井噴的效應。這個名詞迅速在這片土地上被大家認可、認識、討論，中間很重要的原因。

我感覺到，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興起或者產生這種井噴效應，跟歐洲國家基於市場經濟成熟發展基礎上企業的這種自覺的社會責任行為，社會責任意識萌發不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講沒有達到自願自覺責任意識的高度。企業社會責任為什麼會推動起來，有些企業已經發展到高度意識階段，但是中國大多數企業是基於這樣的行動，一個中國企業是對外貿易型的，通過下游供應鏈，通過下游夥伴要求具有企業社會責任。比如我的產品賣到歐洲國家去，歐洲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很高，比如對勞工問題，環境問題，資源浪費等等，逼著這些企業認識這個問題，並開始行動。第二個方面，有些企業社會行動是屬於政府行為，政府要求它這樣做的，比如山東省、上海浦東、常州還有深圳，就是通過政府或者行業協會、NGO組織等等。

主持人：強制性的嗎？

郭毅：帶有一定的規範，如果沒有達到這個要求的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說資源審核、貸款或者說相類似這樣的一些行動，可能會給企業造成一些麻煩。這個也逼著企業開始認真研究並琢磨這個社會責任。

還有一種責任行為就是社會公民，就是消費者或者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責任的崛起。如果企業做的不好或者口碑比較差的話，消費者就抵制你的產品。因為企業對這種企業社會責任認識，是倒逼形的機制，所以導致很多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解不是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企業資訊披露，不知道這個披露到底是幹什麼。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看過很多很多社會責任報告，很多企業把自己賺錢以外的事項都寫入社會責任報告，其實社會責任報告有嚴格的規範。社科院這份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報告它的主旨是引導企業、要求企業進行規範的資訊披露，以資訊披露作為評判的標準和物件也是發揮了這樣一種作用。我覺得，從這個方面來講有很充足的社會意義。

不披露負面資訊是因為企業沒學會說

主持人：剛才提到要不要資訊披露的問題，因為通過以往案例來看，很多企業通過披露社會責任報告引來了一些非議，包括以前蒙牛的“老牛基金”，以及福耀玻璃和最近的陳發樹。一些私企，建立慈善基金之後，有的人認為是“做秀”，還有更加嚴厲的批評說是避稅。我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像郭老師說的，歐洲可能認識比較成熟。我們認識還有一些偏差，披露也不全面。一些企業，披露之後帶來一些負面效應。公民怎麼認識這個問題，以陳發樹的基金為例。

鐘宏武：這是兩個問題。陳發樹慈善基金和剛才講的資訊披露所帶來的所謂的麻煩是兩個概念。我先說這個資訊披露的事。我想系統的分析一下，為什麼企業不披露責任資訊，這裏面我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不想說，我認為這個事我做了就做了，中國長期以來做的好事不留名，我就不說。

另外一個原因，中國長期以來，特別是一些國有企業傳統上一直是把自己當成社會拯救者的地位。你們相信我，我不會幹壞事。就是這麼一個邏輯，我是共和國的長子、次子、三子，我怎麼可能毀了我的家呢。它是這種意識，認為不用講。但是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不是說你不想說，現在社會，我不會相信你的，除非你我向展示，向我說明，向我解釋。我能看到真實的績效表現，一個點我看不到，連續公佈多年就可以看到改善。一定要說出來，不想說是不對的，不想說就只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第三個是不敢說，剛才只是說了會帶來什麼問題，他不敢說，因為本身就有問題。

主持人：什麼問題呢？

鐘宏武：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在幫一家企業做社會責任報告的時候就出現一個統計，因為這項指標以前沒有，就是統計辦公用水，統計以後，發現下面有一家分支機搆，人均用水量竟然達到了一萬多升。

陳發樹基金現象，反應出中國三個特色

主持人：什麼原因？

鐘宏武：就是在開洗浴城，不然不可能用這麼多，就是管理混亂，以前不屬於管理指標，我們忽視掉了，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後來領導重視了，在搞什麼，是不是在開洗浴城，你們天天游泳也不會弄出這麼多水出來。確確實實影響相信我們有一些責任指標是不敢看的，是很可怕的。第三個不會說。

剛才郭毅講到的不會說是什麼呢，我們有時候會開一些社會責任報告編制的說明會，有些企業不知道，應該怎麼講。在中國有一個很普遍的認識，我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死人不能說，污染不能講，一講了就引起社會非議，其實這是不對的，這是典型的不會說。

用我們專業的來說是不平衡，你這個報告只講好事，不講壞事，我們認為這是完美的報告，其實是在罵這個企業，不可能的，明顯是資訊披露不完整。我們有很多技術問題、內容問題和規範問題我們都沒掌握。最後一塊就是說不清。你這個企業一下去，比如二氧化碳排放，這是很新的，你讓中國很多企業一搞二氧化碳，這個怎麼算，不知道，不是他很想說，而是沒有建立管理體系，現在很難。所以我們認為我們通過推動資訊披露，就是為了強化企業的這些工作，你應該管理這些指標，考慮這些問題，提高效率，降低對資源、人員的消耗。這是一個，就是為什麼不披露。你剛才說的只是一個小現象，就是披露會不會帶來負面問題，披露肯定會帶來負面問題，但與不披露相比它的負面作用更小。披露會帶來什麼，會推動你的改善，要麼就是做的問題，要麼就是說的問題，你來改善，大家給你提意見，比如大家給我們提意見，對我們研究也是很大的啟發。但你如果一直不說，那我覺得你這項工作，這個毛病，這個問題就永遠隱藏下去了，也許在一次危機中就會成為企業崩潰的原點。溝通、披露是大企業所要求的。

至於陳發樹基金現象，反應出中國三個特色。第一是中國人非常善於反思動機，特別是對做好事的人特別善於反思；第二是疑問，是不是在贖罪，他是不是在做秀？第三是不是陳發樹有什麼經濟上的考慮，去避稅。我捐了80億，逃10億幹嗎呢?這種想法非常不好，陰暗。我認為,應該積極為他捐贈基金的科學性、規範性提意見。而不是對別人的動機，想這個是不是壞人，出發點不要用壞人假設。這樣使更多民營企業家不敢做事情了，資訊披露就更不會做了。因為一披露他們就質疑我，算了，我還不如悄悄做一些好事，這樣會越來越不透明，越來越不規範。

真心地捐贈需要鼓勵，不需要攻擊

主持人：您剛才說應該給陳發樹做一些科學性的建議。

鐘宏武：因為我沒有細化地研究他這個基金怎麼做。比如基金的指向、管理，以及後面的評估，各個方面。民生銀行我認為有很豐富的經驗，他們確實做的一些嘗試，同行和專業機構都可以提意見，而不是質疑別人，你這筆錢是否有問題，我覺得這種想法對中國社會責任和公益事業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佟梅：從公益基金的角度來講，我認為慈善捐贈本身社會上有這種行為，我認為還是應該鼓勵的。我也更同意所有的慈善公益基金，都應該有責任的受到公眾監督，我的監督意義可能更現實一點，確實能夠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或者他希望能夠幫助的人，我覺得這個還是關鍵。說到稅務相關的問題，我想跟你分享一個小例子。我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他父母過世了，他繼承了一個房產，我們就去了，他牆上掛幾幅畫，有評估，其實這幾幅畫本身比這個房產的價值還要高幾倍，因為我的同學在讀書，國外有遺產稅，他是付不出來遺產稅這麼高額的現金，所以他當時就決定把這幾幅畫捐到了我們大學的藝術分校裏去，捐給這個學校，在當地是免稅的，這幾幅畫和房產後來都免稅。其實從這個角度來講，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從中國來的角度來講，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他是不是真心地想做這個捐贈事情，但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我覺得很明顯來講，這個對社會，整體的社會和社區來講是一個好事情，這個是根本。這個是一個需要鼓勵的或者說如果它發生的話，你沒有必要去攻擊他，這是代表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從長期來講，因為金佰利在中國也有基金，我們在中國設立了全球關愛基金中國基金會，我們基金會主要的主旨就像剛才這位郭教授說的，就是關心中國民情，到底我們救助的物件是不是最有力地能夠體現出我們金佰利公司在全球慈善救助項目所擅長的項目，第二就是說我們有嚴格的監管機制，每年要對這些基金也好進行評估和審計。所以我覺得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為公眾，為了我們企業社會責任做的更好，所做的事情，就是透明、監督，讓大家來關注，是不是承諾、幫助這些基金真正發揮它的最大作用，如果可以的話給它們一些更好的建議，讓它們能夠做的更好。

曹雪森：我很贊同鐘老師講的，就是對公益基金你的捐贈過程、建立過程和執行過程當中科學化、規範化的這麼一個問題，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可能不會或者比較少的再出現剛才談論的，就是出現這種爭議，我覺得在這方面不是光捐了，更重要的是後期的一些管理和使用當中的問題，我覺得也是希望大家更多地關注這些。在這方面提出更好的建議。

郭毅：企業社會責任現在中國興起是新興現象，其中還有很多需要公眾進一步的認識和深化的過程，企業家和企業這種社會責任的資源和投入、行動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對於這些做的好事的孩子，應該珍惜，要鼓勵，別傷了他們的心，所以很多企業建立社會責任方面的基金，還有進行這方面的社會責任行動選擇，在中國目前來講是一個新興的現象。但是如何進行進一步引導和規範，這是企業需要做的事情，同時也是民眾要對這個行動和基金管理使用方法進行一個認識和再認識的過程。

比如說我們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香港李嘉誠基金會在我們大陸內部建立投資建立了汕頭大學，同時也創辦了其他一些公益活動，比如幫助殘疾人之類的，跟中國殘聯合作，它的管理機制，李嘉誠管理基金管理機制就相當規範，有專門的管理機制，同時也有它的可持續性的安排。還有一個例子，去年汶川地震期間我們發生了一個事情，就是王石捐贈門事件，這個事件就反應出我們民眾對企業社會責任慈善基金管理的理解的不到位。他把這種基金當成是企業家個人的行動，實際上因為萬科集團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會員企業，據我所知他們企業社會責任做的很好的，在反腐敗領域其他領域我們認為做的是不錯的，但慈善基金治理不是王石個人說的算的，萬科集團其實每年都有一千萬的社會責任基金，但是2008年年初由於雪災已經劃撥出去了八百萬，剩下二百萬，所以從規範來講，沒有經過董事會審核，可供操作的只有這二百萬基金，所以才引起了這個誤解問題。社會責任的公益事業還有基金事業的發展還是需要企業的一種資訊披露，同時也需要民眾對這個公司治理，特別是規範大型公司的社會責任基金嵌入公司治理過程有一個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主持人：剛才郭老師提到，還是對這種慈善行為進行正向引導，只是在規範上做的更規範一些。這個研究報告，現在可能還是片面解讀，國企比民企、外企社會責任更好一些。現在想問幾位元嘉賓，我們之前在網路上搞了一天的小調查，“您認為國企、民企、外企哪個更有社會責任”，有一千多位網友參加了這個調查，49%認為央企更有社會責任感。這是我們片面的一個小調查，接下去我們還要調查。我們片面理解，從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角度還有五百億這個門檻來討論央企的責任報告，我們按照社會性質劃分，國企、民企、外企，是不是可以這麼來比較呢？

鐘宏武：我覺得企業如果要橫向比較的話，一些共同責任才可以比較。我認為責任管理和資訊披露是可以橫向比較的，如果僅從這兩個角度來說的話，民企、外企和國企，整體面的誰好誰壞，目前我無法做出判斷。這次我們研究出來以後也是受到社會爭議，我們根據大家的建議已經在做研究樣本的調整，我們現在準備選出相應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對他們進行一次社會責任感覺和資訊披露的評價，由此來做出一個可執信的比較結果。確確實實由於一百強的規模門檻限制，民企只有十多家，外資企業只有3家，尤其外資企業代表現在不夠，這一點也是我們研究需要改善的地方。這裏我想強調一個，剛才我們一直在談資訊披露，另外一塊其實我希望這次研究能夠帶動大家一起去探討和分析的，就是責任管理。我們中國企業長期以來對於社會責任做是一直沒問題，我們其實在做很多事情，可能水準標準跟國際還有一些差異。

主持人：需要像民生銀行或者金佰利這樣有一個專門的部門負責。

鐘宏武：對，我們得有一個明確的理念，有價值觀和方向，用民生銀行來講就是融入管理機制之中，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們這一點常常是中國現在在一百強來看，大部分企業沒有意識到，忘了這個事。

主持人：沒有責任管理就沒有部門，就沒有長期堅持下去，隨機性。

鐘宏武：無法固化。我為什麼說這次評價很有價值，國家電網公司在2006年得了零分後，領導就非常重視，認為不對了、就改進。發現和國際行為有很大差異、不接軌，我們就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確確實實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另外一家電網公司，2006年也是發了一份社會責任報告，領導一看，批示“很好”，從此他們工作就停滯下來了。

主持人：就是說責任管理還要落實一個部門來做這個事情。

鐘宏武：不只是部門，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責任管理在我們這裏面有三十多項，很複雜。比如指標體系，社會責任指標體系，社會責任指標考核，分解下來都是上百個指標，落到KPI當中，對一般管理人員來說是很大的壓力。不是簡單的工作，有很多事要做，包括社會責任風險管理，你有沒有梳理過業務全流程，哪些會產生環境應該，會社會效應，有沒有對它進行監控、評估、管理，這些都是很花錢的事情。
主持人：說白了，不管是民企、央企還是外企，都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鐘宏武：對，能夠從資訊披露和責任管理兩個方面，去提更多的建議，彌補我們這個小團隊思考的不足，更多地推動我們企業重視這件事情。因為我們社會責任，不是說2006年我們寫了一個報告就很好，然後永遠停留在很好的階段，其實一點都不好，實際結果很差。

佟梅：其實剛才兩位專家都談到這個階段性的問題。尤其跨國公司，大部分都是來自經歷了兩百年的工業革命，有百多年的公司歷史的，尤其在中國比較有知名度的跨國公司幾乎都是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那種傳統的公司。他們眼裏，跨國公司的共識，企業社會責任是它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是積極管理。認為這個企業如果積極管理企業社會責任，那麼它的管理能力、經營能力，包括得到員工的認同，企業凝聚力都因此得到了提升。所以這個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跟純粹的給予好像還是不一樣。

主持人：是不是發達國家跟我們差異在這裏。

佟梅：我覺得是一個階段性，如果用一個大趨勢去看的話。今天也是這樣，世界五百強企業很多都是我們中國的企業，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角度來講，未來大趨勢來講，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會變成國際性公司。今天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者這個資訊披露還有以後企業責任的管理，就變成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就是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或者世界級領導者、商業領導者、商業領袖所必須具備的一個管理能力。

主持人：說白了，要走出全球必須要有這個意識。

佟梅：也是增加國際競爭力的一個特別需要的環節。中國私有經濟的發展是舉目共睹的，尤其是這種個人，民營經濟的發展，企業社會責任這個課題對他們來說相對比較新，因為畢竟從資源上，相對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可能都不一樣，但社會責任這個理念的推動，贏得他們的認同感，邀請他們積極地參與，鼓勵他們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曹雪森：我覺得這個話題很大，尤其是剛才談到這三個行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情況。我覺得如果完美的話，當然是國企、民企能夠在各自的行業裏邊，各自的標準下去執行。但是，我們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現在處在起步階段，各個企業都處在一個初始的嘗試階段，這種狀態下我們應該對所有能夠推動這件事，能夠鼓勵這件事向前發展的各種聲音，各種方法給予積極的肯定。不要過早地去評價它合適不合適。

主持人：不要過早下結論。

曹雪森：對，對還是不對。

主持人：嘗試階段允許錯誤。

曹雪森：這件事出來了，我們解決了從無都有的過程，有就比沒有強。

主持人：做就比不做強。

曹雪森：對，做就比不做強。既然有了，剛才鐘老師也說了這個報告也好，標準也好，引出了爭議，這就是有了以後的結果。

主持人：進步的表現。

曹雪森：這就是有了以後的表現。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可能有很多人還不太重視。

主持人：像中國足球，懶得罵你了就麻煩了。

曹雪森：對，剛才鐘老師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家企業一開始是零分，恰恰就是因為這個零分促使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起到了飛速發展的這麼一個階段。剛才大家都談到，只要對這件事是有利的，能夠積極推動它的聲音也好，方法也好，大家都應該積極的去適應它，或者推進它，站在樣積極的角度，引導的角度去討論，我是這麼看的。

主持人：正向來引導。我們這次也是郭老師他們這個同盟的會員，郭老師您可以談一下這個，因為這個很難比較的。您是專門的研究學者。

郭毅：剛才我非常同意各位的看法，企業社會責任現在引起社會比較大的關注。這個對中國來講，對中國企業和中國整個社會進步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因為企業是整個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經濟主體。在傳統意義上，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人們也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是現階段為什麼說像央企，像很多大型跨國公司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呢？現階段恰恰就在於，特別是企業規模的發展，人們感覺到企業不僅僅是經濟主體，隨著規模化的發展，它產生的社會性影響越來越明顯，影響到企業生產經營和行為，影響到環境，影響到社會就業，這個和企業原來單一對企業的理解在最大化利潤目標引導下為股東利潤服務，這樣一種功能機制有很大的不同。

實際上企業現在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單位，更主要是一個社會單位，所以它自然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注。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才由此產生。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現在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對我們現階段來講是非常有意義，同時也是非常急迫的問題。

我們剛才談到了社會責任管理問題，這個實際上是企業社會責任深度發展的一個必須。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本土企業，像民生銀行、金佰利以及剛才談過的國家電網都成立了自己專門的社會責任部門，跟財務部、人力資源部等是相同或者同等級別的權利職能。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說企業社會責任納入了規範化，像佟總所說的，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剛才講企業是社會的企業，企業跟之間實際上是互動的，當一個社會在構築和諧社會的時候，或者社會在積極的致力於發展低碳經濟的時候，它實際上已經為企業的發展構設了這樣一個制度環境。企業是適者生存，如果在這樣一種社會制度，社會文化範圍內，或者社會意識範圍內，你仍然是高碳排放量，仍然是一個不尊重員工的，仍然是大量浪費資源的企業，那麼你就不會得到這個社會制度的認可，也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可，利益相關者的認可，那麼你企業就會因此喪失核心競爭力，最終走向衰亡。如果尊重了這個方面，實際上企業也為自己培養出自己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的產品，避免一些危機，比如像三鹿事件。

主持人：缺乏社會責任感，所以導致企業倒掉。

郭毅：對，如果在可持續供應鏈上發現了這個問題。

鐘宏武：透明度。

主持人：資訊披露。

郭毅：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話，在供應鏈上建立起完整的社會責任的審核體系的話，或許說社會責任就是成為一種規避企業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政府雷聲大雨點小，不敢拿實惠給企業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其實剛才大家多多少少已經談到了。企業做社會責任，我瞭解都是不圖社會回報的。一開始的時候，郭老師提到了，廣東一家企業做企業社會責任，沒想到經濟收益很大。但企業做社會責任管理是不是某種程度上還得到了無形的回報，同時我們這個社會和政府該如何引導企業去做社會責任？

鐘宏武：我覺得企業做社會責任，如果能獲得回報我為他喝彩。因為這個叫戰略性社會責任，一個人如果能夠把利己和利他的事情都能結合起來，那麼第一個對誰都沒有害處，都是雙贏。第二個這樣才能持續。如果有一項工作對社會有用，對企業有害，我相信一次兩次可以，一年兩年可以，很快堅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個雙贏的模式，就是要讓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得到社會、消費者、政府的支援，就是要給予它傾斜和資源。

第二個問題，政府、社會和媒體，公眾怎麼來推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值得研究。我們剛剛做了一個政府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專項研究，國外對這個工作大致就是三個方面：政府起到了規制者、推進者和監督者的作用。規制者就是建立遊戲規則，比如資訊披露，凡是大公司都得給我發社會責任報告，要接受社會進度和檢察；推進者，企業社會責任做的不錯的，我給它發獎。比如說英國有一個女王獎，專門發給社會責任做的比較好的企業。另外一個政府優先採購，你只要社會責任做的不錯，評價很高，我優先採購你的產品，這些都是實打實的給予一些激勵。第三個方面就是監督者，我們政府原來是你做的不好就打板子，就得罰款，遊街示眾就比較過分了，要有很嚴厲的處罰措施。

我覺得我們國家與之相比，政府在規制方面還是比較滯後的，推進我們總有一些雷聲大雨點小，不敢拿點實惠給企業。

主持人：給做好事的企業來真實惠。

鐘宏武：對，就是這個意思，不要讓好心人寒了心。你這樣弄，弄了半天，大家就急了。關於媒體，現在對於企業的媒體監督比以前強化多了，對社會也在進步。但我覺得我們由於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人民可能還有很多方面的問題，但我們常常把這些社會問題歸結於企業身上，我覺得這個不一定是理性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收入分配、高工資等等，我覺得大家冷靜地想一想這些東西的本質和根源是什麼，是不是要企業來承擔，你用這種價值判斷。

主持人：媒體要正確引導一下。

鐘宏武：對，這個是大家一起思考的問題。我們研究機構也有責任，我認為我們的這一次研究就算有很多人罵我，但我依然認為它盡到了它的責任。我希望大家更多的關注這個問題，更多地批評我們。

主持人：多看看這本藍皮書。

鐘宏武：我再簡單地回顧我們做這個書的基本原則和邏輯。理想的社會責任評價是要從社會責任的管理、資訊披露和績效三個方面入手，但是由於中國現在社會責任資訊披露非常落後，我們沒有辦法做出績效評價，所以我們現階段，第一階段的評價橫向就是管理和資訊披露，等大家把資訊披露都做的比較完整了，我們就可以像道鐘斯可持續發展指數那樣做橫向比較。因為我們現在一大半的企業都沒社會責任報告，而且報告寫的也是千奇百怪，百花齊放，少則八頁紙，五頁紙，多的可能八十頁，一百頁也能寫出來，這種東西，它的績效評價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第二個，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拿我們指數來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的真實表現是什麼，我們還是想強調這是一個管理指數和資訊披露指數。當然，它們跟績效有直接的相關關係，但是這個指數不是說你得零分，你就什麼都沒做，只能證明你的社會責任理念還沒有開始。而不是說你社會責任實踐這個領域。

佟梅：回到剛才的話題，金佰利公司把經濟的，人文的和環境的共贏、和諧、可持續。

主持人：這些年你們做了這麼多社會活動，得到回報了嗎？

佟梅：我認為肯定是得到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它作為一個世界五百強企業，能夠在全球150多個國家有運營，其中超過80%的國家的品牌市場佔有率都是屬於第一或者第二。

主持人：美譽度，不可用金錢來衡量。

佟梅：我不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它唯一的能夠取得這個市場或者行業領導者地位的因素，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今天我們講一個企業它可能擁有一個產品品牌，但這個是不足以讓它成為行業的領導者，它之所以成為行業領導者，是因為它有一個社會品牌，就是說能夠被消費者和所有的企業涉及的方方面面，得到一個廣泛的認同，這個認同感我覺得有幾個前提條件。第一金佰利不是一夜之間，一夜成名的公司，所以當時你問我說有沒有公司可能通過公益事業來獲利，我覺得最主要是說你的本意什麼，是說從今天開始不斷地有效的可持續的去執行我的企業社會公民責任，還是為了一夜成名，我覺得這是有根本的不同。

主持人：看你出發點是做什麼。

佟梅：對，我們應該鼓勵這樣的行為，至少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我認為未來金佰利公司還會持續更有力或者更持續地做企業社會責任，因為我們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我們消費者他有了更大的能力，有更好的能力，有這個知情權，因為網路社會的發展，資訊要求我們企業要做的更好。第二點，金佰利公司的業務在中國，我認為在未來也會有更好的更飛速的發展，這個發展是要靠贏得我們消費者和贏得我們企業社會品牌的形象，這個過程來實現。

今年8月，上交所有了專門社會責任指數

曹雪森：我感覺對於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於企業發展的影響，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這一點，就是我們現在有一些企業把社會責任報告叫可持續發展報告。有關社會責任的部門叫可持續發展部門。從“可持續發展”這幾個字就可以看出，就是長期的，一個是長期的對社會履行，同時也是企業自身長期經營發展的一個不斷的追求目標，你在不斷履行，不斷追求過程中，不斷對社會做出的貢獻中，自然會給企業得來很好的口碑和社會的美譽度。最終會讓你的客戶，你的合作者會認可你，在得到客戶和社會認可下自然就會給企業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因為在社會責任報告裏面就有一個標準叫經濟績效，就是要回顧一年以來你這個企業的經營狀況，你對社會，你對股東，你對你的員工，你對你的客戶，你給他們所帶來的一些內容。這是我想談的第一點。

第二點，至於政府在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沒有，咱們就講一件事，從今年8月份開始上交所專門有了社會責任指數，通過證券交易系統可以看到這個指數的，8月份已經有了，這個社會責任指數選擇了在上交所上市的一百家企業作為社會責任指數的樣本企業。
主持人：好現象。

曹雪森：用這一百家企業的股價變動來構成社會責任指數每天的變化。我覺得這就是政府在社會責任，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所做出的有力的這種…

主持人：鐘老師說的，給點實惠。

曹雪森：對，也沒有問題，在規範和管理當中所做的很有力，很明顯的一步。

主持人：政府應該更多地給點實惠，變相的，不是很直接的。（笑）謝謝。

郭毅：我現在感覺到我們在企業社會責任理念上，認識是越來越趨同。像剛才曹總和鐘博士所談的兩件事情，曹總講到的社會責任投資指數，在上交所，鐘博士談到的政府監督、引導，政府在企業社會引導過程中的作用，實際上現在很多政府機構部門，NGO組織，比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還有一些相關的社會責任從事研究的機構，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是這樣一個特點，從原來政府什麼都管，計劃經濟時代，現在變成了有限政府，還以企業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那麼企業變成主體了，企業幹什麼，我有了自主權我幹什麼，這由我決定，這個幹好事還是幹壞事就至關重要。所以這時候需要我們用企業社會責任加以引導。

中國和歐洲企業社會責任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就是政府引導起到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政府告訴企業，哪些是政府部門應該承擔的政府的責任，同時有些行為是政府不能做，不願意做，或者沒有能力做的，這個可能就要由企業來做，但是政府可能需要引導企業來做，也就是鐘博士剛才談到的專案引導、過程監督和後面的績效評價等等這些過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在下個月，在上海會發佈兩個指數，一個就是曹總所講的，50指數，跟曹總講的是一個類似社會責任指數的50指數。

郭毅：對。還有一個是我在主持的叫做城市和諧競爭力指數。就是城市裏頭的政府行政管理機構，比如品質監督部門還有其他的一些像環保部門，如何通過社會責任的整體規劃來激發這個城市當地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我覺得在中國推行企業社會責任過程之中，政府的行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夠起到積極了引導或者說過程監督和最後的績效評價，對整個企業社會責任，區域性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良性、可持續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有幾個例子，比如山東的煙臺，我跟鐘博士都有去考察過，還有深圳、常州。

主持人：政府要加強引導。

郭毅：引導，然後過程監督，到後面，如果你真的做的好的話，我還要給你表揚，給公司進行績效評估，做的不好我告訴你哪里不好，哪個地方是我需要的，需要你做的沒有做的，也告訴企業。

主持人：謝謝。我們今天用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中國企業包括世界企業之間，社會責任之間的差異，以及我們需不需要一個標準，同時推動社會責任我們該怎麼做，政府、企業，包括我們每個公民自己。十分感謝四位嘉賓來到《中國觀察》節目，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