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中國問題診斷

氣候變化：中國問題診斷

去年12月份哥本哈根峰會的失敗讓人們清楚地看到許多刺眼的事實，其中之一就是，通過達成國際共識來解決諸如氣候變化等問題並非最有效的方法。從角逐國家利益到技術知識匱缺之爭，再到由誰來為環境惡化買單的跨國爭論，從全球角度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挑戰層出不窮。但是，在全球氣候變化方面未達成協定的背景下，我們還能做些什麼？3月9日，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教授們在清華的校園內聯合舉辦了一場題為“走向可持續的未來：跨文化研究和技術創新”（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研討會。儘管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但所有專家一致認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家 – 中國和美國 – 有責任為其他國家樹立典範。這件事說易行難。

“在某種程度上，環境問題的兩大來源國正是尋求解決方案時的兩大[障礙]，”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雅克·德里斯勒（Jacques DeLisle）說道，“在這方面，美國和中國的問題尤為突出，而且有著很多複雜的異同點。”

他指出，最大的問題在於，在清理已經造成的破壞以及採取措施來實現更加綠色的未來方面，兩個國家應當肩負何種程度的責任？答案並不簡單。德里斯勒指出，按中國的經濟規模來看，中國提出的降低40%至45%的碳濃度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目標。與此同時，美國也在責難逃 – 美國的許多消費品都產自中國，美國難道不應當對中國的環境惡化承擔部分責任嗎？

德里斯勒和其他法律學術專家一致認為，雖然責任問題錯綜複雜，但還是有希望的。如今，美國對國際法方面的態度比過去十年要友好得多，國內新一代的綠色捍衛者在促進環境議程時也比他們的前輩更加積極果斷。在中國，政府已認識到環境惡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風險，儘管環境方面的法律仍顯薄弱，但是已經從原先較低的基準快速提高。中國政府最近亦將可持續發展定為國家的核心利益，對從地方政府到政府間組織等各個部門起到了積極的激勵作用。

雷聲大雨點小

清華大學法學教授、環境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明越指出，目前在國際範圍內，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法律措施來應對棘手的氣候改變問題。全球的法律“看上去很美”，但在施行方面卻存在不足，特別是由於各國對法律本身有著相互衝突的利益。

而在國家範圍內，此種情況也只不過是差強人意，王教授補充道。中國就是最好的證明。國家領導人日益認識到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重要性，因而出臺了一系列與環境有關的法律。但是法律總是“雷聲大雨點小”，王說道。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中國人的環保意識仍然很低，導致此等法律的施行不利。王指出，需要呼籲許多利益相關者對此採取行動 – 包括政府部門、政治家和企業高管 – 以增加他們在環境問題中的參與。

賓大沃頓商學院法學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環境領袖計畫主任埃裏克·歐茨（Eric Orts）指出，為此，“不能只從一個角度來解決問題。”例如，解決諸如水資源短缺等問題需要的不只是科學研究，還需要商業解決方案和嚴格有力的法制框架，他說道。

人權問題也需考慮在內，清華大學法律學教授李兆傑（James Li）補充道，因為氣候變化影響著食品安全及公共和個人健康與安全。“如果再不進行變革……人類早晚要滅亡，無論貧窮或富裕、強大或弱小。”

但是，變革的基礎應立足本地而非國際，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教授曹靜認為。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學家正在研究如何對當地的污染與全球碳限制之間進行協調。以國內正在討論的是否徵收碳稅為例。目前，中國70%的能源來自煤炭。碳稅可能會使煤炭漲價，使那些較為環保的其他類型的燃料更具吸引力，從而最終減少碳排放，曹說道。此外，“根據資料類比顯示，[此類稅收]對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不大。”獲自該稅收的資金可以用於研發和教育投資。“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非常樂觀。我們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她說道。

進入非政府組織

要改善中國以往的環境表現，方法之一是為非政府組織（NGO）提供發展空間，並鼓勵擴大民間社會，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國際項目主任艾米·嘉士登（Amy Gadsden）表示。她認為，非政府組織可以改善基層環境教育，同時發揮政策監督機構和新思想孵化器的作用。

在美國，民間部門已經成為許多變革的源頭。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加大了他們作為環保問題的公眾代言人的作用。這些民間組織彙集了優秀的科學家、政策分析師等專家，他們提出重要而棘手的問題，在推動立法和提起訴訟以加強施行力度方面發揮重要角色，嘉士登說道。

在中國，當今政府容許非政府組織的存在，但他們未必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儘管民間社會在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因需要在武漢進行城市擴建而掏空了國庫，此時，私人團體介入並幫助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建造橋樑和公路等。

嘉士登認為，城市化、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為現代中國的民間社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雖然中國多數的非政府組織未參與公共工程項目，但他們認為自己能夠填補社會需求和國家供應之間的空白。

但是，中國政府在如何管理非政府組織方面仍舉棋不定。目前，“政府選擇用一種體制來敷衍了事，對民間組織的發展採取既不禁止也不鼓勵的方針。”但這種情況將很快發生變化，嘉士登說道。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放鬆了對私營企業的控制 – 當時正值非常矛盾的時代，資本形成的手段尚未充分確立。儘管如此，私營部門仍蔚然興盛，國家在之後也制定了法律政策來支持發展。

“我認為，中國目前的非政府組織就像是80年代的私營企業，”嘉士登說道，“我希望在未來幾十年裏，政府將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來幫助他們蓬勃發展。”

需要蓬勃發展的遠不止於此，賓夕法尼亞大學材料科學和機械工程學教授約翰·巴薩尼（John Bassan）說道。在未來二十年內，全球的能源需求預計將翻番，而有限的石油儲量不均勻地分佈在全球各地，因此，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保護。“環境保護是困難的，”他說道，“我們還必須提高效率。”

這意味著可再生能源將成為主要焦點，特別是太陽能，巴薩尼說道。雖然可供選擇的可再生能源有不少 – 包括風能、生物質能等 – 但他提出，從長遠來看，太陽能可能是最可行的解決方案。“這是一種非常清潔的能源，我們必須盡其所能，尋求利用這種能源的方法。”

多好才是足夠好

清華大學公共政策和管理學教授齊曄指出，在朝著低碳社會目標發展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的人均能源生產量的效率是中國的四倍，但從能源消費量來看，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美國與中國的能源消費量的比例為10:1。”

這有助於瞭解政策的側重方向。“美國的多數政策針對的是製造業和商業而不是消費者，”齊教授說道。由於政治原因，美國很難針對消費制定政策。“美國不會將消費者行為列入政策目標，因為消費者是選民，”他指出。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前任所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指出，拋開政治因素不談，與發展減排技術相比，讓人們改變生活方式要難得多。例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如果發現減少汽車排放的新方法，人們只會更頻繁地開車，他說道。

部分問題須歸咎於中國的城市化建設，許多主要的城市中心正在重蹈美國城市的覆轍，周說道。比如北京，城市開發商建設了寬闊的街道和雜亂無序的郊區，然後讓人們搬離商業區，造成很長的通勤路程和交通擁堵。更糟的是，國內許多城市正在效仿北京的發展模式，建造他們自己的不可持續的城市建築，寬闊的林蔭大道、雜亂的郊區和分散的商業區。

但是，周也肯定了氣候變化運動的整個進展，從法律結構到國家針對個人消費制定的政策。他表示，我們應當側重於可實現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不是無法實現的“最佳”解決方案。我們的目標不是“低”碳而是“更低”碳。理念的改變會對行動產生巨大的影響，周說道。

來源：沃頓知識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