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陳文琦與王雪紅辭去基金總額147億台幣之基督教中華信望愛基金會董事職務

江素蘭在宏達電年報中揭露擔任該公司''獨立''監察人一職。

董監事姓名住所資料分事務所資料

董監事姓名住所資料
序號職稱姓名
1董 事楊中堅
2董 事朱黃傑
3董 事歐陽家立
4董 事江秀琴
5董 事劉群茂
6董事長江素蘭
7董 事區光穎
8董 事黎少倫
9董 事陳英安


法人登記資料
登記案號101年 法登他 字 599號類別財團
案由變更登記主任楊志純
登記號數2436收件日期101/05/30登記日期101/05/31公告日期101/05/31
登記簿95冊 53頁任期判定1屆期判定4
法人代表江素蘭法人名稱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望愛基金會設立登記日期090/10/12
主事務所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3號8樓
目的本耶穌基督仁愛精神,以宣揚耶穌基督恩典與福音為目的,辦理相關之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以發揮宗教功能,增進社會福祉。
捐助方法由王雪紅捐助
許可機關日期
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台︵九十︶內民字第九00六八七八號函
存立時期永久財產總額14,723,621,266,147億台幣
結案原因准許結案日期101/05/31歸檔日期發證日期101/06/07
代理人一姓名黃美鳳代理人二姓名
送達代收人姓名送達代收人住址郵遞區號
清算人
變更原因董事長王雪紅、董事陳文琦辭任、董事長職務由原董事江素蘭繼任、董事歐陽家立住所變更,繼任董事
繼任董事印鑑。

余杰:彭明敏就是四十二年前的陳光誠——讀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就是四十二年前的陳光誠——讀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

陳光誠奇跡般地逃離宛如納粹集中營般嚴酷的山東臨沂東師古村,成為國際媒體上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眼盲心明的一介布衣,牽動中美兩國最高層的外交博弈,甚至搶過了連續多日佔據世界主流媒體主要版面的薄熙來的“風頭”。中國極度惡劣的人權狀況,繼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空椅子”一幕,由於陳光誠事件的刺激,再度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

如果說臺灣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可以互為參照系,那麼今日陳光誠的逃亡事件,不禁讓我聯想起四十二年前在臺灣發生的彭明敏的逃亡事件。彭明敏以《自由的滋味》為回憶錄的書名,天安門一代的學生領袖柴玲也以《一心一意向自由》作為回憶錄的書名,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核心都是“自由”一詞。看到這兩個書名,讓我聯想起電影《勇敢的心》中蘇格蘭反抗暴虐的英王的英雄華萊士在被斬首前驚心動魄的呼喊——“自由!自由!自由!”那些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人們,為了尋求自由,有時候甚至要付出生命代價,比如企圖越過柏林牆的東德人,比如饑寒交迫的北韓“脫北者”,以及偷渡到香港的內地人。

對於彭明敏來說,他的流亡是“自討苦吃”——他有西方名校的學位,有台大教授的頭銜,有兩蔣接見的殊榮,為什麼還不滿足呢?因為他的內心有一種聲音告訴他,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自由。那麼,自由的滋味究竟有多麼美好呢?就連生活在自由世界、從不感到自由匱乏的哈佛大學教授賴世和(Ddwin O. Reischauer)也被這本書深深打動。賴世和讀完《自由的滋味》之後,主動發去感想:“彭教授的個人經歷,敘述得多麼動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幼年、在蔣政權統治下的優異學術成就、從他故土的流亡——讀起來不能不期望、也不能不相信這些既馴服又似不太馴服的臺灣人,有一天必會在這地球上繼承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塊地。”

留下,還是離去,這是一個問題

在自傳《自由的滋味》中,彭明敏平靜甚至冷靜地將當年死裡逃生的經歷娓娓道來,仿佛是在講述他人的故事一樣。

彭明敏人生的轉折發生在一九六四年,他與謝聰敏、魏廷朝聯名發表《臺灣自救運動宣言》,在宣言的印刷過程中員警破門而入一併將三人逮捕。這與劉曉波因發佈《零八憲章》而被捕極為相似。在被捕的那一刻,彭明敏感歎說:“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員警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

出賣他們的正是他們試圖喚醒的臺灣的普通民眾,其中就有印刷廠的工人、旅館的侍女等底層人民。彭明敏說:“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臺灣人已經腐敗到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社都受命通知員警,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後來彭明敏才知道,每個告密者都獲得了相當豐厚的獎金,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吃人血饅頭”。從耶穌被猶大出賣的那一刻起,這樣的情節就不斷在人類歷史上重演,先知從來就不被他們的同胞所理解。
威逼利誘不果,國民黨當局將彭明敏判處八年的有期徒刑。不過,在國際壓力之下,他當年即被特赦出獄。以此而論,彭明敏比劉曉波幸運得多。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還想在國際上維持“自由中國”的牌子,不得不將其特赦;而中共政權早已圖窮匕見,即便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株連九族,對揭露其“苛政猛於虎”的陳光誠更是窮凶極惡。

雖然出獄了,但整個臺灣對於彭明敏而言,就如同一所放大了一些的監獄。監視他的特務們,整天二十四小時分為三班輪值。“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此一場景,與我在北京居住時的情形如出一轍,我家門前安裝的先進的攝像頭和無時不刻監守的便衣,成為我所居住的社區的一景。彭明敏觀察特務們的作息規律,偶爾可以趁其不備溜出去會見朋友,而我和陳光誠這樣的人根本不能踏出家門一步。這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差異,換言之,即為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之不同。

這是一種比坐牢更加可怕的無期徒刑。如同魚兒離開了水,如同花兒離開了土。彭明敏寫道:“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度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彭明敏還獲知,安全單位已經決定,臺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即毀滅,一個是臺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他本人。他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一名特務頭子威脅他說:“我們不怕任何外國人,不要忘了我們隨時都可以把你毀滅、把你殺掉。你要清楚這點。”而中共的殘暴比國民黨來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國民黨的三人名單相比,中共擬定的是一張有兩百人的活埋名單,我名列其中,劉曉波與陳光誠當然也在其中。如果不是比國民黨更加兇殘,當初共產黨怎麼能夠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江山呢?

對於彭明敏來說,留下還是離去,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他經過許久的思考,才決心要逃亡,並願意冒任何的危險。因為,惟有離開此地,才能獲得自由,才能繼續自己的事業。我亦如是,陳光誠亦如是。離開不是放棄,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即便是銅牆鐵壁也有漏洞

彭明敏的逃亡計畫,從一九六九年二月開始策劃,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年時間。其中,有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他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臺灣時才能托他帶出或帶入。那段時間,因為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彭明敏從孤獨和無力感中掙扎出來,他寫道:“旅途的計畫佔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時間,簡直好像要設計到月球的旅行一樣,其間實有太多的變數、不可知數和危險了。一個獨臂人要環繞地球半圈,而不被發現,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出逃確實是一個奇跡。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手機和互聯網都還沒有誕生,人類的通訊方式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四十二年之後,在陳光誠逃亡的過程中,手機和互聯網已經成為有效的資訊傳遞管道。儘管在中共上百萬網路員警的嚴密監控之下,民間的“網路動員”的能力仍然是不可想像的,它迸發出一股驚人的力量,穿透了“老大哥”銅牆鐵壁般的專制長城。

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的英文版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在當時的環境下,彭明敏中對逃亡的若干細節語焉不詳,乃是因為不願連累諸多還生活在島內的當事人。正如今天“珍珠”不願透露營救陳光誠的細節一樣,解密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二零零九年,《自由的滋味》的中文版在臺灣問世,雖然時過境遷,彭明敏亦未及對這一部分加以補充。不過,當時參與策劃整個逃亡計畫的美國傳教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回憶錄《撲火飛蛾》中,對協助彭明敏逃亡的細節有相當詳盡的披露。唐培禮是彭明敏的摯友,在其最艱難的歲月裡,差不多每週都要與之會面。他在彭明敏的逃亡計畫中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今天幫助陳光誠的,主要是“珍珠”等一群素不相識的網友;而昔日幫助彭明敏的,則主要是一批深具人道主義情懷的美國傳教士。無論是“珍珠”,還是唐培禮,其所作所為,如同司馬遷所雲——“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記,遊俠列傳》)

最後彭明敏與大家告別的時候,唐培禮描述道:“離開前夕,彭哭了,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哭泣。我們都跟他一起落淚。”彭明敏化妝成一名燙傷手臂的日本樂師,使用一名日本友人的護照出境。到達機場的時候,正好來了一批日本觀光客,彭便隨他們一起出關。彭從小在日本長大,日文流暢,且舉手投足之間都帶有幾許日本人的氣質,故而順利過關。在此期間,還發生了讓陪伴他的友人將心提到嗓子眼的一幕:因為太緊張,彭明敏將一些文件忘在海關官員的櫃檯。這個官員跑過來把彭帶回去確認,同時讓他拿回他的檔。那一刻,他們還以為露餡了。上飛機之後,飛機開始滑行了,卻又重新滑回停機位,這又讓他們心跳加速。等候了一刻鐘之後,飛機終於起飛了。

有趣的是,彭明敏逃走三個星期之後,在特務給上級的報告中,彭還在臺灣各處旅遊,住過臺灣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餐廳吃飯。這是根據特務報銷的開支單得出來的“情報”。可見,特務們是如何素餐屍位、中飽私囊的。不久,調查局的很多高級官員因此失去了他們的職位。局長請辭被“慰留”,副局長被革職。那些應該二十四小時監守彭的特務們被關了起來。

與之相比,陳光誠逃亡之後,儘管陳光誠直接向溫家寶提出呼籲,山東的黨政官員卻巋然不動、風風光光,那些在一線守衛東師古村的打手們仍然趾高氣揚、橫行霸道。可見,今日中共的吏治連四十二年前的國民黨都不如:不僅中央已經“腦死亡”,胡錦濤躲藏在幕後默不作聲,溫家寶在前臺言不及義地作秀;而且地方政權已全然黑幫化,警匪無從分別,如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的結尾處所描述的那樣:“他們何其相似乃爾!而今,不必再問豬的面孔上發生了什麼變化。外面的眾生靈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看到人;但他們已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當年,國民黨惱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寫《蔣經國傳》,由情報局出面雇用竹聯幫的陳啟禮實施對江南的暗殺行動;而今,共產黨根本不需要借助黑社會的力量打擊異己,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幫都要黑的流氓集團。

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上帝的眼中,先知的地位遠遠高於國王。彭明敏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臺灣,陳光誠之於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都是帶有先知色彩的人物,他們身上具備的精神力量與道德勇氣,讓與他們同時代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

彭明敏成功出逃,頓時成為一個國際焦點新聞,讓國民黨政權苦心打造的“自由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沉重打擊。不過,不僅蔣介石不高興,對岸的蔣介石的敵人——中共政權——也不高興。這倒不符合毛澤東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名言。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來說,宣導台獨和人權的彭明敏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於是,這一事件也成為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的“破冰之旅”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當時,一向反共的共和黨人尼克森向中國暴君毛澤東拋出橄欖枝,乃是“兩害取其輕”,希望聯中抗蘇。然而,綿延二十載的中美敵意,真能一眨眼成為浮雲嗎?隔著歷史的雲煙來回顧,尼克森此舉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大敗筆。那時,美國對中共政權的承認,讓已經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毛澤東政權重新獲得統治合法性,再度延續了中共的壽命。

在尼克森、基辛格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彭明敏居然成為話題之一。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MacMillan)在《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到毛澤東》一書中引述了當時美中兩國領導人談話的揭秘檔案:二月二十四日與尼克森會談時,周恩來語帶嚴峻地指出,臺灣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彭明敏教授曾在美國獲得一些幫助,而且是在美國人的協助下逃出臺灣。(巧合的是,彭明敏曾是基辛格的學生。)周恩來以認可的口吻補充道,蔣介石知道如何處理臺灣獨立運動的言論;他會鎮壓臺灣的任何獨立運動。

基辛格說:“這不是真的!”他解釋說,沒有任何美國人員或機構對臺灣獨立運動提供鼓勵或支持。尼克森也呼應他的話:“我對今天會談的承諾,全面背書。”

但是周恩來還是不滿意,他堅稱:“我已經收到情報,大意是說,彭明敏之所以能夠脫逃,背後有美國人幫助。”

尼克森仿佛急火攻心地回答:“總理先生,這件事蔣介石不喜歡,你不喜歡,我們也不喜歡!我們跟這件事毫無關係。”
基辛格補上一句:“就我所知,彭博士之所以能離開,大概是受到反對蔣介石的左翼組織協助。”

彭明敏的出逃,確實得到了美國人的幫助,不過是與美國政府無關的美國傳教士,這些傳教士的作為,甚至背離了美國短期的國家利益,卻符合普世的人權原則。在這段對話中,政客之虛偽與無恥,可見一斑。延至今日,奧巴馬政府在處理陳光誠事件上的怯懦與愚蠢,與當年的尼克森、基辛格簡直如出一轍。裡根式的偉大總統畢竟是百年一遇。不過,政客的功利與短視,反倒襯托出先知的遠見與勇銳。

多年以後,彭明敏終於榮歸故里,一九九六年代表本土政黨競選總統,雖然功敗垂成,但他已經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妝重彩的一筆,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之。我亦相信,不久的將來,陳光誠也將如此榮歸故里,淪陷于中共流氓政權的中國的每一寸土地,終將重現光明與生機,陳光誠將用心靈看到這讓他欣慰的一切。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余杰,著名內地異見作家,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被譽為北大才子,經常發表著作批評中國政府,以文章尖銳著稱。前年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遭內地警方拘禁問話,此書在內地禁售。同年底好友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余杰遭酷刑虐打。今年1月流亡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即將出版《劉曉波傳》和《河蟹大帝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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