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民社會期待突破

中國公民社會期待突破

中國公民社會需要政府給予更好的法制環境和稅收環境，需要教育機構提供培訓，更需要公民社會精神內核的根系深紮地下。政府和草根應是夥伴，而不是從屬關係。

以川震的廢墟為襁褓，中國的公民社會在零八年轟轟烈烈地誕生了。無論人們是否認同中國公民社會在川震中崛起的說法，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與內涵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未來選擇的方向，中國社會大踏步地邁向了一個嶄新的公益時代。千千萬萬的志願者和數以億計的捐款不僅標誌著災難中人道主義精神的爆發，更體現了一代人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在神州大地上，一種全新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正在悄然建立，人們似乎猛醒過來，發現自己想要的原來就在前方不遠處。中國已經邁進了公民社會的門檻。

月前，陽光文化基金會主席楊瀾在北京大學博雅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北大—陽光公益創新論壇」上作了這樣一個比喻：「毋庸置疑，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公益的時代。我們是在共同建立一片熱帶雨林，過去，這一片雨林的生態不是非常平衡，它有官方的慈善機構，就像是幾棵參天大樹，它又有一些草根，貼著地皮長著地衣、苔蘚、小草，象徵著深入社區的、生存艱難的草根公益機構，但是這中間缺少豐富的層次，缺少喬木，缺少灌木，缺少藤條，更缺少陽光雨露。」

公益機構和民間組織的發展與壯大是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一個重要標誌。以非政府組織NGO為例，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零年是中國草根NGO的啟蒙發展階段，二零零零年後才進入快速增長期。這種增長與公民意識的萌生和公民社會的醞釀幾乎是同步進行的。福特基金會治理與公共政策項目幹事Kathleen Hartford表達了她對公民社會的認識：「公民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對公民事務的廣泛參與，能夠快速靈活地作出反應，幫助社會找出需求和意義。」要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還需要發動社會力量包括民間力量，而公民組織正在擔負起這些責任。作為中國社會的新生力量，公民組織如果能從縱向聯繫國家與家庭，從橫向聯繫公民個體，把社會連結成一張具有彈性的網絡，必將能幫助中國公民社會由幼年大踏步地邁向壯年時期。

深圳重視發展社會組織

政府政策對公民組織的發展發揮著重要影響力，Kathleen Hartford說，公民社會與政府的關係都非常重要，「公民社會必須考慮和政府一起，不能把公民社會和政府分開」。政府與草根怎樣合作？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李景鵬教授認為應該秉承一種「夥伴關係」的原則：「政府不要把公民社會變成工具，如果是下屬，就不再是夥伴。現在我們就正在不斷地向這種夥伴關係發展，政府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公民組織的重要性。」一向努力走在改革前沿的深圳市政府已經把扶持、發展社會組織作為未來改革任務，致力於形成一個政府和社會組織功能互補、相互協調的社會管理網絡。深圳民間組織管理局的馬宏認為，關鍵是要理順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的關係，把無限的政府改造成為有限的和服務型的政府，更多地發揮民間的積極性。「要給社會組織發展讓步空間」，馬宏說：「譬如深圳市已經決定以後新增的公共服務事項，只要是能給社會組織做的，我們將不再設立新的事業單位，通過購買服務實現政府的公共責任。」他認為應該避免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爭地盤、搶飯碗的內耗，給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環境。

在零八年「公民性」發展的高峰過去之後，人們的頭腦中不免產生了憂慮：零九年怎辦？一零年怎麼辦？未來怎麼辦？當下，握有主動權的中國公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它已成為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關鍵。談到零八年的公民慈善行動，楊瀾說：「這是一次井噴。怎樣管理這種效應，怎樣疏導它，讓它變成可持續的力量，怎樣把它變成一個油田，從中細水長流地不斷得到能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很多人在為零八年的慈善捐款接近一千億人民幣（約一百四十六億美元）而感到興奮鼓舞的時候，楊瀾已經在考慮這種捐款的可持續性——慈善持續下去的機制和後續能力在哪裏？金融危機會不會打擊企業和個人的捐款能力？她認為，在零九年以及之後的幾年內如果還能夠有每年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的穩定增長，這個數字會比零八年那些帶有某種偶然性的數字更具有意義。

除了資金之外，公益活動的可持續性也需要思考。川震後，大江南北的志願者懷著愛心與熱情潮湧般地奔向災區，不料蜂擁而至卻也出現一些越幫越忙的尷尬局面；而如今將近一年過去了，災區又面臨著志願者匱乏的局面，這其中的原因就如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秘書長王汝鵬所說的那樣，中國志願者的體系還沒有正式建立起來，都是自發的，沒有形成規範的、有效的應急組織。此外，志願者缺乏領袖也是志願者群體的一個缺陷，畢竟公益機構沒有精力面對無數個人。王汝鵬說，志願者應該進行領袖的培訓，以領袖來凝聚周圍的個體，這樣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只召集領袖、布置任務就可以了。楊瀾也同意這樣的觀點：「儘管慈善的目的不是營利，但這並不意味著慈善的過程就應該是低效的、管理混亂的。」企業家王石說得則更加直白：「中國缺乏NGO的職業經理人。」就在公益組織人才短缺的同時，成千上萬的中國大學生面臨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如何把公益行動專業化、科學化，使其真正成為一種工作和一項事業，也亟待解決。王汝鵬說：「我們現在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後面的任務還非常艱巨。」

公益組織的發展直接影響到公民社會未來的成長，而這種發展，則需要政府和民間組織在公益活動中不斷創新，因為只有創新，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活力。

在零八年川震的救災中，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收到了十五億三千九百萬元人民幣的捐款，從接到捐款到目前為止一共實施了兩千一百多個公益項目，相當於過去三年項目數量總和的三倍。然而，大量的資金和項目給紅基會造成了過大的壓力，如果再按照傳統的做法，將資金通過省、市、縣一級級組織撥付下去，通過契約把項目一一落實的話，其工作量將難以想像，善款也很容易在源頭或途中滯留，形成「善款堰塞湖」。面對災難中的緊迫局面，紅基會採取了面向社會公開招標的方法，開始尋求與民間公益組織和專業公益服務機構的合作。最初，紅基會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選擇了十五個公益機構，投入了兩千萬元人民幣，平均每個公益機構僅兩百萬元人民幣。但是，這樣一筆錢對於不曾擁有大量資源且長期處於弱勢地位的草根組織來說絕對是一筆大錢，因此他們摸爬滾打，在震區夜以繼日地拼命工作。王汝鵬說，這兩百萬的作用被放大了。與此同時，網絡募捐也興起。影星李連杰的「壹基金」在「五一二」地震當夜即與幾大網站展開網絡聯合勸募。

處於公民社會發展之路上的中國，正努力地培養著自己的創新意識。當王石任理事長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一個由中國企業家巨頭組成的環保民間組織，以民主方式在建立現代企業管理機制的時候，中國NGO研究學者鄧國勝也提出了草根NGO應該向社會企業模式轉型的問題。福特基金會的Kathleen Hartford前瞻性地指出，「中國公民社會應該進入國際公民機構，進入國際民間團體。如果中國的公民社會不進入，就沒有辦法發現國外的好範例，也沒有辦法和全世界分享中國公民社會創新的貢獻」。

中國公益事業尋求創新

嘗試才有發展，探索才有未來。當下中國公益事業和民間組織的創新只是一個開始，未來的道路還很長。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Scott Kennedy有個生動而富有深意的說法：「中國的故事，不是一個黑的故事，不是一個白的故事，而是一個灰色的故事。」中國公民社會中的行為在變化，民間組織越來越活躍，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的貢獻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中國正在努力建立的這一片公民社會的熱帶雨林，還需要政府給予更好的法制環境、稅收環境作為陽光和空氣，需要教育機構提供培訓作為成長的養料，更需要公民社會精神內核的根系深紮地下。楊瀾說，她期待有一天能看到這個熱帶雨林鬱鬱蔥蔥，生生不息。願中國公民社會不斷乘風破浪，走向成熟。

來源：2009/04/19《亞洲週刊》二十三卷十五期